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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当鲍秀兰大夫引进美国贝利·布雷寿顿（B.Brazelton）的新生儿测试量表的时候，曾有些好心的医务人员对此产生疑惑：“中国人口这样多，而且农村婴儿死亡率还这样高，是不是目前最主要的是解决多数人的死亡问题，而不是解决少数人的行为发育问题？”是！这个观点是对的。但问题是，正因为中国人口这样多，恐怕不应该把上述两个问题如此尖锐地对立起来。即在多数人抓死亡率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做另外一些工作，这是完全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的。

中国人口可分为两部分。先说城市人口，约占50%，有6亿多人，相当于两个美国的人口。广大的父母迫切地希望他们的子女早日成龙、成凤，迫切需要尽早地对子女进行教育，一种精雕细刻的育儿方式正在家庭中流行起来。这些父母需要知识、办法和一切能够教育孩子的手段，但这些专业的客观需要在当时还没有引起大众的重视，而孩子们就在这种缺乏帮助的情况下一代一代地成长起来。难道这种情况不是很紧急、很迫切吗？

再谈谈农村人口。农村有将近6亿人，每个家庭中一般有两个儿童，他们的育儿方法较多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方式，早期教育完全是个新问题。农村的孩子虽然有人看护，但缺少玩具，语言训练也比较少。农村缺乏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之所以没有做，一是缺乏人才，没有人教农村的父母如何教育儿童；二是经济、文化的原因使得农村家庭没有可能去寻求这种帮助。总之，农村固然需要有人大力抓死亡率，但儿童的早期教育问题却是一个人发育的基本需要，应该说是更多、更迫切的需要，应该把握好解决的时机。

要想引进一个方法，首先要弄清指导这一方法的理论是什么。为此，鲍秀兰大夫首先参考了Marshall Klaus著的“The Amazing Newborn”中的观点，扭转了“新生儿在混沌之中，视、听以及其他一切行为能力都没有”的认识。接着，她又进一步抓住了布雷寿顿的NBAS评分法，在中国孩子身上作了对比，证明这个方法在中国孩子身上是可以用的。鲤鱼登龙门，跳过了第一关。

进一步地，从实践中，鲍秀兰大夫感觉布雷寿顿的NBAS太烦琐了，有40多项，评分也复杂，便采取了法国新生儿神经学专家阿米-梯桑（Ameil-Tison）的新生儿神经运动检查法中的某些神经检查指标，结合她个人的经验，综合成具有20项的测查方法，称之为“新生儿行为神经测查法”。此法项目少，包含有较多的神经科内容，经过同一医生和两个医生测试同一组病儿，所得结果证明可信。1988年，经全国新生儿行为神经协作组（包括虞人杰、李着算、张宝林等近50位儿科医生）的共同努力，建立了20项行为神经测查的正常范围，并应用于窒息儿预后的预测，发现有很高的预测价值。通过这一方法，这些新生儿脑子好不好可以早知道。这一方法如用于其他损伤，如新生儿脑的疾病，也可能有预测的应用前景。这样，从单纯引进到综合发展，成为我国自己的东西并加以利用，“鲤鱼”又跳过了第二关。

但至此还只是迈出了这一领域的第一步，也就是说，还没有跳出生理、临床的这个范围。由于早期教育这个更大、更重要的课题需要专业课题和人员做一个向心理学的跨越，于是，鲍大夫又广泛结识了一些与心理学有关的早期教育专家，向他们学习，与他们合作，并且身体力行，总结了规律，制订了方案，组织研究了一个0～3岁早期教育的课题，并初步取得了效果。这样，鲤鱼登龙门，又跳上了第三个关口。

现在，为推广普及早期教育成果，鲍秀兰大夫又编著此书。一个儿科大夫出身的鲍秀兰，通过艰苦努力，变成了一个儿童行为心理方面的专家，写了不少文章，完成了几项值得重视的工作，我们衷心地祝贺她。但是，应该看到，早期教育工作伊始，而心理学又是一个十分广泛的领域，特别是儿科临床和儿童心理学的结合是个交叉学科，因此真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不断地探索、实践才能把工作做好。不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既然工作已经开始，而且从事的是如此重要的工作，那就坚持下去。让我们预祝他们取得成功。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教授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原常务委员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前顾问、前副会长 中日育儿研究会前副会长 籍孝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