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新时代”：俾斯麦应召回国

1857年秋天，腓特烈·威廉四世的精神错乱问题更加严重。次年11月，他被迫放弃皇权，任命弟弟普鲁士亲王威廉成为摄政王。威廉亲王一上台，便解除了首相曼陀菲尔的职务，俾斯麦在法兰克福的活动也告一段落。

威廉亲王不如哥哥有政治天赋，他头脑简单、资质平庸，但他性格更坚韧，目标坚定，也能谦虚纳谏，一贯重用他认为可靠的大臣，而且正义感强。但是，他缺乏政治头脑，始终把自己的军人身份摆在首位，相比政治，他对军队管理更感兴趣，认为自己只属于军事这一领域，他最远大的理想仅仅是成为德意志邦联的永久总司令。如果能获得这一职位，他并不在意德意志的其他问题。对于国内政治，他是传统的保守派，痛恨《十字军报》一派和他们的阴谋诡计，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侮辱了自己的道德感。他始终记得，曼陀菲尔一手促成了“奥尔米兹之耻”这一普鲁士最深的耻辱。他和曼陀菲尔及其《十字军报》一派针锋相对，他的敌意更多地出自道德上的不满，而非政治对立。解雇曼陀菲尔后，他不得不组建新的普鲁士内阁，现实促使他选择温和的自由派。

威廉亲王任命霍亨索伦家族的查尔斯·安东亲王为普鲁士首相。查尔斯·安东亲王曾是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公国的最高统治者，但为了加入普鲁士王室，他放弃了公国的主权地位。查尔斯·安东亲王的长子利奥波德是西班牙王位候选人，因觊觎王位而闻名，对于他的王位继承权的争论直接诱发了普法战争；次子查尔斯亲王则是未来的罗马尼亚亲王及第一任国王。查尔斯·安东亲王是摄政王的私人好友，他偏向自由主义阵营，他的大多数内阁成员都是温和自由派。以查尔斯·安东亲王为首的新内阁在普鲁士备受拥护，人们谈论着“摄政王”将开启普鲁士的“新纪元”。普选结束后，下议院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支持内阁以及那些温和的自由主义人士，而此前不久还势力庞大的保守党已大幅萎缩，成为微不足道的少数群体。在这一局势下，俾斯麦从法兰克福被召回普鲁士。摄政王虽然讨厌俾斯麦的政策，但他欣赏俾斯麦的能力，因此摄政王没有彻底解雇俾斯麦，而是将普鲁士外交部门的最高职位——驻圣彼得堡宫廷的普鲁士驻俄大使授予了俾斯麦。

摄政王极为看重这个职位，因为他的外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非常敬重自己的普鲁士舅舅。然而俾斯麦并没有因受此重用而欢欣雀跃，相反地，他为自己从法兰克福被召回愤怒不已，他认为德意志政策制定是自己的功劳，但被召回显然有损威望，也是对自己对德意志政策的贡献的否定。更令他愤怒的是，他的继任者是“周刊党”的冯·乌泽多姆。他看不起乌泽多姆，也厌恶乌泽多姆那古怪的苏格兰血统的老婆。俾斯麦原本和妻子在法兰克福过着惬意愉快的生活，此时却心情沉重，被迫离开。不过在1866年，法兰克福因为他的政策而遭殃时，他也不曾同情过法兰克福半分。

从法兰克福离职，前往圣彼得堡就职期间，俾斯麦在柏林逗留了几天，其间他的朋友冯·恩鲁——1849年普鲁士议会的前自由党议员——曾拜访过他。俾斯麦坦诚地向恩鲁表达了他对普鲁士政策的看法，他表示，强国间利益分歧太大，普鲁士将不可能从强国中找到可靠的盟友；如果普鲁士能正确行事，会发现普鲁士唯一能长久依靠的只有德意志人民。由于俾斯麦的转变巨大，恩鲁感到相当困惑，对此俾斯麦补充道：“我和十年前初入议会时的那个容克并无不同，但我会观察、会思考，能看明白局势变幻，并知道要因时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