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医生告诉朱利安的母亲，她血压太高，必须减掉二十磅体重，所以在每周三的晚上，朱利安只得带母亲乘公交车，去市区上在基督教青年会开设的一个减肥班。减肥班是为年过五十、体重在一百六十五至两百磅之间的劳工女子设立的。朱利安的母亲在班上还算苗条，但母亲说，女士是不会说出自己的年龄和体重的。自从施行白人、黑人混乘以后，她就不愿一个人在晚上搭公交车，而且，因为上减肥班是她少有的乐趣之一，是她的健康所必需的，又免费，所以她说，想想她为朱利安做的一切，朱利安至少应该出趟门带她过去。朱利安不愿去想母亲为他做的一切，但每个周三的晚上，他都强打起精神带她去。

她站在门厅里的镜子前戴帽子，快要准备走了。朱利安背着手，一动不动地靠在门框上等待着，就像等待着利箭射穿自己的圣塞巴斯蒂安[1]。帽子是最近买的，花了她七点五美元。她不停地说：“也许我不该花那么多钱买它。是的，我不应该买。我这就摘下来，明天把它退回去。我不应该买这顶帽子。”

朱利安翻起白眼。“不，你应该买下来，”他说，“戴上它，我们走吧。”那是一顶丑陋不堪的帽子：紫色天鹅绒帽檐在一边垂下，又在另一边翘起；帽子其余部分是绿色的，看起来就像填料外露的坐垫。他觉得这顶帽子滑稽、神气活现而又可怜兮兮。让她快乐的都是小东西，但所有这些小东西都让朱利安沮丧。

她又一次拿起帽子，放在头顶上。两缕灰发垂在她红润脸庞的两侧。她十岁时，那双天蓝色的眼睛肯定也像现在这样纯真、未经世事。她不像个含辛茹苦，供他吃喝，送他去念书，至今仍支持着他，“直到他能站稳脚跟”的寡妇，而是一个他必须带她进城的小女孩。

“好了，好了，”他说，“我们走吧。”为了让她动身，他打开门，走上步行道。天空是了无生气的紫罗兰色，在天空的映衬下，房舍显得黑黝黝的，成了全都一样丑陋的球形肝色怪物，尽管没有哪两栋房子是一模一样的。四十年前，这里是上流社区，因此他的母亲坚持认为他们能在这里拥有一套住宅是很不错的。每一栋房子的周围都有一圈窄窄的泥土地，泥土地上通常会坐着个邋遢的小孩。朱利安双手插在口袋里走着。他目光呆滞，头低下来，朝前伸着。他决定在为了母亲的快乐牺牲自己的这段时间里，让自己完全麻木。

门关上了。他转身，看见那个戴着一顶无比糟糕的帽子的矮胖身影朝他走来。“唉，”她说，“人只能活一次，得为这一次多付出一些，我至少不会像个闲人那样走来走去。”

“等我开始挣钱了，”朱利安阴沉地说，但他知道自己永远都挣不到钱，“你想什么时候开这样的玩笑，就什么时候开吧。”那时，他们首先会搬家。他想象过拥有这样的房子：两边最近的邻居也在三英里[2]之外。

“我觉得你做得挺好的，”她一边戴手套一边说，“你才离开学校一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在基督教青年会减肥班里，只有几个成员会戴着帽子和手套去上课，并且有个上过大学的儿子，而她是其中之一。“需要时间的，”她说，“而这个世界现在又一团糟。这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比戴在其他任何人的头上都好看，尽管售货小姐拿出它时，我说：‘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是不会把它戴在头上的。’不过她说：‘戴上看看嘛。’她把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时，我说：‘哎——呀。’她说：‘要我说，您和这顶帽子真是相得益彰，而且，’她又说，‘戴上它，您肯定显得与众不同。’”

朱利安想，她如果自私点，或者是个酗酒并冲他喊叫的老母夜叉，他会自立得多。他走着，沉浸在绝望里，仿佛苦难已经使他失去信心。看到朱利安那张绝望而又不耐的长脸，母亲陡然停下，显出受伤的表情，拉住他的胳膊。“等着我，”她说，“我这就回家把这东西摘掉，明天就退回去。我昏了头。我可以用那七块半付煤气费。”

朱利安用力地抓住她的胳膊。“不要退回去，”他说，“我喜欢它。”

“唉，”她说，“我觉得自己不应该……”

“不要说了，好好享受这顶帽子吧。”他咕哝道，比刚才更沮丧。

“这个世界一团糟，”她说，“我们能享受点什么真是个奇迹。我跟你说，天翻地覆了。”

朱利安叹了口气。

“当然了，”她说，“你如果知道自己是谁，可以去任何地方。”朱利安每次带她去减肥班，她都要说这个。“减肥班里的那些人，大多数和我们不是一类，”她说，“但我可以对任何人都客气。我知道自己是谁。”

“他们根本不在乎你客不客气，”朱利安恶狠狠地说，“知道自己是谁只对一代人有好处。现在，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自己是谁。”

她停下来，瞥了朱利安一眼。“我当然非常清楚自己是谁，”她说，“你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会为你感到羞愧。”

“哦，见鬼。”朱利安说。

“你的曾祖父当过本州州长，”她说，“你的祖父是个富裕的地主。你的外祖母姓葛德海。”

“看看四周，”他紧张地说，“你知道自己现在是在哪儿吗？”他忽地挥舞胳膊，指了指这个地方，渐浓的黑暗至少让这里显得不那么肮脏了。

“你怎么老是这个样子？”她说，“你的曾祖父有个种植园，还有两百个奴隶。”

“现在已经没有奴隶了。”他气恼地说。

“他们还是奴隶的时候更幸福。”她说。朱利安呻吟一声，痛苦地发现她又谈到了这个话题。每隔几天，她就会绕到这上面来，就像开放铁轨上的火车。他知道沿途每一个站点、每一个交叉口和每一处沼泽，也知道在哪一点上，母亲的结论一定会庄严地滑进车站：“荒诞。根本就不现实。他们应该站起来，这没错，但应该站在篱笆那一边，那一边才属于他们。”

“我们别说了。”朱利安说。

“我替他们难过，”她说，“那些半白[3]的。他们悲惨啊。”

“你能不能别说了？”

“想想我们如果是半白的，心里的感受肯定很复杂。”

“我现在的感受就很复杂。”他痛苦地说。

“那我们说些令人愉快的事情吧，”她说，“记得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常到爷爷那儿去。那栋房子有座双楼梯，楼梯通向真正的二楼——一楼只用来做饭。我喜欢待在楼下的厨房里，因为我喜欢墙的气味。我会坐着，把鼻子贴在泥灰上，深呼吸。那栋房子其实是葛德海家的，但你的祖父切斯蒂尼付了贷款，替他们保住了房子。他们家道中落了，”她说，“不管中落不中落，他们永远都不会忘了自己是谁。”

“肯定是那栋破烂的大房子提醒了他们。”朱利安咕哝道。他说起那栋房子时，总带着轻蔑，想到它时，却又总是心怀向往。在它被卖掉之前，他见过那房子一次，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双楼梯烂掉了，被拆下来，黑仔[4]住在里面。但母亲知道，房子留在了他的脑海里。它经常出现在他的梦里。他会站在宽阔的门廊下，听橡树叶的沙沙声，继而不紧不慢地穿过天花板很高的门厅，走进和门厅相连的客厅，注视着磨坏了的小地毯和褪了色的挂毯。他觉得，能够欣赏那栋房子的人是他，而不是母亲。他爱它破败的优雅胜过他能叫得出名字的任何东西。就因为那栋房子，他们居住过的所有社区对他而言都是折磨——然而母亲几乎意识不到这种区别。她不觉得自己感觉迟钝，反而认为这是“能屈能伸”。

“我想起了老黑人保姆卡罗琳。世上没有比她更好的人了。我一向非常尊重我的有色人种朋友，”她说，“我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情，而他们……”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能不能不谈这个话题？”朱利安说。他一个人乘公交车时，会有意坐在黑仔旁边，好像这样能弥补母亲的罪过。

“你今晚动不动就生气，”她说，“你没觉得不舒服吧？”

“是的，我没觉得不舒服，”他说，“别说话了。”

她噘起嘴唇。“看样子你心情很不好，”她说道，“我根本就不该和你说话。”

他们来到公交车站。公交车还没来。朱利安双手插在口袋里，向前伸着头，怒视着空荡荡的街道。等公交车和将要乘公交车导致的沮丧感，就像一只滚烫的手，开始爬上他的脖子。母亲痛苦地叹了口气之后，他渐渐意识到母亲的存在。他阴郁地看着母亲。她直挺挺地站着，戴着那顶荒唐的帽子，帽子仿佛是代表她虚幻尊严的一面旗帜。他产生了想要挫一挫母亲锐气的恶毒冲动，于是突然松开领带，将其解下并塞进口袋。

她僵住了。“为什么每次带我进城，你都非要这个样子？”她问，“你为什么存心让我难堪？”

“你要是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他说，“至少应该明白我是在哪里。”

“你看起来就像个——恶棍。”她说。“那么我一定就是了。”他嘟囔道。

“我回家算了，”她说，“我不烦你了。你如果连这点小事都不能为我做……”

他翻着白眼，又把领带系上。“在我所处的阶级里，”他咕哝道，把脸凑到她跟前，咬牙切齿地说，“真正的文化在脑子里，脑子里，”他说，敲敲自己的头，“脑子。”

“在心里，”她说，“也在于你怎样做事，而你怎样做事，是由你是谁决定的。”

“在该死的公交车上，没有人在乎你是谁。”

“我在乎自己是谁。”她冷冰冰地说。

亮着灯的公交车出现在后面一道斜坡的顶上。它驶近时，他们走到街上，迎上去。他把手放到母亲的胳膊肘上，将她托到嘎吱作响的台阶上。她面带微笑地上车，仿佛正走进客厅，这里的每个人都在等她。他投代币时，母亲在走道一边宽大的前排[5]三人座的其中一张上坐下。一个龅牙、头发又长又黄的瘦削女人坐在三人座的最边上。母亲移身挪到龅牙女人旁边，为朱利安留出自己身边的座位。他坐下来，看着走道另一边的地板，一双穿在红白两色帆布凉鞋里的瘦脚稳稳地放在那里。

他的母亲立即开始泛泛而谈，想要吸引任何一个想说话的人。“天气还会更热吗？”她说，从手袋里掏出一把上面画着日本风景的黑色折扇，在面前扇起来。

“我看可能会吧，”龅牙女人说，“但有一件事我很肯定：我的公寓是不可能更热了。”

“一定是因为吸收了下午的阳光。”朱利安的母亲说。她微微前倾，前后看了看公交车——半满，都是白人。“车上坐的都是自己人嘛。”她说。朱利安不安起来。

“总要变一变嘛。”走道另一边的那个女人说，她就是那双红白两色帆布凉鞋的主人。“我前几天坐的那辆公交车上，他们就像跳蚤一样多——从车头到车尾。”

“这个世界整个都乱了，”朱利安的母亲说，“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让它陷入这种困境的。”

“让我看不过去的是好人家的男孩子偷汽车轮胎，”那个龅牙女人说，“我对我儿子说，你也许不是有钱人，却是有教养的。我如果抓到你掺和进那种混账事情里，就把你送到感化院去，那里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

“真是教育有方啊。”朱利安的母亲说，“你的儿子念高中了吗？”

“九年级。”龅牙女人说。

“我儿子去年刚大学毕业。他想写作，但目前在卖打字机，还没起步哪。”朱利安的母亲说。

龅牙女人探出身体，端详朱利安。朱利安恶狠狠地看了她一眼，所以她又坐回到座位上。走道上有一张被人丢掉的报纸。朱利安站起来捡起报纸，在面前打开。他的母亲用低微的声音，想谨慎地把交谈进行下去，但走道另一边的那个女人大声说：“噢，不错啊。卖打字机和写作差不多嘛。他可以随时从这一行跳到那一行。”

“我跟他说，”朱利安的母亲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朱利安举着报纸，退回到自己意识内部的隔层里，他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那是一种精神泡沫，他无力支撑自己继续成为周遭所发生事情的一部分时，只要身处泡沫之中，就能找到自己。在那里，他能看到外面并做出评判，而且在泡沫里面，他是安全的，不会受到外界的任何侵害。那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他觉得自己摆脱了愚昧的周围人的地方。他母亲从未进去过，在那里面，他能非常清楚地看到母亲。

老太太很聪明，但朱利安觉得，母亲如果能从正确的前提开始，会变得更好。母亲根据自己幻想出来的那个世界的规则生活，朱利安从未看见她涉足过外面。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她首先把许多事情弄得一团糟，制造出必须牺牲自我的局面之后，为朱利安牺牲自己。他也许接受了母亲的牺牲，但那只是因为母亲缺乏远见，已经使牺牲成为必然。一生中，在没有切斯蒂尼氏财产的情况下，母亲努力表现得像切斯蒂尼氏，并给予朱利安一切她认为切斯蒂尼氏该有的东西。但是，她说，既然努力是趣事，为什么要抱怨呢？而且当你赢了，就像她一样，回顾艰难时光是非常快乐的！朱利安不能原谅的是，母亲享受这种努力，并认为她赢了。

她说自己已经赢了，意思是她成功将朱利安养大并送他去念了大学。他发展得如此之好——好看（为了让朱利安的牙整齐笔直，她牙掉了也没补），聪明（朱利安认为自己太聪明了，所以不会成功），未来就在他的前方（他肯定没有未来）。她原谅朱利安的悲观，因为朱利安尚未成人；原谅朱利安激进的想法，因为他缺乏对现实的经验。她说朱利安还不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甚至还未走进真正的世界，却已经像个五十岁的男人那样对它不抱幻想了。

这一切更深一层的讽刺意味是，尽管她是这样的母亲，朱利安却发展得特别好。虽然上的是三流大学，但由于自觉，他还是在接受一流教育后毕业了；尽管是在小心思的左右下长大的，他最终却获得了大智慧；尽管时常听到母亲那些愚蠢的观点，他却摆脱了偏见，不惧面对事实。最不可思议的是，他没有被自己对母亲的爱蒙蔽，反而在精神上摆脱了她，可以完全客观地看待她。他没有受制于母亲。

公交车猛地一冲，然后停下来，将他从沉思中甩出来。后面一个正前倾着身体、迈着小碎步朝前走的女人，差一点被晃得跌坐在他的报纸上。这个女人下去，一个大块头黑仔上来。朱利安放低报纸，观察那个黑人。看到平日里的不公正现象，会让他获得一种满足感。这些不公正的现象证实了他的观点：在半径三百英里的范围内，没有什么人值得去认识。黑仔穿着体面，拎着一只手提箱。他四下看了看，继而在一排座位的一头坐下，另一头坐着那个穿红白两色帆布凉鞋的女人。他随即打开一份报纸，将自己隐藏在报纸后面。母亲开始用胳膊肘不停地戳朱利安的肋骨。“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意一个人乘这样的公交车了吧。”她低声道。

就在那个黑仔坐下时，那个穿着红白两色帆布凉鞋的女人站起来，向公交车的后面走去，坐在已经下车的那个女人的座位上。朱利安的母亲前倾身体，赞许地看了她一眼。

朱利安跨过走道，在穿着帆布凉鞋的那个女人刚才坐的位子上坐下。他从这个位置平静地看着对面的母亲——母亲的脸因愤怒而变红。他注视着母亲，仿佛她是个陌生人。他突然紧张起来，好像已经对母亲公开宣战。

朱利安想和这个黑仔攀谈，和他说说艺术或者政治或者超出他们俩周围的人理解范围的其他任何话题，但那人依然稳坐着，埋首于报纸。他要么不在意座位的变化，要么根本就没注意到，害得朱利安没办法表达自己的同情。

母亲责备地注视着朱利安。那个龅牙女人直勾勾地看着朱利安，好像他是一种最近才出现在地球上的怪物。“你有火柴吗？”他问黑仔。

黑仔把手伸进口袋，递给朱利安一盒火柴，但目光并未离开报纸。

“谢了。”朱利安说。他傻乎乎地握了火柴一会儿。车门上方有块“禁止吸烟”的标牌。仅仅是这块牌子还不足以阻止他——他没有烟。因为负担不起，几个月之前，他戒烟了。“对不起。”他咕哝道，把火柴递回去。黑人放低报纸，生气地看了他一眼，接过火柴，又举起报纸。

母亲仍在盯着朱利安看，但并未趁朱利安感到不自在的瞬间反击他。她的眼里仍然是悲痛的神色，脸看起来红得不自然，也许是因为血压升高了。朱利安不允许自己的脸上显出丝毫的同情，他占了上风之后，要不顾一切地保持下去，直到最后。他想给母亲一个她会记住一段时间的教训，但此刻他似乎没办法做到——黑仔拒绝从报纸的世界里走出来。

朱利安交叠双臂，默然地看着前方，面对着母亲，但似乎又没看见母亲，仿佛拒绝承认母亲的存在。他想象出一幅画面：公交车抵达他们要下的站点后，他依然坐在座位上。

当母亲问“你不下去吗”，他就像看一个冒失地与自己说话的陌生人似的看看母亲。他们要下车的那个街角通常寂静无人，但灯火通明，让母亲自己走过四段街区去基督教青年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决定等那一刻来临时，再决定要不要让母亲一个人下车。他必须在十点钟出现在基督教青年会，带母亲回去，但他可以让母亲琢磨他会不会去接她。母亲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总是可以依赖他。

朱利安的思绪又回到那个房顶很高、零落地摆着几件古董大家具的房间。他的精神放松了片刻，接着，他意识到坐在对面的母亲的存在，脑海中的画面便皱缩起来。他冷冷地审视着母亲。她那双穿在小舞鞋里的小脚就像小孩的脚那样悬着，无法完全够到地板。她用一种夸张的责备眼神盯着他。朱利安觉得自己与母亲完全疏离了。在那一刻，朱利安很愿意给她一巴掌，就像扇一个受他管束的极令人讨厌的小孩。

他开始想象能用以教训母亲的各种行不通的方法。他可以和一些杰出的黑仔教授或律师做朋友，并带一个回家住一晚。他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但母亲的血压可能会升到三百。他不能把母亲逼到中风的地步，而且，他从未成功地交到一个黑仔朋友。他试过在公交车上和看起来较好的几类像教授或神父或律师的黑仔交朋友。有天早上，他坐到一个看起来很优秀的深棕色男人身边，那人能用浑厚严肃的声音回答他的问题，可惜是个殡葬业者。还有一天，他在一个抽着雪茄、手指上戴着钻戒的黑仔旁边坐下。但那个黑仔说了几句生硬的玩笑话后，就按响蜂鸣器并站起来。从朱利安的身边挤过去准备下车时，他往朱利安的手里塞了两张彩票。他想象母亲病入膏肓，卧床不起，而他只能为母亲找来一位黑仔医生。他把这个想法玩味了几分钟，然后丢开它，转而短暂地想象自己作为支持者参加静坐示威。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但他并未一直沉浸在这样的想象里。相反，他逐渐接近那最恐怖的画面：他带着一个漂亮但会让人怀疑她是黑仔的女人回到家里。做好心理准备吧，他会说，你拿这件事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就是我看中的女人。她聪明、有自尊，甚至可谓优秀。她饱经风霜，但并不觉得那是乐事。迫害我们吧，快来迫害我们吧。把她赶出这儿吧，但记着，你把她赶出去也就等于把我赶出去了。他眯起眼睛，透过他所引发的愤怒，看见坐在对面的母亲涨紫了脸，收缩成侏儒大小——那就是她道德秉性的体积——像一具木乃伊似的坐着，那顶可笑的帽子仿佛一面旗帜。

公交车停下时，他的幻想再次被打断。在吸吮似的咝咝声里，门开了，一个有色女人从黑暗里走进来。她身材高大、衣着花哨、表情阴沉，还带着个小男孩。那个小孩可能有四岁大，穿着短短的套装，戴着顶提洛尔帽[6]，帽子里插着一根蓝色羽毛。朱利安希望小男孩坐在自己的旁边，那个女人去坐他母亲旁边的位子。他觉得这样的安排再好不过。

等代币时，那女人扫视公交车，寻找可以坐的地方——朱利安希望这个女人能坐到别人最不想让她坐的位子上。她身上有种朱利安熟悉的东西，但朱利安说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她是女人中的巨人，面容坚定，似乎不怕任何人找碴儿，而且要把找碴儿的人找出来。她硕大的下唇下垂着，就像一块警示标志：“别惹我”。她臃肿的身体包裹在绿色绉纱裙里，双脚从红鞋里挤出来。她戴着一顶丑陋不堪的帽子：紫色天鹅绒帽檐在帽子的一边垂下，又在另一边翘起；帽子的其余部分是绿色的，看起来像是填料外露的坐垫。她拿着一只鼓鼓囊囊的红色大手袋，手袋里面仿佛满是石头。

让朱利安失望的是，小男孩爬上了朱利安母亲旁边的那个空位。所有小孩，不管黑的白的，在朱利安母亲的眼里都是“可爱的”，而且母亲认为，总体来说，黑人小孩比白人小孩更可爱。小男孩爬上座位时，朱利安的母亲对小孩笑了笑。

与此同时，那女人重重地坐到朱利安身边的空位上。让朱利安气恼的是，她是挤进去的。这个女人在他身边坐下时，他看见母亲的脸色变了，继而心满意足地意识到，母亲比他还要反感这件事。她的脸看起来快要变成灰色，眼睛里有种隐约感觉到了什么的神色，仿佛突然对一种可怕的对抗感到恶心。朱利安明白，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母亲和这个女人交换了儿子。母亲不会明白这件事的象征意义，但她会感觉到。朱利安的愉悦明白无误地流露在脸上。

身边的这个女人喃喃地对她自己说了几句朱利安听不分明的话。朱利安感觉身边好像竖立着一根刺，又像是愤怒的猫发出的低沉咆哮。除了挺立在绿色大腿上的红色手袋，朱利安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回想这个女人站着等代币时的模样——笨拙的身躯——目光从红色的鞋子往上升，越过结实的大腿、巨大的乳房和傲慢的脸庞，抵达紫绿两色的帽子。

他的眼睛睁大了。

两顶一模一样的帽子发出朝霞般明亮的光辉，打断他的思绪。因为开心，他的脸顿时神采奕奕。他不敢相信，命运给了母亲一个这样的教训。他咯咯地大声笑起来，好让母亲看他，看到他所看到的。母亲缓慢地将目光转向他，眼睛里的蓝似乎变成了瘀伤的紫。片刻间，他意识到母亲是无辜的，这让他感到不安，但这种感觉只持续了几秒，接着原则救了他——公正给了他嘲笑的权利。他笑得更厉害了，好像在大声对母亲说：这就是对你小心眼的惩罚。这件事会给你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母亲的目光移向那个女人。她似乎无法忍受继续看着儿子，看那个女人还容易些。朱利安再次感觉到身侧那根竖立的刺的存在。这个女人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轰隆着的火山。母亲一边的嘴角开始轻微地抽动，表情渐渐恢复正常。意识到母亲在突然发现她们的帽子一样之后也许会觉得很有趣，不觉得这是什么教训，朱利安的心开始往下沉了。朱利安的母亲盯着这个女人看，一丝愉悦的笑容浮现在脸上，好像这是一只偷了她帽子的猴子。小黑仔那双大眼睛兴趣盎然地仰视着朱利安的母亲。小男孩试图吸引她的注意已经有一会儿了。

“卡佛！”大个子女人突然说，“到这块儿来。”

看到焦点终于到了自己身上，卡佛抬起双脚，转身面向朱利安的母亲，咯咯地笑了。

“卡佛！”这个女人说，“你听见我的话了吗？到这块儿来！”

卡佛从座位上滑下来，背靠着座位基座，蹲着不动，然后顽皮地转头面向朱利安的母亲，朱利安的母亲正朝他微笑。那个女人伸出一只手，把卡佛从走道的另一边抓到自己身旁。卡佛调整了一下姿势，靠在女人的腿上，对朱利安的母亲咧嘴而笑。“他多可爱呀。”朱利安的母亲对那个龅牙女人说。

“我想是吧。”龅牙女人不太肯定地说。

大个子女人把卡佛拉过来坐直，但卡佛挣脱她的手，冲向走道的另一边，一边放声咯咯大笑，一边爬上他所爱之人旁边的座位。

“我看他喜欢我。”朱利安的母亲说，并对那个女人微笑。那是她对下等人特别礼貌时会使用的微笑。朱利安眼前一阵黑暗。那个教训就像屋顶的雨水，从他母亲身旁滚下去了。

那个女人站起来，把小男孩从座位上拽下来，仿佛要把他从疾病传染源旁边抓走。朱利安能够感觉到，卡佛的母亲因为没有像他母亲的微笑那样的武器而愤怒。她狠狠地拍了儿子的腿一下。他立即号叫起来，接着用头顶她的肚子，用脚踢她的小腿骨。“老实点。”她暴喝道。

这时，公交车停下，一直在看报纸的那个黑仔下车。那女人挤过去，接着砰地把小男孩放到她和朱利安的中间。她牢牢地按着儿子的膝盖。过了一会儿，卡佛把双手放在脸上，透过指缝窥视朱利安的母亲。

“我看见你喽！”朱利安的母亲说，然后把一只手放在脸上，也窥视卡佛。

那个女人把卡佛的手打下来。“别丢人了，”她说，“不然我揍扁你！”

朱利安庆幸他们下一站就要下了。他扯了扯绳索[7]，那个女人也做了相同的动作。噢，我的上帝啊，他想道。他有种可怕的直觉：他们一同下车后，他的母亲会打开钱包，给那个小男孩一枚五美分镍币。对她而言，这样的行为自然得如同呼吸。公交车停下，那个女人把想继续待着的小孩拖在身后，朝前门冲去。朱利安和母亲站起来，跟在后面。他们快到门口时，朱利安试图替母亲拿手袋。

“不，”她低声道，“我要给那个小男孩五美分。”

“不行！”朱利安咬牙切齿地说，“不行！”

朱利安的母亲低头对小男孩微笑，接着打开包。公交车门开了，那个女人抓住卡佛的胳膊，把他拎起来。小男孩扒着母亲的大腿下了车。一到街上，她就放下儿子，摇晃他。朱利安的母亲从公交车台阶上下来时，不得不合上钱包，但脚刚落地，她又把钱包打开，开始在里面翻找。“我只找到一枚一美分的，”她悄声说，“看起来像是新的。”

“不要这么做！”朱利安咬紧牙关，愤怒地说。街角有一盏路灯，朱利安的母亲急忙跑到路灯下面，以便能更好地搜摸手袋的深处。那个女人沿街快速而去，小男孩被拎在半空中，吊在她身后。

“喂，小家伙！”朱利安的母亲喊道，快走几步，在路灯柱的那一边赶上他们。“这枚亮晶晶的一美分新镍币是给你的。”她拿出硬币，硬币在微弱的路灯光里闪出青铜的色泽。

那个魁梧的女人转过身，站立片刻。她因为压抑着愤怒，双肩耸起，面孔板起来，瞪着朱利安的母亲。然后，突然，就像一台被施加了过多压力的机器，她终于爆发了。朱利安看见黑色的拳头和红色的手袋一起挥出来。朱利安闭上眼睛，缩着身体，与此同时，听见那个女人叫喊道：“谁的一美分他也不要！”他睁开眼睛时，那个女人正沿街朝前走，快要消失不见了。小男孩瞪大眼睛，目光越过妈妈的肩膀，盯着坐在人行道上的朱利安的母亲。

“我叫你不要那么做了，”朱利安愤怒地说，“我叫你不要那么做了！”

他咬着牙齿，居高临下地在母亲身边站了一会儿。母亲双腿伸在前面，帽子掉在大腿上。他蹲下来看着母亲的脸。那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你活该，”他说，“起来吧。”

他捡起手袋，把掉出来的东西放回去，然后又捡起母亲大腿上的帽子。他看见人行道上的那枚一美分镍币，捡起来，在母亲的眼前把它扔进钱包。然后他站起来，弯下腰，伸出手，想把母亲拽起来。母亲赖在地上不动。他叹了口气。黑色的公寓楼耸立在他们两边，不规则的六边形灯光照射其上。在这段街区的末端，有个男人从一扇门里走出来，朝与他们相反的方向而去。“好了，”朱利安说，“假如有人经过，问你为什么坐在人行道上，该怎么办呢？”

母亲抓住他的一只手，喘着粗气吃力地站起来。母亲站了一会儿，轻微地摇摇摆摆，黑暗中的光点仿佛正盘绕着她。母亲那被阴影笼罩的茫然目光终于定在他的脸上。朱利安没有掩饰恼怒。“我希望你能吸取这个教训。”他说。母亲躬身向前，目光在朱利安的脸上搜寻，似乎想弄清楚他到底是谁。然后，仿佛认定儿子身上没有她熟悉的东西，她伸着头，朝着错误的方向迈开步。

“你不去基督教青年会啦？”他问。“回家。”母亲含混道。

“好啊，我们步行吗？”

母亲继续朝前走，以此作为回应。朱利安背着手，跟在她后面。朱利安觉得有必要解释母亲得到的这个教训，好让这个教训永远存在于母亲的脑海——不能让教训就这样溜走。他想让母亲明白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不要以为她只是个高傲的黑女人，”他说，“她代表不再接受你带着优越感的施舍的整个有色种族。她就是你黑色的影子。她能和你戴同样的帽子，而且毫无疑问，”朱利安无缘无故地补充道（也许觉得这样很好玩），“帽子戴在她头上，比戴在你头上好看。这一切的含义是，”朱利安又说，“旧世界已经消失。旧礼仪已经过时，你的亲切屁都不值。”朱利安痛苦地想到那对他而言已经消失的房子。“你别再自以为是了。”朱利安最后说。

母亲继续步伐沉重地朝前走，对他毫不在意。母亲一边的头发乱了，手袋也掉了，但她没有理会。朱利安弯腰捡起手袋递给母亲，她没接。

“你不用表现得好像这个世界已经终结了似的，”朱利安说，“因为它还没终结。从现在起，你要生活在一个新世界了。现实些，振作起来，”他说，“这不会要你的命。”

母亲的呼吸加快了。

“我们等公交车吧。”他说。“回家。”母亲口齿不清地说。

“我讨厌看见你这副样子，”朱利安说，“就像个孩子。你让我失望了。”他决定在原地停下，让母亲停下等公交车。“我不走了，”他停下，说道，“我们坐公交车。”

母亲继续朝前走，仿佛没听见他的话。他赶上前抓住母亲的胳膊，母亲停下来。他看着母亲的脸，感到一阵窒息：

他看到的是一张自己以前从没见过的脸。“叫爷爷来接我。”母亲说。

他盯着母亲，愣住了。

“叫卡罗琳来接我。”母亲说。

朱利安错愕地放开母亲，母亲前倾着前行，一条腿好像比另一条腿短。似乎有一股黑色的潮水将母亲从他身边冲走了。“母亲！”他喊道，“亲爱的，心肝，等等！”母亲瘫下来，倒在人行道上。他向前冲，跌坐在母亲身边，叫喊道：“妈妈、妈妈！”他把母亲翻过来。母亲的脸扭曲得厉害，一只瞪大的眼睛略微向左移动，好像已经脱离了原位。另一只眼睛呆愣愣地盯着朱利安看，又在他的脸上搜寻着，但什么也没发现，于是闭上了。

“在这里等着，在这里等着！”朱利安叫喊道，随即跳起来，开始朝他看到的前方的一束光线奔跑，寻求帮助。“救命，救命啊！”他叫唤道，但声音细弱，几不可闻。他跑得越快，那些光线就漂流得越远。他的双脚无知无觉地移动着，仿佛不能将他带到任何地方。那股黑色的潮水仿佛要把他冲回到母亲的身边，一刻不停地阻止他进入自责和悲痛的世界。

注释

[1]基督教圣徒，在三世纪的宗教迫害时期，被罗马皇帝杀害，一般认为他卒于公元二八八年。在文学和绘画作品中，他被描绘成遭捆绑、被乱箭射死的形象。

[2]一英里约等于1.6公里。

[3]指黑白混血人种。

[4]在原文中，nigger和negro都是对黑人的蔑称，nigger最严重，negro次之。为了以示区别，译文分别翻译成“黑鬼”和“黑仔”。

[5]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前，在美国南方地区的公交车上，黑人只能坐后排座位，而且如果座位满了，要给白人让座。

[6]一种绿色软毡帽，常装饰着羽毛或花结。

[7]美国公交车上常装有绳索，乘客可拉动绳索，通知司机在下一站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