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的变化

西出宝鸡，东过潼关，八百里秦川广袤坦荡，土肥地沃，是稼穑、农桑的好地方，又是十三朝建都之地，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故而，秦人素来重农耕，同时也重文化。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婆老汉，看到地上遗有一页印了字的纸片，也会紧忙捡起，敬惜字纸，生怕亵渎了文化。见了那识文断字之人，毕恭毕敬，不叫“先生”不开口，更怕怠慢了文化之人。乡村最神圣的地方是庙宇祠堂，但各村的私塾、学堂却大都放在此处，文化的地位与神灵等同。

不仅如此，日子再清苦，泥土夯筑的房屋、院墙、院门必用青砖镌上“耕读传家”的门楣，表达着庄稼人心中的期冀与理想。柴门小院，几只鸡、一头猪、两只羊，外加一只看家护院的柴狗，说是看家护院，其实全部家当也就是几件镢、锄之类的农具，一个板柜，两只木箱，还有几个瓦盆、瓦罐、瓦瓮。板柜盛粮，木箱置衣，瓦罐放面，瓦瓮则用来贮水。逢年过节，必求人写幅春联，遇到红白喜事，则贴喜字，贴挽联。

寒门尚且如此，那一砖到顶的四合头大院，高门楼子人家更是讲究。中堂必悬对联，中间是松鹤之类的画，书房或梅兰竹菊，或岁寒三友，吃穿上可省，字画则不惜大价，专买那名人的作品，真不是如今的暴发户们附庸风雅，装腔作势，而是发自内心地尊崇、喜爱。

这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乡村人家的门楣上，耕读传家、吉庆有余、向阳门第这些字样不再出现，原有的都被清理、铲除。家中若有人当兵，黄底红字的光荣军属牌牌是最荣光和神圣的，没人当兵，五好家庭的牌牌也很自豪。至于屋内墙上，花鸟鱼虫山水画无人再挂，伟人肖像画占据了主要位置。不论是娃娃们取得的三好学生、五好战士奖状，还是大人们获得的养猪能手、学大寨先进分子乃至计划生育先进个人，各种奖状都被郑重地贴在了墙上。那时的奖状面积都大，都是印好的一张纸，只需填上获奖者的名字就行，所以好上墙，不像现在，都要有一个厚厚的封面外套，奖状面积也小，只能压在箱底。

逢年过节，门神、灶王爷这些传统的年画也没了踪影，样板戏的人物宣传画闪亮登墙。到了后来，家人在各种场合合照的相片也被集合组装进相框，挂在墙上，因为那时影集很少，也尚未进入农户家中。因而这家人有几口、年龄、长相等各种信息基本上从相框中就可了解个大致不差，而故去的老人相片，一般都被放大，单独靠墙放在桌上而不上墙，遇到忌日或清明、“十月一”时，像前总是摆上些供品，好像也从未有人指这是封建迷信，因为谁都不是像孙猴子那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家家有老人，个个都会变老，都会死亡嘛，必要的纪念祭祀形式还是要搞的，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像那年画，喜庆的内容、夸张的造型、浓重的色彩，历来受到老百姓特别是庄稼人的喜爱，虽然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对内容有了许多的规定限制，但其表现形式依然影响着后来出现的农民画。像关中道上户县农民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年画的变种，其横空出世、驰誉三秦大地，走向全国，皆因其大红大绿的色彩、喜庆吉祥的内容、地气十足的生活场景。一时，几乎家家都贴上了刘志德的《老书记》、李凤兰的《春锄》，使简陋的农舍里平添了几许亮色。

土地承包后，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胡基鞍间厦屋逐渐被砖瓦房所替代，很快又兴起了二层小楼，屋内地面铺上了地砖，墙面又被壁纸和瓷片所替代，各种电器、沙发、书柜、茶几成了基本的摆设。这时候，墙上的宣传画、影框、奖状才纷纷下墙，几乎一夜间，再不见了踪影，随之而起的，则是又兴开了名人字画，留长发胡须，着装似佛似道的书画家才又人五人六起来。要说当今社会，最红火、最潇洒、来钱最快的，当数书画家了。婚礼、寿宴、满月酒、谢师宴，莫不以能请到书画家为荣。而书画家也不用掏钱随份子，顺手划拉一下，就是最重的礼行，也算是给足了主人面子，满堂喝彩之后，众星捧月般前呼后拥。至于遇到开业、投产、奠基、签约等场合，更是笔墨纸砚都不用带，自有主家备好，酒酣耳热之际，挥毫泼墨，墨宝虽然留下了，但印章却总是“忘带”，那意思大家都懂，无非是备足银子，登门呈上方才钤印，谁叫你喜欢呢。

至于城市居民家中，更是以悬挂名人字画为时尚。流风所及，关中道上的乡村农家，也都以能有几张拿得出手的字画挂于厅堂为荣。现在随便走进一户，谁还能见到贴于墙上的奖状、照片？早都被山水人物的国画，或真草隶篆的书法所取代了。难怪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纷纷感叹：“世事轮回，想不到过了多少年之后，又回去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