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三兄弟：你是怎样长大的？

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大能耐，

你基本上逃不出你是你生活的

那个年代的产物。你的所谓

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特点

不过是那个年代的印记。

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写一些在企业经历的片段，没想写我家里的几兄弟。但当我退休时写了一篇《老了的美好》[1]作为告别，弟弟宁光也是有感而发，就写了一篇《儿时的美好》[2]作为回应。别看宁光是个医生，他写的这篇小文章情真意切。有人看后给我说：“你弟弟的小文章把我看哭了！”也有人说：“很羡慕你们兄弟的感情和共同的成长。”还有领导打电话给我说：“你们是个很好的家风家教的例子。”由此就又引起了所谓“宁氏三兄弟”的话题。

我第一次看到我们兄弟三人被放在一起的大照片是在我们毕业的中学——滨州市北镇中学的路旁灯箱里。大照片下面写着我哥哥宁守诚，职业是医学科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还有宁光，写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瑞金医院院长；写着我是世界500强企业董事长。今天看，如果说这三个人有多大成就，实话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可如果把三兄弟都放在一起，再把他们都放到同一所中学，的确在概率上还是小的。如果一所中学把这件事拿出来作为例子，鼓励本校同学努力学习、好好考试好像也可以，但绝对称不上什么“宁氏三杰”，比我们仨成就大的一家兄弟太多了，哈哈！不过话题既然说到这儿，把兄弟三人的成长背景说一下也很有意思，能更好地理解那个年代，理解不同经历和性格的形成，理解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

先说我们兄弟三人的名字，就很有那个年代的特点。宁守诚、宁高宁、宁光三个亲兄弟，可名字好像没有什么联系呀！我说这已经不错了，这还没叫“文革”就不错了。我姥爷是个文化人，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他给我们兄弟仨加上我大爷家的一位哥哥起的名字，最后一个字分别是忠、诚、恭、敬。因为辈分属“守”，所以四个人的名字本来应该是守忠、守诚、守恭、守敬。我应该叫宁守恭，宁光应该叫宁守敬。我上小学时好像还叫了几天宁守恭这个名字，但后来不行了，压力太大。因为当时是“文革”初期，“左”风盛行。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3]所以，如果还叫“守恭”就是政治态度有问题了，我就很潦草地被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是用父母的姓组合起来的。宁光的“守敬”好像也不太合时宜，就改成了现在的。这样大家都没有了包袱。我现在倒是觉得“忠诚恭敬”是很端正的寓意，要说有家风，应该是从这里来的吧。但没办法，名字改了，很可惜。其实回头看，所有的事情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能力是很小的。

童年的生活是快乐的，这种快乐主要是自由带来的。那时父母很忙，学校里好像也没什么作业，可以尽情地玩小孩子玩的东西，如弹弓、木翘、自制的火柴枪。这些东西都是不用花钱的，自己动手做的。我哥哥比我手巧得多，因为他比我大几岁，所以不屑于和我玩同样的东西。他好像总是在做各种大小的收音机。我记得家里经常有电焊的味道、油漆的味道和吱吱啦啦的无线电调音声。宁守诚后来在上海做了几年外科医生，别人说他手巧，手术做得好，我估计与他从小就喜欢鼓捣小东西有关系。

现在来看童年像是在很干涸的平原上，渴望一切外部的新东西，有养分的东西。如果碰巧见到一本连环画，那一定是几个孩子趴在地上挤着一起看，因为谁都不想晚一点看。我现在一走进那种很大的玩具商店就会想，如果当时我们那群孩子走进这个商店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会傻了吗？我们会疯了吗？还是我们会瘫倒在地？我们那时手里一根木棒可以是红缨枪，可以是步枪加刺刀，也可以是金箍棒，还可以是老头的拐棍呢，哈哈，任凭自由想象！人到底是见多了才没有想象力了，还是见少了没有想象力？哈哈，还是我们的认知只局限于我们经历过的事情？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可他从未到过岳阳楼。多年前我听到歌曲《青藏高原》，歌中唱道：“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可词作者说，他没有去过西藏，有人问为什么没去过还说“我看见”，他答道“想象中的世界更壮丽”（大意）。

我们的少年时期自“文革”前开始，当时社会处于贫乏状态。我对贫乏的记忆不是买不起什么东西，最深的记忆是饥饿。虽然父母都有工资，但上有老人，下有三个大胃王儿子，吃饭总是件要不断算计的事儿。记得我妈说每次家里坐下吃饭，我哥哥总是坐着不动，别人说你怎么不吃呀？他要问吃多少啊？因为他要知道允许他吃多少他才开始吃。所以说宁守诚是个从小就很自律的人。虽然这样，可能实在太饿了，他也曾因为在住校的小食堂里多吃了小窝头而受到严厉责备。饥饿对我来讲，记忆没有那么具体，但我知道我在大约两岁时得了婴儿瘫，就是本来会走路了，又不会走了，只能爬。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营养不够。在中化时，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同事听，没想到有位与我同年生的同事说他也在两岁左右得了婴儿瘫，而且他是东北人。我一直以为东北不缺吃的，山东人一直到“文革”还为了吃饱肚子往东北跑，可这位同事在东北也有营养问题，看来那几年的饥饿是大面积的。

最近我回了趟老家山东滨州，当地领导和朋友热情接待，点了一桌子山东菜。他们说请宁总吃家乡菜，回忆一下当年的味道。我说我16岁离开滨州，桌上这些美味那时候还没有，要说什么是好的山东菜，我小时候还真不知道啊。当时如果有这么多好吃的，我起码要长一米八以上的大个子，哈哈。现在走出去没有山东大汉的威武，感觉给山东人丢面子。小时候营养不够，我也一直不太吃早餐，好在现在身体还没有大毛病。有人说我当过兵，身体底子好。其实我哪有什么底子，我这是长期坚持“轻断食”啊。虽然那时没有这个词，但效果可能是一样的吧。现在我们可以调侃一下当时的艰难，但当时的饥饿是真实和严酷的。我隐约记得，那时父母常坐下来用手按按自己的腿，看看有没有浮肿，那是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宁守诚到处去挖野菜，还研究什么地方的野菜多，所以他总能比其他孩子挖回更多的野菜。别的孩子家长对我妈说：“你看你儿子知道哪里野菜多，下次让他带我们孩子一起去吧！”宁守诚说：“不行，他们都去了野菜就不够挖了。”

父母是最困难、最节省的，他们总是把吃的先让给孩子，最后用开水冲一碗菜汤。他们对食物的珍惜是在匮乏和饥饿中形成的，他们用最节俭的生活态度过了一辈子。记得有人说，当你吃不饱饭的时候，你只有一个问题，当你吃饱后问题就多了。今天饥饿已离我们远去，我们觉得它永远也不会再来。我们的确又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但饥饿的痛苦还是要记得。我到中粮集团后知道公司的第一责任就是国家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就是要保证供应，要够吃；食品安全就是要供应优质食品，要吃得好。中国人多，吃饭问题大，因为在历史上挨过饿，所以特别重视农业和粮食。老外经常调侃中国人见面的问候语是“吃了吗”，我说这可能是当时最关心人的话呀！我在插队时也曾经对小伙伴们说，如果谁能让中国人都吃饱了，不挨饿了，人民一定拥护他！我想一生中曾经有一段是吃不饱饭的人和从来就衣食无忧的人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应该是不一样的。

那时家里虽然贫穷，吃饱饭是第一位的，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学习从不吝啬。记得哥哥那时经常要钱去买收音机的元器件，我也需要买文具，家里虽然拮据，但总是尽量满足。有一天上学前，我吵着要买数学课用的对数尺，家里没钱，妈妈让我等一下，她去邻居家里借。我在等妈妈去借钱的几分钟里心里生出的不安和内疚至今还记得。但我们那时在学习上的需要，家里都满足了。那时家里没有人逼你学习，那时也没有高考，但家里的传统、父母的态度让你知道，如果学习不好是不行的。

要说传统，有件实物很有意思，可以说说。现在老家里还留着一件我们上学时的东西，是一个柳条箱。这种柳条箱现在已经没有了。以前山东人用柳条编成箱子，再在上面刷油漆，就制成了结实耐用的行李箱。这个柳条箱是我姥爷作为嫁妆送给我母亲的，应该算是我家当时最好的家当了。母亲年轻时工作很颠簸，换了几个地方，柳条箱一直跟着她。哥哥去上海读医学院，全家人很高兴，把柳条箱腾出来，让老大当行李箱。记得他高兴地往柳条箱里收拾要带的东西。后来哥哥考上了研究生，我也要去上大学，这个柳条箱于是从哥哥手里又传给了我。弟弟宁光考上大学时，生活条件已明显好转，家里完全能买一个新的行李箱，是让他继续用这个柳条箱，还是给他买个新皮箱，我们全家正儿八经地进行了讨论。最后弟弟提出来，还是用这个柳条箱！他一直用到了大学毕业。前几年，哥哥的孩子考上了美国的大学，哥哥来电话说：“咱家那传家宝柳条箱还往下传吗？”我们说如果柳条箱运到美国怕是不太合适啦，时代不同了，哈哈。

就像一个村里的人做什么会互相影响，一个家里更是这样。因为我外祖父旧时行医，就影响了我母亲父亲、舅舅舅妈、哥哥弟弟等都学医做医生。如果我上学的时代不是赶上“文化大革命”把事情都搞乱了，我想我一定也会从医。想想这样也好，家里的共同话题多，互相理解、帮助多。同时，职业的特点往往也会形成家庭的氛围和传统。就像我哥宁守诚，不到20岁去参军，在部队里做医务兵，操作一台X光机。我猜部队的首长可能是看他家里人从医的多，耳濡目染，好赖能知道点儿医生的事儿。后来他考上了上海医学院，大学期间是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他特别勤奋刻苦。我记得他读研究生那会儿，有一次我去他的宿舍找他。当时是严冬，宿舍没有暖气，推开门，我看到他坐在床上，把自己裹在被子里，只露出个脑袋看书。他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博士生，也是他们学校培养出的第一位博士。毕业后，他在上海的第九人民医院工作，有专门的口腔和整容科室（颌面外科）。整容整形的医疗工作会经常遇到鼻咽癌、舌癌的病例，患上此类癌症的病人，需要在口腔和整容科做手术进行面容恢复。我哥哥于是开始了此领域的研究工作，他当时发明了一种热疗方法（他发现口腔癌细胞在某个温度之下对某些药物特别敏感），现在这个方法在国际上还同化疗和放疗一起应用。

哥哥在此领域不断钻研，取得了很多成绩，并获得了“中国青年科学家奖”。适逢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邓小平同志在会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4]。科学的春天到了，那也是哥哥人生的高光时刻。哥哥那时候也就30来岁，他的研究成果持续产出，在国内外都有了影响力。1985年，哥哥受斯坦福大学邀请前去进行研究，之后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授和高级研究员，并被《世界百科全书》列为值得关注的世界肿瘤生物学家。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依然在科研工作中孜孜以求。听说他目前在研究一种免疫介质治疗方法，已经到临床二期阶段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爸爸妈妈经常参加下乡医疗队。那时我年龄小，不懂什么是中央文件，但知道有个“六二六指示”，有个“六二六”医疗队，一说“六二六”就是要下乡了，就是要把医疗服务送到乡下去，所以那时很奔波，经常要换地方，常去坐长途汽车。木心的诗里说“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我看了很有感觉。那时我哥哥经常去爷爷家，我经常去姥姥家，只有弟弟宁光经常跟着父母。我们三人都在家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记得我去参军了，哥哥也去了上海上大学。我刚到部队感到很单调，对未来也不清楚，内心有些沮丧，就写信告诉哥哥我的苦闷。他的回信给我印象很深，大意我现在仍记得，他说人与人不同，你未来适合做什么，要自己想好，人之间各有所长，不要和别人比较，自己努力，自然发展。信的落款处是他和我嫂子两个人的签名。

青少年的时光很有意思，大部分时间是无目的随性玩耍，对周边的世界虽然好奇但并不理解。记忆是有选择的，如果有些事情你老了后还记得，还会回味，说明这些事当时刺激了大脑。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位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她的名字叫孙尔灵。那时候冬天很冷，我被冻得总是流鼻涕，她就拿自己的手绢给我擦鼻涕。后来有一天，她写了张纸条给我，让我交给我妈，纸条上说：“我现在感冒了，不能用手绢给你擦鼻涕了，你明天自己带手绢吧。”就是这么一位我觉得很亲的老师，不知为什么，突然被周围的人说是特务，说她的名字孙尔灵中的“尔灵”，意思是特务暗号“20”。我觉得很吃惊、害怕，更是困惑：为什么一个很好的老师突然成了特务，她与电影里的女特务可太不一样了。这事我一直困惑了很多年，后来才明白了那个年代的愚昧和疯狂。再后来我才知道“尔灵”是来自《易经》的颐卦，是敏捷灵气的意思，听说全国好像有近一万人用此名字。这事今天说起来像笑话，但当时这样的笑话可能有很多。如果一个社会有很多令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笑话，这个社会可能要从根本上变革了。也有人说一个民族要有幽默感，用幽默感去看历史会更深刻，有幽默感的民族也更能经得起苦难，也更有变革进步的能力。

那时候的贫乏不仅是物质贫乏，能看的书也贫乏。滨州市的书店里经常有人排队买的东西一是《毛主席语录》，虽然内容一样但不断有新的越来越精致的版本，二是毛主席像章，有各种大小和用不同材料做的，还有一些书，如《欧阳海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偶然买到过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曾爱不释手，看了挺长时间。后来父母太忙，把我送到姥姥家，小学有几年我是在姥姥农村的家度过的。虽然姥爷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那时也去世了。姥姥是二房，本来在家地位并不高，也不识字，穿着对襟的大袄，裹着很小的小脚，手上戴的不是戒指，是磨得挺亮的顶针儿，每天早晨都认真地把头梳整齐。我姥爷的头房有两个儿子，是我大舅和二舅，一位是医生，另一位是县里的干部。本来这样的家庭构成没有多少我姥姥说话的份儿，可是姥姥在家地位很高，很受尊重。她并没受过很多教育，她的品性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她很正直，懂事理，有原则而且很倔强。邻里的纠纷也让她评理，她很公平。几个儿子不论是否她亲生，她都很公平地对待，也没把自己当成后妈。她很受尊重，大舅二舅虽不是她亲生的，但他们每次从外面回到村里，总是先来姥姥家问候，把带的一点好吃的东西给姥姥留下，再回他们自己家。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二舅从县城回来，用荷叶包着一块肥肥的酱肉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他一进到姥姥家门就说：“娘，我给你买了块肉吃啊！”“哎呀，买肉干啥，挺贵的！”姥姥抬头看了一眼说。二舅把荷叶包解开，把肉送到姥姥手里说：“娘，你现在就把它吃了吧！”姥姥赶忙推开说：“现在吃它干啥，不吃，不吃！”可是姥姥拗不过二舅，二舅几乎是把那块并不大的酱肉撕成几块硬塞到了姥姥嘴里。看到姥姥已把肉吃了一大半，他这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姥姥在家地位很高，她一发火，大家都怕她。那时“文化大革命”，二舅的孩子在县里上中学，参加红卫兵战斗队，到处去游行串联。姥姥知道后非常生气，她坐在家里一张红漆长条桌的中间，使劲地拍桌子，大声呵斥：“赶快去人找他，叫他立即回来！哪里也不能乱跑！”她又说：“上学不念书，到处跑能跑出个什么来？”后来她真把她上高中的孙子抓了回来锁在伙房里，好几天不让出来。

后来我想，如果让我姥姥去读书，她一定读得很好，因为她天生喜欢而且很有悟性。她那种天生的对读书的热爱和对读书人的尊重不知哪里来的。她不识字，可她喜欢别人读书给她听。农闲时的晚上，她经常请村里识字的人来读书。通常，读书的加上听书的要有十来个客人。为了招待，她经常去集市上买些烟叶，揉碎装在一个小篮子里，再把报纸撕成条放在一边，这样吸烟者就可以自己卷烟来吸。读的书大都是姥爷留下来的，也有外面找来的。记得除了听几大名著外，还有《聊斋志异》《封神演义》《杨家将》《岳飞传》《孟姜女》等。那时没有电灯，姥姥把煤油灯的灯芯挑大一点，可第二天鼻子里就会有许多黑烟，哈哈！现在想想，那就是读书会呀！50多年后，我还兼任了总裁读书会的领读主席，没想到读书会在那时早已经开始了哈！

姥姥不识字，可她检查我的家庭作业。她可以看出我写的字对不对，她把我写的字与书上的字逐一对照比较，找出不一样的地方。她在煤油灯下戴着老花镜，一点点给我看作业的镜头，我今天仍可在脑海中浮现出来。那时用铅笔，削铅笔是个技术活儿，姥姥用菜刀很仔细很轻巧地把几支铅笔都给我削好，又做了个纸帽戴上，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她没有问过我成绩，也没有逼我学习，可从她的眼神里我就知道，学习不好是没法交代的，对吗？

后来我插队了两年，准备去参军，就跑到姥姥家去给她说。她开始很不同意，说：“咱们不当兵，咱们要干大学啊！”她说的“干大学”就是要上大学。我说现在没有大学上，只能去当兵，当兵后也可能再上大学。她又说：“那也行，但当了兵也别学开汽车，当了司机就干不了大学了。”

姥姥心目中可能对她的三儿子，也就是我的三舅最满意，因为他是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的教授。他不光当教授，还主编了组织胚胎学的全国教材，主译了著名的《格氏解剖学》。姥姥在三舅家里看起来特别舒坦踏实，她看到有许多人来家里向三舅请教或讨论问题，显得既尊重又高兴。这可能就是她想要的后代的样子吧。

我那时暑假也常去三舅家里，虽然是“文革”期间，医学院的教授好像还有人在研究国外的医学资料。我当时感觉英语对他们很重要，他们大部分说的事情都是从英语来的。虽然我听不懂，但知道了有学问的人要懂英语。后来我的中学开始有英语课，但课本不是正规的，是油印装订的。我就从舅舅家里找了本很漂亮的英语课本，是俄国人学英语的课本。虽然上面没有汉语，但有很漂亮的照片，对照图片查查字典也基本上可以用。而且英文后面的美丽照片总是能让你想到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个你不知道的神秘世界，那里的人说英语，所以我学得很用功。

再后来就有了无线电收音机里的英语广播教学，我偶尔在同学家听到过，可我家里的收音机因为波长不对，听不到英语教学节目。在滨州听英语教学节目最少要能听到天津电台的广播，再买一台收音机也不实际，我爸爸就拿着收音机去找滨州的无线电厂的技术员专门调到可以听到这个台，我每天下午5点可以听到广播英语了，这真的让我多了只耳朵。后来参军就没了收音机听，连队战士经常野营拉练，带着收音机也不方便。可我当了班长后好像余地大了些，也有了考大学的愿望。当时家里经济状况也好了些，就又向家里要钱买了台短波收音机，这样可以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这件事后来全连都知道了，之所以没有人提出这台收音机的问题，我还可以保留它，是因为连指导员经常晚上把收音机借去自己听，哈哈！上大学后生活水平提高了，哥哥给买了一台三洋卡带式录音机，那是大学里顶级的装备了。那就不仅是学英语了，我们宿舍的8个人，晚上熄灯后每人躺在自己床上，偷偷地听邓丽君。什么《小城故事》《何日君再来》《美酒加咖啡》都是那时听的，一盘小小的录音带听了好长时间。再后来去了美国，买的第一件东西是索尼的随身听，上学路上听，上课的时候录，晚上睡前也听。收音录音听的东西陪伴了我好多年，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么多年生活的变化，现在回想还是觉得这些场景在眼前晃动。

弟弟宁光小时候非常顽皮，经常和小朋友打架，邻居不时就要来我家找爸妈告状，说你儿子把人家孩子的头打破了。他的班主任也来我家哭诉，说宁光带头闹得班里不能正常上课。爸爸妈妈都要给人家道歉赔不是。就是这么顽皮闹腾的弟弟突然有一天沉默了，因为我和大哥都上了大学，他第一次高考却失利了。知道落榜后，他都没好意思从医院大门走进来回家，而是绕了很远的路，从医院后边翻墙进来。回家后他就不愿意出门了，他不想人家问他考了多少分。他一个调皮的孩子突然有了忧愁，要再考。滨州的学校不收复读生，他只好去滨州市下边邹平县的高中复读。我那时候在山大读书，抽空跑去学校看望弟弟。我买了一包熟肉和三瓶啤酒，带着他和他一位同样来自滨州市的同学爬到山顶，鼓励他们好好读书、安心复习。宁光写的《儿时的美好》一文中提到的正是此事。从那时起我觉得弟弟是顿悟了，由于某一种刺激，他一下子被唤醒了。他的学习基础很不好，但他突然不仅变得异常勤奋刻苦，而且变得很聪明，学习能力很强。不知你是否留意过其他的少年学生，初中甚至到高一学习不好，很顽皮，高二突然顿悟了，开窍了，甚至爆发了，甚至很快超过了以前一直学习好的同学。这可能是青少年心理和生理上同时开花的结果，也属于“晚熟的人”吧！宁光属于后劲足、持续学习进步的人，就是我说的那种长跑型选手。后来他在自己的领域不断深入，成了院士，当了院长，做了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会长，还是国际内分泌学会执委会委员。在这个领域他可以说是权威人物了，不可想象这是当年调皮捣蛋的宁光，哈哈！

宁光工作繁忙，比我忙，而且精神高度集中。他说：“做医生，说是下班回家了，可你真下班了吗？没有。你一定还在想今天查房时病人的表现。”可能他做医生的时间长了，经验多了，看到什么病好像总能很快给出一个诊断。他几次有些骄傲地给我讲，今天医院里有位病人的情况很难判断，但是我一看就知道他可能得了什么病，后来再深入检查确认我的判断是对的。还有次一位亲戚病了，晚上打电话给他，他问这个亲戚这儿疼吗？那儿疼吗？亲戚说这儿疼，那儿也疼。他说那不对，不可能，没有这样的病，你一定是精神紧张了。后来检查的确证明他是对的。他敢说“没有这样的病”这样的话，好像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病他都知道，我在旁边听着觉得挺酷的。宁光也算是大医生了，可他最得意的是用小药、简单便宜的药治大病。他骄傲地给我说他用黄连素治好了一位本来怀疑是癌症的病人，用二甲双胍解决了复杂的代谢疾病。他说能用小药治大病才算是好医生。我说这与企业管理有相同的道理，事情本来有简单的方法，是我们自己搞复杂了。我们在自己创造的复杂中绕不出来而浑然不觉。

我们几兄弟虽然见面不多，但逢年过节都会尽量去探望陪伴父母。我很喜欢我们在一起海阔天空聊天的时间。因为见面少，又各自在不同的行业，住在不同的地方，话题很多。因为他们两位都是医生，我和他们聊天不断受到的启发是，医学和人体原来与企业和管理有这么多相似之处。这也是我后来在公司里提出“企业是浑然一体的生命”观点的由来。可能因为宁光是代谢科的医生，他经常强调大肠菌群对人脑的作用。他说你以为你喜欢吃肉，其实是菌群要吃肉，大肠菌群不仅指挥你的饮食，还指挥你的思想和情绪。这真与企业里也不断讲的精神和物质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当他们谈到各种疾病之间的联系，谈到父母的身体健康，谈到治疗和药物副作用，我也更了解人体的系统，这与我们经营企业也很可比。后来我把人体的不同器官与企业的不同职能做了对比，把企业的战略、执行、信息、产品、现金流等与不同人体功能相对应，特别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协调配合，感觉到是很有启发的角度。从这里也想到，有多少学科是相通的。人的知识结构，特别是经营企业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知识和经验构成才算完整？这可能还要继续研究啊！虽然他们俩都是医学博士，对我们搞企业但没有“专业”的人常存偏见，但是我在谈话中悄悄地去理解他们的医学，的确受益很多。

我1975年去农村插队然后参军，现在看那些日子好像很艰苦，但当时没觉得，当时那几乎是所有年轻人共同的经历。相反地，现在觉得那些日子很珍贵了。人从年轻到年老，最珍贵的是什么呢，财富和地位吗？财富和地位当然也重要，但它是个结果。人生是由时间组成的，人生最珍贵的是时间带来的经历，是经历的丰富、广阔及深刻的体验和认知。人生下来，造物主好像给了你一摞钞票，这摞钞票就是你一生的时间，钞票用完了，你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这样你应该不会用这摞钞票只买糖吃，只买甜的。你可能也会买点辣的，买点酸的，甚至买点苦的。这样才有多样的变化和转折的喜悦。像大部分的中国年轻人一样，去参加高考上大学对我是很大的转变。我到现在一直觉得恢复高考是中国最好的政策之一。高考几乎改变和重塑了整个社会。因为它公平、向上，充满了高尚的理想，是社会可移动性的最好的通道。现在的高考像节日一样，不要说考生和家长，穿旗袍，举向日葵，甚至路人、警察等全社会都希望孩子们考好。这一天全社会特别有期盼，特别友善温暖，也特别积极乐观。

我是1979年参加高考，那年政策允许部队战士参加高考，我虽然兴奋地报了名，但如何准备考试是个问题。实话说，我上中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也没学多少东西。这时两件事帮了我：一是家里给寄了一套五本的复习考试的资料，二是连指导员知道我要考大学后说，下月的部队野营打靶你别去了，好好复习准备考试吧。这样，大部队开走了，营房里就剩我和几个哨兵。因为连队营房关了，我只好一个人住在一个可以几百人一起开会的礼堂里。五本复习资料，一个月时间，一个大礼堂，我开始准备。那五本资料被我翻透了，礼堂的水泥地上也写满了题目。考试结束后别人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感觉题目不太难，那几本复习资料上有的我都答上啦，哈哈！

因为那时候军人参加高考的很少，考试结束也没人管了。考试后我听别人说已经进入录取阶段了，我这里却啥消息也没有。我们团长知道后说：“管招生的肯定在青岛，你要去青岛找。你就拿着我们团的大印，再带着公文信纸，到哪里需要介绍信你就自己开，一直到找到为止。”我这就像执行任务一样，背着背包出发去青岛。到了青岛找谁，我也不知道。我还真是运气好，在路上遇到一位斯斯文文戴着眼镜的人，看着像是老师，我就问他考完大学后该怎么问分数和报志愿，他说你要去找招生办，招生办设在青岛二中。我找到了青岛二中，找到了招生办，人家一看穿军装的，非常客气。我查到了自己的分数，考得挺好，在当地是很不错的成绩。尤其是语文作文，40分满分我得了38分，是当地作文考分第二高的。我知道后很好奇，也有点不服气，就问谁是第一高，我能看看他的作文吗？招生办老师说：“作文不能给你看，但人家书写好，卷面好，比你多写了大半页呢！”招生办的老师接着说：“你还没报志愿呢。”当时招生办墙上贴着好多学校的名字，我一眼看到了山东大学，就这个吧！

我从招生办走出来，青岛二中在海边上，我走到海边，感到大海的宽广和明亮，心里一阵轻松，有种要飞翔的感觉。

注释

[1]见本书附录。

[2]见本书附录。

[3]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