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世界
我们安宁、亲密、平静地长大，
被突然抛进了这个世界；
千万道波浪冲刷着我们，
一切都令我们着迷，
有些让我们喜欢，
有些让我们烦恼，时不时地
有不安的心绪轻轻摇摆；
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
却被世界斑斓的洪流卷走。
——歌德
当我试图为我成长的时代，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代做一个简明概述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简单地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在我们近千年的奥地利王国中，一切都显得持久，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持久性的最高保障。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得到了议会的书面保障，而议会由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每项义务都有严格的限制。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闪发光的真金形式流通的，这保证了它不会贬值。每个人都知道他拥有多少东西，或者是他得到了多少东西，知道什么事情是被允许的，什么事情是被禁止的。所有事物都有自己的标准、确定的尺度和分寸。如果你有一笔财产，你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出它每年会得到多少利息，政府官员和军官只要看看日历，就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年晋升或是退休。每个家庭都有确切的预算，知道自己要花多少钱在住房与饮食、夏季度假与社交应酬上，此外还一定会为不可预见的意外和生病看医生特意留下一小笔钱。如果你有一栋房屋，你就会觉得你的子孙有了一处安全的居住地。农场和店铺都是代代相传的。婴儿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在储蓄罐或银行里为他存下了人生旅途中的第一笔钱，那是为未来准备的一小笔“储备金”。在这个辽阔的王国里，一切都坚不可摧地屹立在自己的位置上，倚仗着至高无上的老皇帝而存在。但如果皇帝驾崩，你也知道（或者你认为你知道）会有另一个皇帝继位，一切都会保持精心规划的秩序，不会有任何变化。没有人会相信战争、革命和暴乱。所有激进行为、所有暴力事件，在这样一个理性的时代似乎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种安全感是千百万人最值得追求的财富，是人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只有获得了这样的安全，生活才是值得过的，越来越多的阶层都渴望从这珍贵的财产中分一杯羹。一开始只有有产者享受到了这种福利，后来人民大众也逐渐加入进来。安全的世纪成为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屋购买火灾险与失窃险，为自己的田地投保以预防冰雹与气候灾害，为自己的身体购买意外险与疾病险，购买终生养老金，为老年生活做准备，为还躺在摇篮里的小女孩购买保险作为未来的嫁妆。最后，工人们也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取到了常规的工资和医疗保险。用人们攒下钱来投养老保险，购买身故险，预付自己的葬礼资金。只有能够无忧无虑地展望未来的人才能怀着好心情享受当下。
人们怀着这种感人至深的信任，觉得自己可以精心安排好生活的每一步，直到最后都能够抵挡住命运的侵袭，尽管这是一种非常稳健和谦虚的生活态度，但也是一种巨大而危险的傲慢。在十九世纪，那些虔诚信仰自由理想主义的人仿佛走在通往“最好的世界”的康庄大道上。人们轻蔑地看待早先时代的战争、饥荒与暴乱，觉得那是因为人类在那个时候依然不够成熟，不够开化。但现在，其实不过是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所有的邪恶与暴力都得到了最终的征服。这种对从不间断、不可阻挡的“进步”的信仰，在那个时代确实具有一种宗教般的力量。人们更相信这种“进步”而不是《圣经》，他们的福音似乎每天都在因为全新的科技奇迹，而得到确凿无疑的证明。事实上，在这个和平的世纪末，普遍的进步越来越显见，越来越迅速，越来越多面化。夜晚街道上点的不再是昏暗的油灯，而是明亮的电灯，城市主街两侧商店那焕然一新的迷人灯火一直蔓延到城郊。人们已经可以通过电话与远方的人通话，已经可以乘坐不需要马拉的、以全新速度飞驰的汽车，已经实现了伊卡洛斯[1]在空中飞翔的梦想。舒适的家居设备从富人的家宅普及平民家中，人们不再需要去井边或水道边汲水，不再需要大费周章地点燃炉火，卫生的习惯普及开来，肮脏的景象消失不见。人们参与运动，锻炼身体，变得越来越美丽、健康和强壮，街上畸形的人、甲状腺肿大者和聋哑人越来越少见，所有这些奇迹都得益于科学，得益于“进步”这位天使。社会层面也在进步，个体每年都在获得新的权利，司法程序变得更温和、更人道，即使是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广大群众的贫困问题，似乎也不再是不可征服的。越来越多的阶层取得了选举权，有机会合法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学家与大学教授竞相出谋划策，使无产阶级过上更健康甚至是更幸福的生活——如果谁不觉得这个世纪的成就也使自己得到了照耀，而每十年的结束都是一个更好的十年的序幕，那是多么奇怪啊！人们觉得欧洲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就像巫术与鬼魂一样不可相信，觉得那就是野蛮的倒退行为。我们的父辈坚信，宽容与友善就是无往不胜的约束。他们真诚地认为，不同国家与不同宗教之间的界限与分歧将逐渐汇入全人类的共同体，使得全人类都能够享有和平与安全这一至高无上的财富。
那一代人因为理想主义而目眩神迷，乐观地幻想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必然会促进道德水平的飙升，而我们这一代早就把“安全”这个幻影从我们的词典里删除了，当然会对那一代人报以嘲笑。我们在新的世纪里已经学会了不再对任何集体暴行的爆发感到震惊，我们每一天都预料着有比前一天更为残暴的事情发生。因此，我们会严肃地怀疑人类的道德教育是否真的有意义。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2]是正确的，因为他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仅仅看作一张薄薄的纸，任何一刻都有可能会被黑暗世界的毁灭力量冲破。我们不得不渐渐习惯没有立足之地、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安全的生活。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我们早就放弃了父辈的宗教，放弃了他们对人性将迎来飞速而持续的进步的信仰。在这场令人类上千年的努力都灰飞烟灭的灾难面前，我们觉得再去宣扬那种鲁莽的乐观主义是陈腐的、残酷的。但就算那只是一种幻想，那也是我们的父辈致力于斯的美好而高贵的幻想，比今天的那些口号更有人性，更有成效。尽管我对这种幻想有着清楚的认知，也经历了幻灭的过程，我心里的某些部分在私下却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幻想。你在童年时代从空气里呼吸到、吸收进血液里的东西与你是不可分割的。尽管每天有那么多东西在我耳畔聒噪，尽管我自己与无数命运相同的人经历了那么多的屈辱与考验，我还是不能完全否认我青年时代的信仰，也就是：尽管一切如此，世界有朝一日还将再次走向进步。甚至是从我们今天带着扰乱了、破碎了的灵魂，几乎盲目地摸索着与试探着的深渊里，我依然可以望见那些辉映着我童年时代的古老星宿，用继承下来的信念安慰自己，说现在的倒退只是不断进步的永恒旋律的一个间歇期。
今天，因为这场巨大的风暴早已将这一切摧毁，我们才终于明白，那个安全的世界只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但我的父母住在里面就像住在一栋石头房子里一样，从来没有什么风暴或猛烈的穿堂风打破他们温暖而舒适的生活，他们显然还有一种特殊的防风设施：他们属于那些逐渐富有甚至变得非常有钱的有产者，在那个时代，这一点就可以使窗户和墙壁得到牢靠的保护。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属于典型的所谓“上层犹太市民”的生活方式，这一阶层赋予了维也纳文化以本质性的价值，却因此被根除，因为我在讲述他们舒适而安宁的生活的时候，我讲述的并非我个人的故事：在那个价值得到保障的世纪里，有一万或两万个家庭像我的父母一样生活在维也纳。
我父亲的家族起源于摩拉维亚。在那个小乡村里，犹太社群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维持着非常和谐的关系。他们完全没有受到排挤，也没有发展出东部加利西亚犹太人的那种急躁性格。乡村生活令他们强壮有力，走在道路上的样子安稳且平静，就像农民穿过自己家乡的田野。他们早就将自己从正统的教派中解放出来，变成了“进步”这种时代宗教的狂热信徒，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时代也参与选举自己最为尊敬的国会议员。当他们从家乡移居到维也纳的时候，他们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更高级的文化氛围，他们个人的发迹与时代的普遍繁荣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过渡的形式上，我们的家庭也体现出了它的典型性。我的祖父曾经贩售手工纺织品。但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奥地利进入了工业时代。与老式的手工织布方法相比，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和纺纱机使生产过程合理化，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在奥地利，犹太商人以他们的商业洞察力和国际视野，最早认识到进行工业生产的转型不但是有必要的，而且还会获利良多。他们以最少的资本迅速建立了一些临时的工厂，最初只靠水力发电，后来逐渐扩展为统治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波希米亚纺织产业。我祖父作为早期的典型代表，只不过是从事一些成品的中间交易，而我的父亲已经决心要迈入这个新时代，在三十三岁的时候果断在波希米亚北部创办了一个小小的纺织厂，随着时间的变迁，他缓慢而谨慎地将其扩展为一家全国性的企业。
尽管当时的经济环境非常有利，我们的企业依然扩展得非常谨慎。这尤其符合我父亲那种节制和易于满足的天性。他把那个时代的信条“安全第一”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对他来说，拥有一家凭借自己的资本力量办起来的“稳健”的企业——这也属于那个时代偏爱的用词——比通过银行贷款或实物抵押建立起来的大型企业更为实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为一张借据或一张汇票签下自己的名字，在自己的银行里永远是贷方——当然是最稳妥的信贷机构罗斯柴尔德银行[3]——这是他一生中最骄傲的事情。他拒绝任何哪怕只有一点点隐约风险的利润，一生中也从未做过不熟悉的交易。当他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富有的时候，他绝不认为这是由于投机或者特别有远见的经营，而是由于顺应了那个谨慎时代的普遍做法，总是只花掉收入的一小部分，把逐年增长的可观金额积累下来用作生产资本。像多数他的同代人一样，我父亲会觉得那种毫无顾忌地花掉一半收入，从不“为未来做打算”的人——这也属于那个安全时代经常听到的格言之一——属于挥霍无度的类型。在那个经济腾飞的年代，国家还没有想到靠调高几个百分点的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国债和工业债券也有很高的收益，对于那些越来越富有的有产者，这种持续积攒利润的做法实际上只是一种保守的生财之道。但它也还是卓有成效的，不像在通货膨胀的年代，那时节俭的人家遭受偷盗，资产稳固的人们遇到诈骗。在我父母的时代，最有耐心和最不爱投机的人们获利最多。正因为我父亲对那个时代的普遍体系表现出了顺应，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就算以国际标准衡量，他也可以算作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了。不过相比于迅速增长的财富，我们的家庭开销增长的步伐还是显得过于踟蹰。我们慢慢地添置了一些小小的舒适设施，从一座小公寓搬进了一座更大的公寓，在春季的午后会租一辆马车，坐二等卧铺车厢出门旅行。我父亲直到五十岁的时候才第一次享受了所谓的“奢华”——在冬天和我母亲去尼斯待了一个月。总之，靠拥有财富而非展现财富来获得享受的基本态度完全没有改变，作为一个百万富翁，我父亲从来不抽进口雪茄，而是——就像弗朗茨·约瑟夫皇帝[4]只吸廉价的弗吉尼亚雪茄一样——只购买普通的国产雪茄，打牌的时候只下很小的赌注。他坚定地保持着克制的品格，过着舒适但谨慎的生活。尽管他比大多数同行更为体面，也更有修养——他钢琴弹得很出色，写得一手好字，会讲法语和英语——他还是坚持拒绝所有荣誉与荣誉职位，一生都没有追求或接受过什么头衔或名誉，而像他这样的大工厂主经常会获得许多类似的东西。他也从未有求于人，从来都不需要对别人说“麻烦您”或“多谢”，这种隐秘的骄傲对他来说比任何外在的名誉都重要。
每个人在生命中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时刻，就是发现自己的形象与自己的父亲走向了重合。这种偏向私密生活与隐姓埋名的生活方式开始在我身上起作用，一年比一年更强烈，实际上已经与我的职业形成了矛盾，因为我的职业要求我不得不公开我的名字与我这个人。但出于同一种隐秘的骄傲，我拒绝了所有形式的外在荣誉，没有勋章，没有头衔，没有担任任何协会的主席，也从未加入过任何学院、理事会或评审团，甚至坐在宴会桌边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种折磨了，一想到要为某事同某人讲话，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出第一个字，就已经感到口干舌燥了——就算我只需要转达别人的请求。我知道，在一个只能通过诡计和逃避才能维持自由的世界里，我的拘谨是多么不合时宜，就像歌德老人曾经说过的那句睿智箴言一样：“勋章与头衔是灾难到来时的缓冲器。”但我体内有我的父亲，有他那种隐秘的骄傲逼着我退缩回去，我无法抗拒他。我感谢他让我得到了也许是我唯一安全的财富：内心的自由感。
我的母亲娘家姓布雷陶尔，那完全是另一种出身，一种国际化的出身。她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从小就讲意大利语和德语，当她想要同我的外祖母或她的姐妹说些用人听不懂的话的时候，她就会使用意大利语。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吃意大利烩饭，那时还不常见的洋蓟，还有其他南方料理的特色菜，之后我来到意大利，刚一到达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但我母亲并非来自一个意大利家族，而是一个刻意使自己变得国际化的家族。布雷陶尔一家原本经营银行业——以大型犹太银行业家族为榜样，当然规模要小得多——从早年居住的与瑞士接壤的小地方霍恩埃姆斯分散到世界各地。有一支去往圣加仑，另外的分支去往维也纳和巴黎，我外祖父去了意大利，有一个舅舅去了纽约，这种国际性的关联使他们变得举止文雅，视野开阔，因此也有了某种家族自豪感。这个家族里没有小商贩，没有掮客，只有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和医生，所有人都讲好几种语言，我还记得在巴黎姨妈家的桌边，大家是多么自然地从一种语言切换到另一种。这是一个致力于“自立”的家族，如果有一位穷亲戚的女孩要出嫁，整个家族就会为她筹备一份丰厚的嫁妆，以免她“下嫁”。我父亲作为大工厂主确实是受到了尊敬，我母亲的婚姻生活尽管非常幸福，却决不容忍他将自己的亲戚与她的亲戚相提并论。布雷陶尔家族的所有人身上都具有这种出身“良好”的骄傲感，这种骄傲感根深蒂固，在许多年后，他们中间的一员想向我表示特别的好感，就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说道：“你才是真正的布雷陶尔家的人。”好像他想通过这句话表达的是：“你可真会投胎啊。”
有些犹太家族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也会用这种自视高贵的态度对待别人，我和我哥哥从童年时期起就觉得他们又好笑又可气。我们总听人说，一些人是“高贵”的人，另一些人是“鄙俗”的人，每个朋友都要受到调查，是否来自“上流”的家庭，还要检验他家族里亲戚的所有分支与财产状况。这种持续不断的等级划分实际上是当时每个家庭和整个社会的主要话题，我们那时候觉得这样做非常可笑和势利，因为所有的犹太家族都不过是在近五十年或一百年间才拉开差距的，而他们之前都来自同一个犹太聚居区。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上流”家庭的这个概念在我们这些男孩看来虽然不过是假贵族装模作样的闹剧，实际上却表达了犹太人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一种倾向。人们一般觉得，变得富有是犹太人真正的，也是最典型的生活目标。但完全不是这样。变得富有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真正目标的手段，绝不是内心中的目标。犹太人的真正意愿，犹太人潜藏于心的理想是精神层面的进步，是进入更高的文化层次。东方正统的犹太生活更强烈地反映了整个民族的优点和缺点，在那里，精神生活绝对高于物质生活已经成了一句至理名言。虔诚的《圣经》学者在社群中的地位要比一个富豪高上几千倍，甚至最富裕的有产者也更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赤贫的学者而非商人。精神生活的至上地位贯穿了犹太人的所有阶层，甚至在风吹雨打中沿街叫卖的小贩也不惜付出最大的代价，至少供自己的一个儿子上大学，如果他们中间出了一个达成了某种精神成就的人，比如一位教授、一位学者、一位音乐家，他就会被认为是全家的荣耀，好像他通过自己的成就光耀了门楣。犹太人不知不觉地寻求着某种东西，想要从道德败坏的、卑鄙的、吝啬的和除了做生意一无所知的人们中间逃离出来，跻身于更纯洁、更清高的精神生活领域，就好像——如果用瓦格纳[5]的方式表达——要将自己和整个民族从金钱的灾祸中解救出来。因此，在犹太民族中，对财富的渴望在两代、至多三代人里就耗尽了，而恰恰是在家族的鼎盛时期，后辈会开始不想接手父亲的银行或工厂，不想接手已经站稳脚跟、生意兴隆的企业。有一位罗斯柴尔德勋爵成了鸟类学家[6]，沃伯格家族出了一位艺术史学家[7]，卡西尔家族出了一位哲学家[8]，沙逊家族[9]出了一位诗人，这绝非偶然，他们都顺应了那种同样的无意识冲动，想要摆脱那种狭隘的犹太生活与单调冰冷的金钱交易，可能也因此表达了那种从单一的犹太生活逃往属于普遍人性的精神生活的隐秘渴望。一个“上流”家族不仅仅意味着它以此标榜可以得到的社会地位，它指的是一种摆脱了犹太聚居区强加给它的所有缺陷、狭隘与悭吝的犹太文化，在适应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中尽可能地释放出了一种宇宙化的文化，或者是已经开始释放出了一种宇宙化的文化。随着多得惊人的犹太人开始从事与智力相关的职业，这种向着精神生活的逃亡就与先前局限于物质的生活一样，为犹太民族带来了灾难，这显然也属于犹太民族命中注定的永恒矛盾。
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那样热衷于文化生活。正是因为君主制，因为奥地利已经几百年来既无政治野心，也无后果重大的军事行动，国家自豪感就建立在了对艺术霸权的强烈渴望之上。在一度统治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面前，德国、意大利、佛兰德斯[10]和瓦隆[11]那些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地区都早已衰落，唯有我们的首都完好无损地保留了它昔日的荣光，它是宫廷的珍宝，是上千年传统的守护神。罗马人为这座城市建造了第一块基石，那是一道堡垒，是保护拉丁文明不受蛮族侵袭的前哨阵地，一千多年以后，奥斯曼人入侵西方，摧毁了帝国的这些城墙。这里曾有尼伯龙根人的足迹，这里诞生的七颗不朽的音乐之星曾经照亮了世界——格鲁克[12]、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和约翰·施特劳斯[13]——这里是欧洲文化所有的分流融汇之地，无论是在宫廷里、贵族中还是平民中，德国人与斯拉夫人、匈牙利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佛兰德斯人都血脉相连，这才是这座音乐之城真正的天赋所在，它将所有反差和谐地融汇成一种全新且独一无二的奥地利文化与维也纳文化。这座城市天生就乐于接纳，同时也特别善于接纳，能够将各种各样的人才吸引到这里，使他们的力量彼此交汇，最终博采众长。生活在这里，生活在这种精神层面非常融洽的气氛中是非常舒适的，这座城市中的每个市民都在不知不觉中被熏陶成了超越民族主义的人、世界主义者与世界公民。
这种兼收并蓄的艺术，这种温柔且富于音乐性的过渡文化从城里建筑物的外观就能看出来。在数百年的缓慢扩张中，维也纳由内向外进行着有组织的延伸，人口已经有两百万人，具有了一切大城市所具有的消费水平和现代设置，却没有变得过于庞大和脱离自然，就像伦敦和纽约那样。城市边缘的房屋或倒映在多瑙河的壮阔波澜之上，或消隐在花园与田野之间，或攀附在阿尔卑斯余脉绿荫葱葱的小山丘上，你几乎分不清哪里属于自然、哪里属于城市，自然与城市相互交融，毫无冲突。你会发自内心地认为，城市的扩张就像树木不断增添年轮的生长。环绕着城市最珍贵的核心的已经不再是古老的有着炮台的城墙，而是两侧布满了精美建筑的环形大道。内城由古老的宫殿与石化的历史遗迹组成：这里是贝多芬曾经进行过演奏的里希诺夫斯侯爵府[14]，那里是海顿曾经造访过的埃斯特哈齐侯爵府[15]，在古老的大学[16]里，海顿的《创世记》得到首演，霍夫堡宫[17]里住过好几代的帝王，美泉宫[18]迎接过拿破仑的探访，在斯蒂芬大教堂[19]里曾有基督教世界的侯爵联合起来，为欧洲把自己从土耳其手中拯救出来而下跪，进行感恩祈祷，在大学的院墙里，可以见到无数出色的科学家。其间还耸立着骄傲而华丽的新式建筑，比如闪闪发亮的林荫大道，还有炫目迷人的众多商店。但旧的建筑并不去指摘那些新的建筑，就像敲下来的石头不会指责无动于衷的大自然一样。生活在这里真的是太完美了，这座城市对所有外来者都敞开胸怀，热情好客，这座城市的气氛非常愉快，就像巴黎一样，充满了欢愉的气息，同时还能够享受到更为自然的生活。人人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的城市，但所谓的文化，不就是以艺术和爱情遮蔽粗俗生活的那一层最精致、最轻柔、最微妙的薄纱吗？在烹饪上面，我们要求精致可口，尤其讲究葡萄酒、微苦的鲜酿啤酒、豪华的饭菜与蛋糕，这座城市也要求更微妙的享乐方式。奏乐、跳舞、看戏、社交，就连让自己变得举止得体和讨人喜欢，在这里也被当作一门特别的艺术。而军事、政治和商业，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算不得什么头等要事。一个普通的维也纳市民每天早上打开报纸，第一眼看的不是国会的辩论或世界上发生的大事，而是剧院里上演的剧目，而其他地方的城市肯定无法理解这座剧院到底为什么对于公众生活这么重要。因为皇家歌剧院与皇家剧院对维也纳人和奥地利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演员站在上面表演戏剧的舞台，更是一个反映宏观世界的微观宇宙，是社会看待自身的五色反光，是唯一有着好品位的“宫廷侍臣”[20]。观众以宫廷演员为参照物，学习如何穿戴，如何走进一个房间，如何谈吐，以及一个有品位的人应该用什么词，不应该用什么词。舞台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场所，也是一册传授良好举止与优雅谈吐的有声指南。那时候，只要是和皇家剧院有点关系的人，头上顶着的尊重的光环就好像圣人的光圈一样。总理或最富有的大亨走在维也纳的街上，可能都没有人回头去看他们，但如果是一位宫廷演员或一个歌剧女演员走在街上，那么所有的女售货员和马车夫都认识他们。如果我们在路上见到了其中的一个（每个人都收集他们的照片和签名），我们这些男孩就会骄傲地互相讲述，这种近乎宗教性质的个人崇拜十分猛烈，甚至影响到了他们身边的人：索恩塔尔[21]的理发师和约瑟夫·凯恩茨[22]的马车夫都是受人尊敬的人，人们在背地里嫉妒他们，年轻的贵族为与演员穿了同一件衣服感到骄傲。每位著名演员的生日或葬礼都轰动一时，让所有政治事件黯然失色。自己的剧作能在皇家剧院演出是所有维也纳作家的最大梦想，因为这意味着终身享尽富贵，得到许许多多的荣誉，例如终身免费欣赏戏剧，收到所有官方活动的邀请，还可以到宫廷里做客。我还记得我自己参与到这个梦想中的方式是多么盛大。一天上午，皇家剧院的导演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先进行了祝贺，然后告诉我，我的剧本被皇家剧院接受了。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在我的房间里看见了他留给我的名片。导演已对我做了正式的回访，那时候我二十六岁，就因为成了皇家剧院的剧作者而一举变成了一位“绅士”，可以与皇家学院院长平起平坐[23]了。剧院里发生的事情似乎和每个人都直接相关，甚至是和那些根本没有直接关联的人。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厨娘含着眼泪跑进房间：因为刚刚有人告诉她，夏洛特·沃尔特[24]——皇家剧院最著名的女演员——去世了。这种强烈的悲伤的古怪之处在于，这位几乎文盲的老厨娘肯定没有去过著名的皇家剧院，也从来没有在舞台上或生活中见过这位沃尔特，但在维也纳，一位全国闻名的女演员就是整个城市的集体财富，就连毫不相干的人也会觉得她的死亡是一场灾难。每一位著名歌手或艺术家的离去都会立刻演化成一场全国性的哀悼。当举办过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首映式的“老”皇家剧院被拆除的时候，整个维也纳社交界都像出席葬礼一样庄重，人们聚集到剧院里，幕布一落，就都冲上舞台，至少把一块他们心爱的艺术家曾站在上面工作过的碎木板带回家去。几十年后，我们依然能在十几户人家里看到这些不起眼的碎木板被珍藏在昂贵的盒子里，就像教堂里神圣的十字架的碎片。当贝森朵夫音乐厅被拆除的时候，我们自己家里的人也没有表现得明智多少。
这个专门演奏室内乐的小音乐厅其实只是一座平平无奇的建筑，没有多少艺术性，它以前是列支敦士登公爵的马术学校，只是为了满足音乐厅的需要做了一些改造，在墙壁上贴了一些木板，但它却能够与一架古老的小提琴产生共振。那是音乐爱好者的圣地，因为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和鲁宾斯坦[25]都曾经在里面演奏过，因为许多著名的四重奏都在这里完成了首演。现在它必须屈服于新的建筑计划。对我们这些在这里度过了许多难忘时光的人来说，这是难以置信的。那天，罗斯四重奏组[26]的演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优美，当贝多芬乐曲最后的节拍结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我们大声呼喊、鼓掌，有些女人激动得哭了起来，谁都不愿相信这就是永别了。大厅里的灯熄灭了，就为了把我们赶走，但四五百个狂热的乐迷没有一个离开座位。我们在那里坐了半小时、一小时，好像这样就可以挽救这座神圣的音乐厅。为了保护贝多芬离世的那栋房屋不被拆除，我们这些学生曾经是怎样写请愿书、示威游行、写文章进行斗争的啊！每当维也纳拆掉一座历史悠久的房屋，我们都觉得这是从自己身上撕下了一片灵魂。
这种对艺术的狂热，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贯穿了维也纳所有的阶层。因为上百年的传统，维也纳其实是一个阶级分明的城市，同时——正如我之前写到的那样——也是一个非常和谐多元的城市。话语权依然掌握在皇室手里。皇家城堡不仅在空间意义上是城市的中心，在帝国的超越民族的文化意义上也是中心。城堡周围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大贵族的宫殿，它们形成了第二道墙垣。然后是“上流阶层”，包括小贵族、高级官员、工业资产阶级和“世家”，再往下是小市民阶级和无产阶级。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甚至就在自己的领地里，大贵族住在市中心的宫殿里，外交使团住在第三区，工业家和商人住在环路附近，小资产阶级住在内城区，从第二区到第九区，无产阶级住在外城区。但这些人都可以在剧院里和盛大的节日里交流，比如，在普拉特公园举行花车游行的时候，会有十万人对着坐在华丽马车里面的人物高呼三声“万岁”。在维也纳，一切都会变成节庆的理由，以色彩或音乐使人陶醉，无论是宗教游行还是耶稣圣体瞻礼[27]，无论是军队游行还是“皇家音乐表演”。甚至连送葬队伍都有人兴味勃勃地追随，每个真正的维也纳人都一定要为葬礼装扮出一具“精美尸骸”[28]，并组织盛大的送葬队伍，安排许多亲友同行。在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看来，甚至这个人的死亡对别人来说也有观看的乐趣在里面。整座城市都敞开胸怀，接受所有色彩、声响与节庆，接受以表演或反映生活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节目带来的乐趣，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真实的生活中。
这些戏迷实际上过着最卑微的生活，却不顾一切地追求所爱之物，这种属于维也纳人的戏剧情节多少有些可笑。比起我们强硬的邻居德国，我们奥地利人对政治态度冷淡，经济也停滞不前，其中部分原因就是我们过于追求享受。但在文化层面上，对艺术价值的崇尚却成了我们的特点——面对任何艺术成就都要怀有坚定的敬畏之心，然后在长达数世纪的实践中获得蔚为可观的知识，最终由于这种知识，我们在所有的文化领域都达到了杰出的水平。艺术家总是在受到珍视甚至是被人高估的环境里才会有最舒服和最兴奋的感觉，艺术总是在成为全民族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的时候才会登峰造极。就像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和罗马吸引了大批的画家，培养出了许多大师，因为每个画家都觉得自己正面对着全体市民进行着不断的竞争，所以必须不断地超越他人，超越自我。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也知道，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有多么重要。在维也纳歌剧院和维也纳皇家剧院，没有什么会被人忽视，任何一个错音都会被观众立刻发现，任何错误的进入旋律的时间、任何一次没有把节拍唱满都会受到责备，而这种监督者不仅仅是首演时列席的专业批评家，还有每天在不断的比较中把耳朵打磨得越来越灵敏的观众。这个时期的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习俗方面都不尽如人意，人们对待“草率之处”都比较包容，对许多错误也视而不见，就是在艺术的事情上绝不通融：这关乎城市的名誉。每位歌手、演员和音乐家都必须一直保持最好的状态，否则就会失宠。在维也纳成为明星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但要一直维持自己的地位可不容易，因为一丝疏忽都不容谅解。维也纳的每位艺术家都知道观众一直在毫不留情地监督着他们，也正因如此，他们都努力维持着最好的状态，突破自己的界限以求臻至化境。从青年时代开始，我们就都会用严格甚至苛刻的标准衡量每一位艺术家一生中的所有演出。如果你熟知古斯塔夫·马勒[29]指挥的具有铁律的歌剧的所有细节，如果你知道那些乐师是怎样被谨慎地调动起来，融合得浑然天成，你就很难对今天的戏剧或音乐表演感到完全满意。我们也因此学会了在每一场艺术演出中严格要求自己。维也纳曾经达到的水平，对我们来说，在过去和现在都可以作为典范，全世界也没有多少城市培养出过这么多新一代的艺术家。这种有关正确的节奏与顿挫的知识已经深入到了人民中间，因为即使是坐在“霍里根”[30]里最低微的市民，对乐队演奏也会提出有板有眼的要求，就像是在要求一杯美酒；在普拉特公园里，人们也很清楚哪些军乐队的演奏听起来最为“酣畅”，来表演的是“德国的大师”还是“匈牙利的大师”；如果你生活在维也纳，你都能够从空气中呼吸到节奏感。与这种音乐性相似的是，我们作家也会在一篇精心书写的散文中表现出乐感，而其他普通人则会注意在社交行为与日常生活中保持着同样符合节奏的风度。在所谓的“上流”社会里，出现一个没有艺术感和仪式感的维也纳人是不可设想的，即使是在下层阶级中，最贫穷的人也能够被风景、人类享乐的诸多方式激发出某种对美的本能，并将这种本能带到生活中去。如果没有对文化的热爱，如果面对这种生活中最神圣的“冗余之物”不能抱有享受-审视的态度，你就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
如今对犹太人来说，适应定居地的民族或国家的环境已经不再只是一种表面上的保护措施，也是一种内心深处的需求。他们渴望一个家乡，渴望安宁、休憩、安全与接纳，这迫使他们充满热忱地与周围的环境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几乎没有一次——除了十五世纪在西班牙——比在奥地利更幸运和更成功。犹太人在这座帝国的都城已经定居超过二百年，在这里遇到了一个轻松愉快、善于与人共处的民族，在他们浮躁的表面之下有着追求精神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深厚本能，而精神价值与审美价值也正是犹太人非常看重的。他们在维也纳遇到的还不仅仅是这些，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属于个人的使命。在上个世纪，奥地利失去了传统上艺术的保护者与赞助者：皇室和贵族。在十八世纪，玛丽亚·特利莎[31]请格鲁克来为自己的女儿上音乐课；约瑟夫二世[32]以非常专业的姿态与莫扎特探讨他的歌剧作品；利奥波德三世[33]自己就会作曲，但后来的皇帝弗朗茨二世和斐迪南[34]对艺术完全不感兴趣；我们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八十多年的人生中从未读过一本军队名册以外的书，甚至都没有亲手拿过一本书。很明显，他也不喜欢音乐，而那些大贵族也都不再继续赞助。在过去，埃斯特哈齐侯爵让海顿住在自己家里，瓦尔德施泰因[35]家族竞相争取在自己的宫殿里首演贝多芬的作品，家族中一位名叫图恩的伯爵夫人还亲自跪在这位音乐魔王的面前，请求他不要把《费德里欧》从剧院的保留节目中撤下，这样的荣光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就连瓦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和胡戈·沃尔夫[36]也得不到一点资助。为了让交响音乐会继续展现出原先的高水准，为了使画家和雕塑家可以维持生计，市民阶层不得不临危相助，重振维也纳文化的古老光辉，而犹太市民恰恰站在了最前列，这印证了他们的骄傲与野心。他们一直热爱这座城市，内心深处也变成了维也纳人，但只有通过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他们才会觉得自己配得上将维也纳作为故乡，才会觉得自己成了真正的维也纳人。在公共生活领域，他们发挥的影响实际上微乎其微；在皇室的荣华面前，所有的私人财富都显得微不足道，领导政府的高官都将职位交给自己的继承人，外交界属于贵族，军队和高级官员都掌握在名门手中，犹太人甚至没有跻身于这些特权阶层的野心。他们顺应了社会的节奏，对这些传统特权表现出尊重，就好像它们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我自己就记得我父亲一生都不愿意去萨赫饭店用餐，并不是出于节俭——它的价格与其他大酒店价格的差别小得可笑——而是因为一种天生的距离感：他觉得自己出现在那里会很尴尬，无论是坐在施瓦岑贝格[37]亲王还是洛布科维茨[38]亲王旁边的桌子上，都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只有在面对艺术的时候，维也纳的所有人才觉得自己享有平等的权利，因为在维也纳，爱与艺术被视为一种共同的义务，而犹太资产阶级的帮助与支持对维也纳文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受众”，是他们挤满了剧院和音乐厅。他们买书、买画、参观展览，思想变得越来越活泛，越来越不受传统束缚，促进了所有新生事物的发展，并且成为它们的守卫战士。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艺术收藏都是因他们而形成，几乎所有的艺术尝试都要通过他们才能得到实践。如果没有犹太资产阶级满腔热情的支持，那些热衷于赛马和打猎却不愿意支持艺术的皇室成员、贵族和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肯定会使维也纳在艺术方面也落后于柏林，就像奥地利在政治方面已经落后于德意志帝国。如果谁想在维也纳做出什么新东西，如果哪个异乡来客想在维也纳得到理解、找到受众，都要依靠犹太资产阶级。反犹主义时期是唯一一次对建立所谓的“民族”剧院的尝试，但是既找不到编剧，也找不到演员和观众，几个月以后，“民族剧院”就惨淡收场，正是这个例子让人们第一次发现：十九世纪举世瞩目的维也纳文化，有十分之九是由维也纳犹太人促进、哺育甚至自创的文化。
就在十九世纪最后的几年里——就像犹太人在西班牙面临同样悲惨的结局之前一样——维也纳犹太人在艺术方面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但并不是以特有的犹太文化方式，而是以一种奇迹般的与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交融的方式，做出了极其强烈的表达。卡尔·戈德马克[39]、古斯塔夫·马勒和阿诺尔德·勋伯格[40]因为创作了具有创造性的音乐而闻名国际；奥斯卡·斯特劳斯[41]、莱奥·法尔[42]和埃梅里希·卡尔曼[43]使传统的华尔兹舞曲和轻歌剧开出了新鲜的花蕾；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44]、阿图尔·施尼茨勒[45]、理查德·贝尔-霍夫曼[46]、彼得·阿尔滕贝格[47]的作品使得维也纳文学在欧洲也居于先列，这是在弗朗茨·格里伯尔泽[48]和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49]时期也从未到达过的地位；索恩塔尔和马克斯·莱因哈特[50]使得这座戏剧之城再度闻名于全世界；弗洛伊德和众多科学巨匠使久负盛名的维也纳大学变得更加瞩目——在各个方面，犹太人作为学者、作家、画家、导演、建筑师和记者，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不容争辩的至高地位。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对融入这座城市的渴望使得他们完美地适应了这里，此外他们也以能够努力提高奥地利的声誉为荣。他们觉得为奥地利做的贡献就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今天欧洲和美洲在音乐、文学和戏剧上的许多成就，都来自古老的奥地利文化的复兴，来自维也纳犹太人创造的艺术品，而犹太艺术的表达也因此达到了几个世纪以来精神追求的制高点。几百年间漫无目的的智识在这里与一种已经开始变得疲倦的传统结合起来，怀着新鲜的力量与不倦的活力对艺术进行滋养、焕发与升华。直到最近几十年，人们才发现那种暴力推行民族化与地方化的做法给维也纳带来了多大的破坏，维也纳的精髓与文化就建立在与相异元素的碰撞之上，维也纳在精神上就是超民族的。因为维也纳的天赋——尤其是音乐方面的天赋——总是在于将所有民族和语言的矛盾融合起来，维也纳文化是一切西方文化的综合体，如果你在那里生活过、工作过，你就会觉得自己摆脱了狭隘与偏见。要做一名欧洲人，没有在哪里比在维也纳更轻松了，我知道我也要感谢这座城市，感谢我很早就学会了自马可·奥勒留[51]时代起一直受到维护的罗马精神，也就是那种超越民族的精神，并将它作为我心里最高的理想加以热爱。
在那个古老的维也纳，人们的生活幸福、轻松而无忧无虑，只有北方的德国人有些恼怒和轻蔑地看着我们这些多瑙河对岸的邻居，我们没有变得“实干”起来，没有维持严格的纪律，而是放任自己，享受生活，品尝美食，在节庆活动上与剧院里寻欢作乐，创造出杰出的音乐。维也纳人没有那种最终给所有民族与所有生命带来了痛苦与毁灭的德国式的“实干”，也没有那种超越其他国家、不断向前追逐的野心，维也纳人喜欢愉快地闲聊，维持舒适的人际关系，人们的和善态度使每个心无妒忌的人都能够达成一种也许是极致的和谐状态。“随心所欲地去生活，也允许他人去生活”是维也纳的座右铭，如今在我看来，这一原则也依然比所有的指令更加人道，而且它已经在所有阶层里不可抗拒地普及开来。穷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国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之间尽管偶尔会互相讥讽，却依然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甚至在政治和社会运动中也不会产生可怕的仇恨之心，仇恨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作为战争的残毒，渗入了时代的血液。在那个古老的奥地利，人们互相攻击的时候要磊落得多，人们可以在报纸上、议会中互相痛骂，但这些议员在进行过西塞罗式的长篇大论之后，还是可以友好地坐在一起，喝上几杯啤酒或者是咖啡，讲话时以“你”相称[52]；就算是在反犹太主义党派的领导人卢格尔[53]任市长的时候，人们的私人交际也没有任何变化，我自己就必须承认，无论是在中学里、大学里还是在文学界，我作为犹太人都没有经历过丝毫的排挤或轻蔑。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党派与党派之间的仇恨在报纸上还不常见，那种仇恨也并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分割开来；在公共生活中，那时候群众的从众心理也没有像今天这么令人反感；个人行为的自由与不干涉他人的生活还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在今天已经是难以想象的了；人们不会像今天一样把忍耐看作软弱的表现，而会称赞它是一种道德上的力量。
我出生和长大的世纪并不是那么充满激情。那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社会阶层分明，正在经历平稳的过渡期。那是一个毫不匆忙的世界，全新的速度还没有从机器、汽车、电话、收音机和飞机这些发明过渡到人们身上，时间与年龄都以另外的尺度衡量。那时的人们生活得更加舒适，当我试图回想我童年时站在我身边的成年人的形象时，我注意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年纪轻轻就发了福。我的父亲、我的叔叔、我的老师、商店里的售货员和站在乐谱架边的管弦乐手，到了四十岁都变成了模样“稳重”的人。他们走路很慢，谈吐得体，讲话时用手捋着那精心梳理、常常已经花白的胡须。但花白的须发只是“稳重”的一种新象征，一个“得体”的人还需要刻意避免年轻人的行为方式和骄傲态度，把年轻化的举止当作某种不合时宜的存在。即使在我很小的时候，在我父亲还不到四十岁的时候，我也回想不起来有哪一次见过他快步走上或者是走下楼梯，或是表现出明显的慌乱。慌张在那个时代被看作不得体的表现，实际上也是不必要的行为，因为在稳定的市民世界里，人人都购买了数不清的小额保险，从来没有什么突发事件是意料之外的，就算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了灾难，那也穿不透我们“有保障的”生活那道牢固的墙垣。英布战争[54]、日俄战争甚至是巴尔干战争[55]都没有对我父母的生活产生过什么深刻的影响。他们忽略了报纸上所有关于战争的报道，就像他们不在意体育版一样。事实就是如此，在奥地利以外发生了什么事，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的生活又有什么改变呢？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奥地利，在那个风平浪静的年代，没有国家革命，货币不会突然贬值。如果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下跌了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人们就会说它“完了”，并皱起眉头谈论这场“灾难”。人们对“高额”税收的抱怨更多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因为真的觉得税赋太高，事实上，与战后时期相比，那时候的税收就好像是给了国家一笔小费。人们还会立下巨细无遗的遗嘱，好像这样就可以保护子孙后代不蒙受任何财产损失，好像一张看不见摸不着的债券就可以保证他们不受那些永恒强力的侵害。在那段时间里，人们过着舒适的生活，清点着他们的小烦恼，就像在抚摩一只不需要畏惧的温顺宠物。因此，每当我碰巧拿到一份那时的旧报纸，读到一篇关于小市区委员会选举的激昂文章时，每当我试图回想起市民剧院的作品引发的那些微小问题，还有我们那些年轻人因为讨论这些问题引发的夸张的激动时，我就哑然失笑。那些忧虑都是那么微不足道，那是一个多么平静的时代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两代人遇到了更好的时代，他们从生到死一直过着平静、顺利和清白的生活，但我还是不知道我是否会因为这一点羡慕他们。因为从另一方面看，他们无视了所有真正的痛苦，无视了邪恶与命运的力量，对所有那些使人心碎的危机和问题都视而不见，但它们其实都在疯狂地生长！他们过度沉溺在安全、宽裕和舒适的生活中，几乎预见不到生存也可能是某种令人不堪的重负，也可能充满紧张，也可能意味着永远的震惊与整个天地的改换；他们怀着一种感人的自由主义与乐观主义，几乎没有料到，任何一个出现在窗外晨光中的明天都有可能将我们的生活击得粉碎。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夜晚，他们也想象不到，人类可以变得多么危险。但同样的，他们也想象不到人类会有多少力量来渡过危机，经受考验。我们，被生活的激流驱赶；我们，被从根须上割断了与他人的联系；我们，总是在被驱赶到尽头的时候又绝处逢生；我们，既是未知的神秘力量的受害者，又甘愿为这种力量服务；我们，觉得舒适已经变成了传说，而安全只不过是幼稚的梦想——我们在生命中感受过那种从头到脚的紧绷，经历过那些使我们的每根神经都战栗不已的不断到来的新事件。我们生活中的每分每秒都与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既痛苦又快乐，我们的经历远远超出了以往局限着每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成了时代与历史。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就算是我们中间最微不足道的人，在今天对现实的了解都要胜过我们祖先中最智慧的人一千倍。但我们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我们为此付出了全部的、惨痛的代价。
[1] 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在与代达罗斯使用蜡和羽毛造的翼逃离克里特岛的时候，因为飞得太高导致双翼上的蜡被太阳晒到熔化，跌落水中丧生，他被埋葬在海岛上。
[2]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犹太裔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一八九九年出版的《梦的解析》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正式形成的标志，其学说影响到同时代许多作家与心理学家。
[3]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最具代表性的犹太银行业家族之一。
[4]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1830—1916），是当时奥地利帝国与奥匈帝国的皇帝，一八四八年到一九一六年在位，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中欧和南欧的统治者。
[5] 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重要的浪漫派作曲家、指挥家，代表作品有《漂泊的荷兰人》《尼伯龙根的指环》《帕西法尔》等。茨威格在这里说用瓦格纳的方式表达，是指瓦格纳的歌剧作品强调脱离人物性格而展现出的戏剧的主导动机，从更宏大的民族的意义上对故事情节进行组织和解读。
[6] 此处指动物学家、银行家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Lionel Walter Rothschild，1869—1937），主要研究鸟类的活动规律，但研究成果被后世科学家证明价值不大。
[7] 沃伯格家族是著名的犹太银行业家族之一，从十六世纪开始活跃于德国银行业。沃伯格家族中的艺术史学家指阿比·沃伯格（Aby Warburg，1866—1929）。他作为长子，在十三岁时就将继承权卖给弟弟，之后从事艺术史研究与教学工作。他在汉堡创立的私人图书馆如今是汉堡大学的附属图书馆，他在伦敦发展的沃伯格研究所在今天设立为沃伯格学院，成为伦敦大学的一部分。
[8] 卡西尔家族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德国犹太财阀家族。卡西尔家族中的哲学家指厄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他是文化哲学的创始人，常被看成是柯亨、那托普之后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其学说受到近代以来科学思想发展的很大影响，代表作有《自由与形式》《语言与神话》《人论》等。
[9] 沙逊家族起源于中世纪从西班牙逃难到巴格达的犹太家族，后从事银行业，有“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之称。沙逊家族中的诗人指所罗门·大卫·沙逊（Solomon David Sassoon，1915—1985），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犹太法典学者。
[10] 佛兰德斯是西欧的历史地名，泛指位于西欧低地西南部、北海沿岸的古代尼德兰南部地区，包括今比利时的东弗兰德省和西弗兰德省、法国的加来海峡省和诺尔省与荷兰的泽兰省，在中世纪曾是欧洲的商业中心，因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滋养出大量艺术家。现今的佛兰德斯并不代表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而只是一个文化概念上的区域。
[11] 瓦隆是比利时南半部以法语作为主要语言的地区，因为中世纪风格的城堡建筑和特殊的节日庆典被称为“比利时南方的明珠”。
[12] 克里斯托弗·格鲁克（Christoph Wilibald Gluck，1714—1787），德国歌剧作曲家，曾在德国推行歌剧改革，作品崇尚自然、质朴与内容的深刻性，代表作有《伊菲姬尼在奥利德》《伊菲姬尼在匋利德》《阿尔米德》等。
[13] 指“小施特劳斯”（Johann Baptist Strauß，1825—1899），奥地利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小提琴家和钢琴家，以创作圆舞曲闻名，最重要的代表作是《蓝色多瑙河》。
[14] 里希诺夫斯是十八世纪一位非常热衷于音乐的奥地利侯爵，经常在自己的侯爵府上举办音乐会，并邀请贝多芬等音乐家参与表演。
[15] 埃斯特哈齐是十八世纪的一位匈牙利贵族，曾任奥地利宫廷总管，热爱音乐，对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都有过意义重大的资助与帮助。自一七六一年起，海顿在匈牙利的埃斯特哈齐侯爵府任职，长达三十年。
[16] 此处与下文的“大学”均指维也纳大学。
[17] 霍夫堡宫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宫苑，坐落在首都维也纳的市中心。
[18] 美泉宫坐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西南部，是一座巴洛克艺术建筑，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皇宫，内部陈设是和谐与优雅精致的风格。
[19] 斯蒂芬大教堂始建于十二世纪，是维也纳的象征，坐落在维也纳市中心的中央，有“维也纳心脏”之称。
[20] 原文为意大利语，在此处指品位良好、深谙礼节、可以用来学习和模仿的典范。
[21] 阿道夫·冯·索恩塔尔（Adolf von Sonnenthal，1834—1909），奥地利著名演员，被认为是最出色的沙龙演员，在舞台上成功塑造过许多戏剧人物。
[22] 约瑟夫·凯恩茨（Josef Kainz，1858—1910），奥地利著名演员，被认为是极有天赋的演员。曾经扮演过《阴谋与爱情》中的菲迪南、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罗密欧、《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等著名角色。
[23] 原文为法语。
[24] 夏洛特·沃尔特（Charlotte Wolter，1834—1897），奥地利著名女演员，因为参演《麦瑟琳娜》而出名。
[25] 安东·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1829—1894），俄国犹太作曲家、钢琴家，一生创作了《德蒙》等二十部歌剧，《海洋》等六部交响曲，五部钢琴协奏曲，许多声乐、室内乐、钢琴曲以及其他器乐独奏曲。
[26] 罗斯四重奏组是二十世纪前十年最为著名的弦乐演奏组之一，于一八八二年由罗斯兄弟成立于维也纳，一九四五年迁往伦敦并举办了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场音乐会。
[27] 耶稣圣体瞻礼是在基督圣体节上举办的一种仪式。
[28] 原文为法语。“精美尸骸”也指二十世纪初巴黎超现实主义者群体偏爱的一种写作接龙游戏，其中“精美尸骸”为第一次游戏拼凑出的诗句的开头，由此成为这种游戏的名称。茨威格在此处运用这个词，强调维也纳人在葬礼上也要追求精致和唯美的仪式感。
[29] 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犹太裔奥地利指挥家、作曲家，后受洗变为基督徒。马勒曾在莱比锡、布达佩斯、维也纳等地的歌剧院任指挥，是当时最伟大的指挥之一，也是现代音乐会演出模式的缔造者，代表作有交响乐《巨人》《复活》《大地之歌》等。
[30] “霍里根”指奥地利的传统酒馆，一般只提供自酿酒类和简单的冷餐，是非常平民化的餐饮选择。
[31] 玛丽亚·特利莎（Maria Theresia，1717—1780），奥地利首位女大公，匈牙利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她将自己的小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以维持政治联盟，为此聘请格鲁克来教授她音乐知识。
[32] 约瑟夫二世（JosephⅡ，1741—1790），奥地利大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自一七八〇年起也是匈牙利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
[33] 按照年代与特征描述，此处的利奥波德三世实际上应为利奥波德二世（Saint Leopold Ⅱ），奥地利国王，玛丽亚·特利莎和弗朗茨一世的第三子。
[34] 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1863—1914），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二世之曾孙。因他主张通过兼并塞尔维亚王国，将奥匈帝国由奥地利、匈牙利组成的二元帝国扩展为由奥地利、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组成的三元帝国，所以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与其妻子视察奥匈帝国波黑省的首府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刺杀身亡。“萨拉热窝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35] 瓦尔德施泰因家族是一个来自波希米亚的贵族世家，对维也纳的音乐发展做过大量资助工作。
[36] 胡戈·沃尔夫（Hugo Wolf，1860—1903），奥地利作曲家，因为长期得不到资助，以音乐教学为生，后因精神失常死于精神病院。他一生写有三百首抒情曲，代表作有歌剧《长官》和弦乐四重奏《意大利小夜曲》等。
[37] 施瓦岑贝格是一个来自奥地利帝国的重要贵族家族，其家族至今仍绵延不绝。
[38] 洛布科维茨是一个来自波希米亚的贵族家族，其家族成员于一六二三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世袭亲王。
[39] 卡尔·戈德马克（Karl Goldmark，1830—1915），犹太裔匈牙利作曲家，长期生活在维也纳，曲风带有民族特色。
[40] 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犹太裔美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西方现代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勋伯格于一九二一年首次推出“用十二个音作曲的方法”，并作为自己组织无调性音乐的技法，例如钢琴曲《组曲》。
[41] 奥斯卡·斯特劳斯（Oskar Straus，1870—1954），犹太裔作曲家、指挥家，出生于奥地利。他创作的轻歌剧超过二十五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圆舞曲之梦》和《巧克力战士》。
[42] 莱奥·法尔（Leo Fal，1873—1925），犹太裔奥地利轻歌剧作曲家，代表作《玫瑰花蕾》。
[43] 埃梅里希·卡尔曼（Emmerich Kálmán，1882—1953），犹太裔匈牙利轻歌剧作曲家。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三八年居住在维也纳，其作品在维也纳大获成功，代表作有《玛丽扎伯爵夫人》《马戏公主》等。
[44]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犹太裔奥地利作家、诗人，以优美的抒情、迷人的语言和梦幻的情调著称，被称为“新浪漫主义神童”，代表作有诗歌《生命之歌》《提香之死》、诗剧《傻子与死神》等。
[45] 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犹太裔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曾以行医为业。他是维也纳现代派的核心人物，也是第一个把意识流手法引入德语文学中的奥地利作家，以表现心灵、下意识和内心情感为宗旨，代表作有《梦幻故事》《古斯特少尉》《埃尔泽小姐》等。
[46] 理查德·贝尔-霍夫曼（Richard Beer-Hofmann，1866—1945），犹太裔奥地利作家，是霍夫曼斯塔尔与施尼茨勒的好友，代表作《格奥尔格之死》。
[47] 彼得·阿尔滕贝格（Peter Altenberg，1859—1919），奥地利作家、诗人，以写下了赞美维也纳咖啡馆的《咖啡馆之歌》而闻名。
[48] 弗朗茨·格里伯尔泽（Franz Grilparzer，1791—1872），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擅长对艺术家生活进行描写，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五六年任奥地利宫廷档案馆馆长。代表作有《穷乐师》等。
[49] 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1805—1868），奥地利小说家，早年曾学习法律、绘画，也因此影响到自己的创作方面，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彩石集》、长篇小说《晚来的夏日》等。
[50] 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1873—1943），犹太裔奥地利戏剧导演，是第一个被当作世界闻名的艺术家来看待的导演，代表作有《仲夏夜之梦》《卡米拉》《希特勒的事业》等。
[51]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古罗马帝国皇帝，于一六一年至一八〇年在位，拥有恺撒称号，著有体现罗马精神的《沉思录》。
[52] 德语的第二人称代词“你”应用范围比汉语要狭窄许多，一般来讲仅适用于关系较近的亲友在平等交往的状态下互称，其他时候均需要互相使用尊称“您”。
[53] 卡尔·卢格尔（Karl Lueger，1844—1910），奥地利政治家，基督教社会党人，也是一位反犹主义者。
[54] 英布战争是指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二年间英国同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建立的两个共和国——德兰斯瓦尔共和国和奥兰治共和国——为争夺南非领土和资源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又称南非战争、布尔战争或第二次布尔战争。
[55] 巴尔干战争指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间在南欧巴尔干半岛上先后爆发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第一次对战双方是巴尔干同盟与奥斯曼帝国，结果奥斯曼帝国战败。由于战后利益分配上的问题很快又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交战双方分别是保加利亚王国与希腊王国、塞尔维亚王国、黑山王国、罗马尼亚王国和奥斯曼帝国联军，结果保加利亚战败，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割让了大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