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是耶非耶
变法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最有效的检验方式当然就是打仗，前面已经说过，变法的核心就是奖励耕战，耕也是为战服务，所以只要能打胜仗，就说明变法是有效的。恰好此时秦国的老对头魏国在东线战场跟齐国的较量中遭遇大败，这一战魏国丧失大批精锐，主将庞涓战死，太子被俘，最后也死在了齐国，此战正式有名的马陵之战。正所谓趁他病，要他命，公孙鞅抓住机会跟秦孝公分析了一通秦魏势不两立的局面，提出趁机攻打魏国的主张，正好也借此机会，检验一下变法的功效。一场秦魏之间的对决就此上演，秦方的主帅正是公孙鞅，魏方是魏国的公族公子卬，说来也巧，这两位是挚交，公孙鞅以前在魏国的时候跟公子卬的关系很好，没成想这次在战场上相见了，按理说这是打仗呢，双方几十万大军开过来，总不能因为是朋友这仗就不打了吧？但公孙鞅偏偏给公子卬写了封信，说咱俩都是老朋友了，打什么仗呢？今天难得见一次面，不如咱们喝个酒，结个盟，然后散了吧？公子卬也没多想，开开心心地就跑去跟公孙鞅喝酒了。结果公子卬当场就被绑了，魏军群龙无首，被打得大败。
公子卬的大意在今天看来实在有点匪夷所思，按理说，就算彼此有旧交，毕竟这是在战场上，怎么也该有点提防，这被骗的未免也有点太容易了吧。其实，这一类的事情在春秋战国时期屡见不鲜，即敌对双方，其中一方以近乎傻痴的态度被对方骗得团团转，比如我们都熟知的战国末期楚国的楚怀王被秦国的张仪多次忽悠，最终客死异乡。再比如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宋襄公跟楚军交战非要等到楚军渡完河，列好队再开战，结果被人家打得大败，虽然这里的楚国没有耍诈，但宋襄公迂腐的形象确实是跃然纸上，一直以来，我们都把公子卬，楚怀王和宋襄公这一类的人贴上愚蠢的标签，这实在是后人无知的谬见。要解释这种现象还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中找答案。
春秋时代最有名的文化就是贵族文化，贵族文化的核心就是信，偷奸耍诈是最为其所不齿的。反过来，信也是作为贵族的通行证，是他们自觉恪守的优秀品质。但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和战国到来后国际竞争的彻底白热化，让反贵族化的偷奸耍滑行为反倒有了合适的土壤。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就像今天的商业世界一样，货真价实并不一定意味着能竞争过假冒伪劣，如果消费者的购买力和消费观达不到相应的水平，市场运行机制存在一定欠缺，货真价实反而会失去竞争的优势。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再看公孙鞅和公子卬之间的这场较量，就会发现其实是狡诈对信义的胜利，当这样的胜利来的越来越多，信义也就慢慢在战场上褪去，随之而来的是对狡诈的合理化装饰，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兵不厌诈。而信义反倒成了人们耻笑的对象，依托这样的时代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公子卬为什么这么“傻”了。
当然，理解归理解，残酷的现实还是要去面对，魏国为这一次的失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前从秦国手里抢来的河西之地也拱手还给了人家，所谓河西的河指的是黄河，河西之地一丢，位于黄河以东不远处的魏国国都安邑就不能再安逸了。因此不得不迁都大梁，所以历史上魏国有的时候也称梁国。此时魏国的国君魏惠王因此也被称梁惠王，也就是中学语文课本收录的课文《孟子见梁惠王》中的那位。
然而，几家欢喜几家愁，正当梁惠王还在悔恨交加中叹息“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的时候，公孙鞅这边可乐坏了，他因战功得封商、於之地，从此便有了商鞅这个称呼。不过，商鞅却不会想到，靠忽悠打赢的这场仗却为多年后自己的身首异处埋下了伏笔，当然这都是后话，此时的商鞅可谓是志得意满，荣登人生巅峰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给商鞅浇了一盆冷水，这个人就是赵良，赵良此人史书对他的记载很少，却偏偏在史记的《商君列传》中有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这一笔在商鞅的传记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有一天赵良去见商鞅，两人这是初次见面，商鞅大概是从引荐人那里了解到赵良这人还不错，于是便提出想和赵良相结交。赵良却说自己不配做商鞅的朋友。即不拒绝，也不同意，这样的回答引起了商鞅的兴趣，商鞅大概是觉得赵良不认可自己，于是便说“您不认可我对咱们大秦的治理成绩吗？”赵良表示自己并非不认可，而是认为商鞅的治理方式太过暴力，不得人心，只怕这样下去，不会有好下场，并且劝商鞅改弦更张，悬崖勒马。说到底，还是法儒两种不同政治立场之间的辩论，但是让人惊讶的是商鞅明显没有了之前和甘龙他们辩论的锋芒，反而是赵良长篇大论，旁征博引强调德政的重要性，显出压倒性的优势。或许是因为这次的辩论不再关乎变法的实施，而只是两个人关起门来的私下讨论，商鞅愿意做出接受对方指导的姿态。也有可能这段话本身就是后人的附会，为儒家立场故意摆姿态。这实在是传统历史叙述的老套路，凡有暴君、暴政，大概率就会安排一个或几个规劝的人，有的直言进谏，甚至舍生取义；有的则点到为止，力求明哲保身，赵良显然属于后者。而且这一类的情节往往预言性很强，商鞅后续的发展方向也确实如赵良所说的那样“亡可翘足而待”。
就在这场对话结束五个月以后，秦孝公过世，商鞅的最大靠山没有了，新继位的国君正是商鞅之前法办其老师的太子。那位被施以刖刑，砍掉双脚的公子虔终于等到了报仇的机会，告发商鞅谋反，谋反在古代社会是最为敏感的词汇，但凡受到这项指控的，肯定凶多吉少，很多时候也是当权者“合法”地将对方斩草除根的重要手段。商鞅是不是真谋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真倒霉了。商鞅是聪明人，也不去做什么申辩，选择的是最稳妥的保命方式——逃跑，在那个列国林立的时代，只要能顺利逃到其他国家，也并非没有生还的可能性。好消息是商鞅真的就逃出去了，可坏消息是他偏偏逃到了自己曾经坑过的老东家——魏国。《史记》记载商鞅逃到魏国后，魏国人因其曾经欺骗公子卬大败魏师，不愿接纳商鞅，商鞅又想往其他国家逃，没想到魏国人太气了，硬是把商鞅抓住谴送回了秦国。不知道什么原因，魏国人并没有把商鞅遣送到秦惠文王那里，商鞅硬是跑回自己的封地去了，你不是说我反吗？我真就反了。于是商鞅在自己的封邑组织反抗力量，做一做最后的挣扎，挣扎的结果可想而知，商鞅被杀后还被五马分尸。一代变法改革的巨匠就此陨落。
商鞅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这是我在本章的开头就说过的，这是无法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做总结的，赞美他的人认为他能力出众，反感他的人认为他刻薄寡恩，就像司马迁在《商君列传》文末说的：其人“天资刻薄”、刻薄到什么程度呢？西汉人刘向曾在其著作《新序》中对秦新法之严苛有过非常生动的描写，他说“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𫓧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嚎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假如我们也生活在那个在路边弃个灰（丢垃圾）都要受刑的时代，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又会生出怎样的感慨呢？是简简单单的刻薄寡恩可以形容的吗？最大的可能性是我们不仅不会像王安石那样赞美商鞅“能令政必行”，也没有闲心思考他是不是破坏文化事业的始作俑者，我们只会怀有深深的恐惧和愤恨。商鞅虽然被杀，但变法的制度却并没有废止，大秦帝国这辆战车沿着商鞅设计的制度蓝图滚滚向前，最终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开启了高度集权的帝国统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