财政“蛋糕”变大

人口增多与粮食亩产提升，引发了宋朝经济领域的第三个显著变化：财政“蛋糕”规模远超前朝。

这是个必然结果。对传统秦制政权而言，财政“蛋糕”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三项因素：人口，物力，汲取手段。其中前两项因素是决定财政蛋糕规模的基本前提。人口对应劳役，物力对应税赋。人口多，可供汲取的劳役就多。物力多（农业时代主要指粮食亩产提升），可供汲取的税赋就多。

当然，即便人口与物力都未增长，秦制政权仍可以通过变更汲取手段，来提升汲取强度与汲取效率，进而做大财政“蛋糕”。不过，这种办法实属竭泽而渔。在短时间里，财政“蛋糕”确实能够得到肉眼可见的提升，但在长时间段里，必会陷入汲取手段越狠，民间的人力与物力便萎缩得越厉害的恶性循环。随之而来的是汲取成本越来越高，财政“蛋糕”不断缩小，最后整个经济体走向崩溃。三国时代的蜀汉政权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据《后汉书·郡国志五》记载，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益州所辖十二郡国，共有1525257户，7242046人。其中仅蜀郡一地便有300452户，1350476人 (21) 。70余年后，刘备夺取益州。当时的具体户口数虽不可知，但益州在东汉末年遭遇的战乱不多，有限的几次如黄巾军马相部之乱与东州兵之乱，持续的时间都不长，规模与残酷性皆不如中原地区。所以益州在东汉末年长期属于人口流入地，吸引了很多荆州与三辅地区（汉代长安附近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个地区）的流民。庞统建议刘备攻取益州，说的便是“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 (22) 。所谓“户口百万”，指的正是益州的总人口超过了百万户。以100万户计算，便有大约500万人口。即便考虑到刘备夺取益州的战争持续了较长时间（两年左右），曹操在汉中之战后又强制迁空了汉中百姓（《后汉书》记载汉中户5万有余，口26万有余），折半计算，益州也至少仍有50余万户，超过200万人口。可是，蜀汉政权在诸葛亮与姜维独掌军权时代一直穷兵黩武，至灭亡之日，竟已窘困至“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23) 的地步。

上述数据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为了维持穷兵黩武政策，蜀汉政权加大了汲取强度，结果导致人口发生急剧萎缩。二是人口萎缩后，军队仍维持在10万人以上；抽调如此多的壮丁入伍，意味着从事生产的劳动力进一步萎缩，也意味着蜀汉政权要想维持财政“蛋糕”的规模，唯一的办法便是加大汲取力度。蜀汉政权仅20万户百姓，却需要4万名官吏来管理，原因便在这里。增加官吏人数，既是为了提升汲取强度维持财政“蛋糕”，也是为了用高压手段维持社会稳定。可是，大量豢养不事生产的官吏又等于抬升了汲取成本。长此以往，即便没有外敌入侵，蜀汉政权的结局也只有溃败——汲取收益越来越低，汲取成本越来越高，财政“蛋糕”越来越小。当汲取成本的提升幅度超过汲取收益的增长幅度时，政权就会陷入无法维持的困境。

两宋与蜀汉不同。在长达300余年的时间里，两宋的财政“蛋糕”总体量虽有起伏（靖康之变前后的起伏最大），但整体而言始终处于不断扩张的态势，“不同的统计方式都显示，从宋太祖、太宗到徽宗朝，财政收入总体趋势是不断上升的” (24)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广州州学教授林勋向朝廷进呈《本政书》，内中称：“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 (25) 虽然林勋只提到了两税正赋，未计入劳役，也未计入体量绝不亚于正赋的诸般杂税，但这番比较已足以说明两宋的财政“蛋糕”增加到了何种程度。

财政“蛋糕”的这种大规模扩张，既得益于人口的增长，也得益于粮食单产的提升。民间有了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两宋政府才会有更多可汲取的对象。同样，两宋财政“蛋糕”的扩张也得益于两宋政府的汲取手段够多、够狠、够有效。用朱熹的话说，就是“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26) ，两宋王朝是历代汲取手段之集大成者。

关于汲取手段的具体细节，本书后文诸多章节皆会涉及，这里只讲一个总的趋势：当民间有了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后，更多更频繁的商业活动成为可能，两宋政府也将财政“蛋糕”的重心，从实物收入（征收粮食与绢绸丝绵等，主要来自二税正赋）逐渐转移到了货币收入（直接向百姓收铜钱）。当然，这并不是说两宋财政中的实物收入少于前朝——如前文所言，北宋天禧五年（1021）的粮食收入是唐朝天宝年间粮食收入的1.31倍——而是说货币收入在两宋财政“蛋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下面这张“唐宋岁入总额与钱币收入占比”表（表3），足以说明这一点。

表3 唐宋岁入总额与钱币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全汉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辑上册，1948年。

表3来自全汉昇先生的经典论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岁入总额即财政“蛋糕”总量，岁入钱数即财政“蛋糕”中的货币收入。需要注意的是，表中岁入总额的单位是“贯石匹两”，货币收入的单位是“贯”。也就是说，该表未将各种实物收入，如粮食、布绢丝绵、草茶盐铁等，全部折算成统一的货币单位“贯”，而是将不同计量单位的收入直接加在了一起。这样做的原因，是考证不同时期各种实物的市场价格难度非常大。即便如此，这张表也已足够直观，足够得出两个结论：一，相比唐朝政府，宋朝政府更愿意向百姓征收货币，而非征收实物；二，货币收入在宋代财政“蛋糕”中的比例不断扩张，最终变成了宋代财政“蛋糕”的主体。

如果勉强将宋代财政蛋糕中的各项实物收入皆折算为铜钱，那么，货币收入在财政“蛋糕”中所占的百分比只会更高。原因很简单：除了粮食与绢的价格在北宋末年曾达到或超过了每石（匹）1贯，其他实物普遍远低于这个价格。布在宋真宗时代是每匹150—300文（1贯等于1000文），丝和绵在宋神宗时代分别是每两65文和每两35文，盐价、茶价、铁价、草价也是如此。学者贾大泉依据上述物价，将北宋财政蛋糕中的赋税总收入全部折算为货币后，得出的结论如下（见表4）：

表4 宋代财政“蛋糕”总额与金钱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3期。

据该表的统计，早在宋真宗天禧末年，朝廷的货币收入占比就已过半，成了财政“蛋糕”的主体。较之唐玄宗时代货币收入只占到3.9%，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这种翻天覆地，固然与赵宋王朝的所谓“商业繁荣”有关，直接原因却是赵宋王朝统治者以货币收入为财政“蛋糕”主体的征税思路——相比征收实物，将手直接伸向百姓的钱袋子，是征税成本更低、征税效率更高的方式。比如，原本收实物的税种改收银钱，得有个折算标准，这个标准完全由官府说了算，百姓无权参与制定，只能集体被迫将收获的实物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市场当然也会因此“繁荣”起来）；再如某地不产某物，本无相关税种，改收银钱后，官府便可以设立名目进行征税，反正收的是银钱，只要有折算标准即可。此外，实物税还存在运输、储存、损耗等诸多烦琐环节，每个环节都意味着成本，远不如直接掏百姓的钱袋子来得便利。

数据也很能体现这种征税思路。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朝廷收到的实物税里，有粮食（谷）3171万石，到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增加至3278万石，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增长幅度仅为3.4% (27) 。增幅这般微小，说明北宋政府对直接征粮的兴趣有限，没有将增收的重点放在这里，不愿为此太多花力气——这当然不是说北宋政府没有加大税收的汲取力度，而是说相比收取实物，政府更愿意将实物税折变为金钱税。所以，货币收入自北宋初年开始即不断翻倍，宋人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

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税易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 (28)

宋太宗时代的“两倍唐室”也好，王安石变法时扩张至岁入“六千余万”也罢，皆是指政府的货币收入。相比实物，赵宋王朝更爱钱。因为收钱更有效率，可以让财政“蛋糕”变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