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经济危机

泰极否来。南宋政权终得消灭，但支撑大元帝国骇人军事行动的财源日渐枯竭。在年近古稀的肥胖帝王忽必烈眼中，谁能为帝国搜刮更多的金钱，谁就是真正的“忠臣”。

1279年，元朝大军把南宋送进坟墓的同时，它自身千疮百孔的财政问题，也更显突出。

忽必烈像忽必烈当王子时代及治国早期，对儒生比较亲近。1242年，汉族和尚海云禅师携弟子刘秉忠至漠北。忽必烈召见二人，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禅师回答：“宜于天下大贤硕儒中，求问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忽必烈很高兴，遂留刘秉忠于身边为参谋。刘秉忠虽释门中人，却通《易经》、儒术、天文，至于地理、律历等等，无一不精。这样的人才，深为忽必烈所喜。同年，汉族儒士赵璧、王鹗等纷纷加入忽必烈幕府，为他宣讲《孝经》《书经》等经书。特别是王鹗，乃被蒙古所灭金朝的末代状元，饱学硕儒，道德文章，皆有所观。青壮年时代的忽必烈很用功，常听王鹗授业至夜深，感慨地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可见，拳拳向儒之心，是忽必烈当时真实状态。1252年，从前仕金的汉族士大夫张德辉、元好问二人觐进忽必烈，奉请他为“儒教大宗师”，作为“黄金家族”的重要成员，忽必烈“悦而受之”。这一举动有两种意义：其一，蒙古贵族首次显现出对儒家思想的真诚向往；其二，儒士文人渴求蒙古贵族的政治保护。而后，姚枢、窦默、许衡等汉人儒士也入忽必烈藩邸，成为这位蒙古王爷手下得力的参谋顾问班子。1260年，忽必烈称帝于开平，汉族谋士，特别是刘秉忠，出力尤多。无论是典章、制度、开国国号、都城兴建、官制章服、朝仪礼制，均肇自这位亦儒亦释亦道的汉族文士。当然，开国之时在“庶务”方面出力最多的，还有日后因亲家李璮造反被处死的汉人儒士王文统，“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王）文统裁处。”可见，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大元朝廷的儒家印记相当明显。

为了使得以儒治国的政治方针得到贯彻和延续，忽必烈在培养接班人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七八岁开始，忽必烈的独生子真金即接受儒学教育。十岁时，汉族大儒王恂又被忽必烈派去教授真金的学业。王恂不仅向真金灌输儒家传统经书，也向他宣讲“善恶得失”和亡辽亡金的历史教训等“深切世用”的“案例”。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这养成了日后皇太子真金纯粹的儒家理念，使他成为大元朝廷“儒臣”派的当然代表。忽必烈出于切实考虑，对于蒙古贵族后裔的儒家教育也狠抓不放松。1265年，蒙古贵族安童（木华黎四世孙）得任中书右丞相，忽必烈便派大儒许衡为安童之师，由此，安童日后也成为“儒臣”派的中坚分子。所以说，大元朝廷中的儒臣派，不仅仅是亡辽亡金亡宋的汉族知识分子，还包括真金这样的“储君”以及安童等蒙古勋贵。

忽必烈对儒臣特别是汉人臣士的信任危机，随着1262年山东李璮之乱的爆发而点燃。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王文统被杀后，不少儒臣也受到牵连。惊惶之下，汉人将领史天泽也被迫交出兵权。由此，忽必烈心中对汉人、儒士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同时，由于灭宋战争以及对付西北蒙古宗室王爷的挑衅，忽必烈的银库日益枯竭。打仗要花钱，平乱要花钱，拉拢蒙古贵族血亲所支出的大笔赏赐也要花钱，因此，“财臣”日渐任用，阿合马等色目人因能够为忽必烈敛财，日渐得到宠遇，这些人也成为忽必烈平衡朝臣活动权力的有力砝码。特别是随着南宋的灭亡，大元已无任何真正有力的敌对势力，儒士不再具有昔日的重要性，黄金白银，成为忽必烈最大的心头渴恋。所以，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个敛财高手，陆续成为忽必烈的宠臣，为害二十余年，搜刮财赋，横征暴敛，搞得天下骚然。

其实，忽必烈本人，早期十分憎恶贪婪暴敛之徒，并因反对其兄皇“宪宗”蒙哥汗手下左丞相阿兰答儿的“钩考钱谷”而引祸上身。

自成吉思汗起，蒙古王公对中原汉地没有什么远大的政治远见，只知抢掠烧杀。窝阔台汗上台后，幸亏有耶律楚材上谏以收取赋税方法代替杀掠和抢夺，中原汉地人民才有幸稍得休息。1239年开始，回回巨商奥都拉合蛮买断了中原汉地的课税权，实际上破坏了耶律楚材那种较为温和的搜刮方式。而后，花剌子模大商人牙剌瓦赤和奥都拉合蛮轮流上场，主管中原财赋及庶务，对当地人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贵由汗死后，蒙古内部乱成一团，贵族阶层更是浑水摸鱼，你捞一笔我抢一笔，对中原汉地征求财货不绝。蒙古王公对汉族士大夫不信任也不熟悉，他们只喜欢大笔大笔奉上珍稀宝物的色目商人们，依靠他们充当“经纪人”，任凭这些人到中原搜刮，只要商人能向他们交上“份儿钱”，别的一概不管。蒙哥汗继位后，在中原汉地大肆推行“包银”制度，向中原汉人按户收取“人头费”包银。在官府催逼下，汉族人民畏于杀戮，只得向色目商人借高利贷“斡脱钱”。这种利滚利的高利贷真正宰人，一锭银子，十年内可向上滚积成一千零二十四锭。家破人亡仍旧交还不起银子，大量汉人只能选择逃亡一路，田亩荒废，良家失散，四处流离。幸亏忽必烈是蒙哥汗的亲弟，他在汉人儒士建议下，得到关中、河南等中原汉地作为封地，开府求治，使广大地区得以有效治理。1254年，忽必烈又在桓州以东、滦水以北的龙冈兴建开平新城，雄心勃勃地准备放手经营中原。

树大招风。蒙古贵族以及色目商人这些“既得利益者”，眼红忽必烈手中的财权，纷纷在蒙哥汗面前说他的坏话，指他有不臣之念，并诬称忽必烈王府手下人“多擅权为奸利事”。蒙哥汗震怒，在削弱忽必烈兵权的同时，派出亲信阿兰答儿等人到陕西、河南“钩考钱谷”展开“清污”运动，想验明忽必烈是否有罪。这群人如狼似虎，大兴案狱，严刑逼供，当地官员被拷打致死的就有数十名之多。汹汹逞威之外，他们还随意向当地官吏敲诈勒索，得不到钱就把人关进监狱弄死。

为了在中土树立更高的威望，一直居于漠北的蒙哥汗亲征南宋，一方面想彰显他的无上威权，一方面想以灭亡南宋的胜利重新树立他本人在中原以及江南的影响力。已经丧失军权的忽必烈幸亏有汉人儒士替他出主意，送妻女至兄皇处为人质以示自己无“异图”。毕竟手足情深，二人会面后，误会暂时消除，蒙哥汗也下令停止对中原一带钱谷财赋的“钩考”。

1258年，进攻南宋的塔察儿一部蒙军遭挫，蒙哥汗命令忽必烈重新率军征宋。转年夏天，亲征四川的蒙哥汗在钓鱼城下被一块炮石击死。他不仅没有能灭亡南宋，自己倒死在了酷热潮湿的蜀地。喜大于忧，忽必烈终于得喘一口大气，纵马飞奔，飞也似回到草原，去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

中国的古代政治，向来是屁股决定脑袋。位置一变，思维也随之产生变化。忽必烈坐上大汗宝位，随着国土的扩大和战争的继续，昔日对于横征暴敛的反感，逐渐为对黄金白银的喜爱所取代。泱泱大元朝，真是太需要钱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