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沃代晋：奠定“尊贤尚功”特色，树立“化家为国”榜样

晋国是一个西周初年就分封在今山西南部临汾盆地的诸侯国，从始封君唐叔虞时期到西周晚期的晋穆侯时期，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详细记载，是一个“拜服周边戎狄以求生存”(1)的国家。直至西周末年周幽王被杀之后，晋穆侯的儿子晋文侯抓住历史机遇，拥立周平王立下大功，被周平王任命为拥有征伐周边诸侯和戎狄权力的“方伯”，晋国才开启了开疆拓土的征程。

就在晋文侯长年在外，为平定周邦(2)内乱、扩大晋国疆域而操劳的同时，他的弟弟公子成师在晋都绛城之内积累资历、培植党羽、打造形象，势力不断壮大。前746年晋文侯去世时，公子成师已经58岁，以爱好德义著称，国都内的民众都愿意亲附他。

前745年，晋文侯的儿子太子伯即位，就是晋昭侯。晋昭侯一上位，就把自己这位“德高望重”的叔叔公子成师分封在国都绛城西南方向不远的曲沃，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国中国”，而公子成师也就成了曲沃国首任国君，接下来我们就按照去世后的谥号称其为“曲沃桓叔”。值得注意的是，曲沃是晋国在定都绛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都城，规模比绛城还要大，而且曲沃所在的运城盆地同时拥有运城盐湖和中条山铜矿，是中原地区仅有的兼具盐、铜两种战略物资的“风水宝地”。

接下来发生的大事就是曲沃代晋。从前745年开始，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比附“英明周国承受天命讨伐昏乱商朝”的革命叙事，先后杀晋昭侯、杀晋孝侯、驱逐晋侯郤、杀晋哀侯、杀晋小子侯、杀晋侯缗。最终，曲沃晋国小宗在前679年彻底攻灭绛城晋国大宗，得到周王室册封成为晋国公室，建立了军队规模仅为一军（小国）的新晋国，曲沃武公也因此变成了晋武公。

三代曲沃国君不懈努力、跨越66年的曲沃代晋，与春秋时期在各诸侯国时常发生的弑君篡权政变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历史参照是周国三代君主不懈努力、最终改朝换代的“灭商”革命。“曲沃代晋”革命对于整个封国体系来说只是一个局部节点的爆炸，但是对于晋国来说却是其开国以来最为剧烈的一场大爆炸，它对于晋国接下来的发展至少有如下几点深远影响：

第一，曲沃代晋使得垂垂老矣的晋国重新焕发出西周创业期的青春活力，开拓欲望和创新胆量远远超过其他中原诸侯国。

如前所述，位于中条山—太行山以西以北（参见图六）的晋国以66年“二君并立”“内乱不止”为代价，在周初分封三百多年后奇迹般地进行了自我革命，从自己内部孕育出了一个志向远大（野心勃勃）、思路开阔（离经叛道）、敢作敢为（手段残忍）、任人唯贤（不恤宗亲）的新公族，重新焕发了西周创业期的开拓欲望和创新胆量。在国家活力方面能够与前679年“重新激活”的晋国匹敌的，恐怕只有在南方长期艰苦奋斗，并在前704年僭越称王、与周王公然“二王并立”的楚国(3)，这就为后来的晋楚百年斗争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位于中条山—太行山以南以东中原地区的各主要诸侯国——齐、鲁、宋、卫、郑、曹、陈、蔡(4)等——都已经是三百多年历史的“老者”，它们的统治集团长期遵守周邦制定的周礼，认同周邦倡导的“亲亲”“尊尊”“和为贵”的政治原则，开拓欲望和创新胆量远逊于晋国。

有读者可能会提出，这里不应该包括齐国，因为齐桓公时期的管仲改革一直被看作春秋时期制度创新的典范。实际上，管仲改革虽然看起来理念先进、设计精巧，但却并没有触动周礼的基本原则，它所支撑的齐国霸业也只持续了齐桓公一世；晋国改革虽然看起来东拼西凑、歪打正着，但它却严重动摇了周礼的基本原则，最终支撑了将近一百年的晋国霸业，因此晋国改革的深度和成效都是远远超过齐国的。(5)

第二，曲沃代晋时期曲沃国“不拘礼法用贤才”的创新实践，为接下来晋国建立“尊贤尚功”的用人传统奠定了基调，进而为大量“外人”卿族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革命时期曲沃国的用人实践在传世文献中少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常理来揣测，无论曲沃国政权自身如何用天命叙事、革命叙事来为自己正名，在出身高贵（公子公孙等）、依据宗法制就可获得高级职位、秉持正统政治立场的贵族人才看来，曲沃国政权杀逐历任晋君的作为都是直接违背“亲亲”“尊尊”“和为贵”周礼大义的叛逆行为。也就是说，那种出身好、官位高、“三观正”的贵族人才是不会去曲沃国谋求发展的。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愿意为曲沃国的革命／叛乱事业而奋斗的贵族人才，其主体应该是自身德才水平相当高，但是家世背景不好，因而无法在传统体制中获得心仪高级官职的贤能之士。在理想抱负和现实待遇之间巨大差距的撕扯下，这些不得志的贤能之士很容易认同曲沃国的天命叙事、革命叙事，他们把曲沃国看作当年周国的翻版，把自己想象成当年投奔周国的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大夫之徒，希望在这样一个“不拘出身用贤才”的革命政权里建功立业，随着曲沃小宗入继大统而实现阶层跃迁，一举成为新晋国的开国功臣和治国重臣。

曲沃代晋之后的晋献公时期，晋国政坛上涌现出士(6)、荀息(7)、里克、丕郑、郭偃、狐突(8)等一大批彪炳史册的重臣，他们有两个特点：第一，不仅智谋才干水平非常高，而且还具备忠诚、信义等美德，可以说是德才兼备的贤良之臣；第二，都不是可以依靠宗法血缘获得高官的公子、公孙，而是靠自己的德才和功绩做到高位的。笔者认为，这些人里面，有些就是为曲沃国革命胜利而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开国功臣。

因为新晋国公室在革命时期就已经在试行“尊贤尚功”的用人新理念，重用了不少与国君亲缘关系很远（远支公族）甚至没有亲缘关系（非公族）的“外人”，而且无论从治国理政成效，还是从政治忠诚度而言，这些“外人”的表现都非常优秀，这就为晋献公时期正式实行“无蓄公族”的政策，完全按照德才和功绩任用人才奠定了基础，进而为后来叱咤晋国政坛的众多“外人”卿族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曲沃代晋树立了“凭自身努力化家为国”的正当性，为春秋战国之际赵、魏、韩三大卿族的“化家为国”埋下了伏笔。

根据周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规定，公子成师作为国君晋文侯的弟弟，应得的待遇是成为拥有私邑的卿大夫，建立卿大夫之家。然而，在晋文侯去世后，公子成师逼迫他的侄子晋昭侯将他分封在曲沃成立“国中国”；接下来，曲沃国三代国君不懈努力，最终得到周邦册命，取代晋文侯一系成为新的晋国公族。从家国关系角度来看，曲沃代晋是一个“凭自身努力化家为国”的故事。

因此，对于新晋国的卿族而言，他们至少在一个方面比其他诸侯国的卿族要幸运，那就是，其他诸侯国卿族能够正当追求的最高理想也就是“家大业大”，而新晋国的卿大夫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化家为国”的政治理想，道理很简单：公室的事迹是卿族的榜样，如果新晋国公室就是靠自身努力实现了从“卿大夫之家”到“诸侯之国”的跨越，那么卿族为什么不能“学习公族好榜样”？因此，晋国在春秋晚期成为六大卿族“化家为国”的竞技场，最终赵、魏、韩三家修成正果，这一切在新晋国刚建立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