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山乡也有新闻

干一行爱一行，我由通讯员成为专职记者，新闻敏感性也有所增强，碰到一些人和事，也可形成文字，诉之于媒体。

一个周末下午，我又打算回家，因从宜春到水江的客车少而挤，我就坐上了由宜春开往天台（距水江集镇尚有十五公里）的客车。一路上，司机为了多揽客，走走停停，开得很慢。我怕误了去水江的班车，就要求下车。不想司机并不停车，售票员也叫我放心，保证他们的客车会比水江的客车先到天台。不想班车在离天台二十公里的辽市乡坏了，我刚要下车，去水江的客车就呼啸而过。望着远去的班车，我生气地对司机说：“刚才要你停车让我下去，你不停，现在误了去水江的车怎么办？”

“我和水江的班车司机联系一下，你走到前面的街上改坐水江的车就是！”司机不以为然地答道。

“车子都开走了，他会等我呀？我到了那里搭不到车怎么办？”

“要是搭不到，我出一百元钱给你。”司机信誓旦旦地说。

我不太相信，要求售票员退还我从辽市到天台的车费。

司机却说：“要你去就去，不去就算了，钱是没有退的！”

我下车后看了一眼车牌号说道：“赣C03133，我记住了你的车牌号。”

司机一听，气势汹汹地盯着我：“记住了车牌号又怎么样？再说一遍，我就揍死你！”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一个文弱书生在无车辆代步的情况下，只有肩扛手提十多公斤的东西在烈日下步行五百多米赶到辽市街上，可开往水江的班车早已走了，而我的脚也走起了泡（这也是进城后走路少的原因）。没办法，只有等乘刚才的那辆客车。等了好一会，赣C03133才来，我上车后对司机说：“你不是说我搭不到水江的车出一百元钱给我吗？我已按你说的做了，现在既误了车，又受了罪，等下打摩的还要多出钱，怎么办？”

司机却再也不搭理我。看到人高马大的司机，我也不敢再与他争论，只好自认倒霉。车到天台，我不得不花比坐客车贵四五倍的车资打摩的回水江。

我刚到水江集镇，就碰到水江中学的彭校长。

“黄记者，你回来了啦？我正要找你，又不知道你的手机号码。”

“彭校长，有什么事？”看到母校的校长竟然跑过来握手，我既不好意思又有些不自然。

“帮我们写个新闻。走，一起吃夜饭去，边吃边谈。”彭校长拉着我的手，显得十分热情。

“这样吧，我先把东西送回家，再过来吃饭。”我扬了扬手中的东西说道。

“好，我在‘老汤酒家’等你。”

我家离集镇上不足五百米，我将东西送回家后，便来到‘老汤酒家’。一看，彭校长又叫来了几个副校长和办公室主任，其中不乏我的同学和熟人。大家打过招呼后，就开始吃饭。酒是少不了的，喝的是啤酒。大家边吃边谈。原来，农民张××得知水江中学想建造学生食堂又缺资金时，捐款六千九百元钱支持学校建食堂，成为全乡本地农民向水江中学捐资助教的第一人。不用说，这确实是件值得宣传的大好事，但我对捐款人的作为和人品却不以为然。说来话长。张××是我最熟悉不过的人，他不但与我同一个村庄，还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虽然我读书时也很调皮，但与他相比，有些小巫见大巫的味道。我们调皮往往惹老师生气，他调皮还能讨老师的欢心，以至于当上了班长。不过张同学的班长一职在五年级时被撤掉了。原因是他偷供销社的桐子卖时被抓了个现行。那时候，我们学生娃没有经济来源，就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到山上捡铜籽卖，一公斤干铜籽能卖五毛钱左右，这在一本小人书定价只一两毛钱的20世纪80年代，是很有吸引力的。供销社将收到的七八成干的桐籽摊到屋后的坪里晒，张同学发现后，就每次偷个一两斤桐籽再卖到供销社去。这样搞了几次，供销社的人发现了，就守在晒桐籽的地方，将再来作案的张同学抓了个正着。这就比我们平时偷摘他人的橙子、橘子、犁子等行为严重和恶劣得多了。供销社的人揪着张同学找到我们学校校长讨说法。张同学的班长一职自然被撸掉了。按说小时候犯些小错也不要紧，可是张同学成年后，在当地也嚣张得很。我当村长时，收他家的农业税乡村统筹时，他就是不交，不但弄得我很没有面子，而且给村里的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问题是他在结交乡领导方面又很有一套，村里拿他也没办法。后来，我们乡里一个村的村民因抗税抗粮，区、乡两级派出工作组进该村整治。结果引发宜春萍乡边界地区上千名农民围攻工作组。时任水江乡党委书记的万某某正在访村，闻讯后欲乘新买的桑塔纳（这也是当地群众对乡政府不满的原因之一）逃离村庄。时为普通农民的张同学不知怎么赶到现场，劝万书记千万不能坐小车，因为前面有人拦路，并带万书记爬上油茶山逃脱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那天张同学不救万书记的驾，万书记是非死即伤。当时我作为工作组成员也在场，暴动的农民不但将政法部门的车辆砸坏掀翻、将几十名警察打跑，并绑架了两名年轻民警，而且四处寻找乡里的领导，要“揍死这些吃冤枉的蛀虫”。时任工作组副组长、原宜春市政法委副书记的徐××坐着车子出逃被群众拦住，虽徐谎称自己是司机，也很是挨了几下。关于此次暴动的前因后果，有机会我在别的文章中再细说。

张同学救驾有功，很快就安排进了村委会，并要发展他为共产党员，为日后当村支部书记做准备。发展党员要全村党员投票。我也是村里的党员，当时我因不当村长又不愿听乡领导的话而被赋闲在家。村党支部召集我们党员开会讨论张同学入党的事，我说：“要是他入党，我就退党！”但中国式投票选举基本上要遵循“体现组织意图”这个原则，否则难以做数。其结果自然是张同学成了入党积极分子了。之后张同学找到我质问我说那话是什么意思。我虽然打不过他，但仍然说这就是我的态度。后来张同学入了党，当了村长，最后当了村党支部书记，又包了煤矿，赚到了钱。不知怎么想到捐资助学。不过，这也是好事一桩。

“张××捐款六千多块钱助学，在水江乡当然是件大事，但放在整个宜春市来说，却算不了什么，恐怕写了都难以见报。”因为对张同学不满，我故意拿腔作调地对彭校长说。

“嘿，你现在是记者，又是水江人，那么会写文章，这个忙你肯定帮得到。来，我先敬你一杯！”彭校长边说边站起来敬酒，并要店老板拿包极品金圣烟给我。我说不抽烟，拒绝接收，可彭校长硬塞进我袋里。毕竟是母校的校长，大家又都是熟人，面子问题很重要。所以我虽然想将这包烟拿给父亲换成十多包“银象”烟，但还是拆开来给大家撒了一圈，自己也点了一支抽起来。

且说星期一我返回宜春后，回想起赣C03133班车为了揽客，不仅造成了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还欺骗了我，使我备受愚弄，心里实在气不过。遂将此事写成“听众来信”，在本台播出；同时又以“读者来信”的名义送给了《宜春日报》群工部（新闻报道可以一稿多投，而且刊登的报刊电台越多，证明其越有新闻价值）。报纸刊出这封来信后，那辆车的司机受到了处罚。我既出了气，又得了十元钱稿费，也算是挽回了部分损失。同时，我又将张同学捐资助学的事写成一篇名为《水江农民张××捐资助学扬美名》的短消息交给本台编辑，又抄了一遍送到宜春日报社，结果都刊（播）发了，算是向彭校长交了个差。

不知是不是受了张同学的影响，时隔一个月，水江乡在外地发展的房地产老板彭庚生向水江中学捐资两万元助学。彭校长又要我写篇报道表扬表扬。发生在同一地方同一类型的消息，虽然后者的数目远远超过前者，但消息见报后的篇幅却比前者短多了，一条百多字短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