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自幼痴迷绘画
汪友农1939年4月28日（农历三月初九）出生于南陵县麻桥乡桥头张村，小名天赦，宗名汪为乐，学名有龙，后改名友农，为汪寄清第三子。那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他出生的第二年，1940年4月24日，日军攻陷南陵。据汪友农二哥汪建农回忆，日本人没有到过桥头张乡下，汪建农有一次与小伙伴到麻桥，亲眼看见日机从头顶飞过，炸毁附近的一座建筑物。
写作此传前，汪建农、韩振清等人曾陪同笔者前往参观桥头张汪氏祖屋。这是一座典型的皖南民居，原有八间主屋、五间下屋。下屋已拆除。八间主屋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砖木结构瓦屋。中间为平顶堂屋，高约4米，四级石板台阶入室，前后对称开门。门框为青石板垒砌，对开两扇木门配铁扣门闩，设有遮雨屋檐。两边各两间主屋，屋顶为尖形，约呈145度，前后窗户对开，为木框玻璃窗。
汪氏祖屋大约建于晚清至民国初期，当时汪友农祖父汪配琳生意兴隆。这所建筑平实内敛，外观不甚显眼，如今已经淹没在雨后春笋般崛起的乡村楼宇中。其内部，大门窄小，砖石、梁柱及门窗所见雕刻不多。据韩振清回忆，汪氏祖屋类似徽州民居，原来内有天井，外有马头墙，后经过两次维修，外貌及内部结构已有所改变。
上文提到汪友农怀念父亲时所写诗歌，提到“书楼天窗”和“厅院雅集”。他年轻时还写过一首《吾家书楼图》，其中有句：“分粮仓前人沸腾，窃喜书楼无人登。”可见汪氏祖屋曾设有书楼。眼下的汪氏祖屋长期无人居住，缺乏修缮，已经显出破败之相，屋内的梁柱及存放的木制农具都已朽坏，部分砖墙已经开裂。
汪寄清夫妇共育有八个子女，汪友农排行第四。大哥汪为炳，1928年7月15日出生，成年后到泾县工作，娶妻阮桃珍，2005年4月29日去世，享年78岁。二哥汪建农，谱名为善，1933年2月26日出生，乡村教师，娶妻何愈斌，在南陵县家发镇工作。姐姐汪为冰，1936年7月26日出生，嫁肖长根。弟弟汪为安，1941年10月12日生，成年后在马鞍山市工作，娶妻张元秀。妹妹汪为秀，又名星怡，生于1945年1月25日，嫁汪其祥。其余最小的一对儿女因病早亡。
汪友农的母亲何亨云，1911年8月21日出生，是桥头张本地人。何家老实本分，世代种田，靠着勤劳和节俭建立了一份家业。父母育有一子五女，何亨云排行老小。她6岁即被汪家抱做童养媳，十余岁起帮助家里烧饭洗衣，农忙时协助放牛或做农活，17岁时与汪寄清成亲。
何亨云未进过学堂，一字未识，但心地善良，勤奋节俭，知情达理，待人和善，从不与邻居乡亲争吵，总是尽量设法帮助他人；教子有方，六个子女个个成人成材，成家立业；心灵手巧，厨艺、刺绣、裁剪缝纫样样精通；受家庭影响，中医也略懂一二，特别对儿童疾病有独特的治疗心得。汪友农受母亲影响，手工剪纸得心应手；他的绘画天才，显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得自母亲遗传。
丈夫汪寄清在外任教或担任公职期间，何亨云在家主持家政，迎宾待客，对待丈夫的朋友更是热情有加。孩子们渐渐长大，或去外地工作，或在城里念书，何亨云除操持家务外，还要带着儿媳耕田种地。六个子女成家，都是她一手操持主办的。
汪友农天赋异禀，自幼喜欢绘画。南陵当地有送端午符习俗，据《南陵县志》：“五月端午，调雄黄酒，画钟馗像，系菖蒲、艾叶于门……”有僧尼、道士挨家挨户送端午符，有木板刻印的神童、神女、钟馗等人物形象，贴在堂屋里。二哥汪建农回忆，汪友农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这些画子，而且入迷。家里还有荷花、喜鹊等年画，颜色简单，汪友农也经常看。因为人小，个头矮，他就站在靠背椅上看。那时爷爷已经七十岁，见友农喜欢绘画，就让人把画子取下来让他看。汪建农说，汪友农其时尚幼，不能捉笔，只能欣赏，用手在纸上跟着画线条。
汪友农自己在文章中回忆：“我的祖父是当地著名的老中医，记得在我三四岁时，祖父在诊病之余常教我吟诗赏画。”
五岁时，汪友农开始尝试摹仿人物画。汪建农回忆，友农画得不太像，但基本轮廓画出来了，而且越画越有兴趣。爷爷开始给他讲故事，让他背唐诗，上城时就给他买些画子和八仙过海之类的故事书，讲给他听。他更入迷，临摹铁拐李，铁拐李拄着拐杖，一只手掏耳朵，那时他还不能画出铁拐李掏耳朵的神情。
南陵有一种特产明心糖，采用糯米熬成饴糖，在特定火候下制成酥脆外皮，再粘上炒熟的白芝麻，糖心则为桂花、橘饼、明姜、麻油、熟面粉等，入口即化，余香不绝，是佐茶佳品，且有健胃理气功效，驰名皖南及江浙一带。当年以“大吉昌”明心糖最为有名。汪友农小时候也喜欢吃明心糖。汪建农回忆，有一次爷爷把明心糖摆在桌上，一边摆五颗，一边摆三颗，让友农和弟弟为安先挑。结果友农主动挑了三颗，而把五颗让给弟弟。汪建农说，四弟为安小时候体质弱，经常生病，友农虽小，但大度礼让。
六岁时，汪友农开始入私塾（那时乡下没有小学），跟老师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和《增广贤文》，开始接触到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这些经典的传统教育内容，但他最喜欢的，还是绘画。汪建农说了一个友农画画被罚的故事。
《三字经》课本上半页印有图像，下半页是文字。汪友农在书上摹写人物，不料被老师发现，责骂他不好好念书，在书上乱画，按惯例先罚背书，背出来后，又罚默写，写出来后还在手心上打了三板子。汪建农说，私塾时代有各种体罚方式，打板子算轻，重的还有头顶一盆凉水罚站等。同村的学童放学先回来，称天赦在学校被老师打板子了。待友农回来，祖父问明情况，并没有过多责怪他，只是教导他以后不能在书上乱画。
汪友农上中学时写过一篇作文，题为《我的自愿——画画》，开头就提到他画画被罚的故事，相当精彩，从中亦可看出他的叛逆性格：
我七岁的时候在村上一个私塾读书，那时候我就爱画画。家里为我买来的写字本子，我一个字也不写，偷偷地拿来画画子，有时画得不好就学别人的画模仿。我的父亲母亲不准我画画，要我好好读书。私塾先生对我更是不满。他说：“汪为乐这个孩子学习不用心，整天画菩萨头子玩，不是一个读书的命。”那时先生与我的关系搞得很差，动不动就要讨他板子打。有一次无故地他又打了我，气得我为他画了个夸张的像，贴在学校门口。他的头本来很长，我把他画得更长。他的嘴有一点向左边歪，我把他画得歪到左耳朵门。同学们看到了笑得前俯后仰，可是先生知道了却气得面色如火。他愤怒地赶到了我的家，从此我就没有书读了。
旧时学子与私塾先生几乎是一对“天敌”，多学生因为受罚而整蛊老师的故事。汪友农的整蛊方式与众不同，他是通过漫画来整蛊。或许这也是一个征兆，他一生注定与画笔有缘。那一次被罚后，爷爷让人买回本子和笔，专门供他画画，并让他背诵唐诗。正是那年十月初十，爷爷汪配琳去世。汪友农回忆道：“我虽然没有读书，但是我画画仍然没有间断。放牛，我拿着竹鞭子在牛背上画；砍柴，我拿着刀在山上画。那时候，我画的尽是我看到的鸟儿、兔子和其他的小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