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维汉说藏彝走廊

1938年夏天，伊莎白不顾加拿大亲友的劝阻，毅然回到战火中的中国。那时的成都，已经开始跑警报了。伊莎白仿佛不懂得什么叫惧怕，一切按照心中的想法执行。

“叮当——叮当——”校南路7号，饶和美家的门铃响了。

“大卫！”伊莎白开门迎客。是邻居大卫来了，笑声立刻感染了全家。

大卫就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他瘦高个，如一根打枣竿子。他常引以为豪的是：“我是一名链球运动员，还是撑竿跳高冠军。我在大学时创造的撑竿跳高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

门一打开，一束阳光照射在伊莎白蓬松的秀发上，散发出金子般的光泽。葛维汉眯缝着眼睛，像欣赏一幅油画一样欣赏着高挑、美丽而笑起来又甜蜜无比的伊莎白：“天哪，真是太美了！”

饶和美与葛维汉两家有着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只有女儿没有儿子。

饶和美家有三个公主，葛维汉家有五朵金花，若是算上收养的十个中国女儿，葛维汉就有十五个女儿！欣赏女儿，成了两家父母的习惯。葛维汉在回忆录中写道，刚生下一个女儿，夫人就问：“我的女儿是不是特别可爱？”当然，饶和美谈到自己的女儿，也不无得意地夸耀：“我的女儿，真是特别可爱啊！”

1933年8月下旬，饶和美夫妇沿岷江河谷探险，与葛维汉在茂县叠溪相遇后又分手。8月25日下午，叠溪大地震爆发，场镇在轰天雷鸣中被劈成两半，一半崩裂，几千人坠入岷江，真是惨烈。发生地震时，他们都不在叠溪。震后，葛维汉和饶和美都很担心对方安危，心里一直牵挂着，得知对方无恙后两人才放下心来。两位老朋友从此有了同生死共命运的感觉。

葛维汉夫妇（前排）和他们收养的中国女儿（摄于1947年）

葛维汉从1911年携妻子踏上中国土地到1932年成为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经历了倒袁护国战争和四川军阀混战，在枪林弹雨中度过了20多年。1934年，由他率队在广汉首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取得初步成果。他的丰富经历化作了娓娓道来的故事，如香气浓郁的咖啡，让饶和美一家特别“上瘾”。葛维汉还下功夫收集苗寨和羌寨流传多年的民歌和民间故事，有时还会模仿苗寨歌手唱情歌，让一家人笑得前仰后合。

相对于白雪公主、青蛙王子这一类虚构的童话，华西坝流传的有关葛维汉的故事，在伊莎白的少女时代，就是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童话”。

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葛维汉是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之一。伊莎白一想到他写作时，不是用一只手拿笔写，而是用左右两只手的食指敲打字机，就觉得有些滑稽。中国武功之中，有一绝活叫“一指禅”，就是凭借一指之力，支撑倒立的身体的全部重量。难道葛维汉是在键盘上玩“一指禅”吗？

葛维汉用“一指禅”在键盘上急行军，是想尽快地把华西边疆研究的最新成果告诉世人。

1922年3月24日，伊莎白还在华西坝的加拿大学校上小学时，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就宣告成立。发起人全是华西协合大学的教授，如体质人类学家、解剖学家莫尔思，文学院教授布礼士，理学院教授、首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戴谦和，医学人类学家胡祖遗等。荣誉会员有扎根于打箭炉（今康定）的地理学、宗教学研究专家叶长青等。伊莎白的父亲饶和美、母亲饶珍芳分别于1923年、1930年入会，成为积极的参与者。

更早一些的1916年，在成都生活的外国人、传教士和外交官中，已经有了学术交流圈。他们在布礼士家中成立了“双周俱乐部”，饶和美也是俱乐部的成员。俱乐部举办了各种小型报告会，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了解本地社会与文化。

“双周俱乐部”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首任会长莫尔思坦诚地说，成立学会只是单纯地出于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好奇，学者们只是谨慎地希望能为人类共有知识文库增加一点自己的贡献。

莫尔思还特别强调探险精神。他说，探险精神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出于“人对人的兴趣”。他还说，要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这里的人民，并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他们所在的地区，要在世界上现有人类和地域学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1920年至1922年，莫尔思、叶长青、赫立德等学者曾两次组织到川西高原探险。一次是从灌县沿岷江上溯至杂谷脑河，深入藏羌山寨，直到四土（今马尔康）；一次是从雅安越大渡河，经瓦斯沟进入打箭炉，走进塔公草原。两次探险，让这一批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大开眼界，惊叹不已。葛维汉接替戴谦和出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之后，以更大的热情推进华西边疆研究。学者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岷江、大渡河一带的藏彝走廊。

在抗战的炮声中，中国的大学由沿海和北平（今北京）、南京纷纷内迁，华西坝大师云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顺应形势发展，大量吸纳中国学者参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还有一个中国学者们心知肚明却未说破的原因，那就是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空前提升，大后方的大后方又在哪里？从政府到民间，都急于弄清川康、康藏地区自然与资源状况。除了学界，政府也积极组织各种考察。

葛维汉已经十几次深入藏羌地区，他的“江湖故事”给即将走向人类学研究的伊莎白提供了许多鲜活经验，他敢于冒险、勇于探索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伊莎白，也为伊莎白树立了榜样。

在多伦多大学读书的伊莎白，所修的专业是儿童心理学。因为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这仿佛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天生好奇又好动且关注社会底层的伊莎白，兴趣在发生变化。那时，美国《国家地理》已经是精彩纷呈、影响极大的杂志。美国人约瑟夫·洛克撰写的关于“女儿国”与东巴文化的长文，深深吸引了伊莎白。在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她读到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一翻开，好多熟悉的名字——他们从各个领域展示出中国西部的丰富、神奇与美丽。

不解之谜就是最大的诱惑。读研究生时，伊莎白转变了攻读的方向，选修了社会人类学。学成后回到成都，相关教会批准了她的申请，资助她进行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考察。

妈妈饶珍芳深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挂在悬崖上的路，多么难行；在那与现代文明隔绝的村寨，生活上将会多么困难！但是，女儿决心已下定，出发在即，妈妈只好说：“鸡妈妈生了只小鸭子，除了把它引到水边，还能做什么呢？”

在饶和美家，葛维汉喝着喷香的咖啡，热情鼓励着伊莎白：“陶然士的夫人伊丽莎白——就是那个夏莲茹，还有60多岁的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都走进了杂谷脑河谷，也都没有问题！凭你这个冰球运动员的体魄，爬更高的山，蹚更多的急流，就更不成问题！”

从加拿大学成回成都，伊莎白（左一）和父母、妹妹在华西坝（摄于1938年）

多次走进岷江河谷的葛维汉，感到一股“后浪推前浪”的力量。想想自己，25岁才走到上海港，头脑中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还是一片空白；而23岁的伊莎白，跨出人类学研究的第一步，就直接触摸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根脉，这个女孩是多么幸运啊！

滴酒不沾的葛维汉，如同手持盛着葡萄美酒的夜光杯，举着咖啡杯说：“伊莎白，你一定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