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重返艏艛

在台湾的收成季节，可以在刚收割后的稻田里，看到成群的鸭子抢食散落的谷粒。随着南部展开的收割活动逐渐北移，赶鸭人就从南部赶着小鸭一路北上。等他们到达台北，鸭子刚好成长到可以上市。投入这个行业的成本，就只有买蛋钱和孵蛋的电费。

对我来说，这好像是一种安宁平静的生活方式。但，赶完鸭子之后要做什么呢？台湾的稻米一年三熟，我可以回南部去再赶一群鸭子。然而，这样能解决问题吗？能让我逃脱良心的谴责吗？我想起儿时父亲对我讲述的故事：

「当钟塔的阴影笼罩大半个四合院，十二名戴头巾的男子从哥德式门走进来，列队穿过聚集在院子里的三年级生。走在队伍末端的那个人终于找到他的候选人。他轻拍这名三年级生的肩膀，两人快步走进哥德式门。当门关上，塔楼上的钟敲了五下，落选的其他学生和他们站在阳台上的爱人、父母慢慢散去，只剩下钱宁独自留在空荡荡的四合院里。

一连串的念想掠过钱宁的脑海：他的平均分数是全三年级最高的，他是划船校队队长，是辩论社主席，每个人都预料他会被选为这个校园里精英的秘密社团--骷髅会即将毕业的会员接班人。」

我能体会钱宁的感受。父亲接着说：

「几年后的某一天，在一个遥远的煤矿村，汽笛突然发出长而急促的声响，所有矿工的家人都冲向4号矿井，那里的地下发生了火灾。身为首席工程师，钱宁率领救难队进入矿井…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勇气不是可以别在胸前的徽章，或列在履历表上。它是一种本于无声信念的无私行为，却往往被忽略。我们回到故事本身…」

我才不管这个故怎么发展，我和钱宁不同，他只是不被一个社团接受，我是被社会开除。

妈更直截了当地说：「坚毅的性格可以把失败看成和胜利一样，坦然接受。」

我想起父亲提到过关于我的事：「在你会说话、走路之前，就老是想要加入哥哥、姊姊的游戏。他们会把你推开，你总是不断地爬回去，直到有一天他们接受了你。」

我一定不能让这些渔夫排斥我。

我必须重回海洋。

台湾只有两个主要的渔港，高雄以延绳钓为主，基隆以拖网为主。这使我只有一个地方可去。

东沙遇难时的伙伴薛老四，跟我一起住进了旅舍。白天，我们在港边闲荡，即使明知没有一个脑筋正常的人会愿意放弃他的床位，还是希望能逮到机会上船。这是捕黄鱼的季节，所有的拖网渔船都出海了，只有在卸下渔获和补充燃料、冰块、杂货时才会进港。这个渔季很短，没有时间可浪费。

旅馆里的住客大多是短期逗留的商人，只有两个家伙穿着笔挺的长裤、衬衫和考究的皮鞋。他们戴着雷朋太阳眼镜，还有辆吉普车停在旅舍门口。在台湾，没人养得起私家车。除了价钱太贵，还得缴纳超过车价100%的进口税和奢侈税！他们甚至还有英文名字--菲利普和汤尼。

当他们知道我和老薛是渔夫，便告诉我们：他们刚从海关拍买会买下一艘沿海的走私船，正在找船员把它整修好，然后出海去捕鱼。

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还有时间赶上今年的黄鱼季吗？」

「那得先看看你们买到的船。」

这是一艘五十呎长的小船，后甲板大到足够用来作业；一个十吨的货舱，够存放一星期的渔获；两百匹马力的引擎状况良好，燃烧重柴油可以省下一半燃料费；只欠一张鱼网、三百噚拖缆和一台有两根缆绳支柱的绞车。

「只要把这些安装好，就能马上驾着它出海。」

「我们马上办。」

我们找了一位操作过重柴油机的技师和四名操网好手，只花了两星期就准备就绪。这时，两个花花公子竟然说：「我们必须取消计划。」

「为什么？」

「钱用光了，」他们说：「我们付不起你们的工资。」

「没关系。等有了渔获再付工资。如果我们没带回任何渔获，你们就不必付一毛钱。」

「我们甚至没钱购买这趟航程要用的燃料、冰块和补给品。」

这根本是另一回事，但黄鱼汛是不能等的；再等下去，它就要结束了。我挖出所有从以前的捕鱼航程中存下来的金戒指，拿给菲利普说：「赶快去买补给品！」

他双手接过戒指。「你不知道我有多感激，」他说：「我请你们去好好地吃顿晚餐。」

「晚餐？」

他们不是说身无分文了吗？那可是我一生的积蓄！是为了这条船，而不是给他去好好吃一顿晚餐的！事情好像不太对劲。难道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一顿丰盛的晚餐更重要？

「算了。」我说：「我们最重要的事是赶紧出海。」

船在装载燃料和冰块时，我去了趟鱼市场，说不定这次会有好运气，能上一条联合国的钢铁拖网船。就那么巧，刚好碰上阿瓦特里号带着一个受伤的甲板水手进港。

渔夫是有派系的，全看船长是那里人，船员也会来自那个地方，可能是广东、宁波、山东或台湾。他们不喜欢接纳外人。阿瓦特里号是台湾人的船，我不会讲台语，但从工作过的延绳钓船上学到的台语已经够用，还能跟他们开玩笑。所以我立刻向船长推荐自己。

「去拿你的行李。」船长对我说：「我们半小时以内就要出港。」

我回船告诉薛老四接管我的船，他开心得不得了。这可是他第一次当船长。

「跟在阿瓦特里号后面，」我对他说：「船长林树龙是个台湾人，对这一带水域很熟悉，他看上去是个正人君子，我会请他用无线电跟你联络。」

作业的状况十分理想，不管在那里投网，都能拉进一个长长的、装满渔获的网袋。我和船员处得很好，很快就和林树龙建立了友谊。

我一直看不到薛老四的船。我们试着用无线电跟他联络，却都没有回音。阿瓦特里号是一条烧煤的蒸气船，燃料库只能装十天用量的煤。在黄鱼汛期，十天也够我们满载而归了。就在卸渔时，我跑去找老薛的船，却连个影子都没有。

第二趟回港，还是没有老薛的消息，好像他已消失在地平线外。第三趟回到基隆，我听说他进了监牢。原来他的船没去打鱼，却跑去走私给逮到了。

我忽然想起神算子曾对老薛说：「你会坐牢。」

阿瓦特里号的受伤船员一归队，我又下船了。刚好这时麻萨诸塞号机动船需要一名船员替代渔夫长跑一个航次。麻萨诸塞号是说广东话的船，我找到船长毛遂自荐：我是补网、接绳快手，会说广东话。很快就被录用了。

我和船员相处融洽，本来可以留下来；但一个航次后渔夫长就回来了。我再度下船。

真不知道幸运之神是跟我作对，还是跟我作伴。就在这时，王书南来找我。

「我要你接手替我跑一赵。」王对我说：「我要结缗了。」

王书南和我一起参加过联合国在上海的培训计划。全班30个同学，只有5人到了台湾。我们发现自己处在许多竞争派系之中，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省分的水产学校，包括河北、上海、广州和基隆。基隆的拖网渔船很少，派系为了抢夺控制权而相互斗争，我们5人被他们看成是没受过学校培训的害群之马。加里福尼亚号是唯一由我们同学之一的王书南指挥的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其余四人之中挑选我来代理他的职务。

他们曾因拒绝被派去执行和渔捞无关的行动，和其他罪犯一起被关在猪圈里，空间只够他们坐着和轮流躺下。每天供应一次米饭和盐水，一天只许一名囚犯出去倒夜里公用的尿桶。囚犯家属被准许每周一次带生活必需品给他们。船员们都没有家属在台湾，我是他们唯一的「亲属」，必须带些熟食去鼓舞他们的精神。

三个月后，他们被带上法庭。我说服了一些和他们一起从上海航行来台的军统人员，出面作证和担保他们的清白。

因为找不到罪证，法官寛大地判决他们在一个矫正营接受一年的再教育。

「矫正营里的生活简直像天堂，」事后他们告诉我：「我们按课表上课和娱乐，还有床可以睡觉。」

我在阿瓦特里号打鱼时，找到一些很不错的捕鲷场。我带加里福尼亚号去我的「私房渔场」，第一次下网就拉出60箱鲷鱼，大约2，400磅重。

第二次起网，拉上来80箱鲷鱼。

「阿周，」轮机长对我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渔获。相信这趟回去后，总船长会给你一条船让你指挥。」

不久，海象变差，我们拉上来的第三网少了一半。即便如此，也还有40箱进舱。我打开无线电，听到所有的船都跑去避风了。

「你们怎么说？」我问船员：「我们是要赶去避风，还是留在这里继续下网？」

「鱼获太好，不能跑开。」轮机长说。我毫不怀疑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是他那两份红利，相对于其他船员，每人只有一份红利。「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的收成，我们再多起一网吧？」

「由全体船员来决定。」我说。

他说服了每一个人，我只好下令投网。我们又拖了两个小时。起网时，海象变得极为凶险，我不得不叫船员把网从船舷换到船尾拖上来。网袋一打开，渔获立刻布满整个甲板。就在船员把渔获放进鱼舱之时，半数已被大浪打回到海里；不过，剩下的还是很多。

「再拖一次。」船员们兴致高昂地要求。

把渔网放回水里，我走回驾驶舱时，从无线电听到一声绝望的呼救。是罗得岛号。它的缆绳被螺旋桨缠住了，需要人把它从剧烈的风暴怒吼中拖出来。由于我们是唯一还留在海上的船舶，我告诉船员准备收网。

「你这是干什么！」轮机长问我。

「我们要去救援罗得岛号，他们的螺旋桨被缠住了。」

「你疯了！你究竟跟他们说了什么？」

「我没办法用无线电联系，他们不断地呼救。」

「好，那就把无线电关上。」

「我不能这么做。」我想起三年前康涅狄格号翻覆，和所有船员一起沉入海底的事。

「可是我们都同意在天气完全变坏之前多拖几网，你必须听船员的。」

「我是船长。」

「你不是。你只是暂时代理老王。」

「他不在这里，现在归我管。伙伴们，起网！」

「看你能蠢到什么地步，阿周？」轮机长一面嘀嘀咕咕，一面爬进引擎室。「你刚才丢掉了你最后的机会。」

「什么机会？」

「指挥你自己的船。」

轮机长说对了。我们才把罗得岛号拖进港，我就被扔到岸上了。

「我给你的机会被你自己搞砸了。」王书南说：「再也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