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庄子，在中国乃至整个大中华文化圈，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他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而他的学说和理论，则在岁月的荡涤之中，越来越具有玄奥、杳远的气质。于是，有关庄子的一切，似乎都像是精致而稀贵的美玉，只可把玩，却了无实用。世俗世界时常会套用庄子那句“无用之用，方是大用”的话，但这句话到底算是普遍的真理，还是一剂偶尔可用的安魂汤，恐怕很难说清。于是，如果有谁说庄子学说可用于治国理政，人们很可能会普遍地向言者投去诧异的目光。因为，庄子头上那顶“南华真人”的道教冠戴，实在是戴得太久了。

《庄子内篇引归》作为《庄子引归》的第一部著作，它在整个注解过程中，从学理和证据两个方面对庄子及其学说形成了以下一些与人们的常识可能有所不同的结论：

首先，司马迁言庄子学说“无所不窥”，此语毫不夸张。《庄子》一书，不仅具有综合先秦诸子学说的风范，学宗老、孔，杂糅百家，在学理上足以证明庄子作为先秦哲学思想又一个集大成者的地位，而且，其思想深度和理论之系统化，几可比肩东西方同一时期的很多先哲，更是东西方各路学说尤其是佛学传入中国之后能够得以顺利中国化的本土思想基础之一，是禅宗的直接思想来源。因此，庄子学说既可上达形而上学之道，也可下通治国理政、修身成己之术。

其次，《庄子》是一部知识论著作，通篇探讨一个“知”字。在以往中国学术界，《庄子》既不像《论语》那样被明确定位为一部伦理学著作，也没有像《老子》那样被定位为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在很多情况下，《庄子》充其量只是被奉为“荒诞其言”的文学极品罢了，或者被尊为神仙家的秘籍或遁世者的宝典。这对庄子来说，其实是很不公平的。可以说，《庄子》是中国古代认识论哲学的最高峰，也是导引宋明理学和心学相互分流、激荡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构成现当代西方世界重要学术思潮的现象学、实用主义、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在《庄子》中不仅不是以一鳞半爪的形式呈现，而是作为庄子思想的主脉加以曼衍；至其主旨，则更为明朗和澄澈。《庄子》一书在哲学上的这个地位，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最后，《庄子》以其独特的寓言、重言、卮言表述方式，借助于迷局一样的情境设计、正言若反的观点呈现方式以及将真理寓于情境的知识论主张，充分表达了他对孔子学说的极大尊重和对孔子其人极为深厚的情感。历史上所有以为《庄子》一书是为“诋訾”孔子而作的论调，皆因没有读懂《庄子》而致。从这一点来说，至少在学理上能够证明，庄子“学从子夏”的说法，很可能便是历史事实。如此，则庄子亦为孔门之后，可无疑矣。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庄子在其全书中不直接评论孟子以及在《天下》篇不直接议论儒家的心理基础，从而揭开庄子与孔子、与儒家关系方面的千古谜题，还其本来面目，将庄子视为推动孔子学说走向圆融境界之最用力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