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担的父亲

集体劳作时代，按家庭人口分配口粮。一个家庭早稻米可以分到多少，晚稻米可以分到多少，小麦、番薯、红糖、枣子可以分到多少，都按照村里的计划进行。

如果家庭劳动力多，粮食一般来讲会够吃，可能还有剩余，这叫作余粮户。但如果家庭的小孩多，劳动力缺乏，分配的粮食就不够，这叫作缺粮户。我们家由于小孩多，一直都是缺粮户。

除了父母，两个哥哥大一些后也帮着家里在生产队挣工分。父亲可以拿10个工分，母亲少一些，两个哥哥还未成年，就更少一些。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解决不了家庭口粮的问题，需要花钱去买。

那么买口粮的钱从哪里来呢？

主要的方法就是选择利用春节前后的时间去外地挑货郎担，用义乌的糖去换鸡毛，然后把鸡毛交到村里抵扣工分。

我的祖先从明清开始，就有在春节期间外出“鸡毛换糖”的传统。父亲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年轻时一直从事这个行当。但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私人经商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鸡毛换糖”成为打击投机倒把的范围。这样一来，农户私下加工糖是违法的，传统的“鸡毛换糖”业务也变成了违法行为。

一直到1970年后，政策才逐渐放宽，社员通过集体审批后，可以拿着介绍信以为生产队收集鸡毛做肥料的名义进行“鸡毛换糖”。虽然有一个合理的借口做挡箭牌，但还是时不时地会被其他地方的人当作投机倒把抓起来，挨打、游街。

这个时间，我的两个妹妹相继出生了。一堆小孩，仅靠赚工分去换取口粮肯定不够。父亲决定还是要冒险去挑货郎担，以“鸡毛换糖”的方式解决口粮问题。父亲带着大哥、二哥和大姐穿行于江西与义乌之间，把换回来的鸡毛运回义乌农村再换取一些吃食，让一家人不至于太挨饿。

我记忆中第一次出远门就是跟着父亲去江西弋阳。那时我才七八岁，不能挑货郎担，只是跟着他们到处走。有时候会一天跟着跑好几十里路，为了能吃上一顿好一点的饭菜。

“鸡毛换糖”通常都在每年春节前后的一个月进行，父亲一般会在腊月中旬就出去，此时正值农村青黄不接，也是我们几个小孩最害怕挨饿的时候。父亲出去后，我们几个小孩子总感觉天冷夜黑，没有安全感。

父亲一离开家，母亲自己也没安全感，生怕家里的东西不够孩子们吃。为了省口粮，她不得不对我们几个小孩“抠门”。平时还能吃到番薯粥和玉米羹，父亲出去的这段时间取而代之的是老菜叶干和番薯藤以及野菜，几天不见一粒大米的情况司空见惯。

记得有一年春节前下大雪，天寒地冻，出趟门都不容易。母亲实在拿不出吃的东西，只好把装在几个枕头里的荞麦壳倒出来，煮烂后吃掉（农村很多家庭的枕头里用不起棉花，都是用稻谷、荞麦等脱粒后剩下的壳来填充）。结果荞麦壳非常难消化，我们几个小孩吃后都好几天大便都拉不出来了。

如果父亲带着大哥二哥出去“鸡毛换糖”，除夕夜则不能回来，剩下我们几个小点的孩子陪着母亲一起过除夕。母亲还会想方设法在除夕那一天给我们弄点肉吃，这也是我们过年最大的心愿之一。

那时肉价大约五六毛钱一斤，不仅需要肉票才能买，还不是随时有，有肉卖的那一天，有钱、有肉票的家庭要去排队，买肉的人都会争着多要点肥肉，因为这样可以榨一点“汁油”出来（我们当地将用肥肉榨出来的猪油叫“汁油”）。有时候母亲会把买回来的肉做点白切肉，味道特别好。后来物资慢慢丰富了，就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白切肉了。

除了吃肉，如果母亲还能拿出几分钱给我们几个小孩去代销店里买几串鞭炮，那年味儿就更浓了。

父亲外出的日子，我们的生活更加拮据，所以几个小孩就特别盼望父亲在春节后能早点回家。儿时记忆里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在村口等父亲和哥哥们回家。

父亲回家的时间向来很准，约定了哪天回来就一定会在那天回来，一般会在正月初十那天傍晚我就去村口等着。从江西弋阳回来的火车是下午到义乌。每回看到挑着担子的人，我都会快步跑过去看是不是父亲。

父亲通常会挑着大包小包的山货，有鸡胗皮（一种杀鸡时从鸡胃里面剥出来的黄色皮，可以用来做中药）、甲鱼壳、牙膏壳、长头发和破凉鞋等。父亲回来后，我会整天跟着他到农村集市口去用山货换钱。每次换完山货，父亲肯定会买几个我一年中只可以吃到一次的面饼。

这些山货是父亲偷偷带回来的“私货”，更多的是用糖换回来的鸡毛。由于鸡毛数量较多，而且占地空间比较大，往往会用火车托运，到义乌的时间会晚一两天。等鸡毛到站后，父亲再将这些鸡毛交给生产队换取工分，得到全家人的口粮。

除了父亲带回来的山货，在江西的奶奶还会托父亲带一些东西给我们几个孙子辈的小孩。我深得奶奶的喜爱，她专门给我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父亲挑货郎担换得的钱和工分让我们家春节期间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跟春节前母亲带着我们的生活有明显的不同。

那段时间，我们有了粽子和大米饭吃。现在很多人端午节才吃粽子，但当年粽子可是我们春节期间的常规食物。那时候端午节吃不吃粽子，我却记不清了。

每到家里煮粽子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就在灶边一直等，直到把粽子煮熟。有时候会等到凌晨两三点，甚至三四点。其间，我们几个会时不时用锅铲去翻一下，闻一闻粽子的清香。想象马上就能吃到粽子，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动力。一旦粽子煮熟了，我们就迫不及待打开吃。我记得有一次一口气吃了6个粽子，肚子吃得圆滚滚的。我现在连吃一个粽子都吃不掉，也不知道当时肚子是怎么装下来的。

父亲挑货郎担的另一项重要成果，就是为我们挣到了来年的学费。不过那时候学费极为便宜，一个学期也就一两元钱。

父亲挣学费让我们读书，并不一定要让我们通过读书出人头地。他很朴素的想法是，希望我们多认识一些字，把字写好，能在春节期间给左邻右舍写副像样的春联，他就满足了。

我不太会写字，习惯电脑打字后，就越不敢写，越不敢写就越不去写，恶性循环，以至于我现在看书，只是拿笔做一些记号，并不在上面写字。

我不太会写字，但父亲写得一手好字。

爷爷过世奶奶改嫁后，父亲的童年大部分时间由我太公带养。太公在村里算是小有成就的人，家里也比较宽裕。因为家境还行，太公就比较重视教育，孙辈也就我父亲这一根独苗。父亲甚至在义乌城里的绣湖国小读过五年书，这所始创于1912年的小学，是当时义乌最好的学校。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中，父亲算得上是有“学霸”光环的人了。

在读书期间，父亲酷爱练习书法。因为这个缘故，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他写的字刚劲有力，远近闻名。村里过年过节、红白喜事的对联，基本上都是父亲执笔的。到现在，我还保留着父亲写的一些钢笔字。

我对父亲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他很会讲故事。父亲之所以会讲故事，一方面是因为父亲读过书，后来也保持着看书的习惯；另一方面是因为以前义乌农村没什么文化活动，农闲时或者年底，要么请戏班子演婺剧，要么就请盲人来唱“义乌道情”。父亲的故事，很多都来自他听的“义乌道情”。

“义乌道情”是一种用义乌方言表达的古老说唱艺术，说唱的人手里一个渔鼓、两块简板，立定启嗓，唱尽人生百态、历史风流。“义乌道情”起源于明朝万历年间，与绍兴莲花落、温州瑞安鼓子词、杭州评弹一样，成为浙江一带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

“义乌道情”当时在义乌很流行，春节前后到处都是各种演出，也算是艺人集中讨生活的一种手段。说唱的人往往一讲就是几天，有的甚至十几天。讲的都是同一个主题内容，相当于现在的长篇小说。听道情的人也不买票，一家一户每天筹点吃饭的钱就可以了，没钱的人家会给点粮食。请到民间艺人后，听众都集中到一个家庭，几十号人在下面听，一个晚上听个两三个小时，久的有三四个小时。

晚上休息前，尤其是暑假夜间屋外乘凉的时候，父亲总是会把他从“义乌道情”那里听到的故事讲给我们听。特别是后面我跟着父亲去江西“鸡毛换糖”的那段时间，一到晚上大家就坐下来围成一圈挑鸡毛，有时候会挑到晚上十二点。这个时间，父亲就一边挑鸡毛，一边给我们讲故事，什么《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薛仁贵》《开封府》……有时还会讲一些义乌当地的民间故事，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让我们不觉得挑鸡毛的活很苦，反而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不仅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爱听父亲讲故事，生产队里一起干活的社员也爱听，连“鸡毛换糖”时的东家及左邻右舍也时常晚上围着他，听他讲故事。

父亲常年走南闯北，性格和善，遇事不急不躁，人际关系好。不管是生活方面，还是为人处世方面，他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我现在的性格、认知、品格都跟父亲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