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者
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成果催生了一系列杰出思想家的新经济价值理论。这些人被称为“古典主义者”，24其中包括影响至今的伟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
古典主义者关注的焦点是政治经济学，他们将经济学研究纳入社会研究的范畴。他们关注市场的发展，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技术变革情况研究价值的增长和分配。他们所在的时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古典主义者可能会惊奇地发现，如今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中立的技术学科，可以脱离这些背景进行独立研究。25
尽管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有三个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 第一，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是由生产它们的投入的价值决定的，主要是劳动力。
● 第二，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动态的，工人、地主和实业家之间的关系随着新的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化而变化，这个过程推动了价值创造并改变了价值分配。
● 第三，交换过程是价值分配和创造的核心。例如，李嘉图关注对外贸易中货物交换的收益，有的学者则关注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收入分配。
与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亚当·斯密关注整个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交换。对于斯密而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涉及交换，因此我们不能将他对市场和价值创造的理论从研究的社会背景中分离，就像我们无法将宗教法哲学体系的价值观与其社会哲学和教会法学分离开来一样。
亚当·斯密于1723年出生在法夫郡的柯科迪。他的父亲曾担任高级律师、法官和当地海关审计长，但在斯密出生的两个月前就去世了。斯密的母亲名叫玛格丽特·道格拉斯，是同样位于法夫郡斯特拉森德里的土地主罗伯特·道格拉斯的女儿。斯密与母亲关系亲密，母亲鼓励他追求自己的学术抱负，斯密14岁时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社会哲学，然后在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继续学业，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杰西·诺曼提到的，斯密在牛津大学过得并不快乐，因为他所在的学院可以用“支持雅各宾派，保守党，派系斗争，学费昂贵并且对苏格兰人有偏见”几个词来形容；而亚当·斯密则是长老会教友，是辉格党人，是善于交际、穷困潦倒的苏格兰人。26
毕业后，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举办了一系列成功的演讲，获得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职位，并与大卫·休谟开始了终生的合作和友谊。之后，他接受了一个家教职位（负责教导苏格兰最富有的地主布克利公爵的儿子），这使他能够周游欧洲，在那里他遇到了包括魁奈在内的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领袖，又在回到不列颠群岛后遇见了本杰明·富兰克林。
斯密出版了两部权威著作，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和1776年的《国富论》。《国富论》是经济学中被购买次数最多、引用次数最多但阅读次数最少的书。要全面理解斯密的思想就不能孤立地研究它，而是要结合在他之前的学者的思想。
作为经济学之父，斯密持久的影响力证明了他学术成就的深度和广度。例如，在英格兰银行工作期间，我们在思考加密资产时代货币的未来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重建金融市场的社会基础时，都会借鉴他的思想（这些都是本书后面的主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受到了斯密关于政治、道德、伦理和法理学方面思想的启发。事实上，斯密的著作警告我们不要错误地把货币等同于资本，也不要将经济资本与社会分割开来——这些错误可能是由那些未完整阅读《国富论》的人造成的。斯密被讽刺为“自由放任之父”，这严重低估了这位最富有思想和博大胸怀的世俗哲学家。“看不见的手”一词在那本书中只出现过一次，但在斯密的作品集中却出现了三次。27
斯密解释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苏格兰能够经历如此惊人的转变，并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集中研究了商业社会的演变对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那一刻人们摆脱了对他人的依赖，进入了一个商业互动的世界，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以交换为生的商人。28
他还有一个更深入的项目。他研究了人类生活的所有主要方面（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学、法学、艺术、科学和语言），以便构建一个关于人类的科学，为人类知识的每个领域都提供基础。为了使成果更具科学性，斯密的结论是基于观察和经验得出的，而非教条主义。
贯穿斯密所有作品的核心概念——持续的交换是人类互动中的一部分。这不仅包括在市场上交换的商品和服务，还包括语言的交流，以及在形成道德和社会规范中互相尊重和赞赏。人类是社交性动物，他们通过行动和相互影响在他们存在的领域中塑造自己。
斯密撰写《道德情操论》的目的是解释人类道德判断能力的来源，因为人们在生命之初并没有道德情感。他认为，我们通过希望“爱和被爱”（即被人友好地看待或尊重）来形成我们的规范（价值观）。斯密提出了一种“心意相通”理论，这个理论提到，观察他人并看到他们做出的判断，能使人们了解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的（从而更加了解自己）。人们从感知（或想象）他人的判断中得到的反馈会激励人们实现“情感上的相互感应”，这可以引导人们养成习惯，进而形成行为原则，从而构成他们的道德感。
因此，道德感不是与生俱来的。用理查德·道金斯的现代术语来说，它们是被学习、模仿和传承的社会文化基因。就像遗传基因一样，它们也会有发生变异的可能。
斯密是第一个推动经济学重心转移到市场的经济学家，这从根本上重新定位了政治经济学。具体来说，《国富论》是建立在市场交换的基础上，而这些市场是商业社会的核心。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描述了这种“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我们希望晚餐不是来自屠夫、啤酒酿造商或烘焙师的慈善行为，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我们与他们打交道时，并不是基于他们的人道主义，而是基于他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我们从不谈论我们自己的需求，而是讨论他们的利益。29
我们必须将斯密对市场的理解置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中。他强调市场的形成可能是出于私人目的，但它们是不断演进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必须具有公共价值。斯密不会认同现代以经济学和政策制定为主要目的，脱离实际的数学架构市场。相反，市场是活生生的体系，植根于当时的文化、实践、传统和信任，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的精髓之处。30
斯密还认识到市场并不是单一的、仁慈的，但就像每个人都不同，市场虽然有共同的特点，但它们之间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斯密对市场的实际运作方式（从粮食市场到汇票市场）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他严格区分了土地、劳动力、金融资产和商业产品市场的运作方式。
斯密也讨论了当市场出现问题时会发生什么。他深知垄断可能造成的破坏，并认为自由市场应该是没有垄断租金的市场。他对重商主义者（现在我们可能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者）进行了猛烈抨击。就像魁奈一样，他认为重商主义政策限制了竞争和贸易，并削弱了工业发展，而工业是经济价值创造的真正来源。
斯密通过对市场的以下分析，推动了我们对价值的理解。
第一，他证明了以社会信任为基础的市场是推动经济繁荣的动力。他对别针工厂劳动分工的描述揭示了竞争和工作组织变革的结合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实现“普遍富裕”。31
第二，斯密采用了和重农主义者相同的系统性经济增长方法，但他将经济生产领域的概念从农业扩大到了工业。在这两种体系中，增长都是来源于剩余价值被二次投资于生产性活动中（在斯密的案例中是制造业），而不是来源于非生产性的奢侈品消费或寻租活动。
第三，斯密不认可企业控制政府的市场运作方式。他不断警告人们商业利益中存在共谋，包括制定“能够从买方身上榨取的”最高价格。他提到，企业主导的政治体系将允许行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并影响政治和立法。32他倡导自由贸易以打破重商主义者的权力，并提高制造商在竞争市场中所占的份额。
虽然斯密对市场和工业组织的理解具有原创性，但他想创立一种正式的价值理论的尝试却不太成功。与魁奈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商业社会中的工人才是生产型经济的核心，而不是农业社会中的农民。制造业劳动力才是价值的主要来源，总价值的创造与工人在生产上所花费的时间成比例：
因此，对于拥有某种商品的人来说，如果他不打算使用或消费该商品，而是想用它换取其他商品，那么该商品的价值等于商品中暗含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才是衡量所有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33
斯密承认，劳动力质量的差异意味着生产一个物品所需的工作时间并不等同于工人的努力程度。他还强调了商品的“实际”价值（由劳动力决定）与商品的货币价格（他称之为“名义”价格）的区别：“因此，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永远不会变化，它是唯一一个真正的标准，通过它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估计和比较所有商品的价值。劳动才能衡量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能表示它们的名义价格。”34
斯密在论述中提到，在物物交换的经济中，商品可以更容易地按照它们暗含的劳动力比例进行交换，举例说明：“如果在一个以狩猎为生的国家，杀一只海狸的劳动成本是杀一只鹿的两倍，那么一只海狸应该用两只鹿来交换。”35
在一个几乎所有交易都使用货币的世界中，商品的价格是对该商品最终真实价值的“估计”。斯密没有回答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之间差距的问题，而是将这一问题留给了李嘉图等人，让他们来进一步发展劳动价值理论。
尽管斯密强调有效的市场运作需要特定的情感因素——信任、公平和诚信，但他没有认识到估值行为会改变这些情感。正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提到的，这可能引发一个动态过程，破坏市场运作的同时改变社会的价值观。
可以说李嘉图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于1772年出生在伦敦，现在的利物浦街车站附近，他的家里有15个孩子，而他在6个儿子中排行第三。他的父亲是来自葡萄牙的西班牙裔犹太人，在荷兰待了一段时间后定居在英国。李嘉图跟随他的父亲进入伦敦金融城，通过买卖政府债券发了财（相当于今天的1亿多英镑），据称他在押注滑铁卢战役时猜对了结果。拥有大量财富的他回到了格洛斯特郡的庄园，之后他阅读了《国富论》，并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大卫·李嘉图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比斯密略逊一筹（因为他并不渴望全面了解人类科学），但他的思想同样具有影响力。李嘉图以至少两项惊人的贡献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关键内容。首先，他通过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且独创的自由贸易案例。其次，他正式确立了劳动价值理论。36
1815年，英国对拟定的《谷物法》产生了争议，该法旨在规范谷物的进出口，并在此过程中保护国内地主的经济利益。对小麦进口征收关税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内谷物价格上涨促使李嘉图发表了他颇具影响力的《玉米低价对股票利润的影响》论文（1815年）。他在文中指出，提高谷物进口关税会增加地主的租金，减少制造商的利润，并减缓经济增长。
李嘉图反对《谷物法》更是出于厌恶重商主义，这一点他与亚当·斯密是一致的。斯密认识到贸易是一种双向交换，进口可以帮助各国增加出口并促进经济增长。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消费者应该从最便宜的地方购买产品，保护主义只会造成垄断，这是“一种对良好管理的阻碍”。
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思想。首先，他阐述“边际收益递减规则”的定律，这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该定律认为，随着生产中越来越多的可变投入与固定投入相结合（例如，随着更多的劳动力和机器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使用），边际产量将会减少。限制进口将使更多的土地投入生产，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地主的租金，减少制造商的利润，从而降低他们投资新生产的能力。在第2章中会提到，需求方面的类似原理是边际效用递减的，即消费的某种商品的数量越多（比如在晴天消费的冰激凌），每多吃一勺所带来的享受就越少。
李嘉图对《谷物法》以及重商主义的反对观点是基于他的比较优势法则（最初称为“比较成本”）。他表明，即使一个国家生产所有的商品都比另一个国家更有优势，仍然可以通过两国之间生产效率的相对差异实现贸易的收益。这些收益来源于每个国家都会专门生产其相对（国内）成本较低的商品。对于国家来说，与其在自己的经济体系中用自己的劳动力进行交换，不如与贸易伙伴以更有利的条件进行交换。正如伟大的保罗·萨缪尔森曾经打趣的那样，“比较优势是经济学中为数不多的真理之一，但它并不容易被人们发现”。本书详细描述了这个不明显的真理。
李嘉图以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开始了他最著名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
商品的价值，或它所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为该劳动支付的报酬。37
他区分了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及其潜在的价值。像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一样，他认为两种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是由制造它们所需的相对劳动量决定的。
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如果生产一瓶葡萄酒需要的劳动时间是生产一块面包的两倍，那么葡萄酒的价值将是面包的两倍。在短期内，实际价格可能会随着工资和利润而波动，但长期来看，它们会恢复到由生产它们的劳动力数量决定的自然价值上。李嘉图通过加入土地（租金）和资本（利润）报酬因素来扩展这一理论，然后集中研究生产要素报酬分配的变化。
他用时间作为劳动力数量的衡量标准，通过比较工资与生产率来表示不同的劳动技能，他假设资本对价值的影响被抵消，因为它仅仅储存在劳动力中。他补充了土地租金理论，认为租金是由商品价格决定的（而不是决定商品价格），并提供了利润对价值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例如不同行业的资本密集度不同）。38
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制定了决定“社会三个阶级”（地主、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生产的一切产品的分配的法律。他将工资分配视为最终调节一个国家的增长率和财富的问题。
李嘉图认为，劳动回报将趋向于以食物价格为基准的温饱工资（后来被称为铁律）。随着必需品成本的上下波动，工资也会相应上下变动，利润以相反的方向变化。李嘉图还确定，租金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因为收益递减导致生产食物的成本升高。正如他在《利润论》中指出的那样，“利润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工资取决于必需品的价格，而必需品的价格主要取决于食品的价格”。
李嘉图的增长和积累理论由此而来。随着利润的增长，资本家进行投资并扩大生产，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提高工资。这鼓励了人口增长，随着更多土地投入生产，工资又回到了维持生计的水平，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利润（和租金）并循环往复。随着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仅能获得维持生计的工资。
由于食品价格最终会对工资产生影响，农业生产率越高，食品价格越低，工资就越低，制造业的利润也就越高。这些利润可以再投资于制造业的进一步增长（生产性消费）。如果农业生产率较低，就没有剩余可用于再投资，也就没有增长。租金会消耗利润，从而拖累经济增长。
李嘉图的方法有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他的分析倾向于集中在货币和财政上，而低估了生产组织和经济机构的重要性。39最奇怪的是，尽管他仔细阅读了斯密的著作，但没有提到分工作为经济组织的基本制度。
第二，李嘉图对他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推导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如何解释各种生产要素回报的时间差异。为了将劳动确定为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他需要建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就像他基于食物价格和温饱工资之间的关系对土地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解释）。他的解决方案是将资本视为累积的劳动（通过观察制造机器需要如此多的工时）。但当他意识到劳动回报的时间跨度（即每日、每周或每月工资）远远短于物质资本回报的时间跨度（通常延续数年）时，他的解决方案出现了问题。40
这便留给后人去解决。
斯密、李嘉图等人都将工业包括在内重新划定了生产可能性边界，并关注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生产过程对劳动力和资本回报的影响。他们都认为价值来源于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力，任何后续活动，如金融，本身并没有创造价值。
尽管后来有研究者使用了经典的价值概念，但得出了与经典的价值观点截然不同的结论。这将需要更多正统价值理论家的回应。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等太久。
正如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这种反应设置了一个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价值的看法，从生产的商品或活动的内在，转变为旁观者眼中的外在的消费。我们将商品、活动和劳动力的市场价格等同于它们的价值以及社会价值。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可能会对我们理解当今社会如何成功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巨大结构性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1] 历史上理查三世死于1485年的博斯沃斯之战。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理查三世因马掌没有装牢而落马，他的马转身逃跑，军队以为马背着国王撤退，所以也望风而逃。于是，绝望的国王说出了这句台词，并当场殒命。但根据后世的历史学家考证，莎士比亚的描写并不符合史实。——译者注
[2] 霍布斯主义，源于英国17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该理论强调绝对主权和国家权威的重要性。——译者注
[3] 裙带资本主义，又称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的是在一种经济体中，其中的企业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企业与政府官员间的关系是否密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