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书治要》的编撰及流传

据唐刘肃《大唐新语》记载：“太宗欲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迹，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宋王溥《唐会要》记载：“贞观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书监魏徵撰《群书政要》上之。”又注曰：“太宗欲览前王得失，爰自六经，讫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徵与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始成凡五十卷上之。”《新唐书·萧德言传》也记载：“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可见在《群书治要》的编撰中，魏徵是主要负责人，萧德言、虞世南做了很多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但褚亮、褚遂良父子究竟是谁参与编撰却有分歧。据《旧唐书》各人本传，魏徵、虞世南、萧德言与褚亮在《群书治要》编撰期内都曾在弘文馆或秘书监工作，而褚遂良在贞观十年（636）由秘书郎迁起居郎，时年三十五岁，《群书治要》编撰时他不过三十岁出头，即使有所参与，也当并未承担主要工作，所以褚亮为主要编撰者更为合适。又，清阮元在向嘉庆帝献呈此书时所做“提要”中认为“书实成于（萧）德言之手。故《唐书》于魏徵、虞世南、褚亮传皆不及也”，但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学界公认。

《群书治要》在初唐至中唐一直作为唐朝皇帝的重要读本而存在。《全唐文》有唐太宗《答魏徵上〈群书理要〉手诏》云：“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所以唐太宗命缮写十余部赐予太子以及诸王作为从政治理的参考。而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院中进魏文正所撰《群书政要》，上览之称善，令写十数本分赐太子以下”（《玉海》引韦述《集贤注记》）。到唐德宗时，李泌向德宗进献《群书治要》一书。据《玉海》五十四卷唐《群书治要》条所引《邺侯家传》：“上曰：‘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而史籍广博，卒难寻究，读何书而可？’对曰：‘昔魏徵为太宗略群书之言理道者，撰成五十卷，谓之群书理要。今集贤合有本。又肃宗朝，宰相裴遵庆撰自上古已来至贞观帝王成败之政，谓之王政纪，凡六十卷。比写本送臣，欲令进献于先朝，竟未果。其书见在，臣请进之，以广圣聪。’上曰：‘此尤善也，宜即进来。’于是表献。”至唐宪宗时，李绛《奉命进录历代事宜疏》云：“昔太宗亦命魏徵等博采历代事迹，撰《群书政要》，致在坐侧，常自省阅，书于国史，著为不刊。今陛下以天纵圣姿，日慎一日，精求道理，容纳直言，犹更参验古今，鉴美恶，朝夕观览，取则而行，诚烈祖之用心，必致贞观之盛理。”（《全唐文》）

《旧唐书·经籍志》载有《群书理要》五十卷，注云“魏徵撰”，《新唐书·艺文志·子部·杂家类》记载有魏徵《群书治要》五十卷，刘伯庄《群书治要音》五卷。但此书宋王尧臣、王洙、欧阳修《崇文总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均未著录，仅元《宋史·艺文志六·子部·类事类》有《群书治要》十卷，注云“秘阁所录”。据王应麟《玉海》考证：“《群书治要》十卷，秘阁所录。唐人墨迹，乾道七年（1171）写副本藏之。起第十一，止二十卷，余不存。”可见宋、元时仅秘阁有残本，民间未见，而明、清前期直至《四库全书》编撰之时，中国本土虽偶见著录，但要么照搬《宋志》，要么未见原书，只是保留一行题录而已，当已亡佚。

不过日本却存有此书，或是遣唐使携带过去的。据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记载：“《续日本后记》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六月，天皇御清凉殿，令助教直道宿称广公读《群书治要》。”承和五年即唐文宗开成三年（838）。《三代实录》记载：“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四月，天皇读《群书治要》。”日本贞观六年，即唐僖宗乾符二年（875）。这说明最晚在唐文宗时《群书治要》已传入日本，但主要是在日本皇室与博士家的圈子里流传。后来尾张本中林信敬《群书治要校正序》说：“我朝承和、贞观（834—877）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则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

日藏《群书治要》有平安时代九条家十三卷残本（世称“九条家本”），乃平安时代中期（932—961）根据唐代（可能是初唐）抄本写成。此本彩笺墨书，笔致优雅而端正，为和样化书风。各卷纸色有深浅不同的蓝、紫、茶色，其卷子长度不一而皆有散佚残缺，书卷由数人合作写成，卷中并加入了便于阅读汉文、假名的“乎古止点”（指日本在解读中国古文时，在汉字四角或上下加上圆圈、点、线等符号），以及校勘之记录。卷中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凡遇“民”字皆缺笔，故当是初唐传抄本。九条家本无篇名，当是唐写本原貌。此十三卷残本被定为日本国宝，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其中七卷已可供在线浏览，其余六卷因保护情况欠佳，故未能提供学术界使用）。

镰仓时代（1185—1333）出现了《群书治要》金泽文库本（或称“卷子本”“镰仓本”），此本估计是在13世纪中叶抄写的，其祖本大约是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的抄本。由于当时日本兵燹，到了江户幕府刚刚建立的17世纪初，《群书治要》仅有金泽本保存下来，成为孤本。金泽文库是在日本镰仓时代建立的最著名的文库。其创建者北条实时（1224—1276）是镰仓幕府第二代执权北条义时之孙，历任诸多幕府要职。而其建立金泽文库的主要助手则是明经博士清原教隆（1199—1265）。金泽文库的众多书籍，在弘元三年（1333，元惠宗元统元年）镰仓幕府崩溃以后，移交称名寺主持管理。15世纪初，上衫宪实出任关东管领，倾力于金泽文库的经营。这就是金泽文库经营的三个时期。金泽文库是镰仓幕府的核心文库，而《群书治要》金泽本则是该文库流传至今的最著名文献。此本各卷末基本附有识语，是建长五年（1253，宋理宗宝祐元年）至延庆元年（1308，元武宗至大元年）之间由清原教隆、北条实时、北条贞显题写的，藉以可知各卷加工的具体时间，以及该书13世纪在日本的流传情况。此本亦无篇名，跟九条家本相同。书后有清原的题跋。经历了日本战国时期的烽火战乱，金泽文库所收藏的典籍，大都散佚到日本各地。《群书治要》金泽本在17世纪初落到江户时代幕府大将军德川家康之手，江户时代基本上收藏在幕府官库红叶山文库，在明治维新后，转移到日本皇室文库宫内省圈书寮，今原本藏于日本皇家私人藏书处宫内厅书陵部。

日本文禄元年（1592，明神宗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抢走朝鲜铜活字及印刷用具，这才知道活字印书技术。庆长十年（1605，明万历三十三年），德川家康命令铸造铜活字91261枚，庆长二十年（1615，明万历四十三年）又命令在骏府城铸造铜活字10368。次年（1616，明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命令用铜活字据金泽本排印《群书治要》，五月下旬告成，这就是《群书治要》元和活字本骏河版。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铸造铜活字的技术工人是汉人林五官，所以骏河版是“朝鲜、日本、中国三国僧俗合作的成品”（见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但是由于《群书治要》骏河版在短时间内完成，因此文献校勘方面有不少问题。比如，严可均从几部丛书和类书中辑出杜恕《体论》佚文八篇，收入《全三国文》，其中提到《群书治要》辑录的部分，篇幅最长，内容又最完整。严可均云：“《群书治要》载有六千余言，不著篇名，审观是《君》《臣》《行》《政》《法》《听察》六篇。”但是“夫听察者”以下之文并非杜恕《体论》中的一篇，严可均误收入《体论》就是因为骏河版误脱“听计察谋”“断忠臣国”两个篇题造成的。

由于骏河版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到了天明七年（1787，清乾隆五十二年），日本尾张藩版印了《群书治要》校勘整理本，该本即现在最为通行的《群书治要》尾张本（或称天明本）。尾张藩是据骏河本进行工作的，其来源即所谓“骏河御让本”（德川家康死后，他生前所搜集并保藏在骏府的大量图书转让给御三家，即尾张藩、水户藩、纪伊藩，一般称之为“骏河御让本”）。工作中参照了金泽本、九条家本进行校勘。当时校勘者有细井德民、冈田挺之、大塚长干等人，都是尾张藩的重臣、藩主侍读、藩校明伦堂的教授及督学。《群书治要》尾张本的主编细井德民在《刊〈群书治要〉考例》中说：

是非不疑者就正之，两可者共存。又与所引错综大异者，疑魏氏所见，其亦有异本欤？又有彼全备而此甚省者，盖魏氏之志，唯主治要，不事修辞，亦足以观魏氏经国之器，规模宏大，取舍之意，大非后世诸儒所及也。今逐次补之，则失魏氏之意，故不为也。不得原书者，则敢附臆考，以待俊贤。以是为例雠校。

这就是他们工作的原则。

必须指出天明本的校勘，尽管汇集了当时尾张藩的一级藩僚及学者，但据细井德民说，《群书治要》所引诸书“今存者十七八，乃博募异本于四方，日与侍臣照对是正”，也就是对照《群书治要》收录的原书版本进行了校改。而这样改动的结果，往往失去了唐写本的原貌。

天明本《群书治要》问世十年后，宽正八年（1796）即清嘉庆元年，此本始得回传中国。当时尾张藩主以五部移送当时掌管长崎海关的近藤重藏（近藤守重），托他转送中国。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诹访社，三部赠唐商馆，托中国商人携回本土。近藤氏在《右文故事》卷五《御本日记续录》卷中，转载当时长崎译司寄给中国商人的谕单：“《群书治要》此书系昔年赉来之书籍，而迩年绝不闻有此书题目，未识今有无原版。兹幸存于本邦而在，尾张□□着工翻刻，乃缺三卷，甚为可惜。特将该书三部发与尔等两局船主，每局各一部尚存，一部权交府学官库存贮。尔等俟其回棹之日，一并带回，必须斟酌料理。更且现在此书纵虽果无原板，或在缙绅故家历世传下至今尚存者，亦未可知，尔等细加访问寻觅。如有则务必将其所缺之三卷，抄誊带来，得将全部以副以有辅仁之意。丙辰（宽政八年，嘉庆元年，1796）七月。”（转引自金光一：《〈群书治要〉回传考》，《理论界》2011年第9期）

不过，据金光一的博士论文《〈群书治要〉研究》：“《群书治要》尾张藩于天明七年（1787）由书肆风月堂初刊以后，多次重印，其中宽政三年（1791）的印本，加以大规模的修订，而且印量也不少，因此尾张本有天明刊本与宽政刊本的两个系统。近藤所传给中国商舶的《群书治要》是宽政刊本。稍后，《群书治要》宽政刊本或者其翻刻本编入阮元嘉庆年间搜求并进呈的《宛委别藏》。”按，天明本、宽政本都属于天明本系统，后文在不区分时统称天明本。

阮元向嘉庆皇帝献呈《群书治要》时并撰有“提要”，他在引用了《唐会要》《新唐书》等资料考证后指出此书“《宋史·艺文志》即不著录，知其佚久矣”（按，此说有误。据查证，明《宋史新编·艺文》《国史经籍志·子类》也有著录），同时对此书的政治意义与文献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今观所载专主治要，不事修辞，凡有关乎政术存乎劝戒者，莫不汇而辑之。即所采各书并属初唐善策，与近刊多有不同。如《晋书》二卷，尚为未修《晋书》以前十八家中之旧本。又桓谭《新论》、崔寔《政要论》、仲长统《昌言》、袁准《正书》、蒋济《万机论》、桓范《政要论》，近多不传，亦藉此以存其梗概，洵初唐古籍也。”阮元将此书及其他稀见难得之书共175种进献给嘉庆帝。嘉庆帝十分高兴，并据传说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之典而赐名《宛委别藏》。

此书后来又有多个刊本，主要有：（1）《连筠簃丛书》本，刊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2）《粤雅堂丛书》本，刊于咸丰七年（1857）；（3）《四部丛刊》初编本和缩印本；（4）《丛书集成》本（1936）。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续修四库全书》收有本书，是据《宛委别藏》收入的天明本影印的。2011年香港世界书局也据天明本重新修版印制了本书。至于其他标点、注释、翻译诸本，我们就不再提及了。我们这次注释翻译《群书治要》，即以《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影印《宛委别藏》天明本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