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再来一遍吧。

亲爱的妈。

我书写是想抵达你——虽然我每写下一个字，离你就又远一个字。我书写是想回到那一次，在弗吉尼亚的某公路休息站，你盯着卫生间旁边自动售货机上方悬挂的鹿头标本，满脸惊恐，鹿角的影子打在你的脸上。上车后，你不住地摇头。“搞不懂他们弄那个干啥。难道他们看不见那是具死尸吗？死尸就应该消失，不该被永远钉在那里。”

我现在想到了那头公鹿，想到你盯着它黑色的玻璃眼，在那毫无生气的镜面中看到你的影子，你被扭曲的身体。可震动你的并不是动物的头被砍下后挂起来的丑相，而是标本本身象征着一场永无结束的死亡，一场当我们经过它去上厕所时都会不断死去的死亡。

我书写，是因为他们告诉我一句话永远不要以“因为”开头。但我并不是要造句——我是想挣脱。因为我听人说，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

秋。密歇根某地，一大群君主斑蝶，一万五千多只，正准备一年一度的南迁。两个月的时间，从九月到十一月，它们飞一次扇一下翅膀，从加拿大南部和美国飞往墨西哥中部地区过冬。

它们落在我们中间，落在数不清的窗沿、铁丝网篱笆上，落在一条条被刚刚晾在上面的衣服抖得模糊不清的晾衣绳上，落在褪了色的蓝色雪佛兰上，它们的翅膀慢慢折叠，仿佛是要收起来，直至再一次拍打，飞翔。

只要一晚下的霜，就能冻死一整代。如此，活着就是一个时间或者时机的问题。

那一次，我五六岁的时候，搞恶作剧，从走廊的门后跳出来，冲你喊：“轰！”你厉声尖叫，面容扭曲，接着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背靠在门上，手抓着胸口，大口喘气。我愣在那儿，不知所措，脑袋上戴的玩具军用头盔斜到了一边。我还只是个学舌的美国少年，模仿我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我不知道那场战争依然在你心里，不知道还有过那么一场战争，不知道战争一旦进入你身体，就再也不会离开——只是回响，响声幻化成了你儿子的脸。轰。

那一次，我三年级的时候，在英文老师卡拉翰夫人的帮助下，我读到了第一本让我爱不释手的书，一本童书，派翠西亚·波拉蔻的《雷公糕》。故事里的小女孩和奶奶，看到暴风雨在绿色的地平线上酝酿，她们没有关窗或者往门上钉护板，而是一起烘了个雷公糕。这样的行为，这种对常识危险又大胆的拒绝，让我感到不安。但当卡拉翰夫人站在我身后，嘴靠在我耳边时，我被拖往了语言之流的更深处。故事徐徐展开，暴风雨随着她的念诵翻滚而来，又随着我的复述再次翻滚而来。在暴风眼中烘蛋糕，在危险边上吃甜点。

你第一次打我的时候，我应该是四岁。一只手，一道光，一种惩罚。我的嘴火辣辣地疼。

那一次，我试着像卡拉翰夫人教我的那样教你念书，我的嘴唇靠在你耳边，我的手放在你手上，文字在我们投下的影子里流淌。但那种行为（儿子教母亲）颠倒了我们的等级，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而这些在这个国家，本就已经被抻到了极限。结结巴巴之后，失败的开始之后，句子扭在或卡在你的喉咙里之后，你猛地合上书。“我不需要念书。”你这么说道，然后面容扭曲地推开桌子，“我能看——就这样，我不也活到了现在吗？”

还有那次，遥控器的事。对于胳膊上的那块瘀青，我后来跟老师扯谎。“玩捉人游戏的时候，摔了一跤。”

那一次，你四十六岁的时候，突然对涂色产生了兴趣。“我们去沃尔玛吧，”一天早上，你说，“我想买点儿涂色书。”好几个月，你用各种你叫不出名字的色彩，填充你双臂之间的那块地方。magenta（洋红色）、vermilion（朱红色）、marigold（万寿菊色）、pewter（锡镴色）、juniper（杜松色）、cinnamon（肉桂色）。每一天，你都会花好几个小时，沉浸在各种画面中：农场、牧场、巴黎、两匹马在大风吹过的平原上、一个皮肤你没涂色所以还是白色的黑发女孩。家里到处都挂满了你的画，看起来活像间小学教室。我问你：“为什么要涂色，为什么现在涂？”你放下手里的蓝宝石色铅笔，盯着涂了一半的花园，仿佛在做梦。“就是进里面放空一会儿，”你说，“但我什么都能感觉到。仿佛我还在这儿，在这间屋里。”

那一次，你拿起乐高玩具的盒子冲我的脑袋扔来。硬木地板上滴滴鲜血。

“你有没有创造过某种场景，”你边给一幢托马斯·金凯德的房子涂色，边说，“然后把你放到里面？你有没有站在后面观察自己，看着你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深入那个场景？”

我该怎么告诉你，其实你描述的就是写作？我该怎么说，其实归根结底，我们是那么相近，我们的手在各自的纸页上投下的影子，正融在一起？

“对不起，”你边给我包扎额头上的伤口，边说，“穿衣服，我带你去吃麦当劳。”脑袋仍在隐隐作痛的我用鸡块蘸着番茄酱，你在一旁看。“你要长高一些、长壮一些，好吗？”

昨天，我重读了罗兰·巴特的《哀痛日记》。他在母亲去世后每天写一篇，写了一年。他写道：我了解患病之中、弥留之际的母亲的身体。读到这儿，我停了下来，然后决定写东西给你。尚在人世的你。

每个月末的那些星期六，你付完账单后还有余钱的话，我们会去逛商场。别人盛装打扮，是去做礼拜或者吃晚宴；我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是去91号州际公路旁的商场闲逛。你会一大早就起床，花上一个小时来化妆，再穿上你最好看的那件缀着亮片的黑色礼服，戴上一对金耳环，穿上饰有金银锦缎面的黑鞋子。然后，你跪在地上，往手心里倒点儿润发油，抹在我的头发上，再用梳子梳好。

陌生人在那儿看见我们，绝对想不到我们平时买东西的地方，是富兰克林大道街角的那家小商店：店门口散落着用过的食物券收据，牛奶、鸡蛋这类日常必需品的价格要比郊区贵三倍，皱皱巴巴、伤痕累累的苹果躺在硬纸箱里，箱底已被猪血浸湿，那是从盛放散装带骨猪排的板条箱里流出来的，里面的冰早化了。

你会指指歌帝梵巧克力店，说：“咱去买点儿这高级巧克力。”我们会拿个小纸袋，往里面随便装五六块巧克力。我们在商场往往只买这个，然后边走边互相递着吃，直到手指头变得黑乎乎又甜滋滋。“这才叫享受人生啊。”你会一边这么说，一边舔手指，粉色的指甲油在你给人修一个星期的脚之后早已剥落。

那一次，你挥舞着拳头，在停车场里大喊大叫，夕阳把你的头发蚀刻成红色。我用胳膊护住头，你的指节在我周围砰砰作响。

那些星期六，我们会沿着走廊一直逛，逛到商店一家家关上它们的钢铁门。然后，我们才往街边的公交站走，呼出的热气在我们上方飘着，你脸上的化妆品已经干掉。我们两手空空，除了我们的手。

今早天还没亮的时候，在我的窗外，一头鹿站在雾里。那雾气又浓又亮，以至于不远处的第二头鹿，看起来就像是第一头未完成的影子。

你可以给那个影子涂色，可以称之为“回忆的历史”。

迁徙的触发因素可以是阳光角度的变化，预示着季节的更替，也可以是温度、植物、食物源。雌性君主斑蝶沿线产卵。每段历史都有不止一条主线，每条主线都是一段有关分裂的故事。整个迁徙旅程长达四千八百三十英里[1]，比这个国家的长度还要长。南飞的君主斑蝶不会再回到北边。如此说来，每一次出发都是最后一次。只有它们的孩子回来，唯有未来回访过去。

一个国家不就是一次无边的徒刑，终生？

那次在华人肉店老板那儿，你指着铁钩上挂着的烤猪说：“猪肋骨看着好像烤煳以后的人肋骨。”你发出一声短促的笑，顿了顿，然后掏出钱包，面容干瘦地重新数了一遍我们的钱。

一个国家不就是一次无期徒刑？

那一次，一加仑牛奶。奶桶砸在我的肩胛骨上，爆裂开来，然后便是一阵白色雨落在厨房的地砖上。

那一次，在六旗游乐园，你跟我一起坐超人过山车，因为我一个人不敢坐。下来后你吐了，整个头伸进了垃圾桶。而我在兴高采烈之余，竟忘了说谢谢你。

那一次，我们去慈善二手店，购物车里堆满了带黄签的东西，因为那天所有带黄签的都可以再打五折。我推着购物车，跳到后梁上往前滑，看着我们收获的那堆被抛弃的宝贝，感到无比富有。那天是你的生日。咱要挥霍一把。“我像不像真正的美国人？”你把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贴在身上问。那衣服稍微有些正式，你基本上没什么场合穿，但也没有正式到完全没机会穿。一个机会。我点点头，咧着嘴笑。到这会儿，购物车已经满到我都看不见前面有什么了。

那一次，菜刀——你拿起来，又放下，气得发抖，压着声音说：“出去。出去。”我跑出家门，跑到了夏日乌黑的大街上。我一直跑，跑到我忘了自己是十岁，跑到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那一次，在纽约市，方表哥车祸死亡一个星期后，我走进了开往上城的地铁2号线，然后看到了他的脸。车门打开时，那张清楚、圆润的脸正在看我，他还活着。我倒吸了一口气，但也很清楚，那只是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人而已。可见到那张我以为再也不可能见到的脸，还是让我顿觉颠倒——五官一模一样，粗犷的下巴、开阔的额头。他的名字冲到我的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上到地面后，我坐在消防栓上，给你打了电话。“妈，我看见他了。”我喘着粗气说，“妈，我发誓，真的看见他了。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傻，但我在地铁上看到方了。”我当时正恐慌发作。你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有一会儿，你没说话，然后开始哼唱起《生日快乐》的旋律。那天不是我的生日，但你会唱的英文歌只有这一首。你在那边一直哼。我在这边听，把手机紧紧地贴在耳朵上，以至几个小时后，我的脸上还能看到一个四四方方的红印子。

我今年二十八岁，身高约一米六二，体重五十点八千克。我看起来帅的角度只有三个，剩下的全是死角。我正从曾经属于你的身体里给你写信，换言之，我正在以人子的身份写信。

如果走运的话，句子的结尾就有可能是我们开始的地方。如果走运的话，有些东西会传递过去，另一套用鲜血、肌腱、神经元写就的字母表；祖先给亲族装满了沉默的推进力，让它们往南飞，飞向故事中那个没有谁注定会活更久的地方。

那一次，在美甲店，我听见你安慰一个最近丧亲的客人。你给她美甲，她泪眼蒙眬地说：“我的宝贝没了，我的小姑娘，朱莉。我实在无法接受，她可是我最强的孩子，我的老大。”

你点点头，口罩后面是朴素的眼神。“没事的，没事的。”你用英语说。“别哭了。你的朱莉，”你继续道，“她怎么死的？”

“癌症。”那女士说，“还是在后院儿里！她直接死在了后院儿，苍天啊。”

你放下她的手，摘下你的口罩。癌症。你往前探了探身子。“我妈妈，也是，她也是得癌症死的。”店里安静下来。你的同事们在座位上不安地挪了挪。“可怎么在后院儿，她为什么死在那里？”

那女人擦了擦眼睛。“那是她住的地方呀。朱莉是我的马。”

你点点头，戴好口罩，继续给她美甲。那女人走后，你摘下口罩，扔到了屋子对面。“该死的，是匹马啊！”你用越南语说，“天啊，我都准备好到她女儿的坟前上一束花了。”那天余下的时间里，你给这个手那个手做美甲期间，会不时抬起头，大喊一声：“该死的，是匹马啊！”然后，大家一阵哄笑。

那一次，我十三岁时，终于说出了“住手”二字。你的手停在半空中，我的颧骨被第一记耳光打得生疼。“住手，妈。别打了，求你。”我使劲儿盯着你，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会了直视那些霸凌者的目光。你转过身，默默拿起你的棕色羊毛外套，往商店走。“我去买鸡蛋。”你扭头说了这么一句，仿佛刚刚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我们俩都清楚，你再也不会动手打我。

在迁徙过程中幸存下来的君主斑蝶，把这条信息传给了子女。在最初那个冬天丧生的家庭成员，将自己的记忆编进了它们的基因里。

战争何时才会结束？我何时才能在喊出你的名字时，让它只象征你的名字，不再象征你留在身后的东西？

那一次，我醒来时，天还是墨蓝色，我的脑子里——不，是家里——飘满了轻柔的音乐。我抬脚下床，踩在凉凉的硬木地板上，走到你的房间。你不在床上。“妈。”我叫了一声，在音乐声中像一朵切花那样纹丝不动。那是肖邦的曲子，从壁橱里传出来。壁橱的门被一圈淡红色的光衬着，看起来像通往某个着了火的地方的入口。我坐在门外，听着前奏曲，以及那之下，你均匀的呼吸声。我不知道自己那样坐了多久。但后来，我回到了床上，把被单拽到下巴那儿，直到身体不再颤抖。音乐还在继续。“妈，”我再次自言自语道，“回来。出来吧。”

你有一次告诉我，人的眼睛是神最孤独的创造。世上有多少东西会穿过瞳孔，可它什么都留不下。一只眼睛孤零零地待在自己的眼眶里，完全不知道一英寸[2]之外，还有完全相同的另一只，一样饥渴，一样空洞。你打开前门，对着我人生中的第一场雪，耳语道：“看。”

那一次，你在水槽旁择一篮四季豆的时候，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不是怪兽。我是个母亲。”

我们说幸存者的时候，是指什么？或许，幸存者就是最后一个回家的人，就是最后那只落在已被一个个鬼魂压弯的树枝上的君主斑蝶。

晨光将我们包裹起来。

我放下书。四季豆的两头继续啪啪地响，当当地掉在钢制水槽里，好像一根根手指。“你不是怪兽。”我说。

但我说谎了。

我真正想说的是，做头怪兽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怪兽”（monster）的词根是拉丁语的monstrum，意指报告灾难的神使，后来被古法语纳入，形容那种混合出身的动物，如半人半马怪、狮身鹰首兽、半人半羊怪。做头怪兽就是做个混合信号，就像灯塔：既提供庇护，也发出警告。

我曾经读到，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父母更可能殴打子女。或许这事儿确实有某种怪兽般的缘起。或许动手打孩子是为了让他做好面对战争的准备。要说拥有心跳，从不会像心脏对身体说“是是是”那般简单。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你在慈善商店把那件白色连衣裙递给我时，双眼看起来大而无神。“你能看懂这个吗？”你说，“告诉我这料子是不是防火的。”我翻了翻下摆，研究了标签。其实我看不懂，但我说“是”。反正这么说了。“是，”我撒着谎，把连衣裙举到你下巴那儿，“是防火的。”

过了几天，一个邻家小男孩骑车路过时，会看到我正穿着那件连衣裙站在前院儿——那会儿你已经去上班了。我之所以穿它，是想看起来更像你。但第二天课间休息时，孩子们叫我变态、娘炮、基佬。好久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些词不过是怪兽的迭代。

有时候，我会幻想君主斑蝶逃离的不是冬天，而是你小时候在越南见过的凝固汽油弹爆炸云。我幻想它们从爆炸后的熊熊烈火中飞逃出去，毫发无伤。它们那黑红相间的小翅膀，仿佛四下飘散的碎片在抖动，在空中绵延几千英里，以至于你抬头看时，根本无法想象出那场把它们释放出来的爆炸，你只会看到一群蝴蝶在洁净、凉爽的空气中翩翩飞过。它们的翅膀，在经历过无数次大火之后，终于不再怕火。

“那就好，宝贝。”你的目光掠过我的肩膀，表情木讷，连衣裙被你捧在胸口，“太好了。”

你是一位母亲。妈。你也是一头怪兽。可我也一样——所以，我无法背弃你。所以，我才把你放到了神最孤独的创造中。

看。

这封信之前有过一稿，被我删了。在那一稿中，我跟你讲了我怎么当上的作家；怎么成为我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但把这个机会浪费在了英语专业上；怎么从我那屎一样的高中逃离，跑到纽约，迷失在图书馆的书库里，埋头阅读那些晦涩难懂的文字——写下它们的人早已作古，大部分也一定不会想到会有我这样一张面孔飘浮在他们的词句之上，更想不到我还会被它们拯救。现在，那一切都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但那一切把我带到了这里，带到了这一页，让我来告诉你每一件你永远不会知道的事。

事实是，我曾经是个没有受过伤的小男孩。八岁那年，我站在哈特福德的一居室公寓里，盯着兰外婆熟睡的脸。尽管她是你母亲，但和你一点儿都不像；她的皮肤要黑三度，看起来像是暴雨过后的污泥裹在瘦削的脸上，双睛像碎玻璃一样发亮。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扔下那堆绿色的军人玩具，走到她旁边。她躺在硬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毯子，双臂交叠放在胸口。熟睡中的她，眼球在眼皮下动来动去，深深的抬头纹仿佛是被鞭子抽出来的，一条条标记着她五十六年的人生。一只苍蝇落在她的嘴旁，又飞到她发紫的嘴唇上。她的左脸抽搐了几秒。满是黑色大毛孔的皮肤在阳光下皱如涟漪。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在睡梦中还能有如此大的动静——除了在梦中奔跑的狗，但我们永远不会懂它们的梦。

当时我在寻找的，我现在才明白，并不是她的身体，她的身体在睡觉时一直动来动去；我在寻找的是静止，是她的心灵。只有在这种抽动的安静中，她那清醒时粗野和狂暴的大脑才会平静下来，达到某种接近宁静的状态。我在看一个陌生人，我心想。这陌生人抿着嘴，看起来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完全不同于清醒时的兰，或者说我熟悉的兰。那个兰总是在漫无边际、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她的精神分裂症在战后愈加严重。不过，我认识的她向来都很粗野。自我记事起，她在我面前总是忽隐忽现，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安宁的午后阳光中端详她时，我仿佛是在回望过去。

一只眼睛睁开了，上面还蒙着一层乳白色的睡意，它慢慢睁大，直到全然装下我的身影。我对影独立，被透过窗户照进来的一束光钉在那里。接着，另一只眼睛也睁开了，这只有些粉红，但更清澈。“饿啦，小狗？”她问。她面无表情，仿佛还在安睡。

我点点头。

“这个时候我们该吃点儿什么呢？”她朝屋子四周指了指。

我心想，这只是随口一问吧，便没吭声。

但我理解错了。“我说吃什么？”她坐起来，齐肩发披散着，好像一个刚刚经历过爆炸的卡通形象。她爬过来，蹲在军人玩具面前，拿起其中一个，捏在指头间细细研究起来。她的指甲经过你一向细致的修剪和涂抹，看起来很完美，是她身上唯一没有瑕疵的地方。她举着那名士兵，仿佛在检查一件新出土的文物，指甲上闪烁着红宝石般的光泽，看起来稳重典雅，在她长满老茧、干燥皲裂的指节衬托下分外显眼。

那名士兵背着一台无线电设备，单膝跪地，永恒地对着接收机呼喊。他的一身装束暗示他参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是谁，先生？”[3]她用塑料英语和塑料法语问那个塑料小人，又突然把无线电设备贴到耳边，细细听着，眼睛望向我。“你知道他们跟我说什么吗，小狗？”她用越南语低声说道，“他们说——”她把头歪向一旁，探过身来，呼出的气息里混合着利口乐止咳糖和浓浓的睡意，那小绿人仿佛被她的耳朵吞了下去。“说只有祖母们给吃东西，好兵才能得胜。”她清脆地笑了一声，又突然止住，一脸茫然地把无线电员放在我手上，合拢我的五指。然后，她站起身，趿拉着拖鞋朝厨房走去。我紧紧攥着这条信息，塑料天线刺在掌心里。邻居放的雷鬼乐闷闷地穿过墙壁，渗满房间。

我现在、从前有过许多名字。小狗是兰给我起的。一个用花给自己和女儿起名的女人，为什么会把外孙唤作小狗？因为她疼惜骨肉。如你所知，在兰长大的那个村子，人们通常会给像我一样过于瘦弱的孩子起个贱名：恶鬼、鬼娃、猪鼻、猴生、牛首、浑蛋——小狗还算好听的一个。原因是，当恶灵在大地上四处游荡，搜寻健康、美好的孩子时，听到某个丑陋可怖的名字被唤回家吃饭，便会略过那家，放孩子一命。如此说来，爱一样东西就要给它起个贱名，这样它才能免受侵扰。名字薄如空气，但也可作盾牌。小狗盾牌。

我坐在厨房的瓷地砖上，看着兰往一个边上画着靛青色藤蔓的瓷碗里盛了两勺热腾腾的米饭。她端起茶壶，往米饭上浇了一股茉莉花茶，茶水是刚好让几粒米在这淡黄色液体里浮起来的量。我们坐在地上，来回递着冒着香气和热气的碗。吃起来的味道，你可以想象一下被捣碎的茉莉花——又苦又干，带着一股子清亮、香甜的余味。“真正的农民食物，”兰笑着说，“这是我们的快餐，小狗。这是我们的麦当劳。”她往一旁欠起身子，放了个响屁。我学她的样子，也放了一个，然后我们俩闭着眼，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她止住了笑声。“吃完。”她用下巴指指碗，“你每浪费一粒米，下了地狱就得吃一条蛆。”她撸下手腕上的皮筋，把头发盘成了一个髻子。

人们说，创伤不仅会影响脑子，也会影响身体，比如肌肉组织、关节、体态。兰的背一直都驼得很厉害，以至于她站在水槽前的时候，我几乎看不到她的脑袋，只能看到头顶的发髻随着她洗碗的动作上下起伏。

她瞅了一眼放食物的架子，上面已经空了，只有孤零零的半罐花生酱。“我得再买点儿面包去。”

美国独立日头两天的某个晚上，小区邻居在房顶放烟花。一道道微光冲向被灯光污染的紫色天空，碎成一声声巨大的爆炸，回荡在我们的公寓中。我被你和兰夹着，在客厅的地板上睡得正香，恍惚间感到她整晚靠在我后背上的身体所散发出来的温暖突然消失了。我翻身见她跪在那里，拿着毯子疯狂地又抓又挠。我还没来得及问出了什么事，她便伸过一只冰冷潮湿的手，捂住了我的嘴，并把另一只手的食指放在嘴前面。

“嘘。别叫，”我听到她说，“不然迫击炮会知道我们在哪儿。”

她的眼中映着街灯，黑乎乎的脸上反射出黄色的光亮。她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到窗前。我们蹲在窗沿下，蜷成一团，听着一声声巨响从我们头顶飞过。她慢慢让我靠在她的大腿上，然后我们静静等待着。

她断断续续跟我小声说迫击炮的事，手还时不时捂住我的嘴——她手上的大蒜和万金油味很刺鼻。我们就那样坐了两个小时，我的后背感受着她有规律的心跳，房间开始变成了灰白，接着又被靛蓝色浸满。光亮照出两个裹着毯子的睡影，正横七竖八地躺在我们面前的地板上：你和你姐姐梅。你们看起来就好像两条在白雪皑皑的苔原上延绵的山脉。我的家人，我心想，就是这样一幅沉默的北极景观，在经历了一夜的炮火之后，终于安静下来。兰的下巴在我肩上渐渐变沉，呼吸声在我耳边渐渐变匀，我知道，她终于和女儿们一样进入了梦乡，我满眼只能看到七月的雪——柔滑、纯粹，没有名字。

成为小狗前，我还有一个名字——我出生时的名字。某个十月的下午，在西贡郊外一座用香蕉叶子盖顶的小屋里，在你长大的那片稻田上，我成了你的儿子。听兰说，一位当地的萨满和他的两个助手蹲在屋外，等待着我最初的哭喊。兰和接生婆剪断脐带之后，萨满和助手便冲进去，用一块白布把身上还满是黏液的我包起来，跑到附近的河中，焚着香和鼠尾草，在缭绕的烟雾下把我清洗干净。

萨满在我额头上抹了一道灰，然后将哇哇大哭的我放进父亲的臂弯中，悄声叫出他给我起的名字，并解释道，名字的意思是爱国领袖。父亲请这个萨满时，对方注意到他外表冷漠，走路时挺着胸，想把一米五七点五高的身形撑大一些，说话时手势乱飞，看起来像在打拳，所以便挑了一个——我想——应该可以让这个花钱请他的人满意的名字。他想对了。兰说，父亲听了之后笑容满面，站在小屋门口，将我举过头顶，喊道：“我儿子以后就是越南的领袖。”可越南在战争结束十三年后依旧狼藉遍地，且每况愈下，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我两岁时，逃离了他正站立的那片土地。而在几米开外的地方，你的鲜血在双腿中间流成一个暗红色的圆，把下面的土变成了泥——我则活着。

其他时候，兰对噪声的态度似乎很矛盾。你还记不记得有天晚上，我们吃完饭以后，围在兰周围听她讲故事，突然街对面传来了枪响？虽然枪声在哈特福德并不罕见，但我永远也无法习惯那种声音——异常尖厉，似乎又比我想象中的更单调，仿佛夜晚的公园里那些练棒球的少年一次又一次击出的本垒打。我们都尖叫起来——你、梅姨、我——把腮帮子和鼻子贴到了地上。你大喊一声：“快关灯。”

屋子黑了几秒钟后，兰说：“干啥啊？就响了三枪。”她的声音从她刚才坐着的地方传过来。她动都没动。“是不是呀？你们是死了呀，还是还喘气儿呢？”

她挥手招呼我们起来，衣服蹭着皮肤，发出沙沙的响动。“以前打仗的时候，你还没回过神儿来呢，整个村子就没了。”她擤了擤鼻子，“赶紧开灯，趁我还没忘讲到哪儿了。”

兰交给我的任务之一是拿把镊子，给她一根一根拔白头发。“头发里的雪，”她解释道，“让我的脑袋很痒。你把这些痒人的头发给我拔了吧，小狗？雪都在我头上扎根了。”她把镊子塞到我的指缝间，咧嘴笑着，轻声说：“今天让外婆返老还童，好不好？”

任务的酬劳是她给我讲故事。根据从窗户照进来的光，我把她的头调整好位置，再在膝盖下垫个枕头，跪到她身后，捏着镊子开始拔。她则开始讲故事，声音比平时低一个八度，慢慢沉浸在讲述之中。大多数时候，她就像平常一样絮絮叨叨、翻来覆去讲那些事。这周从脑子里蹦出来的故事，下周又会登场，连开场白都一模一样：“接下来这个故事，小狗，这个保准会让你大吃一惊。你到底要不要听我讲呀？那就好。因为我从来不说谎。”还是熟悉的故事，甚至连惊险或关键时刻的戏剧性停顿和语调变化都如出一辙。我会跟着她的故事对口型，仿佛是第无数遍看一部电影，一部以兰的讲述为剧本、由我的想象摄制而成的电影。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合作。

我拔的时候，四周的白墙与其说被填满了稀奇古怪的景观，倒不如说变成了一个窗口，墙泥崩裂，露出了墙后的过去。战争场面、人猴传说，还有来自大叻深山的古代捉鬼人，带着成群的野狗走村串寨，用写有咒语的棕榈叶驱散恶灵，而报酬就是几罐米酒。

私人故事也有。比如她跟我讲你是怎么出生的，讲那个被部署在金兰湾某艘海军驱逐舰上的白人美国大兵；讲她遇见他时穿着一件紫色奥黛[4]，从酒吧的灯下走过时，开衩的下摆在身后飘扬；讲那时候她已经离开第一任丈夫，逃离了那段包办婚姻；讲她年纪轻轻，在一座战时城市求生，第一次举目无亲，全靠她的身体、那件紫色奥黛才活下来。听她讲这些的时候，我的手会变慢，到后来干脆不再动弹。因为我完全沉浸到了正在公寓白墙上播放的电影中，忘我地投入在她的故事里，心甘情愿地迷失了方向。这时，她会往后一伸手，拍拍我的腿。“哎，你别给我睡着啊！”但我没睡着。我就站在她身旁，看着她的紫色奥黛在烟雾缭绕的酒吧中摇摆，看到酒杯叮叮当当碰在一起，空气中弥散着机油和雪茄的味道，还有伏特加和军服上残留的枪烟味。

“快帮我弄呀，小狗。”她抓住我的双手，贴到胸口上，“帮我保持年轻，让这些雪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全都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在那些个午后，我慢慢明白，疯狂有时也能带来新的发现，碎裂和短路的头脑也不全是毛病。我们的声音反复填满房间，雪从她的头上落下，过去的事在我们周围徐徐展开，我膝盖四周的硬木地板渐渐变白。

还有校车上发生的事。那天早上和往常一样，没人坐我旁边。我把脸贴在车窗上，让外面的世界塞满视野，那是阴暗的淡紫色清晨：六号汽车旅馆，尚未开门营业的克莱恩洗衣店，一辆没了引擎盖的米色丰田车停在前院，一架轮胎做的秋千斜插在土里。校车加速，城市的点滴飞旋而过，仿佛洗衣机里的衣物。周围的男孩互相打闹，猛然落下的胳膊和拳头推搡着空气，我的脖子后面能感受到他们快速挥动的双臂带起的风。我很清楚自己这张脸在这片地方很少见，便更用力地把头贴到车窗上，不去理会他们。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外面的停车场中央冒出一个火花。但直到听见背后传来的声音，我才明白那火花原来在我的脑子里。是有人猛推了我一下，我的脸撞到了玻璃上。

“说英语。”一个顶着黄色西瓜头的男生说道，他下巴上潮红的赘肉一颤一颤的。

最残忍的墙，是玻璃做的墙，妈。我当时真想打破车窗跳出去。

“喂！”那个双下巴男生凑过身，满是醋味的嘴就在我脸旁。“你不会说话吗？你不会说英语吗？”他抓着我的肩膀，把我转向他，“跟你说话呢，看着我。”

他才九岁，但已经熟练掌握了美式坏父亲的专用语言。其他男生围拢过来，觉得要有好戏看了。我可以闻见他们的衣服刚刚洗过，还带着柔顺剂里的薰衣草和丁香味。

他们等在那儿，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但我什么都没做，只是闭上眼。那个男生扇了我一巴掌。

“说话呀。”他把肉乎乎的鼻子凑到我通红的腮帮子旁，“连一个字都不能说？”

第二个巴掌打在了我的头顶，是另一个男生扇的。

西瓜头男生托住我的下巴，把我的头拽向他。“那叫我的名字。”他眨眨眼，又长又黄的睫毛呼扇着，几乎看不清楚，“像你妈昨晚那样。”

车窗外，宽大、潮湿的树叶萧萧落下，如一张张脏兮兮的钱。我竭力做出顺从的样子，叫了他的名字。

我任由他们的笑声侵入我的身体。

“再叫。”他说。

“凯尔。”

“大点儿声。”

“凯尔。”我仍旧闭着眼。

“这才像个乖乖的小贱货。”

这时，仿佛天气突变，收音机里传来了一首歌。“哎，我堂哥刚去过他们的演唱会！”然后一切就结束了。他们的身影从我头顶散开。我由着一条鼻涕滴落下来，盯着自己的脚，盯着你给我买的鞋，那双鞋底装着红灯，走路时会一闪一闪的鞋。

我把额头抵在前面的座位上，两只脚互相磕着鞋子，起初很慢，然后越来越快。红光从我的运动鞋中喷薄而出：世界上最小的两辆救护车，哪儿也去不了。

然后是那天晚上，你在沙发上坐着，刚洗完澡，头上裹一条毛巾，手上的红标万宝路正慢慢燃烧。我站在旁边，一动不动。

“为什么？”你眼睛盯着电视。

你用力把烟头戳进茶杯里，我当即就后悔跟你说了实话。“为什么要让别人那么欺负你？不要把眼闭上。你又不困。”

你的眼神挪到我身上，蓝色的烟圈在我们之间盘旋。

“什么样的男孩子才会让人那么欺负啊？”烟从你的嘴角漏出来。“你都没还手，”你耸耸肩，“就由着他们。”

我又想到了车窗，想到了一切东西似乎都像窗户，就连我们之间的空气也是。

你抓住我的肩膀，用你的脑门顶住我的脑门。“别哭了。怎么动不动就哭！”你离我很近，我甚至能闻到你牙齿间残留的烟味和牙膏味，“没人碰你。哭什么哭——该死的，叫你别哭了！”

那天的第三个巴掌将我的目光扇向一旁，电视屏幕在眼前一闪，我的头马上又转回去，正对着你。你来回打量我的脸。

然后你一把把我拽到你怀里，我的下巴紧紧压在你的肩上。

“你得自己想办法呀，小狗，”你对着我的头发说，“你得自己解决，因为我英语不好，帮不了你，我没法告诉他们不要欺负你。你得自己想办法。要么自己想办法，要么以后别再跟我讲这些，听见了吗？”你身子往后一退。“你要变成真正的男人，要坚强起来。你必须学会反抗，否则他们会一直欺负你。你有一肚子英语，”你把手掌放在我的肚子上，喃喃说道，“要用起来，知道了吗？”

“知道了，妈。”

你把我的头发拨到一边，亲了亲我的脑门儿。你打量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躺回沙发上，挥了挥手：“去给我拿根烟。”

我拿着万宝路和芝宝打火机回来的时候，电视已经关了。你就坐在那儿，透过蓝色的窗户，望向外面。

第二天一早，在厨房，我看着你把牛奶倒进一个跟我脑袋一样高的玻璃杯里。

“喝吧，”你噘着嘴，透着一股子骄傲劲儿，“这是美国的牛奶，喝了能长大个儿。绝对的。”

那杯冰凉的牛奶，我喝了好多，喝到后来舌头发麻，连牛奶的味儿都尝不出了。那之后的每个早上，我们都会重复一遍这个仪式：牛奶如粗白的辫子一般汩汩而下，我当着你的面咕咚咕咚喝到肚子里，我们俩都盼着这消失在我体内的白色，能让我这个黄皮肤的男孩强大起来。

我喝的是光，我心想。我用光明填满了自己。那光一般的牛奶会倾泻而下，浇散我体内的黑暗。“再喝点儿，”你敲着灶台说，“我知道有点儿多，但肯定有好处。”

我喝完后，咣的一声把杯子放在灶台上，一脸自豪。“看到没？”你抱着胳膊说，“你已经像超人了！”

我咧嘴笑起来，嘴唇之间的牛奶还在冒泡。

有人说，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像条直线。我们以螺旋的轨迹在时间中穿梭，与震中的距离不断增加，但最终又会回到那里，只是隔了一个圈。

通过那些故事，兰也在螺旋式行进。我听她讲时，有时会发现故事突然变了——变得不多，就是一些细枝末节，如某个时间、某人衬衫的颜色、两次而非三次空袭、AK-47突击步枪而非9毫米口径的手枪、女儿在笑而非哭。叙事会出现转折——过去永远都不是一片固定、静止的景观，而是不断被重新看见。无论愿不愿意，我们都在螺旋式前进，从消失的事物中制造出崭新的事物。“让我变年轻吧，”兰说，“让我的头发变黑，不要这样的雪，小狗。不要雪。”

但是说真的，我不知道，妈。我写下过一些理论，然后又擦掉，从桌旁走开了。我把水壶烧上，让水开的声音改变我的想法。你有什么理论吗？无所谓关于什么，是理论就行。我知道我一问你，你准会笑，捂着嘴笑。在你儿时的村庄里，所有女孩子都这么笑。虽然你的牙天生又白又齐，可你一直保留着这个习惯。你会说没有，只有那些闲工夫多、决断力少的人才会搞理论。但我知道你有一个。

我们坐飞机去加利福尼亚那次，你还记得吗？你准备再给他——我的父亲——一个机会，虽然你那被他无数个反手巴掌打歪的鼻子，还歪着。我当时六岁。我们没带兰，把她留在了哈特福德，和梅待着。途中，飞机遇到气流，猛地一颠，把我震出座位，小小的身体腾起来，又被安全带扯了下去。我开始大哭。你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肩膀，靠在我身上，用你的身体吸收了飞机的颠簸。然后，你指着窗外厚厚的云团说：“我们飞到这么高以后，云彩就变成大石头了——很硬的那种——所以你才会觉得颠簸。”你的嘴唇擦着我的耳朵，语调舒缓。我细细观察着天边那些花岗岩色的庞大山脉。是啊，飞机当然会晃了。我们是在岩石间穿行啊，我们的航班是一段超自然般的坚毅旅程。因为回到那个男人身边就需要那样的魔法。飞机应该摇晃，甚至几近碎裂。有了崭新的宇宙法则，我靠到椅背上，看着我们冲破了一座又一座的山。

在说话这件事上，你拥有的词汇还不如你从美甲店小费里攒出来、存在厨房橱柜下面那个牛奶桶里的硬币多。你经常只会指着一只鸟、一朵花或者沃尔玛的一副蕾丝窗帘，不管是什么，说真好看。有一次，你指着一只正在邻居院子中奶白色兰花上方盘旋的蜂鸟，惊呼道：“Đẹp quá!”（“真好看！”）你问我那是什么鸟，我告诉了你它的英文名字——因为我只知道英语里怎么叫。你茫然地点点头。

可第二天，你就忘了，几个音节就在舌尖上，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我从城里回来时，注意到前院里多了一个蜂鸟喂食器：清澈、甜美的花蜜装在一个玻璃球里，球上有五颜六色的塑料花，花上有针头大小的孔，方便蜂鸟伸嘴进去。我问你怎么回事，你从垃圾里翻出一个皱巴巴的纸盒，指指上面那只翅膀模糊、嘴巴细长的蜂鸟——一只你叫不出名但能认出来的鸟。“Đẹp quá,”你微笑着，“Đẹp quá.”

你那晚回家后，我和兰已经吃完了茶泡饭，我们仨就一起走去紧临新不列颠大街的那家C城超市，足足走了四十分钟。到的时候，人家已经快关门了，货架上也空了。寒冬将至，你想买点儿牛尾，给我们做顺化牛肉粉。

我们来到生肉柜台前，兰和我拉着手站在你身旁，你在玻璃柜里的大肉块中间找了半天也没看到牛尾，便朝柜台后面的男人招了招手。他问你要什么，你顿了好久，才用越南语说道：“Đuôi bò.Anh có đuôi bò không?”（“牛尾。有牛尾吗？”）

他用目光扫了扫我们的脸，往前凑了凑，又问了一次。兰的手在我手里颤抖着。挣扎了一会儿，你把食指放在腰上，又微微转过去，好让那个男人看到你的后背，然后边摇手指，边学牛叫。你还把另一只手举到额前，比了个牛角。你动来动去，小心地扭着身子，甩着屁股，希望他能看出这段表演的每个部分：犄角、尾巴、牛。但那人只是笑，起初还捂着嘴，后来干脆放声大笑起来。你额头的汗珠被日光灯照得晶亮。一个中年女人抱着一盒幸运符牌谷物圈，憋着笑，匆匆经过我们。你把舌头顶在一颗磨牙上，腮帮子鼓鼓的。你看起来好像要被空气淹死似的。你又试着说法语，搜索童年记忆中残存的一点碎片。“Derrière de vache!”（“牛屁股！”）你喊道，脖子上青筋暴起。那个男人朝身后的屋子招招手，一个肤色黑些的矮个子男人走出来，跟你说起了西班牙语。兰松开我的手，和你一起学，母女俩在那儿转着圈儿摇来摆去，哞哞叫着。兰一直笑个不停。

那两个男人露出又大又白的牙齿，笑到狂拍柜台。你转过身来，满脸是汗地向我恳求道：“告诉他们。快呀。说我们要买什么。”我不知道牛尾在英文里是oxtail，只能摇摇头，羞愧难当。那两个人盯着我们，先前的笑容变成了迷惑和关切。超市要关门了。其中一个低下头，又诚恳地问了一遍。但我们转身走了。我们不要牛尾，不吃顺化牛肉粉了。你拿了一条神奇面包、一罐蛋黄酱。我们去结账，但谁都没说话。突然，我们的话似乎在哪里都不对了，甚至在我们的嘴里也不对。

排队时，你看到在糖果和杂志中间的托盘上摆着一堆心情戒指[5]，便用手指夹起一个，看看价格，又拿了两个——每人一个。“Đẹp quá,”过了一会儿，你呢喃道，“Đẹp quá.”

没有什么事物能一直与快乐产生联系，巴特曾写道，不过，对于作家而言，母语可以。可假如母语没学好呢？假如说母语的舌头不但代表了空白，而且本身就是空白，假如舌头被割了呢？一个人能否在不彻底失去自我的情况下，从失去中得到快乐？我会的越南语，是你教我的越南语，是词汇和句法只有二年级水平的越南语。

小时候，你曾站在香蕉林中，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学校被美国的凝固汽油弹夷为平地。那年你五岁，自此再未踏入课堂。如此说来，我们的母语不像母亲，更像孤儿。我们的越南语是一个时间胶囊，记录了你的教育在何时结束，化为灰烬。妈，说我们的母语时，只有一部分是在说越南语，整体上是在讲战争语。

那天晚上，我向自己保证，以后绝不会在你需要我为你说话的时候哑口无言。就这样，我成了全家的官方翻译。自那之后，我竭尽所能地填补着我们的空白，我们的沉默、结巴时刻。我转换着语码。我脱下我们的母语，戴上我的英语，像一副面具，好让他人能看到我的脸，进而再看到你的。

有一年你在钟表厂上班，我给你老板打电话，用我最礼貌的发音告诉他，我母亲希望减少工作时间。为什么？因为她累坏了，因为她下班回家后，会在浴缸里睡过去，因为我担心她会淹死。一周以后，你的工时缩短了。还有好多次，太多次，我拿着“维多利亚的秘密”商品目录打电话，给你订购胸罩、内裤、紧身裤。客服小姐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稚嫩童声，先是一头雾水，然后又为一个小男孩给妈妈买内衣而欢呼。她们对着电话“哎哟”半天，常常还会顺手免掉配送费。她们会问我上几年级了，爱看什么动画片，然后跟我讲她们自己的儿子，跟我说你——我的母亲——一定很幸福。

我不知道你幸不幸福，妈。我从来没问过。

回到公寓，我们没有牛尾，但买到了三个心情戒指，每个人的手指上都有一个在闪闪发光。你在地上铺好毯子，趴下，兰骑在你背上，给你按摩肩膀上酸痛的结节和僵直的韧带。电视泛着绿光，照得我们好像在水下。兰又在絮絮叨叨地独白她的某段经历，每句话都和前一句搅在一起，只有在问你哪里疼的时候，她才会打断自己。

巴特曾提出，两种语言会互相抵消，召唤出第三种。有时我们的语言稀疏寥落，或者干脆如鬼魂一般消失不见。这时，双手就成了第三种语言，虽被皮肤和软骨的边界所限，但能替打结的舌头解围。

在越南语中，我们确实很少会说我爱你，非要说的时候，也往往都是用英语。对我们来说，行动才是表达关爱的最佳方式：拔白头发，或者靠在儿子身上，缓冲飞机带来的颠簸，以及他的恐惧。或者像现在这样——兰冲我说：“小狗，你过来，帮我给你妈妈按摩。”我们俩跪在你的两侧，揉按你上臂僵直的韧带，然后是你的手腕、你的手指。有那么一刻，一个几乎短到无关紧要的瞬间，这一切好像有了意义——地板上的三个人，通过触摸而联结在一起，组成了某种类似于“家”这个字的东西。

你舒服地哼哼着，我们让你的肌肉放松开来，用我们自身的重量帮你松绑。你举起手指，头埋在毯子里说：“我开心吗？”

我看到那个心情戒指后，才意识到你是在问我，叫我再次帮你解读美国的某个部分。可我还没答话，兰就把她的手伸到了我眼前。“也看看我的，小狗——我开心吗？”很可能的一点是，我现在给你写这些的时候，也是在给每个人写——毕竟，如果没有安全空间，如果一个男孩的名字既可以当他的盾牌，又可以让他瞬间变成一只野兽时，私人空间从何谈起？

“是的，你们俩都开心，”我回答，虽然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俩都开心，妈。开心。”我又说了一遍。因为枪声、谎言、牛尾——或者随便你怎么称呼的神灵——应当一遍又一遍地说是的，循环往复地说，螺旋式地说，理由无他，就是为了听到它自己的存在。因为爱，在最好的情况下，会重复自身。不是吗？

“我开心！”兰振臂高呼道，“我在我的船上很开心。我的船，看见没？”她指了指你的胳膊，像两支船桨一样，我和她各在一边。我低下头，看见褐中泛黄的地板翻滚成浑浊的泥流。我看见微微涌动的潮水中混杂着油渍和枯草。我们没有划桨，而是在随波逐流。我们紧紧抓着一个木筏大小的母亲，直到她在我们身下变得硬挺，睡了过去。木筏载着我们，顺这条名叫美国的褐色大河而下，我们也很快变安静，终于开心起来。

注释

[1]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2]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3]原文为“Who yoo arrgh,messeur?”。（本书注释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4]奥黛是音译，越南的一种服装。——编者注。

[5]心情戒指：一种可以随温度不同而变色的戒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