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1）

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有一条繁荣了1700多年的经济文化大动脉绵亘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上。它东起中国长安，西止原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并由此连接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各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一条最伟大最壮观的中西贸易商道，一条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运河”。汉朝开辟此路与丝绸关系密切，丝绸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发明，很早以前就被输送到了西方。古代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著作中讲，约在公元前3世纪时，西方已经把中国丝绸称作“赛里斯”（Seres）。

“赛里斯”是由希腊“赛尔”一词而来，“赛尔”是蚕丝的意思。“赛里斯”即是“丝国”。既然称中国为“赛里斯”，说明中国丝绸在当时已输入了西方，这也就必然出现了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远在公元前2世纪，由我们祖先开辟的丝绸之路，绵延伸展数千里，从我国的渭河流域始发，横贯亚洲，进而连结亚、非、欧三大洲，在东南海运开通之前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这条通道不仅加强了我国国内汉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把我国西北边疆和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我国和亚、非、欧各国联系的桥梁。这条古代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中西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它凝结着中国人民和亚、非、欧三大洲人民的千古友谊，不断增进着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日益加深的联系，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彪炳于史册的古丝绸之路仍然显示出它的伟大意义，唤起亿万人民美好的回忆和无限向往，是我们祖先的光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丝绸之路是行经中亚、伊朗，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路线，这条路是连结古代各族人民的许多商路而成的。这条陆路交通线的开辟，始于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并遣甘英“穷临西海”，则是这条路线的进一步完成和完善。这条路线依路程远近和所经地域的特点可分三段，即东段、中段和西段。东段自长安至木鹿，中途经过帕米尔或阿赖高原的山区。这一路据《汉书》所记有南北两道：南道出玉门、阳关西至莎车，再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两汉时丝绸之路在中亚境内主要取这条路。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西行至疏勒，再逾葱岭，则出康居、大宛至奄葵。汉代的大宛，即今乌兹别克共和国费尔干纳州，这条路和西汉南道相比重要性稍差，但也是丝绸之路中的一条。关于中段和西段的情况，中段行经路线基本上在今伊朗境内，横亘东西，北倚厄尔布斯山脉，南涉卡维尔沙漠，路途直而便捷，别无更适之路。

罗马时代所记中段行经各地，可与我国史籍的记载相互印证。中段的西段是底格里斯河中下游今巴格达东南二十英里的太西丰和塞疏西亚。这条丝路的西段，即以塞疏西亚为起点西北行，有几条不同路线，主要可举出三条：一条是从塞流西亚出发，沿幼发拉底河左岸西北行至阿帕美亚城，转西南行，抵安都城。安都城也就是我国史籍所记大秦国的国都。这条路我国史籍多叫作“中道”。

公元前3至2世纪塞琉古王国时多取此道。公元前2世纪中叶塞琉古王国衰落后，丝绸之路的东段和中段由于汉代中国和安息建立了外交和商业关系，畅通无阻。但西段因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上游的政治情况却在混乱中，于是在叙利亚沙漠北缘的绿洲上兴起了商队城市帕勒米拉和杜拉·欧罗普。从公元2世纪后期起，行经沙漠的这条路线成为丝绸之路的南道。西段南道直到公元272年帕勒米拉灭于罗马时才衰落。西段还有北道，北道东起太西丰，沿底格里斯河左岸北上，经古亚述都城尼涅微，西北行至阿帕美亚城，转西南至安都城。以上是我国自汉至隋的丝绸之路中段、西段所经的主要路线。一般认为丝绸之路的东段是它特别重要的部分，东段几乎都在我国境内，在穿越戈壁瀚海时有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在漫长三千多公里的遥远路程中无处不结下它的累累硕果。丝绸之路由长安出发为起点，经过陇西高原。

它在以汉代丝绸之路的基础上，根据政治的状况兼及以后的发展又分为陇西段和河西段两部分。陇西段从长安起到黄河，河西段就是河西走廊一带。陇西段共有五条通道：第一条是由长安出发到咸阳，沿渭河，过宝鸡，再沿千水过陇县，沿陇山东麓北上，越过六盘山，再从靖远地区渡黄河到达武威。第二条是从长安到陇县，然后西行，从大震关或陇关（今清水县东陇山东麓）越陇山，向西北经略阳（秦安北）、平襄（通渭西）到金城（兰州地区），由兰州过黄河。

第三条是由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经陇关，过天水，临洮，河州（袍罕），经永靖到青海西宁，然后经大斗拔谷（今扁都口）到河西。第四条是从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渡黄河，向西南到凉州（今武威），进入河西走廊。第五条是从长安出发，向西北经咸阳、醴泉、永寿（今永寿西北）、分州（今分县）、长武、泾川、平凉，过肖关口，向西到六盘山，经隆德、静宁、会宁到安定（今定西），由安定西北行到达金县（今榆中）、兰州，由兰州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这条路还有一条支路，是从长安向北，经黄陵、延安、绥德、榆林，又向西南过靖边、定边、盐池，经灵武过黄河，再经中卫到古浪进入河西走廊。陇西段的五条主要交通路线越过黄河后，就向一个方向靠拢，成为一条主要的通道，即丝绸之路的河西段。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东西长一千公里，南北宽一至二百公里。走廊的北部是北山包括（含黎山、龙首山等），南部是祁连山（又称河西走廊南山），中间形成一条天然的平坦通道。丝绸之路东段的河西段的第一个大站是武威。由武威西行过番和（今永昌县城）、删丹（今山丹县城）到达厮得（位于今张掖西北）。隋代将解得县治向东南迁移，改名为张掖。由张掖西行，可至福禄县（今酒泉市）。从酒泉再往西，过玉门（在今玉门市西北的玉门镇）、渊泉，向西到敦煌（今敦煌西）。敦煌是汉代丝绸之路上的军事重镇，它对巩固西北边疆、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的敦煌城在河西走廊诸城中是规模最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一个城镇，为政治上、军事上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枢纽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融汇点。

闻名于世的莫高窟艺术就是敦煌作为历史交汇点的具体体现。由敦煌向西北行就是著名的玉门关。玉门关是汉武帝时设置的关卡，现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也有人说大方盘城）即其遗址。由敦煌西南行是著名的阳关。阳关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南古董滩附近（今称葫芦斯台）。有的说在古董滩附近的红山口。两汉时玉门关和阳关以外的广阔地区统称为西域，两关都是由敦煌出西域的必经之地。为了控制丝路交通，南北朝时将玉门关东移至今安西双塔堡附近，两汉时期的玉门关从此废弃。与河西道平行的还有一条通西域的道路，是由永靖渡河后，经青海湖北部，沿祁连山南麓和柴达木盆地的北缘，越阿尔金山的噶斯山口（约在今索尔库里）直达若羌。这条路自北魏时期起就成为商人、僧侣和使者来往于中原和西域的重要通道之一。

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作为丝绸之路必经的新疆地区便和内地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彼此间的交通早就出现了。例如新疆是我国著名的产玉地区，自殷商时期新疆的玉石就成为中原统治者用来制作各种高档器物的原料，成为中原人民所喜爱、所珍重的宝物。在战国时期，新疆玉石已经通过一条比较稳定的交通路线经常地运往内地。我国内地先秦时期的漆器、铜镜等物在西域地区也有发现。以漆器来说，在新疆托克逊县境内的战国时期的阿拉沟第十八号墓葬中就出土有漆盘一件，直径十六厘米，木胎，已朽，只余内外漆皮，黑色底，朱红彩，绘弦纹四道，盘底绘流云纹。同时代的阿拉沟第二十三号墓出土木胎残耳环一件，黑色漆底，绘朱红色彩，显云纹图案。在阿拉沟第三号墓葬中还出土有多件漆器。中原地区的早期铜镜在西域也有发现。新疆阿尔秦县克尔木齐第二址二号墓葬中曾出土一件素面铜镜，直径仅六厘米，弓纽无座，据研究它是中原战国时期的产品。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国的丝绸已经传入西方，这在古希腊人的著作中已有所反映。当然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并不清楚这种新的丝织品来自中国，但是不管当时西方人关于丝织品来源的说法有多么混乱，中国中原是养蚕、缫丝、织绸最早的地方却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上述事实表明，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丝绸之路就在古代东西方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从东西两个方向，以中亚、西域为枢纽，逐渐沟通并初步形成了。虽然张赛通西域以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但是最初出现的丝绸之路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繁荣和畅通。这条通道常常因一些民族或国家的纠纷和战争而中断，即使它有时相通，也因山川阻隔，道路遥远，没有一个统一的、强而有力的政权的经营和管理，缺乏安全保障等通行特别困难。只是到了张骞通西域后，由于中国汉朝政府在西域地区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并和帕米尔以西的地区建立起了友好关系，才使得这条横贯亚洲的通道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畅通。张骞通西域为丝绸之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这方面所建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畅通一直持续到西汉末期。后来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统一的汉朝封建中央集权受到削弱，特别是王莽篡权，横征暴敛，倒行逆施，把西汉推入无法解脱的危机之中，于是匈奴奴隶主贵族乘机而入，再次袭击西域，丝绸之路又遭到了破坏和阻塞。

东汉政权建立后，立即着手于统一陇右、河西各地。光武初隗嚣和窦融慑于东汉的军事力量，先后都曾表示归属东汉，但实际上并不听从东汉政府的管辖，特别是隗嚣，更是阳奉阴违，企图乘东汉初立、政权尚不稳固之机，以陇右、河西为基础，建立自己的霸业。但是占据河西的窦融并不甘心听从隗嚣的摆布，光武五年（29年），窦融遣使洛阳，表示归属东汉政府。东汉政府当时也派使前往河西，双方使者相遇于途，遂接窦融使者至洛阳。东汉政府立即授窦融为凉州牧，并令河西军从西边牵制隗嚣，汉军东越陇坂，进击隗嚣。在东西夹击之下，陇右各地于隗嚣死后一年，即光武十年（34年）归属东汉。于是河西、陇右各地为东汉政权所统一，自玉门关以东这段丝绸之路再一次畅通。在这个基础上，东汉政府又开始筹划统一西域，以打通整个丝路。东汉疏通西域一段丝路的事业随着当时政治形势和国内统一的发展出现过几次反复，这种情况史称丝路的“三通三绝”。

西域在西汉末即分裂为50余国，并大部分为匈奴所控制。他们纷纷上书东汉，要求内属，“愿请都护”。但光武初即位，国势虚弱，无法顾及西域。至东汉光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属于汉，入居塞内，北匈奴的政治中心仍在漠北，并继续控制着西域诸国，与东汉政府的关系亦时好时坏，丝绸之路仍处于被阻隔的状态。但是，匈奴势力已受到很大削弱，西域各国反抗匈奴控制的势力也逐渐加强，随着东汉对陇右、河西的统一，西域诸国亦开始与东汉政府建立了联系。

在匈奴因分裂而放松对西域诸国统治的情况下，西域诸国之间发生了互相兼并的战争，在公元1世纪50年代初形成了车师国（控制吐鲁番盆地及玛纳斯河以东）、鄯善国（控制塔里木盆地东南克里雅河以东）、于阗国（控制今和田至皮山一带）、莎车国、龟兹国等几个大的中心，其余小国或为其吞并，或受其控制，还有一部分仍在匈奴的直接统治之下。

在西域诸国中尤以位于丝绸之路孔道的莎车国这时最为活跃，并在沟通和恢复丝绸之路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莎车国在西汉时期就与中原有密切关系。西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莎车王延以侍子身份，长于长安，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很深，回莎车执政后，其典章制度多参用汉制。西汉末，匈奴势力再次侵入西域，诸国俯首听命，唯有莎车国在其王延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匈奴的侵袭，不肯依附于匈奴。莎车王延临终时还一再嘱咐其子孙要“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延死后，其子康继莎车王位。东汉初，在中原混乱、匈奴侵扰、丝路中断的情况下，他团结、联合南疆一些地区抗拒匈奴的侵扰，收容和保护西域都护所属各级官员、士兵及其家属，并向当时割据河西的窦融致书，询问中原地区的情况，希望早日恢复内地与西域的联系和交通。当时割据河西的窦融已在政治上归附于东汉，并被任命为河西五郡大将军，他遂以东汉政府的名义册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授命他统辖西域各地。这个任命在西域引起很大反响，当时西域许多地方都希望东汉政府及早重新建立对西域的管辖机构，他们把东汉政府任命康为西域大都尉看作是摆脱匈奴控制的大好时机，都积极支持这一任命，愿意听命于康。西域许多地区遂以莎车为中心统一起来，并初步沟通了西域各地与河西一带的联系。

建武九年（33年），莎车王康死，东汉政府谥号宣成王，其弟贤继莎车王位。贤继位之初，对开通丝绸之路抱着十分积极的态度。他一上台，立即发兵将其势力扩大到葱岭，使葱岭以东，后来也包括葱岭以西的大宛等国皆在其统治之下。建武十七年（41年），贤遣使臣到洛阳，要求东汉政府派设都护。汉光武遂以西域都护印绶于贤，命其统理其事。使者持印回归时光武又听信敦煌太守裴遵的谗言，在敦煌强迫莎车使者交回西域都护印绶，改授汉大将军印绶。使者回禀此事，引起贤的极大不满，他仍以西域都护身份号令西域各国，又自称单于，重敛诸国，遂失诸国的拥戴。建武21年车师前王、鄯善、焉者等10国背着莎车王向东汉政府献珍宝，遣子入侍，希望尽快派遣都护。而汉光武仍以中原初定无力西顾为由，退还侍子，拒派都护。经诸国苦求，始准将诸国侍子留居敦煌，并声言即将派遣都护，以安定西域诸国，并使莎车王贤不敢加害于入贡诸国。

由于大多数西域地方与东汉建立了正常的关系，而且河西、陇右及中原社会经济也得到恢复和发展，所以虽然没有派西域都护，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开通。由于这时莎车王贤与东汉关系不睦，所以诸国使者、商人出入主要通过天山南麓一道。丝路的初开不仅加强了沿途各国与东汉的政治关系，而且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这对莎车在西域的霸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莎车王贤起初不敢横加阻拦，但以后看到东汉并未派出都护，知其力不从心，遂令位于丝路咽喉的鄯善王安“绝通汉道”。安不从命，贤遂发兵攻杀鄯善王，又攻杀龟兹王，其他诸国或归匈奴，或归莎车，莎车王贤再一次控制和阻隔了丝路。

汉明帝即位以后，东汉政治形势逐渐稳定，南北匈奴进一步分裂，汉明帝从东汉初几十年的经验中看出，中原政府若不控制西域地区，匈奴就会乘虚而入控制西域，进而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不断侵扰河西和当时已归附东汉的南匈奴，因此，不控制西域，也就不能保持河西和东汉北部边境的安全。另外开通丝路，加强东汉政府与西域诸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是摆在东汉政府面前的一件大事。汉明帝遂决心“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公元72年冬，明帝以窦固为奉车都尉，以骑都尉耿忠为副，出屯凉州（今武威），做出兵西域的军事准备。公元73年，汉兵分四路出塞。其中一路由窦固、耿忠等率河西兵和卢水羌胡一万二千余人，从河西进入哈密一带，击败驻守在那里的匈奴呼衍王，又追击至蒲类海（今巴里坤），呼衍王及其属部北逃，汉军遂屯驻伊吾庐（今哈密地区），并设置宜禾都尉，派部队在这里进行屯田，以阻止匈奴南下。次年，东汉政府又命窦固、耿秉等率一万四千兵出玉门，进军车师（今吐鲁番盆地及博格达山北奇台至阜康之地），降服车师前、后王。与军事行动的同时，又派班超先后到鄯善（今若羌东北）、于阗、疏勒等地，帮助西域各地驱逐了匈奴的监护者，东汉政府遂于公元74年又在西域设立都护、戊己校尉等官。东汉第一任西域都护为陈睦，都护府设于龟兹，耿恭为戊校尉，屯车师后王部金蒲城，关宠为己校尉，屯车师前王部柳中城（即今鲁克沁）。西域诸地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得到了恢复，被阻隔了多年的丝路交通又得以恢复。这就是所谓的“一通”。

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4年）春，即在丝绸之路复通仅一年的时候，匈奴北单于发兵二万，袭击车师，杀车师后王安得，大兵围车师后庭。耿恭由金蒲城迁至疏勒城（此非疏勒国，乃车师后部金蒲附近之一城）固守，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城中。就在这年的八月，汉明帝去世，焉者、龟兹也在匈奴的怂恿下，乘汉朝皇位更替之机，攻杀都护陈睦，匈奴兵亦围困了驻守于湟中的己校尉关宠，于是西域形势骤变，刚刚恢复的丝绸之路完全中断。东汉政府为维护丝绸之路畅通，于建初元年（75年）派征西将军耿秉驻酒泉行太守事，筹划出兵西域之事。耿秉派秦彭等发张掖、酒泉、敦煌及鄯善兵七千，日夜兼程前往救援，赶走了围攻柳中及交河城的匈奴，又派兵接出了被围于车师后部疏勒城的耿恭，但终因匈奴势盛，都护陷没，已无法固守，丝路亦不易复通，汉兵只好再次退回玉门关，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第二次断绝。

经这次变故后，西域都护被杀，士卒散没，戊、己校尉及其所率屯田士卒同救援大军同时撤回，汉朝留在西域的势力主要是班超及其所率的36名壮士，固守于疏勒。新上台的汉章帝看到班超远在疏勒，孤立无援，经营丝路又怕负担不起大量的军费，而且朝中大臣又多以“开西域三十六国，百姓频年服役，转输烦费”等为词，要求撤回汉朝派往西域的所有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汉章帝遂下诏召班超回朝。汉章帝的这个命令违背了西域大多数地区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所以，当班超准备返回洛阳时，沿途各地官民都要求东汉政府收回成命，极力挽留班超。疏勒都尉黎奔看到劝阻无效，竟以死劝留，自刎于班超面前。班超行至于阗时，于阗王侯以下都啼泣号哭，要求他们留下，挡住班超的坐骑。西域各地要求与中原加强联系的愿望深深感动了班超，他决计不听东汉政府的命令，毅然返回疏勒，率领少数军队坚守于阗、疏勒等地，班超的这一行动，深得西域许多地区的支持。公元80年（章帝建功五年），班超从西域上书东汉政府说：西域各地和中亚的康居等，“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请求派兵支持他平定西域，保护丝路的畅通。东汉政府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派徐干等人率兵支援。经过班超等人近十年的艰苦努力，匈奴的势力又被赶出西域。公元91年，东汉政府再次正式恢复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官吏的设置，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班超驻守于丝路要冲龟兹它乾城，徐干屯驻于丝路另一要冲疏勒，东西交通的大干线又一次畅通无阻。这就是东汉时期丝路的“二通”。

东汉“二通”丝绸之路，完全是班超的功劳。班超，字仲升，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是东汉史学家班彪的次子。班彪在东汉初曾先后依附于隗嚣和窦融，归汉后，任过县令、司徒掾、望都长等。后来著有《史记后传》60余篇，为当时名儒。他死后，长子班固仍从事修史工作，后来奉汉明帝的诏令，在班彪所著《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修成了《汉书》。班超的妹妹班昭也是著名的史学家。她的夫家姓曹，所以当时人们又称她为曹大家。班超自幼喜欢博览群书，很有才辨。其父死后，家道中衰，公元62年，他哥哥被召进洛阳做校书郎，他随同母亲也到了洛阳，因为家贫，只好替官府抄写文书以维持生计。他在贫寒中就曾立志要学张骞等人立功于边疆，献身于祖国的边防事业。他也很有胆略，一次，他哥哥班固因在家编修《汉书》，被人告发“私改作国史”，被逮捕入狱，班超立即赶赴洛阳，向皇帝上书申诉，竟得汉明帝召见，班固不仅得以免罪，而且被召到洛阳当了小官吏。以后班超也被任用为兰台令史（一种秘书官）。公元73年，班超随窦固出兵西域，受到窦固的赏识。以后窦固命他和郭恂等出使鄯善。到鄯善后，起初受到鄯善王的热情接待，过了几天，鄯善王突然对他们冷淡起来。班超估计，肯定有匈奴使者到这里来过，一打听果不出所料。他立即招来他的36个随从，告诉他们处境的危险，并指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前之计，唯有出其不意，斩杀匈奴使者，才能使鄯善安定。36个随从在他的激励下决心听从他的指挥。入夜，班超率36人纵火鸣鼓，突入匈奴营帐，斩杀匈奴使者，然后招来鄯善王，晓以利害，使之断绝了与匈奴的联系。这件事深得窦固的赞赏。从鄯善事件中窦固感到西域诸国并不甘心降服匈奴，而是慑于匈奴的兵威，只要晓以利害，西域各国还是能摆脱匈奴的羁绊归服汉朝、开通丝绸之路的。于是，他建议明帝派人出使西域以说服诸国，并建议由班超担负此任。明帝同意了这个计划，任命班超为军司马，命他率军出使西域。班超认为出使不必带兵，率旧部36人足以完成此重任。公元73年，班超率36名壮士，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冲破匈奴的多方阻碍，先后平定了于阗、疏勒等地，为都护、戊己校尉的复设和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复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东汉时丝绸之路的第二次复通，那更是班超舍生忘死、奋斗不息的结果。班超在东汉官员、士兵均已退出西域的情况下，依靠手下36名壮士，团结西域当地官员和首领，渡过了最危急的时刻。章帝建初五年（80年），东汉政府拟派兵支援班超，班超的好友平陵（治所在今咸阳市北）人徐干，自告奋勇，率驰刑及义从千人赴疏勒，正值疏勒都尉潘辰在龟兹挑唆下起兵反叛，班超与徐干会合，平息了疏勒的叛乱。

又建议东汉政府联络乌孙，配合东汉开通丝路，他自己派人出使大月氏，说服康居，与丝路要冲诸国结好。和帝永元二年（90年），大月氏贵霜王朝求嫁汉公主遭拒绝，遂派其副王谢，将兵七万由瓦罕谷地越葱岭进攻疏勒。当时驻守疏勒的汉兵仅六千余人，官兵惊恐，人心浮动。班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贵霜大军越葱岭远征，离后方过远，军粮不继，只要持久坚守，敌军后勤供应必然中断，然后全力出击，必获全胜。于是班超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收谷坚守”，又事先伏兵于通龟兹的要路。贵霜攻疏勒不下，派人到龟兹求援，使者为班超伏兵所获，贵霜七万大军断绝了粮草，反被困于疏勒城郊，只得向班超遣使请罪。班超从开通丝绸之路的大局着眼，向贵霜七万大军提供粮草，允许其完全撤退，和平解决了这场看来不可避免的大战。班超的这一举动表明了东汉政府谋求开通丝路、结好诸国的诚意，震动了西域各地，长期不愿归附于汉的龟兹、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诸国都表示归附东汉，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全部复通。班超40岁时出使西域，在西域29年，“逾葱岭，迄县度（在葱岭西南部）”，特别是自西域都护陈睦被杀害之后，他不顾东汉政府要他撤出西域的错误决定，依靠当地人民，“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西域诸地“莫不宾从”。公元93年（和帝永元五年），班超还曾派遣他的一位属官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条支（约在今伊拉克境内），到达地中海东岸。甘英本想渡海西行，但因听当地人说：海域辽阔，顺风航行三个月可达彼岸，有时需两年，而且风险浪大，前途莫测，于是甘英未渡海而返。他记载了沿途所经地方的风土人情，但可惜这些著作均未能保存下来。班超的后半生，为进一步开通和巩固丝绸之路，为加强中原与西域、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联系，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公元100年，在他近70岁时向汉和帝上书说：“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指印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但是，他考虑到让位于贤者可安抚于未来，提出了“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的请求。公元102年，汉和帝调他回洛阳，任命他为射声校尉。当时他已是70岁的老人，当年逝世于洛阳。

班超离西域后，继任西域都护的任尚，“性严急”，所行诸事多为西域诸国不满，于是沿丝路各地时有叛乱。公元107年（安帝永初元年）段禧任西域都护时即班超返回洛阳后的第五年，东汉政府内一部分老朽懦弱的大臣认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汉安帝竞听信这些言论，下令撤销了西域都护，匈奴遂乘机南下，占据西域。安帝在撤回西域都护时，命骑都尉王弘征发金城，陇西、汉阳的数千羌人骑兵往西域迎护都护。羌人骑兵行至酒泉，由于王弘虐待羌兵，引起羌兵大量逃亡，王弘又在河西大量强征羌人当兵，于是引起河西、湟水流域羌族的反抗，接着河西、陇右各地羌人纷起响应，从西域到河西、陇右均非东汉政府所有，丝绸之路再次中断。

这次羌族起义延续达10年之久。到安帝元初四年（117年），在东汉官兵的残酷镇压下，羌族起义逐渐平息，河西、陇右各地始完全为东汉政府所控制。于是打通西域，使丝绸之路复通的任务又提到了东汉政府的面前。自东汉政府撤销西域都护后，匈奴经常利用西域人力物力对东汉进行骚扰。

公元119年（安帝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为了抵御匈奴的侵袭，奏请东汉政府批准，派长史敦煌人索班率千人屯于伊吾。东汉部队在西域地区的再度出现，立即受到西域许多地区人民的欢迎。车师前王和鄯善王等相继听命于索班，丝路又有了复通的希望。但是，匈奴为了隔绝中原和西域的联系，竟发大兵攻击车师前王，袭杀了索班，鄯善王处境危急，求救于敦煌太守曹宗。曹宗向东汉政府建议，派兵出击匈奴，重新恢复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但东汉政府中一部分大臣极力反对，竟有人主张“闭玉门关，绝西域”。当时执政的邓太后闻听班勇和他父亲班超一样，有志于开发边疆，遂召班勇到宫中讨论边疆问题。班勇针对一些公卿主张放弃西域的谬论，向邓太后进谏：西域与河西唇齿相依，控制西域，才能有河西的安全。而且西域各地对匈奴的统治早就不满，“思乐事汉，其路无从”。他主张东汉政府应以敦煌为基地，设置护西域副校尉，负责与西域各地恢复联系的事。当时参加讨论的王公大臣对班勇的主张逐条提出了许多诘难，班勇当场——予以回答和驳斥班勇的主张虽然深得邓太后的赞赏，但是太后并未任用班勇经营西域，对其建议也并未全部采纳，仅仅同意在敦煌设置西域副校尉，以经营丝绸之路。但是，由于任事者无远图之谋，北匈奴对车师后部软硬兼施，使其不敢完全归附汉朝，再加上当时西域疏勒在贵霜王支持下势力强大，经常与龟兹、于阗发生战争，因此虽有鄯善国王、车师前王等国仍然坚持归附于汉朝，但丝绸之路基本上还是处于半闭塞的状态。

自身勇上西域策后经过了三年，到安帝延光二年（123年），当时的敦煌太守张珰又上书朝廷，备陈利害，恳切要求东汉政府通西域，开丝路。在一部分大臣支持下，安帝遂决定在敦煌置西域校尉，起用班勇为西域长史，屯驻于柳中，具体经营通西域、开通丝路的事业。班勇任西域长史只有五六年的时间，但在西域的活动为东汉后期丝绸之路的长期开通奠定了基础。班勇到西域后所采取的一个基本策略就是联合西域各地，对西域各国尽量施用笼络的办法，集中力量以武力抗击匈奴。他以柳中为根据地，进行屯田，站稳脚跟后亲自到楼兰，给鄯善王以“王绶”（或作“三绶”），又用和平方法说服曾长期与东汉对立的龟兹王归附，使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畅通。又帮助车师前王庭赶走境内的匈奴伊鑫王，乘胜西进，击败盘踞于车师后部的匈奴呼衍王，使山北六国都归附于汉，从此使西域的新北道，即由伊吾或吐鲁番，沿天山北麓西行，经乌孙过伊犁河的这条丝绸之路也得到开通。这就为以后西域地区丝绸之路三道并行的格局奠定了基础。顺帝永建二年（127年），当时西域各国都听命于长史，惟焉耆王元孟（原为班超所立之王）对长史不够顺从。于是敦煌太守、兼西域都尉张郎率河西兵三千班勇发诸国兵四万，分两道攻打焉者。在汉兵两路夹击下，元孟乞降，丝路障碍扫除。但是在这次战役中，由于班勇未能按期进兵焉者，被东汉政府撤职查办，后卒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