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黑龙江上
1
我终于站在黑龙江上。
我以为她和我一样,属于被动,多少年一直擅长等待。现在,我们彼此终于相遇。
我和一行人抵达。她是这样出现的,日落辉映,逆光中的江水不动声色,浩瀚向四周铺展,缓缓向东。我们的船被翻卷的白色浪花簇拥着,疾速驶向水天衔接处。阳光穿透灰色的云层,垂下一道道光芒的帘幕,融化在空阔的江面,呈现着超乎想象的平静,近于安详的壮美,你似乎也可以被她收去。我站立船头,远望,这样一场盛大的辉煌,让人无法言说,让人有流泪的冲动。我相信,同行的人和我同样惊异于造化神奇,在震撼中,是内心的慌张与沉湎,还有沉默。
这宽广的沉默,便是所有的语言。
我听到水声,清冽,响亮不绝。空中两只相伴的水鸟,悠缓地拍翅,迎着夕照飞去。
黑龙江,我熟悉她吗,我从未走近却又如此亲近,现在,我与她触手可及,我的内心同样浪涛翻卷。这是北方大地上一条坚硬的江,黑色的江水创造两岸,生生不息,与土地相互滋养。现在,她仍是一条野性的河流,还没来得及被现代文明更多地浸染,难得地保持着自己最初的清澈与纯净。来到她的世界,每一个干裂的人都身不由己地被润泽。
江河,作为蓝色地球上最长的生命带,无疑创造了人类几乎全部的文明,同时也蕴含了巨大的慈悲、动荡、苦难、疼痛、爱与自由。黑龙江,我不知道她的第一滴水如何从蒙古高原一路曲折寻找到属于她的航道而倾情流下最终汇聚成江,不知道她的支流如何千回百转最终与她相遇,然后一起奔流向前。是谁说,“寻找归宿的过程比寻找源头的过程更让人茫然。归宿消失,但源头永在。”但我知道,黑龙江不仅仅是一条江,还承载着两个大国之间的数百年历史,黑龙江的命运相连着家国命运的兴衰荣辱。
我眼前看到的,是成为大界江一百五十多年后的黑龙江。
而这么多年,我是说一百五十多年中的我们,是否对她——黑龙江的过往与现实有所忽略。尤其作为黑龙江人,我在这片土地生活了四十余年,我对她却所知很少,不免心生愧疚,还不及我对身边刚刚认识的陌生人的了解,只要说话,便会对对方有了最基本的观察与判断。 我在江边放慢脚步,岸边空寂着几艘游船,静静地与水相依,让这条江看起来像个孑然一身的人,不声不响地守候着自己的过往,秘而不宣。多少年,从高原到浮世,她的面容一天天变得粗粝,那些不被人知的秘密就会装作若无其事。岸上是世俗生活的嘈杂镜像,刻有“边境”字样的碑石旁,拥挤着几个人拍照留念,一只开屏的孔雀前,热闹地聚拢着几个好奇围观的人,周边散落着几个叫卖的生意人。这是鹤岗市萝北县名山镇,隔黑龙江与俄罗斯相望。江边的玛瑙石,我有幸捡到一块,他们说以前这里比比皆是,现在已经不多见了。那一块微红的石头就出现在我眼前,我无法回避。玛瑙石的纹路清晰,颜色的层次分明,暗示一条江的成长。但是真的已经不容易碰到了,很难想象曾经这里遍地可寻。然而只要怀揣一条江,进入一条江就是可能的,进入一块石头也是可能的。黑龙江,以及一条江的两岸,有水为证,有石为证。
地图学中有一个名词——四至点,即一个国家版图的四个端点。黑龙江制造了中国领土的东至点和北至点。黑龙江蜿蜒4370公里,4370公里该有多长,我对数字缺乏应有的想象力,但这个长度足以值得夸耀,使她成为中国第三条大江,而她的流域面积比长江、黄河还要大得多,她的两岸充溢着无尽的绿色,无论左岸还是右岸,除了绿色,还是绿色,除了森林,便是田野,那些起伏不断的绿涛如同坚硬的脊梁,铺展在天空下。她穿越森林、乡村、城镇,走过良田、湿地……一路上,我看见大片大片浓密的绿色的玉米地,大片大片浓密的绿色的稻田……它们蓬勃,展示着强劲的生命力。过去,她还是一条“踩着鱼背可过江”的大水,据《黑龙江志》记载,每年秋天,大马哈鱼“自海逆水而上,入江驱之不去,充积甚厚,当地人竟有履鱼背而渡者”,但那只是过去的盛景。黑龙江的鱼养活了沿江以渔猎为生的古老先民,她是属于鄂伦春人和赫哲人的黑龙江,是满族与达斡尔人的黑龙江,是属于过去与未来的黑龙江。
河水带走两岸,即使背负隐痛与创伤,她依旧游走如龙,尽极完成一条江所能拥有的全部生命的形式与内容。
2
同行的船上,有我仰望的人,关注并予我以持久的引领与信心。此次黑龙江之行,不是对遥远的历史煞有介事的探寻,而是源于他的气度与开阔,我得以实现对一条江的初次看望与流连。
他告诉我,最大的支流松花江在同江县汇入黑龙江,下行不远,在中国“东方第一哨”的抚远,另一条主要支流乌苏里江加入黑龙江,曾经是我们内河的黑龙江,现在,她的下游已经不属于我们,她在邻邦流入大海,我们缺失了黑龙江最浪漫恣意奔流的一段。
同行的人比我们到达的目的更重要。当我最初听到这句话,便深信不疑,直到现在。正如一个人,或一片土地,一条江,相遇怎样的人便有怎样的命运。我,或者黑龙江,皆如是。
对黑龙江的叙述,回避不了两个人,黑龙江将军奕山和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回避不了咸丰八年(1858年)中俄签订的《瑷珲条约》。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中国相继失去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大片的土地,失去了这片土地上的苍翠山林、纵横的河流、良港、无尽的水产,以及地下的石油、黄金……
企图历史叙事得圆满无疑是吃力的,图解一个人也必然艰难,但我们至少可以在历史文本的基础上认定历史节点的真实,辨别他们是谁。
爱新觉罗·奕山,已经彻底丧失血性的八旗子弟,当穆拉维约夫的炮火声在黑龙江沿岸势不可当地传入他的耳膜,硝烟的刺鼻气味无声地弥漫江面,并向远方扩散,他一定惊惧到了极点。此时,他的身边一定缭绕着新酒的芳香、鲜妍的面庞和丝绸的柔软,已经习惯了纸醉金迷生活的他怎么能舍得几十年挣下的荣华,奕山已经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坚毅迎接这场博弈,他的心理被彻底摧毁了,无力再挺拔自己的刚骨和腰身,“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对他来说已然无足轻重,山河破碎似乎与他无关。
成就了穆拉维约夫英名的奕山,带着丧权辱国的《瑷珲条约》回到北京,他的双手并未因此颤抖,而且为开脱罪责,他不厌其烦地讲述着沙俄的野蛮行径以求得咸丰宽量。但这样的托词显然不能掩盖他的失职与懦弱、无法达成清廷对他的谅解而被革职。
其实,这位爱新觉罗子孙,早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广州,作为靖逆将军,不听林则徐坚持守战的建议,当英军炮击广州,奕山惊慌失措地向英军“悬白旗乞和”(《黑龙江省志·人物志》),与英海军上将义律签订了赔款的《广州和约》。他深知罪责深重,不敢如实向朝廷奏报这项和约,竟颠倒黑白,以弥天大谎称英国人“向城作礼,乞还商欠”。可是,英国在勒索到巨款后旋即撕毁和约,继续扩大侵略战争。真相大白后,道光皇帝将他圈禁宗人府,但很快被释还,又赏给二等侍卫充任和阗办事大臣。如果不是史料记载,我真的会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它却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前朝,令人难以置信,而这个笑谈竟然还没有结束,仍在继续演绎。
咸丰元年(1851年),作为伊犁将军的奕山,与俄罗斯全权代表科瓦列夫斯基谈判时,又一味妥协退让,除喀什通商一事没有允诺外,“接受了俄方的所有提议”。咸丰五年(1855年)12月,他又被任命为黑龙江将军,由此有了黑龙江命运的转变。因《瑷珲条约》被革职的奕山后来又一次被起用,同治时,竟被封为一等镇国将军,好一个“镇国”!直至1878年病死在北京。
多么匪夷所思,就是这样一位一而再,再而三签订不平等条约、置自身利益在国家利益之上而又谎话连篇的官员,却屡屡被清廷起用、重用,难道他的道德缺失和怯懦不够显而易见?已经没有更多资料显示奕山作为一个人的“心灵史”,我们也无法还原历史现场,但可以肯定的是,国家意识于奕山是不存在的,更谈不上国家信念和忠诚了。奕山的失败是一个国家的失败,随之而来早已锁定败局的甲午战争,进一步暴露清王朝的虚弱不堪与混沌,由此注定一个王朝无法拯救的必然。
3
国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揭开甲午战争序幕的丰岛海战,当“广乙舰”被日本联合舰队重创后,竟向日舰喊话说,“广乙舰”是广东水师而非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意思是你们是在和淮军和北洋水师打,我们是来帮忙的就不要打我们了,让日军啼笑皆非。可见,在他们的思维中,并不认为这是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正如实力曾是东亚第一、世界排名第九的北洋水师,至甲午海战时,已经多年没有更新,原有的战舰已落伍,无论航速、射速、火力皆落后于后崛起的日本海军,舰队经费减少或多被挪往他用,其原因之一是遏制李鸿章的淮军势力,在如此偏狭的思维定式中,国何以强呢?另外,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以天子自居,地域辽阔的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百姓不过是为统治者创造财富的苦力、保卫江山的兵源。尤其有清一朝,兵属于统领他的将所有,在一定意义上,兵是在为将领打仗,而非为国。如此,国的意识不是淡薄,而是几近于无。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着清兵和洋人开战,对他们来说,看着凶残的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得一败涂地,或许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军统帅巴夏礼目击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甚为不解,其买办解释说:“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是天子的,是朝廷的,是官府的,这样的国家与百姓何干呢?
这样的解释并非为奕山开脱,虽然清末民族主义在中国社会已经勃兴,清醒而明智,有爱国情感如邓世昌、关天培、林则徐等民族英雄仍然少之又少,当整个晚清大厦将倾,仅靠几个英雄是难有回天之力的。
那么奕山自己呢,当他回望一生的官宦生涯,对于民族和家国,他的内心可曾有过煎熬和挣扎,他的晚年可有过懊悔与愧疚?还是心安理得,处之泰然?很多的疑问,我们无法替他回答,只有他自己知道。
穆拉维约夫呢,有人说,他的每一分才能,都是中国人的灾难。
这个让中国失去了大片领土的人,在俄罗斯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民族英雄,备受尊重。俄罗斯发行的面值最大的5000卢布货币上,印有他的肖像,他手拿望远镜和《瑷珲条约》,脚下踩着铁锚,遥望黑龙江。沙皇为穆拉维约夫赐封号“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意思是黑龙江上的穆拉维约夫(黑龙江的俄称为阿穆尔河)。其实这样的表彰并不为过,全世界没有哪一个人能像他那样,用如此少的代价为一个国家换取“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伦理学中有一条定律:团体比个人更自私。人作为个体时,他是自己的主宰,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可以妥协、退让。但是一旦组成利益集团时,这个团体就变得自私、贪婪、无情。因为团体的利益,个人无权牺牲,只能增进。
穆拉维约夫作为一个个体出现时,他是一位儒雅有礼的绅士,一个体恤温和的丈夫,但是当他代表沙俄利益时,他便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贪欲膨胀,强硬而狡诈。
穆拉维约夫的传记,清晰地呈现了一个有着非凡格局与力量的强者,这样的格局与力量,来自他超越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卓越的胆识。他曾数次冒着风暴在黑龙江航行考察,知悉了黑龙江的战略地位和航运价值,并向沙皇建议占领阿穆尔河,“谁要占据阿穆尔河口,谁就能控制西伯利亚,至少是贝加尔湖以东地带,而且控制得很牢固。因为只要控制了阿穆尔河口,取得了该河的航行权,就能使人口较密、工农业繁荣的西伯利亚沦为控制该地的藩属,为之纳贡。”
而奕山身为黑龙江将军却没有身体力行,当然不能知晓黑龙江对东北的价值与意义。他在给咸丰的奏折中竟说黑龙江左岸“地方寒苦,并无出产……且民情凶悍,约束不周,致生嫌隙,有伤和睦,当及早将人众撤回,以全和好”。
两个对手的精神地理比照得如此鲜明,明显不是一个级别,显示出两个人在心智、学识、思想深度上的天壤之别。由此,黑龙江也便注定了她悲情命运的走向,黑龙江两岸人民从此饱受涂炭。
4
穆拉维约夫的全身雕像伫立在哈巴罗夫斯克(中国名称伯力)、面对黑龙江的高地上,从容不迫的他似乎在坚守着阵地,又似乎死死守着他的战果。他手拿海军用的单筒望远镜,永远地望着他面前的黑龙江水源远流长。
对很多国人来说,这段历史仍是一个盲区,连旅行社的导游也是,竟把中国游客带到穆拉维约夫像前拍照。黑格尔说,历史是隐藏的一种力量。如果历史被遗忘,那么这种力量又源于何处呢?
此时,我已经离开黑龙江边,在另一个时间里遥望黑龙江。
河流是种隐喻,也是时间的代言。如果她有一颗心脏,该是怎样的心呢,她会是一座庙宇吗?难以洞悉,潜藏着深与迷。正如只有真正走近一个人,住进她的心里,才能懂得她完整的表达。
我回望那个夜晚,黑龙江的上空,那是属于黑龙江的夜晚,属于黑龙江的星空,十几年未见的星斗满天,让人惊喜,那么密,那么亮。幽蓝的天空,低低的,似乎举手可及,北斗七星清晰呈现,似乎有所指引。
在夜的清凉里,我长久地仰头而望,内心片刻的兴奋后,是安静,清朗,还有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