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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我有一棵树 慢慢消失

大家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在松树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塔尔坪,生长得最普遍的恰恰就是松树,在生活中最司空见惯的也是松树。

第一,松树随遇而安。它在湿溜溜的南方长,在干巴巴的北方也长;在阴坡长,在阳坡也长;在高山上长,在大平地也长;在肥沃的泥巴里长,在悬崖峭壁上也长。塔尔坪有一棵松树就长在悬崖上边,大家一直没有砍掉它,可能是因为不好接近,也可能是因为它长得曲里拐弯的,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烧火吧,也破不开。其实,最大原因是它长在九龙山的龙头上,树下边又埋着我们陈家的几位老先人。人因树而得福,树因人而得寿,所以那棵奇丑无比的松树,竟然成了塔尔坪年龄最大的树,大家并不把它当树看待,有几分成神成仙的意思。

第二,松树兼收并蓄。凡是其他树有的什么优点它几乎都有,它可以长果子,可以打家具,可以盖房子,可以当柴火,可以当成景观。我个人尤其主张用松树做景观树,因为它四季常青,站在哪里都很得体,加上叶子长得像针,树皮长得非常沧桑,所以威严得不容侵犯与亵玩,不仅适合长在烈士陵园里,就是长在大街两旁也是英姿飒爽,像上街巡逻的女警或者列队迎宾的礼兵。把松树作为景观树的,比如北京,比如东北,可惜都不是很普遍。有了松树站在两边,从这些街道上走过,常有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

在中国的城市,用杨树做景观树居多,虽然茅盾先生把白杨说得很不平凡,主要是把它放在黄土高原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下来看的。他真正礼赞的不是杨树,而是在杨树下勤劳生活的人。每次回西安逛街,当我从杨树中穿过,丝毫没有作为汉唐子孙的底气,反而有些沮丧。因为杨树无论树干树叶,还是随风摇晃的声音,都没有抵抗风雨的经历,甚至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我打听下来,主要因为杨树长得快,又无须经常去修剪,所以被急功近利的建设者选中。忽然想起来了,塔尔坪从来没有栽过杨树,即使曾经栽过恐怕也会夭折的。塔尔坪的土地多金贵呀,谁舍得养这么个不中用的“小白脸”呢?

第三,松树中立不依。一是它长得不急不徐,十年可以成材,百年照样不腐;短则活十几年,长则活几千年。二是它的质地不硬不软,纹理不粗不细,打箱子、柜子很漂亮,做椽子、大梁有担当,做大门、打棺材也可以。三是它的性格宠辱不惊,踩在脚下做地板可以,放在头顶上当大梁也可以;雕花鸟鱼虫可以,素面朝天也可以;用油漆染染可以,不染的话,它本身就是淡黄色的,而且身上还有天然的花纹和香味。四是它的品格独立自主。塔尔坪有各种各样的藤蔓,最多的是葛条——我小时候穿的,多数是我爹用葛条打的草鞋,还有每次发热感冒、出麻疹和拉肚子,我爹就拿葛根熬水给我喝。但是葛条像妖精,也像地痞无赖,它见树就缠,缠上就没完没了,包括葛条在内的任何藤蔓,唯一不敢攀附的只有松树。五是它繁衍方式不同。其他树你把它砍掉了,它会从根上再发几枝出来,有点像官二代文二代富二代,是躺在父辈们的基础上活着的。但是松树不一样,它一旦死了,不管何种死法,它就真的死了,是从根子上死的,哪怕是砍掉它的头,它也不可能冒第二个头出来。它的繁衍全靠松子,松子落在地上,再发芽,再扎根,再生成小树苗子,统统从头再来一遍。

可以说,和我的命运密不可分的就是松树了。以至于我的样子,别人都说像一棵歪脖子松树。每次提到松树,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哥哥。哥哥十九岁那年夏天,带着我去河南灵宝淘金,出车祸去世以后,我便得了坐车恐惧症。有一次,搭便车去学校,为了不让我恐惧,我爹送给卡车司机一棵非常粗的松树,让我坐在了驾驶室里。

可是半路上,司机说是路滑,把我给赶了下来。那天晚上雨非常大,我独自一人冒着大雨,走在漆黑而泥泞的小路上。那条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吓得我浑身发抖,哇哇大哭。好在中间遇到一个人——确切地说,我并不晓得他是不是人。他提着一盏马灯照着我。我向前,那束光就向前;我向后,那束光就向后;我慢,那束光就慢;我快,那束光就快。他陪着我走了一程,在马灯熄灭之前,他把我带到一户人家门口,为我敲开门之后就走了。我在那户陌生人家借宿了一夜,等天亮的时候继续步行回到了学校。后来,我找过那户人家,想表示一点谢意,顺便打听一下那个为我照亮的人的下落,但是那户人家房子已经倒掉了,变成了一片废墟,上边是连天的蒿草。多少年过去了,那束光,那张土炕,依然在我心里,不仅没有暗淡下去,反而越来越亮了,越来越温暖了。

另一个不解之谜是,我爹送给那个司机的松树,如今又在哪里呢?它是以一根木头、一件家具,还是以一堆火的方式活着呢?

松树的作用有很多。

第一,松树毛子,也就是松针,虽然长得绿油油的,但是落在地上黄亮亮的。大家经常背着背篓,去山上扒松针,背回家来引火。有了它,生火做饭就非常容易。我上中学的时候吃食堂,每天只有两顿糊汤,也就是苞谷粥,没有任何配菜,也不放任何油盐。我经常饿得眼冒金星,半夜三更跑到外边,偷吃人家地里的生菜,有时候也吃草根树皮。但是一旦到了冬天,草根、树皮也没有了,我就给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叫爹,叫一句爹他就给我吃几口剩饭,不然他会把剩饭喂狗。后来我发现一家砖瓦厂,收购松树枝子用来烧窑,几毛钱一百斤。我在近处的山上不敢砍,就尽量跑到深山老林里去砍,然后背到砖瓦厂卖掉。砍松树枝子都在上完课之后,回来天已经黑了。从那条街上经过,必须背着松树枝子狂奔,因为经常有一个疯子,拿着刀子在背后追赶。每次卖几毛钱,就拿去买一碗清汤面。碗就巴掌那么大,面条只有五六根,汤里连葱花都不放,只放一点点油盐,而这竟成了我中学时期唯一的味道和油水。

第二,松树油子,也就是松脂,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我点灯照明的东西。因为塔尔坪通电非常晚,在我中学毕业那一年,才勉强用上了灯泡子。之前有煤油灯,但是煤油非常稀少,是要节省着用的。大家天一黑就睡觉,天亮了才起床。我爹整天嘟哝着,劝我少看点书,理由是家里的煤油不多了。为了节省煤油,我爹满山采松脂。松脂其实非常普遍,但是可以照明的比较稀罕。采松脂,其实就是从松树身上割肉,松树被采过松脂之后基本就废掉了。好松脂都是松树的伤疤,所以采松脂主要看有没有伤口,而辨别松脂好不好主要看颜色:如果颜色是黄色的,那就一般;如果颜色是红色的,那就是上等的,可以割下来点灯。

松脂再好,点起来也会冒烟。有好几年时间,我天天看书到半夜,有时候还是通宵,所以早晨起来,鼻子里全是黑的,吐出来的痰也是黑的,整个人几乎被熏成了腊肉。说实话,没有松脂,就没有我的光明;没有光明,我后边的人生都是黑夜。我爹提起这些事情,总唏嘘着说,你当年啊,把我们家十几棵松树都烧掉了。

第三,小料子,也就是小木板,必须是松树的。它一寸多厚,两寸多宽,一尺多长,是镇上木材厂两毛钱一个收购的。木材厂收购那种小料子,再请一帮木匠刨一刨,加工成非常漂亮的小木板,装在纸箱子里拉走。大家四处打听小料子被运出去干什么了,有人猜是做水桶了,有人猜是做尿桶了。参与其中的马铁匠从木材厂回来说,可能拿到部队制成了装手榴弹的箱子。我一听,像在支援前线部队打仗似的,感觉十分自豪,因此更加有劲头。每次放假之后,我便满山遍野找人家抛弃的树头树尾,弄回家,用墨斗打上线,踩在脚下一锛,积攒到二三十个的时候,背到木材厂去卖掉。第一批小料子卖了好几块钱,回家把钱交给我爹,我爹说,你自己留着继续念书吧。

那几年,我经济独立,供自己上完学之后,买了人生第一双皮鞋,还存了六十多块钱,成了一个小富翁。塔尔坪好几个小丫头,水溜溜地看上了我。她们看上的不是钱,而是我赚钱和念书的劲头。尤其马铁匠家的小女儿,比我大两岁的样子,死活要把自己许配给我。马铁匠很高兴,我爹也很高兴,但是我死活不同意。不是她长得不美——粗粗的大辫子,圆圆的大屁股,苹果一样的脸蛋子,只是那时我还不懂要女人有什么好处。

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我们做的小料子被运到城里,成了人家脚下的木地板,因此我写过一首诗——

山上那一棵棵失踪的树

带着一群麻雀和几个鸟巢

早就跑到了城里

我也是被父亲养育多年又砍伐的木头

在城里同样做了一块地板

只是它被涂上了油漆

我被涂上了浓重的乡愁

……

第四,是卖床板,人家照样只收松树的。其实不是我卖床板,而是我爹在卖床板。我们家一年能卖出去三十多副床板,整个塔尔坪至少有几百副床板,需要几百棵松树吧?我当时觉得十分奇怪,世上哪有那么多人睡觉,要那么多床板干什么?到如今我也没有弄明白,我们的床板都跑到哪里去了。床板一般做成三四尺宽,六七尺长,然后被背到六十里外的一个集市。那个集市似乎在河南官坡,又似乎在河南卢氏。我爹鸡叫第一遍就起身,那是天最黑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早呢?我爹说,鸡一叫就把鬼吓跑了。其实不然,早点赶集市有许多好处:一是每副床板可多卖几毛钱;二是黑灯瞎火的,验收床板的时候容易蒙混过关;三是每天的收购量有限,去晚了人家一车装满了,就需要寄存下来了。

我爹从集市回来,顺便会带点吃的,不是糖果什么的,而是几个小苹果。去集市的路上有几个果园,人家把成熟的果子都摘走了,剩下核桃大小的几个青的。我爹从果园前边经过,总去人家家里讨水喝,趁机到人家果园里转转,似乎像是去学习学习的样子,其实是冲着几个被遗弃的小苹果去的。有一年冬天,我和我爹一起去集市,我偷偷钻到人家苹果园里拔了一棵苹果树,想带回家栽起来。我爹训我不应该,我说我偷人家一棵苹果树,你以后就不用再偷人家的苹果了。我爹很恼火地说,我那是偷吗?是捡好吧!

回家之后,我爹比我还上心,在院子中间挖了一个大坑,把苹果树栽了进去。我爹告诉我,之所以栽在院子中间,是因为等它长大了,在下边支一张桌子,可以乘凉,又可以吃饭。我说,如果长苹果了,我能随便摘吗?我爹说,当然可以,不过你要等它们熟透了,它们熟透了就变成红色的了。我爹天天都给苹果树浇水,或许是水土不服吧,塔尔坪历史上的第一棵苹果树,第二年春天发了几个芽子后就死翘翘了。

说起床板,为了节省树木,我爹有一个绝招。床板要求必须两寸厚,我爹做出来的床板,人家验收的时候拿尺子一量,尺寸是绰绰有余的。其实,除了两边的两块板子两寸厚,夹在中间的就一寸多厚,而且人家根本发现不了。有人说,你这不是哄人吗?我爹说,床板干什么用的?不就是睡觉吗?!有人说,这么薄,能睡人吗?我爹朝床板上一仰,闭着眼睛说,怎么不能睡人?两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也压不断。有人说,人家要在床上瞎折腾呢?

床板卖了几年就没有人收购了。我爹问,是不是人人都有床板了?其实是人家已经用上席梦思了,可惜塔尔坪至今都是土炕,还没有一家是用席梦思的,也没有用床板的。

如果让我来比喻的话,我感觉无论是隐士、文人还是僧人,他们都不像松树。在这个世上唯一像松树的,让人感觉既舒服又朴实的,那就是我的农民父亲。

塔尔坪的树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是当地的香菇、木耳非常出名的时候。当时,我离开塔尔坪许多年了,从学校毕业也好多年了。有一次,在上海一家超市买东西,发现有“商山”牌的木耳、香菇,我拿起来一看,果然是商山四皓隐居的商山,而且那两个字还出自老家一位名人之手。我得意地告诉服务员,它是我们生产的。服务员说,那公司是你开的?我说,公司不是我开的,不过我家在商山那边。服务员问,为什么叫商山?我说,因为形状像一个“商”字。我告诉服务员,我们那边的香菇、木耳之所以好是因为:第一,基本是橡树上长的,储藏红酒的木桶都是橡树的;第二,不仅没有一点污染,而且都是浸着露水长出来的;第三,都是大姑娘小媳妇亲手采摘的,我们那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的手,比上海的雪花片子还要洁白。

塔尔坪的香菇、木耳原本都是野生的,后来有人研究出了一种技术,把锯末子装在葡萄糖瓶子里,培养出了香菇菌、木耳菌。塔尔坪人把山上的树,包括橡树和一些杂木,连晾衣杆粗细的,都砍下来点上菌种,第二年夏天一下雨,就可以采摘香菇、木耳了。靠着香菇、木耳,塔尔坪人确实脱贫了,有些人还致富了,家里买了摩托车与拖拉机,有了摩托车与拖拉机,更加剧了那些树的悲剧。几年时间,像给山剃头一样,树被砍了一茬又一茬,大大小小全被砍光了,因此香菇、木耳更金贵了。尤其香菇,不论斤卖了,而是论个卖了,一个花菇十块钱。

我爹也点香菇、木耳,不过,每年就两个架,所以只有我爹手头有货。即使那个价钱,我爹仍然不卖。收购的贩子问,为什么?我爹说,生儿子呀。我爹留着不是生儿子,而是给我这个儿子吃的。我每次离开塔尔坪,我爹必定会装一些香菇、木耳,还有一袋子核桃。多数城里人晓得核桃是树上长的,不晓得外边还有一层青壳。有一次,一个上海朋友竟然问我,核桃是不是和土豆、红薯一样长在土里边?我一听就傻了,只好告诉对方,核桃不长在土里,也不长在树上,而是长在空气中。

有人抱怨我爹说,你这个人总是精明得很。我爹说,我不是精明,而是担心,担心你们再那样砍下去,别说盖房子用的椽子、大梁没有了,死人的时候用的棺材板没有了,恐怕连抬棺材的老杠都没有了。我爹的话应验了,不久之后有人去世,棺材倒是早先预备着的,但是下葬那天,在他家山上已经找不到一根老杠了。勉强砍了几棵胳膊粗的松树,但是刚砍的松树有些脆,抬到半路上就咯咯叭叭地断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