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家眼中的股市怪象

首先，如果华尔街确实如我所描述的那样，那么，本书中的人物就会充斥于华尔街的每个角落。以我笔下的“可怜的格兰威尔”为例，这个基金经理以错误的方式抛下赌注。他刚为自己的基金筹集到2 500 万美元的现金，市场便急转直下，这令他始料不及。每个人都认识“可怜的格兰威尔”，但对我来说，我认识的“可怜的格兰威尔”没有 2 500 万美元，而是坐守 1 900 万美元或 3 300 万美元，他的头发也不是金色的，而是红色或者棕色的。否则，他肯定就是那个格兰威尔。仅仅是我自己就曾遇到过 6 位“可怜的格兰威尔”，而且还不知每天有多少位“可怜的格兰威尔”来到华尔街。

这不免让我们想到拉蒙特·克伦斯通（Lamont Kronstone），如果你想不起来谁是克伦斯通，回顾一下电影《魅影奇侠》（The Shadow），他是影片中的传奇人物，在东方学到了一种法术，可以让他变成隐身人，要是与他为伍可就惨了。

我曾参加过一次鸡尾酒会，大家坐在一起，听一位从未谋过面的《纽约时报》记者谈天说地。这位记者说他非常熟悉亚当·史密斯，而且还有多年的交情，并向我们讲述了亚当·史密斯的所有事情。我听得聚精会神。还有一次，我在乘飞机时遇到一个人，这家伙主动搭讪，于是，我们便兴高采烈地聊了起来。言谈中，他向我讲到了亚当·史密斯。就在我恭维地表现出兴致盎然的时候，他却煞有其事地说：尽管他认识亚当·史密斯，却不能告诉我他到底是何许人也，因为他曾对亚当·史密斯先生发下毒誓，务必守口如瓶。

太绝了！我就像是一个没有被任何人追捕到的逃亡者。

你也许会注意到，凯恩斯先生的思想在本书中无处不在。不过，这里的凯恩斯绝对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个伟大的投机者。当然，经济学家凯恩斯仍然存在，但他和达尔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还有那个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柯卡尔迪镇的亚当·斯密一样，成为影响历史的人物。在这里之所以我提到这个，因为作为经济学家的凯恩斯，依然会让很多读者振奋不已，激动万分。

在文章里经常提到凯恩斯，确实让我受益匪浅，很多绅士名流给我发来信函，他们更是在很多右翼刊物中对我大加赞赏，他们暗示，如果和凯恩斯大人有什么瓜葛的话，那我应该是个英国人，是个国际银行家，而且很可能会对美元的衰落感到幸灾乐祸，进而对美国人道德品质的沦落拍手称快。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凯恩斯的长文，最近整理文件的时候，碰巧我又翻出了这篇文章。哎，读研究生的时候，自己实在太笨：货币流通速度L1（Y）=Y/V= M1 这样的东西，居然也会让我绞尽脑汁，放弃了一切娱乐活动。

这就是经济学家的独有风格，稀奇古怪，不同寻常。但事实却不这么简单，这里面蕴含着一个人对生命和生活的深刻感悟。凯恩斯是一个伟大的投机家，他不仅为自己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使自己的母校——剑桥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深受裨益，而他仅仅是在起床后的半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这一壮举。我相信，作为一名投资者，凯恩斯对市场的了解和实践，最终促使他得出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长期预期”部分的结论。这是一些被我们漠视的认知，尽管并非主要观点，但却是最深邃、最精辟的论断。

对于市场认知的深度，此前还从来没有人达到过凯恩斯的程度，我认为，假如没有亲身感悟和体验市场的话，他就找不到这样的“感觉”。纯粹的学术派经济学家从未达到这样的高度，也不可能达到。

老师总是教导我们——至少是我们当中那些没有太多金钱的人，金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东西”，资本的管理者则是神圣的，因此，只要每天摆弄钞票，一定会让我们成为“谨慎人”（Prudent Man，源于“谨慎人规则”，即资金的管理人应当达到必要的谨慎程度，这种必要的谨慎程度是指一个正常谨慎的人，在与他们从事财产交易时所应具有的谨慎程度）。

实际上，它们无非是新教伦理所倡导的思想，也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实质。我认为，这正是推动我们这个国家走到今天的原动力。“省一分钱，就等于赚一分钱”“不浪费，不会穷”“赶淡季，买便宜货”，诸如此类的谚语，无不出于此。就在此时，我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长期预期”一节里看到了下面这句话：

职业投资是一场令人无法忍受的游戏，任何一个没有赌博习性的人，都会对它惊慌失措；即使是那些好赌之徒，也要为这些习性付出适当的代价。

游戏？抑或博弈？大师之所以称之为“游戏”，原因何在？完全可以称它们为业务、生意、职业、专业或其他什么东西啊。到底什么才是“游戏”呢？它是一种“运动、玩笑、嬉戏或娱乐”；“一种以取乐、娱乐或赢取赌注为目的、遵照特定规则进行的比赛”。这和“拥有一家美国公司的股票”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又和“享受美国经济长期增长”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毫无关联，不过，它似乎与股市有异曲同工之处。

让我们走远一步。多年之前，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匈牙利出生的美国数学家，有“电子计算机之父”之称）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美国经济学家）共同编著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这个博弈论对国家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影响着我们的国防政策以及大企业的营销策略。那么，博弈论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它就是量化和认知游戏参与者的行为，从而对他们可能作出的选择实施持续性考量。

或者用更规范的语言来定义：博弈论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它通过理论模型，归纳出事物的共同特性，从而对相互冲突的问题进行分析。参考《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最后一句话，你就可以对它的定义有所了解。但是，对战略层面的强调，也就是说，那些被游戏参与者控制的层面，使博弈论超越了传统概率论的范畴。

按照概率论，游戏规则和结果仅限于纯粹的概率。冯·诺伊曼和摩根斯特恩则创造出一个把相互冲突的利益、不完全的信息以及相互作用的理性决策和选择融合为一体的体系。他们的研究工作开始于两个人之间的零和二元博弈，即一人所赢等于另一人所输的博弈。而这个模型的另一个极端是股市：无限多人参与的N人博弈。（经济学家通常用“N”这个字母来表示他们无从知晓的事物。）即使是对博弈论学者来说，今天的股市也太过复杂，但我认为，总有一天，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量化手段乃至公式，对股市进行准确的考量。

之所以我这样说，是因为股市既是一场游戏，又是一种博弈。换言之，它既是运动、嬉戏、玩乐和比赛，也是一种可以对其结果实施持续考量的对象。如果说它是游戏，那么，我们就可以借助这场游戏，缓解投资带给我们的压力和我们在投资过程中所经历的某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情绪。在游戏中，输赢的规则毕竟是明确的。而其他一切都与此无关。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

一位华尔街的顶尖投资家曾说过：“80%的投资者都不赚钱。”投资者不是来赚钱的？这样的说法似乎有点矛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来干什么呢？不过，这恰恰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个主题，稍后再说这个问题。

回到先前提到的“启发”：职业投资是一场令人无法忍受的游戏，任何一个没有赌博习性的人，都会对它惊慌失措；即使是那些好赌之徒，也要为这些习性付出适当的代价。这句话绝对是一语中的。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有2 600万名直接投资者：已购买股票的投资者。在这里，直接投资者是相对于投资在保险公司和养老金计划的间接投资者而言。

实际上，目前美国的间接投资者已经超过 1 亿人，也就是说，除了孩子和真正的穷人，所有美国人都是间接投资者。在这 2 600 万名直接投资者中，尽管并非每个人都会异常活跃，但积极型投资者的数量确实在与日俱增，使股市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游戏场。积极型投资者从不涉足债券（除可转换债券）和优先股（除可转换优先股）。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些投资工具不能让投资者赚钱，而是因为它们缺乏成为游戏一分子所必需的浪漫，它们只会让投资者感到烦闷。一本讲述债券的基础书很难让我们兴奋不已，因为我们不得不目不转睛、用食指在表格里寻找一个又一个数字，直到找到那个具有适当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债券，才肯罢休。

有时候，幻想要比现实更让我们感到轻松愉悦。但面对能让股市摆脱枯燥乏味的赌性，我们却没有任何为此而感到不快的理由。因此，我们一旦承认而不是回避这一现实，就可以坦然地“为这种本性付出适当的代价”，进而融入现实当中。

在这里，我想说的并不仅仅是承认这一本性。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及多部军事战略作品的作者、2005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博士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谢林博士在《经济学与犯罪事业》（Economics and Criminal Enterprise）一文中指出：

有组织的犯罪并未触及美国最大的赌博业务。这个业务就是股市……原因在于，股市的运行相当好。联邦政府控制着股市，使之保持诚信和信息的完整性，从而使股市成为最难掌控的市场。

这段节录的第一句话肯定会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公共关系人员惊呼尖叫。多年以来，纽约证交所和整个证券行业一直致力校正这样一种观念：买股票就是赌博。尽管社会的阴暗面也会在华尔街有所反映，但他们的努力在总体上还是成功的。

谢林博士所说的这种情况，肯定是最不济、最倒霉的情形，因为股市无论如何还没有沦丧为买彩票那样的赌博事业。但炒股绝对是对普通大众心理的考验，因为投资者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比别人更准确地猜测未来市场动向及投资者行为。某些为股市呐喊助威、驱散1929 年那场灾难阴影的书籍文章，很可能会混淆视听，让我们见非所见，听非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