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田赋之沿革

中国以农立国，田赋为国用之根本，上古国用，悉取给于赋。盖当时尚为实物经济（Natural wirtschaft）时代，无需于货币也。至周相传始有杂征，——《周官》九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为后世通过税及矿税、渔业税之滥觞；周代以前，则未闻也。

自来言上古制度者，皆根据于《周礼》。《周礼》一书，近人以其制度划一整齐，近于理想，疑为后人伪造，或从未实行者。惟即使系后人伪造，但所以有此理想，必先有其背景；况井田经界之制，千乘万乘之别，战争与田制，互有密切关系，著于古籍，彰彰可考。故《周礼》一书，在经济思想史上，仍不失其为重要之史料；况后世王莽复井田，公田私田之争，历汉、魏六朝而不决；北周行周礼，官制典章，全仿前代，其影响固又不止秦、汉以前而已。故本节本此眼光，虽认为该书未必真为周制，仍略述《周礼》中之田赋如下：

《周礼天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载师掌任地之法。其关于田赋之制度见表1－1－1：

郑注云：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国百里，邦甸去国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县四百里，邦都五百里。其国税轻近而重远者，近者多役也。盖周制以什一为天下之中正，以田赋与力役，互为消长。重征山泽之赋者，重征商人，劝人民务本而不求末也。由此观之，《周礼》之田赋为收益税，以征收收益百分之十，为天下之中正，尚未进于货币经济之时代也。

与古代赋税制度有关系者，则为井田制度。按井田制度，近人颇多怀疑，以为或系一种理想，从未见诸实行，故孟子有孟子之理想井田制度，《周礼》有《周礼》之理想井田制度。实则井田之制，虽未必如此划一；然《诗》载“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史记商君列传》载“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见于古籍，凿凿可考，固未可一概抹杀不论也。兹根据史乘，略考传说中之三代田制如下：

夏后氏五十而贡，盖一夫受田五十亩，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是为什么取其一。殷人七十而助，其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是为私田；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不复税其私田，故曰“助”，助法者，九取其一，似重于贡。然民任耕耨之力，而丰歉之数无与，故《孟子》引公孙龙子之言曰：“治地莫然于助，莫不善于贡”。(2)周人百亩而彻，一夫授田百亩，（上地授田百亩，莱五十亩，食者三之二；中地田百亩，莱亦百亩，食者半之；下地田百亩，莱二百亩，食者三之一）。八家同井，耕则通力合作，收则计亩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是为百亩而彻。又因井田而制军赋：四井为邑，四邑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具备。是为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军赋之大略如此。盖周代取民，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此之谓也。

由上观之，可见井田之制，与赋税，封建，战争，有密切之关系；盖周本起于西陲，初为部落生活，由战争而分封，由分封而定井田赋税之制，此中关系，极为自然。故所谓千乘万乘，迭见史籍，除夏、殷贡助之法，半系臆说外，井田之制，当非全系伪造。再以欧洲经济史例之，中古之农村经济（Dorfwirtschaft），有所谓“Flurzwang”、公田、牧场、公有之森林、草地，皆须公共经营，受农村团体之严格规律，此外如俄国之Mir、南斯拉夫之Zadruga，(3)其制亦与中国井田制相仿。在同一之环境条件之下，产生同类之制度，则井田制非尽为理想明矣。(4)

然井田之制，至春秋时渐坏。经称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初税亩者，履亩而税，既取其公田，又税其余亩，收十之一；井田之制，于此始乱（杜注所谓什而取二是也）。成公元年，作邱甲。旧制，甸出甲士三，今每邱出一甲士，是甸出四甲士（据胡传）。哀公十二年，用田赋；凡军旅之出，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5)今施之于平时，为计井加赋（据马氏《文献通考》）。其后李悝为魏文侯尽地力之教，作平籴之法，租税倍于常。盖战国之初，各国尽力农政，以富国强兵，公田之坏已久，废井田而开阡陌，殆不始于秦之作俑矣。

自战国以来，中国田赋之制凡五变，请扼要述明如下：

（一）秦。孝公十二年，初为赋，废井田，制阡陌（南北曰阡，东西曰陌），任民所耕，不加限制，一变向之授田，为私家永业。又废什一之制，视地利之厚薄，而定赋税之高低，所谓“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是也（是在租税学上视之，实为一大进步，盖已一变以面积为标准，而以土地收益力为标准矣）。田赋之外，又加口赋，税取三分之二，民服三月之力，《汉书》所谓其取于民，二十倍于古是也。

汉。初田赋，十五而税一；视出为入，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其租税政策，重征商人，于是农民滋殖。文帝十二年，下诏赐民租税之半。明年，尽除民田之租税，盖从鼌错言，募民入粟拜爵，至是边食足支五岁，郡县粟足支一岁以上。其后十三年，至景帝二年，始令民出田半租，盖三十而税一，定为永制。东汉初元，尝行什一之税，光武帝建武六年，诏如旧制。故终两汉之世，田赋最薄。然王莽有言，汉氏减轻田租，三十税一，而豪强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故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则兼并之弊起，然政府之取于民，固惟三十而一也。

王莽效法《周礼》，欲复井田之制，收天下之田为王田，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族党，犯者罪且至死。然井田之制，破坏已久，富有阶级，知私产有利于己，群起反抗，莽之失败，经济亦其一因也。于时有五均六筦之置，(6)设夫税、杂征、赊贷、官酤四税，夫税者，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7)其均地权，平物价，励行官专卖，扶植经济，盖为中国经济史、财政史上最有声有色之一幕。王莽虽终于失败，然成败固未足以论英雄也。

自秦、汉以来，兼并之弊日甚，私田公田之争，历六朝而不决。初，汉儒董仲舒师丹，倡限民名田之议；——名田者，占田也。——王莽实行之而失败。及晋武帝平吴，始置户调之式，(8)限王公田宅及品官占田，(9)已略含有均田之意。盖所谓户调者，合田与户为一，而王公品官所占者，如古禄田之制。北魏孝文，从李安世言，为均田之法：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不栽树者——四十亩，妇人二十亩。人年及课（谓十五以上）则受田，老免，及身没〔殁〕，则还田。男夫一人，得占桑田二十亩，不在还受之列。盖全国人民，有无田之户，亦多逾分之田，均之甚难，故其制，令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份，亦不得买过所足。盖公田私田之制兼用，师董仲舒之议而略加变通也。齐承东魏，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每丁给永业田二十亩，则如魏制。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六退田，免租调。租调之法：凡田租。有二：一垦租，所以送台；一义租，所以纳郡，备水旱；垦租二石，义租五斗，调：绢一匹，绵八两。(10)同时周承西魏之后，凡夫男有室者，田百四十亩，成丁者田百亩；年自十八至六十四与轻疾者皆赋之。有室者，岁不过输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又民年十八任役，六十而免，岁率一月役。综观两朝法制，皆采均田，而受田多寡各殊，租调轻重不一——齐重而周轻——此其异也。

唐兴，承前代遗制，定租庸调之法。其均田之制，先定口分世业之田：凡天下丁男，年十八以上者，给田一顷，(11)以二十亩为永业，余为口分。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庶人徙乡，贫无以葬者，得卖永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其授田大略如此：以田属丁，因丁立户，故有租庸调三者之赋，而大要仍以丁为本：

（一）租　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石，谓之租。(12)

（二）调　丁随乡所出，岁输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输绫绢絁者，兼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谓之调。

（三）庸　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五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

由上观之，唐初均田之法，其口分田且可买卖，公田私田虽仍并行，然已趋向私有制度。及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于是租庸调之法，亦不得不变而为两税矣。

综上第一时期——秦、汉、魏晋六朝、隋、唐初——观之，约有两特点，为吾人借以划分时代者，标列如下：

（一）公田私田之递嬗也。秦废井田，及汉演成兼并。王莽欲行王田而失败，元魏变通其意而行均田，于是公有私有制度并行。及唐口分世业之田坏，又趋于兼并。一言以蔽之，曰：公田私田消长时期。

（二）两税法以前，除极少数例外外，无以货币纳税者；唐初租庸调法，概为自然物品。故可以“实物经济”时代，以概括之。

（三）唐德宗相杨炎，作两税法。先是唐初凡三年一造户籍，以故统计明确，户口详赡。自开元（唐元宗年号）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户变易，均田之制，早已不能维持。及兵兴财屈，其势益不得不变矣。当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及杨炎作两税法，遂定：

（1）夏输　无过六月

（2）秋输　无过十一月

其法：量出制入，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民。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13)其不居处而行商者，就所在州县税三十之一。于是租庸调杂役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以大历十四年（代宗年号）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由是天下之民，不土断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尽得其虚实。岁敛钱三千万缗，米二千万斛，京外取给焉。当是时，货重钱轻（即物价高，货币购买力小），因计钱而输绫绢；其后物价愈下，所纳愈多，输一者过二；(14)而司出纳者，又意为轻重，比于大历之数，不啻再倍。论者谓杨炎两税法之利凡五，如下：

（1）税制简单，租庸调杂役悉并为一；

（2）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盖近于负担能力（Leistungsfä-higkeit）学说，合于租税公平之原则；

（3）行者与居者，即商人与农民，同负租税，合于普及之原则；

（4）两税法于征米粟而外，均以钱计，盖已由实物经济，趋于货币经济，实为一大进步；

（5）因出制入，以为税则，合于财政原理。(15)

盖中国赋税，不以实物而以金钱，实以杨炎之两税法为新纪元。以前虽亦有以金钱敛税者，——如唐代宗时，有所谓青苗钱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以国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通名青苗钱。——然究为例外而非常则。自两税法而后，中国财政，渐由实物经济时代趋向货币经济时代矣。(16)

（三）两税法既行，历数朝而不变；至明嘉靖，始有一条鞭法——质言之，即单一税制——为吾国田赋史之一大转变。先是明定天下，田制纷乱已极，励行清丈，造《黄册》（户口统计册）及《鱼鳞册》（田亩统计册），置黄册库于南京之后湖，视为禁地。其制，丁有役，而田有租，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盖仍师两税之遗意。及嘉靖中，行一条鞭法，(17)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同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签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赠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银于官。考其遗意，无非并诸杂税为一，而专征收田亩，实即重农学派所主张之土地单一税（single tax）是也。(18)惟嘉靖之时，一条鞭法，时行时止，至万历九年，始完全实行。明季流寇横行，外患纷乘，田赋加派之名，接踵而起：初行辽饷，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继办助饷、剿饷、练饷，又行矿税，征输纷繁，明亦终于覆亡。

清沿明制，颁《赋役全书》，规定每亩纳赋若干，每十年修辑一次，加以修改。其制，仍沿用明一条鞭法，总征而均支之；合银差、力差两者而名之曰丁，于是有地粮丁粮之分。清圣祖五十一年（一七一二）降谕“将钱粮册内有名丁数，无增无减，永为定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增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查明，另行造册”；(19)自后历朝懔遵祖制，不敢或违，而田赋正税，遂永不增加。然而后世附加税之繁兴，实导源于此矣。

（四）清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更摊丁银于地粮之内，于是地丁统归一则。(20)其制各省不一，如直隶每地赋银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七厘；自后推行各省，而无地之丁，遂不输丁银；田赋正税，遂无增无减，永为定额。然而雍正初之火耗，乾隆初之平余，嘉庆、道光间之漕折，已渐开附加税之端；及太平军兴，咸丰时有按粮随征津贴之法，同治时又行捐输，按粮多寡分派，皆为附加税之起源。至光绪中年以后，举办新政，举凡地方经费，悉令田赋负担，于是警学亩捐，丁漕加捐，加收粮捐，随粮捐收团费等名目，接踵而至，民国二十二年来附加税有较正税重至三十余倍者，实清末举办新政各省自由筹款为阶之厉也。(21)

以上：略述中国田赋之沿革。兹再综括数语，以醒眉目。战国以前，为井田制度，田赋什一，是谓天下之中正。秦废井田，制阡陌，始定私有制度，然公田、私田之争，历两汉、魏、晋六朝而不决；元魏定均田之制，至唐中叶以后，口分世业之田败坏，趋于兼并，私有制度，始完全确立。杨炎行两税法，中国财政始渐入货币经济时代。明末行一条鞭法，实趋于土地单一税制。清雍正并丁银于田赋，正税无增无减，永为定额，于是田赋遂为重要主税，然而附加税实伏源于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