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背后的故事

四年前，我的上一本书《非理性的时代》出版。在那本书里，我提出一个观点：工作的方式正在被重塑，其重塑的结果会影响所有人的生活。整体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观点。在那之后，人们的工作发生了与书中的描述一致的变革。这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应该是非常欣慰的。但是我的感受并非如此。太多的人和机构对变革感到不安，资本主义并没有展现其该有的灵活性。生活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一场斗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却是一个迷局。

我们这个成熟社会所发生的一切比我预料的更加触及根本，令人感到困惑和痛苦。我在本书中所写的正是这些困惑。这些困惑部分来自我们对于效率和经济发展的追求，我们坚信那是发展所带来的副产品。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忘记作为独立个体的每个人才是万事万物的标准，而人并不能用评判事物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很容易在对效率的追求中迷失自我，忘了效率只是达成目标的手段，而非目标本身。

我一直记得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露天雕塑花园看到的一座雕塑，它的主题是“无言”（Without Word），创作者是朱迪思·谢伊（Judith Shea）。这座雕塑有三种形态，其主体是一件笔直挺立的青铜雨衣，里面空无一物。对于我来说，那件空雨衣是我们最紧迫的主要矛盾的象征。我们不是注定只能成为一件空雨衣、一个工资单上没有姓名的数字、一个角色的暂时扮演者、一个经济学或社会学的素材或者政府报告的统计数据。如果这是经济发展的代价，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张空头支票。生活远不只是做别人伟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蒙眼狂奔。我们必须证明矛盾是可以被管理的，我们每个人都能填满那件空雨衣。

现在，太多的事情充满了内在冲突，太多的好意带来了意外结果，太多的成功公式尾巴上带着刺。“矛盾”几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陈词滥调。当新闻工作者找寻一种方式描述企业和越来越多个人所面临的困境时，这个词一次次地出现。有时候，似乎我们知道得越多，就越困惑。我们越是提高技术能力，就越感到无能为力。我们生产了远超自己所需的粮食，却无法养活饥民。我们能解开宇宙的谜团，却搞不定自己的家庭。我们将这一切称为矛盾，只是给它们贴了个标签，并没有解决它们。我们必须设法理解矛盾，并利用它们塑造更好的命运。

当我找寻理解困惑的方式时，我确切地知道了矛盾是何时成为我的关键概念的。那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索萨利托，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给我看他新书的第一章。约翰是加州专业心理学院的院长，他是一位睿智而精明的观察者，也是领导者和组织的顾问。他的新书叫《成功的悖论》（The Paradox of Success），副标题是“职场赢家，生活输家”。这本书是关于领导力的个人困境的，但是对我的重要启发是，生活中从来都没有简单或绝对正确的答案。我曾认为有或者可能有，但现在我到处都能看到矛盾。我意识到，每个硬币都有两面，但是如果我们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愿意与众不同，我们就能找到穿越矛盾的途径。

《非理性的时代》中的观点仍具有现实意义。组织会同时变得小巧灵便和规模庞大，它们将会更扁平、更灵活、更分散。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也同样会更扁平、更灵活。生活将会变得不合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会按照曾经的范式继续。我们将不得不促成事情发生，而不是等待其发生。然而，我在《非理性的时代》中没有预见到的是，这会引发困惑。我十分自信地预测，个人取得成就的机会会因为效率的压力而变得复杂，新的自由意味着更少的平等和更多的痛苦，成功可能要付出不成正比的代价。

《非理性的时代》遭到的一个批评是“对于你这样的人，一切都很容易”。这确实一语中的。我现在会更谨慎地针对个人窘境提供通用解决方案，我们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然而，即便我们选择找寻自己的出路，我们面对的路线图也是大同小异的。在本书中，有对未来的提示，有我所认为的组织和个人将要面临的挑战，还有一些应对挑战的思维框架。但是，本书中没有成功的万灵药。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都应该朝着同一个大方向前进。这一切有意义吗？如果有，它是什么？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是剧作家，后来成为捷克共和国总统。他沉浸在当今的世俗世界和框架中，但是他认为，只有超越世俗、超越个人的事物才能够重获尊重，才能避免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群体自杀”。他说，这是个矛盾，但如果没有对超越个人的精神秩序的尊重，我们将无法创造一个人可以真正成为人的社会结构。也许，我们不能成为万事万物的衡量标准，除非我们能够找到衡量自己的标尺。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一切问题的关键潜藏在每一页的背后。我曾听说，哲学是对生活的研究，但不要指望它告诉你如何生活。我怀疑本书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