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説明

《孝經》是一篇集中闡述與“孝”相關主題的文章，以對話爲基本體式，問答的雙方是孔子及其弟子曾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參……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孝經》符合春秋 戰國時代孔子與七十子對話這一類文體的典型特征。孔子與七十子、孔門弟子與再傳弟子之間的對話，流傳至今的有《論語》《禮記》《孔子家語》《孔叢子》中的很多篇目，這些篇目中有一些是孔子與弟子問答的真實記錄，另一些則是戰國儒生僞託孔子與弟子的對話而創作的篇章。無論是否確爲孔子及其弟子、再傳弟子的言論，它們都是經學文獻中所謂“記”“傳”一類最具代表性的篇章，構成春秋 戰國文獻非常重要的一個層次。

從《孝經》稱曾參爲“曾子”以及通篇條理分明的論述來看，它更接近於戰國時代僞託孔子及其弟子問答而寫成的這類文本，這類文本的代表有《禮記》中的《哀公問》《中庸》《禮運》《儒行》等著名篇目。雖然這類文本的内容不能説純粹是後人憑空創作出來的，但明顯經過了人爲地整理、修飾和添補，更多反映了戰國時代儒生的思想。《孝經》對於“孝”的系統論述，同樣也經過了類似的加工與再創作。

《呂氏春秋·察微》《孝行》兩篇都引述過《孝經》的内容，《察微》篇還提到了《孝經》之名，説明《孝經》的成書當在戰國晚期之前。從文獻流傳的角度來看，單篇文章單獨流傳，或者尚未形成固定篇目的數篇主題、性質相近的文章組合在一起流傳，是戰國時代文獻流佈的重要形式。漢代典籍中的不少篇目原先是單篇流傳的，近年出土的戰國竹書文獻很好地佐證了這類情況。郭店簡《緇衣》、上博簡《武王踐阼》都是單獨成篇的。到了漢代，經過戴德、戴聖的輯錄，大量與禮相關的篇目被輯入大、小戴《禮記》。這些篇目雖然性質差異很大，但自此之後便以《禮記》之名整體流傳。還有一些未編入《禮記》的戰國、漢代禮類文獻就逐漸亡佚了。《孝經》就其根本性質來説，也屬於《禮記》收錄的這一類述禮文獻。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書·藝文志》小序）由於《孝經》所闡釋“孝”的義理與兩漢政治構建有著密切的關聯，其在漢初即得到漢廷的大力表彰。西漢時代，漢文帝設立《孝經》博士。漢宣帝曾師受《孝經》，並於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十一月下詔“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漢書·宣帝紀》）。東漢時代，漢明帝曾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别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後漢書·儒林列傳》）。在這樣的政治思潮推動下，《孝經》保留了其在戰國時代單篇流傳的形式，成爲漢代儒家學者注釋研討的重要經典。

古文《孝經》孔安國《序》（後簡稱“孔《序》”）説：“及秦始皇焚書坑儒，《孝經》由是絶而不傳也。”説明《孝經》在秦代也屬於秦律絶禁的一類書籍。《隋書·經籍志》記載“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顔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孔《序》説 “至漢興，建元之初，河間王得而獻之，凡十八章”。可見，西漢首出的《孝經》文本是河間獻王所得的《孝經》。《漢書·河間獻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孝經》没有被《河間獻王傳》提及，大概是由於也被歸爲《禮記》一類，即“七十子之徒所論”的範疇，由六國古文寫成。大概由於河間獻王王廷儒生在將古文轉錄爲隸書過程中的誤識誤讀，孔《序》説獻王所獻的《孝經》“文字多誤”。在當時人看來，這部《孝經》是一個錯誤較多的版本。孔《序》説“河間王所上雖多誤，然以先出之故，諸國往往有之”，並且“漢先帝發詔稱其辭者，皆言‘《傳》曰’，其實今文《孝經》也”。由河間獻王所獻的首先改錄爲隸書的《孝經》，在西漢時代被稱爲“今文《孝經》”，在漢帝國内廣泛流傳。西漢皇帝所發詔書引河間獻王所獻《孝經》將之稱作《傳》，大概是因爲時人認爲《孝經》是 “孔子爲曾子陳孝道”的問答，屬於經典中“傳記”這一層次的文本，因此引作“《傳》曰”。這與《河間獻王傳》説所獻文獻“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正可相互發明。《漢書·藝文志》載西漢初年，“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 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長孫氏、江氏、后倉氏、翼氏、張氏等諸家所傳的，無疑都是得自於河間獻王的《孝經》隸寫本。

孔《序》云：“後魯共王使人壞夫子講堂，於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載在竹牒，其長尺有二寸，字科斗形。”《漢書·藝文志》云：“……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説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孝經》的另一傳本古文《孝經》最初得自於魯恭王所壞的夫子講堂，共二十二章，與今文《孝經》十八章分章不同。許慎《説文解字敘》（今本《説文解字》卷十五上）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所舉《孝經》即指古文《孝經》。孔《序》記載：“魯三老孔子惠抱詣京師，獻之天子。天子使金馬門待詔學士與博士群儒，從隸字寫之；還子惠一通，以一通賜所幸侍中霍光。光甚好之，言爲口實。時王公貴人，咸神祕焉，比於禁方。天下競欲求學，莫能得者。每使者至魯，輒以人事請索。或好事者，募以錢帛，用相問遺。魯吏有至帝都者，無不齎持以爲行路之資。”根據孔《序》的説法，古文《孝經》由漢廷金馬門待詔學士與博士群儒用隸書寫定，整理的質量比河間獻王所獻的今文《孝經》要好。漢武帝寵信霍光，因此獨賜霍光寫本一通。這一隸寫本在長安“王公貴人”中流傳，却秘不示人。天下學士對於古文《孝經》的欲求由此愈切，以至於造成“每使者至魯，輒以人事請索”或者“魯吏有至帝都者，無不齎持以爲行路之資”的奇觀。對於古文《孝經》一書難求情形的描寫，雖有孔《序》擡高古文《孝經》的嫌疑，但也從側面反映了時人由於古文《孝經》整理隸寫更佳，從而看重古文《孝經》的實況。許慎之子許沖《進〈説文解字〉表》（今本《説文解字》卷十五下）云：“《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霍光爲侍中在漢武帝 元狩（公元前122年至前117年）中，武帝命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在此前的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孔子惠獻書當在此後不久。許沖或將武帝誤作昭帝，説《古文孝經》乃孔子惠獻於昭帝之時。

雖然古文《孝經》的隸寫本比今文《孝經》更爲可靠，但是却改變不了“河間王所上雖多誤，然以先出之故，諸國往往有之”的局面。西漢時代，今文《孝經》远比古文《孝經》流行。孔氏爲了破除一部分學者“反云孔氏無古文《孝經》，欲矇時人”的謡言，“發憤精思，爲之訓傳，悉載本文，萬有餘言，朱以發經，墨以起傳，庶後學者，覩正誼之有在也”，用朱墨二色寫成古文《孝經》之《傳》（即孔安國《傳》），從而鞏固了古文《孝經》 “今中祕書皆以魯三老所獻古文爲正”的地位。由此，魯國三老孔子惠所獻的古文《孝經》成了漢廷藏書的標準版本，而民間廣泛傳習的則是河間獻王所獻的今文《孝經》。

由西漢初期發現的兩個由戰國文字寫成的《孝經》文本，經過不同的整理寫定的路徑，奠定了後世今文《孝經》與古文《孝經》兩大系統。其後今、古文《孝經》分别流傳。漢代傳習《孝經》的學者衆多，《漢書·藝文志》臚列了十一家，共五十九篇。其中《孝經古孔氏》一篇即指孔安國所傳的古文《孝經》二十二章，列於《孝經》類之首。《孝經》一篇則指今文《孝經》十八章，有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四家的傳本。《長孫氏説》二篇，《江氏説》《翼氏説》《后氏説》各一篇，爲四家對今文《孝經》的解説。《雜傳》四篇，當是西漢與《孝經》相關的四篇文獻，今已亡佚，源流不明。《安昌侯説》一篇爲安昌侯 張禹對今文《孝經》的解説。其餘的《五經雜議》十八篇、《爾雅》三卷二十篇、《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弟子職》一篇，都不是《孝經》一類的文獻。班固注《五經雜議》即《石渠論》，《爾雅》《小爾雅》是故訓的匯錄，《弟子職》是今傳《管子》中的一篇。這些被《漢書·藝文志》歸於《孝經》類目，不知依據所在。

《隋書·經籍志》篇序云：“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並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此即孔傳《古文孝經》。此本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顔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就是説東漢古文諸家所注的古文《孝經》是經過劉向整理的十八章本，分章與孔安國傳《孝經》二十二章本不同。劉向整理本《孝經》與今文做過校勘，因此文字與孔傳《古文孝經》也有小異。後來鄭玄所注的《孝經》即是此劉向本。（不過《隋書·經籍志》對鄭氏注《孝經》頗有疑義，認爲此本“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另外，許沖《進〈説文解字〉表》云：“《古文孝經》……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説。”説明劉向之後，《古文孝經》又經過衛宏的校勘。

朱彝尊《經義考》除了舉孔安國、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六家之外，補東漢傳《孝經》者：何休、馬融、鄭玄、高誘、宋均五家。根據許沖《進〈説文解字〉表》，許慎《説文解字》引用的《孝經》皆古文《孝經》，許慎又曾學《孝經孔氏古文説》。許沖之説頗爲可信，所謂《孝經孔氏古文説》，當即孔傳《古文孝經》，這是古文《孝經》及孔《傳》在東漢時期仍然傳習有序的明證。《隋書·經籍志》所錄的《孝經》著作存十八部，計六十三卷。《舊唐書·經籍志》載《孝經》二十七家。《新唐書·藝文志》錄《孝經》類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可見《孝經》在漢 唐之間傳習廣泛，由此名家者衆多。另有畢沅《傳經表》、洪亮吉《通經表》、唐晏《兩漢三國學案》等表志，統計的時代更寬，所列注疏《孝經》學者更多。邢昺《孝經注疏序》云：“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

《隋書·經籍志》著錄《孝經》孔安國傳一卷、《孝經》鄭玄注一卷。《隋書·經籍志》記載南北朝時期孔傳《孝經》與鄭注《孝經》的流佈情況：“梁代 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 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以此觀之，早在隋代已有學者頗爲懷疑孔傳《古文孝經》的真僞，認爲孔傳非西漢 孔安國所作，而是出自當時學者劉炫的僞作。經過日本學者林秀一《〈孝經述議〉復原研究》的研究，可以斷定今傳本《古文孝經孔傳》成書在劉炫《孝經述議》之前，今本《古文孝經》的孔《傳》即便不是西漢 孔安國所傳的舊本，成書也不會晚於南梁時代。

邢昺《孝經注疏序》云：“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並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唐 開元初年，玄宗鑒於秘府所藏的《孝經》諸家注本“辭多紕繆，理昧精研”，“乃詔群儒學官，俾其集議”。左庶子劉知幾主張行用古文，辨説鄭注《孝經》有“十謬七惑”；國子祭酒司馬貞斥責孔《傳》“鄙俚不經”，認爲是近儒妄作；其餘諸家《孝經》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因此不能抑孔揚鄭，要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唐玄宗最終裁定“鄭仍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絶之典”。《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錄有古文《孝經》孔安國傳一卷、《孝經》鄭玄注一卷。

唐代爲《孝經》作注疏者衆多，有賈公彦、魏克己、任希古、元行沖、尹知章、孔穎達、王元感、李嗣貞、平貞眘、徐浩廣等諸家見於書志。其中以唐玄宗注流佈最廣，對後世影響力最大。唐玄宗曾前後兩次親自注解《孝經》。第一次在開元七年至開元十年（公元719年至722年）間，玄宗“於先儒注中，采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玄宗御注《孝經》完成於開元十年，《舊唐書·玄宗紀》載“六月辛丑，上訓注《孝經》，頒於天下”。又特令元行沖撰“《御注孝經》疏義，列於學官”（《舊唐書·元行沖傳》）。後來玄宗發現開元注《孝經》不够完善，重新“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至天寶二年（公元743年）注成”，於天寶三年十二月，重新頒行天下，詔令民間必須家藏《孝經》一部。其後“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碑”，《孝經》碑刊刻完成之後，立於長安城 務本坊國子監内，坐落在三層階梯狀石臺之上，故名曰“石臺《孝經》”（參見王慶衛：《石臺孝經》，西安：西安出版社，2020年）。《舊唐書·經籍志》錄唐玄宗注《孝經》一卷，《新唐書·藝文志》錄唐玄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當是同書異名。《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經部之屬《孝經》中收錄《孝經注》殘卷一種，編號爲斯6019。此卷起《聖治章》“夫聖人之德”，至“不敬其親而敬愛他人親者”注“親其然”，一共十行，末三行上截缺頁。比對開元本唐玄宗《孝經注》文，可以斷定此殘卷即其殘本，經文、注文基本相同。

經過五代時期的變亂，宋初孔傳《孝經》及鄭注《孝經》又都重歸亡佚，唐玄宗御注《孝經》逐漸成爲主流。宋太宗 雍熙元年（公元984年），日本 奈良 東大寺高僧奝然出使中國，獻鄭注《孝經》。另據馬雍《宋范祖禹書古文孝經石刻校釋》所述，宋内府尚藏有古文《孝經》的白文本。司馬光根據宋廷祕府所藏古文本作《古文孝經指解》，范祖禹作《古文孝經説》（今傳本《古文孝經指解》是司馬光、范祖禹兩家與玄宗注的合編本，與此不同），這兩部書成爲北宋時期最重要的《古文孝經》研究著作。范祖禹書寫的《古文孝經》於南宋刻石於大足北山之上，馬衡考訂《古文孝經》上石“在孝宗之世”（大足石刻避南宋 孝宗 趙眘“慎”字諱），舒大剛則定刻石時代爲“孝宗之孫寧宗初政，即公元1194年前後”。馬雍稱大足石刻范祖禹書《古文孝經》“可稱唯一最早之古文本”，是後來流傳的宋本《古文孝經》的祖本（參見金良年：《孝經注疏·校點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大足石刻《古文孝經》刻於《趙懿簡神道碑》龕内左右石壁及外龕左右崖壁，分刻在六塊石面上。共六十六行，分二十二章，楷書竪刻。篇首標“古文孝經”四字，滿行二十八字，除去分章圓圈、末行題款及空字，經文一千八百十五字。其中第二十章《諫爭章》無“言之不通邪”五字。舒大剛認爲這五字是宋代 司馬光撰《古文孝經指解》的注文，並非《古文孝經》的原文，而今傳司馬光《指解》本《古文孝經》、日本傳《古文孝經孔傳》均將此句篡入經文。因此斷定今傳司馬光《指解》本《古文孝經》、日本傳《古文孝經孔傳》的成書當在大足石刻范祖禹書《古文孝經》之後，並非《古文孝經》的原貌。舒大剛進而認爲“這份刻於南宋的石本《古文孝經》，是目前發現最早的《古文》刻本，它是真正的‘宋本’”，並可以“推知今傳司馬光、范祖禹注本《古文孝經》的原貌，判斷日本傳《古文孝經孔傳》的真僞”。言下之意，由於“壓根兒不知道蜀刻《古文孝經》的存在”，日本傳《古文孝經孔傳》是“日本造僞者”所造的僞書（參見舒大剛：《中國孝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實際上，日本最早的《古文孝經孔傳》傳本爲日本 承安四年，即南宋 孝宗 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的鈔本，比舒大剛所斷的范書《古文孝經》上石時間還要早近二十年。即使以建久六年（公元1195年）轉寫本計算，與舒氏所斷大足石刻上石時間也相差無幾。從時間上説日本傳《古文孝經孔傳》爲僞書並不能成立。更重要的是，斷定日本傳《古文孝經孔傳》是否爲僞書的主要問題在於判斷《孔傳》是否爲僞，而非以經文的異同爲唯一標準。實際上，大足刻本、日傳本《古文孝經孔傳》在經文上的出入並不多（參見此整理本《古文孝經》）。日傳本是在日本知識階層之間輾轉抄寫的，發生訛變和篡入的可能性較大，忠實性勢必要比中國所傳刻本低一些。林秀一的《〈孝經述議〉復原研究》無疑已經説明，日本傳《古文孝經孔傳》的傳文成書於劉炫《孝經述議》之前，在此基礎上懷疑其經文的整體真實性恐怕是求之過深了。

孔傳《古文孝經》及鄭注《孝經》在日本皆有傳本。日本學者認爲《孝經》傳入日本的時代在隋代初年或者更早一些。古文《孝經》傳入日本後，世代相傳，源流清晰，版本迭出，俱可驗按。目前所知日本所存古文《孝經》版本非常多，比較早的有根據承安四年（南宋 孝宗 淳熙元年）鈔本轉寫的建久六年（南宋 寧宗 慶元元年，公元1195年）古鈔本。日本學者林秀一《〈孝經述議〉復原研究》列舉了仁治二年（公元1241年）鈔本（京都 内藤乾吉氏藏）、建治三年（公元1277年）鈔本（京都 大原三千院藏）（以上兩種被日本國定爲“國寶”）、弘安二年（公元1279年）鈔本（文政六年舊福山藩主阿布正精模刻，原本在弘化三年［公元1846年］燒毁）、永仁五年（公元1297年）鈔本（宮内府圖書寮藏）、元亨元年（公元1321年）鈔本（宮内府圖書寮藏）、元德二年（公元1330年）鈔本（宮内府圖書寮藏）、鐮倉時代鈔本（高野山 寶壽院藏）、正平十三年（公元1358年）鈔本（京都 上賀茂神社藏）、永亨八年（公元1436年）鈔本（宮内府圖書寮藏）。日本學者阿部隆一《〈古文孝經〉舊鈔本研究（資料篇）》所舉日本國藏《古文孝經》相關校勘文獻更爲衆多，相關資料多達六十六種。日本 享保十七年（清 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日本學者太宰純根據足利學校所藏古鈔本，並以“數本校讎，且旁及他書所引”，刊刻了孔傳《古文孝經》。此書由汪翼蒼訪得，帶回國内，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收入第一册。日本 昭和十七年（公元1942年），劉炫《孝經述議》古鈔本在日本古代經學世家清原氏留下的一批資料中被發現（現藏於京都大學圖書館）。日本學者林秀一利用各種古鈔本撰成《〈孝經述議〉復原研究》一書，有力駁斥了劉炫僞作孔《傳》的説法，肯定了今傳本孔《傳》成書於梁代以前。

鄭氏注《孝經》傳入日本後同樣傳承有序，鈔本衆多，得到了日本儒學學者的廣泛傳習。日本 鄭注《孝經》的源頭是唐代 魏徵所編的《群書治要》中收錄的鄭注《孝經》，此版本後從日本傳《群書治要》中抽出單行，而《群書治要》在中國早已亡佚。日本 元和二年（明 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德川家康在金澤文庫中發現《群書治要》古鈔本，以朝鮮銅活字排印。整理者所見的日本傳《群書治要》有天明七年（公元1787年）的和刻本。日本 寬政五年（清 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岡田挺之根據《群書治要》刻本刊出鄭注《孝經》。其後此本傳回中國，鮑廷博將其收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一册。鄭注《孝經》除了出自日本傳《群書治要》的各版本，還有清代 王謨、袁鈞、孔廣林、陳鱣、嚴可均、臧庸、黃奭等中國學者輯錄的各種輯本。其後，晚清 皮錫瑞依輯本作《孝經鄭注疏》，成爲清代 鄭注《孝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馬宗霍評價皮氏《孝經鄭注疏》云：“鄭（玄）注湮廢已久，嚴氏（可均）粗加理董，其緒未宏，得（皮）錫瑞疏，而後鄭君《孝經》之學於以大闡。”不過，由於皮錫瑞受到清人對日本傳鄭注《孝經》不信任的影響，其所著《孝經鄭注疏》仍以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輯錄的鄭注《孝經》爲底本，因而降低了此書的校勘成就。

20世紀以降，敦煌藏經洞發現了很多唐 宋時期《孝經》的殘卷，根據張湧泉主編的《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中群經類《孝經》之屬的整理，共有二十七種白文無注的《孝經》殘卷（其中部分含有鄭氏《序》，屬於鄭注《孝經》系統，編連後爲包括底卷、甲卷至戌卷共二十二種），共有九種含有注文的鄭注《孝經》殘卷（編連後爲包括底卷、甲卷至己卷共七種）。編號爲伯3698（存鄭氏《孝經序》及《孝經》全文，共八十八行）、伯3416C（存九十八行）、伯2545（存六十一行）、伯3372（存七十九行）、伯1386（存九十八行）、斯728（存九十五行）、伯2715（存六十七行）等白文《孝經》殘卷所存行數較多；編號爲伯3428、伯2674的兩種鄭注《孝經》殘卷（編連後存八十八行）所存行數較多。這兩類《孝經》殘卷基本可以恢復鄭注《孝經》經文的全貌以及部分注文的原貌（具體參看許建平撰寫的《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中的群經類《孝經》之屬《題解》）。經過比對，可以證明日本源自《群書治要》的鄭注《孝經》不僞。

自日本鈔本、刻本孔傳《古文孝經》及鄭注《孝經》在清代傳回中國之後，對兩書的質疑聲不絶於耳。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説日本孔傳《古文孝經》“淺陋冗慢，不類漢儒釋經之體，並不類唐、宋、元以前人語……有桀黠知文義者，摭諸書所引孔《傳》，影附爲之，以自誇圖籍之富歟！”阮元在《孝經注疏校勘記》中認爲，日本回流孔傳《古文孝經》“荒誕不可據”；日本刻本鄭注《孝經》“此僞中之僞，尤不可據者”。然而根據前舉的這些資料，説鈔本孔傳《古文孝經》與源自《群書治要》的鄭注《孝經》爲日本人僞作，是站不住腳的。不但這兩部書在日本傳承有序，還有劉炫《孝經述議》及敦煌殘卷《孝經》可以佐證（詳見胡平生《日本〈古文孝經〉孔傳的真僞問題——經學史上一件積案的清理》［《文史》二十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以及胡平生《孝經譯注》中《〈孝經〉是怎樣的一本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的討論）。至於孔傳《孝經》是否是孔安國原《傳》，鄭注《孝經》作者是鄭玄還是鄭小同——抑或“鄭氏家學”，皆不影響兩個傳本在唐以前已經存在，並在《孝經》注疏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本次整理《孝經》古注，選擇了以上所論三個最重要的注本，一是舊題孔安國傳《古文孝經》，二是舊題鄭氏《孝經注》，三是唐玄宗 李隆基《孝經注》。收錄唐玄宗注《孝經》主要是因爲此注參用孔《傳》、鄭《注》，並且廣采韋昭、王肅、虞翻、劉劭、劉炫、陸澄等隋 唐以前學者的注解，有利於讀者瞭解漢 魏時期諸多《孝經》舊注的面貌。

《知不足齋叢書》第一册收錄日本學者太宰純校勘整理的《古文孝經孔傳》，此本廣泛吸收了日本流傳孔傳《古文孝經》各本優點，是一個影響比較大的本子。本次整理，整理者以《知不足齋叢書》翻刻太宰純《古文孝經孔傳》爲底本，以重慶 大足 宋代石刻范祖禹書《古文孝經》（後簡稱“大足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 清原文庫藏鐮倉末孔傳《古文孝經》鈔本（後簡稱“船橋本”）、早稻田大學藏日本 延享元年（公元1744年）菅愷《古文孝經》鈔本（後簡稱“延享本”）、日本 栃木縣 足利學校藏《古文孝經》鈔本（後簡稱“足利本”）爲參校本。另參考了舒大剛《試論大足石刻范祖禹書〈古文孝經〉的重要價值》中大足本的釋文以及林秀一《〈孝經述議〉復原研究》（參看［日］林秀一撰，喬秀岩、葉純芳、顧遷整理：《〈孝經述議〉復原研究》，武漢：崇文書局，2016年）的相關成果，加以校勘整理。

鄭玄注《孝經》以日本 天明七年《群書治要》所收錄的鄭玄《孝經注》（後簡稱“天明本”）爲底本，以日本 寬政本《孝經鄭注》（後簡稱“寬政本”）、《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一册《孝經鄭注》（後簡稱“知不足齋本”）爲參校本。另參考《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經部之屬《孝經》類一卷並《序》（許建平整理，後簡稱“《合集》本”）的相關成果，加以校勘整理。《合集》本底卷據縮微膠卷錄文，以甲至戌卷及中華書局影印阮元刻《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爲校本。若無需要特别説明的情況，本次整理不再對敦煌殘卷各本的異同單獨出校記，具體可以參看《合集》本的校勘記。

唐 宋以降，李隆基注《孝經》流傳最爲廣泛、傳本最多。本次整理以唐 開元六年所刻的石臺《孝經》（後簡稱“石臺本”）爲底本，以《古逸叢書》覆舊鈔卷子本唐 開元御注《孝經》（後簡稱“開元本”）、開成石經《孝經》（後簡稱“開成石經”）、《四部叢刊》刻傳是樓影宋 岳氏本《御注孝經》（後簡稱“影宋 岳氏本”）及嘉慶二十年江西 南昌府學刻阮元《重刊宋本孝經注疏附校勘記》（後簡稱“阮刻本”）爲參校本。另參考《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經部之屬《孝經》中《孝經注》（《聖治章》）殘卷的相關整理成果，加以校勘整理。

本次整理過程中，徐淵幫助撰寫了《整理説明》中關於《孝經》古、今文流變以及孔傳《古文孝經》辨僞的段落。還得到了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 許建平老師、蘇州大學中文系 顧遷兄、西安碑林博物館 王慶衛兄的指教和幫助，在此並致謝忱。由於整理者水平有限，整理本一定有不少錯訛，請方家不吝指教。

陸 一

二〇二一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