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八千里和唐僧的行头

十万八千里

从东土大唐到西天雷音寺，路程是“十万八千里”。孙悟空一个筋斗云，也是十万八千里。

首先，中国（长安）到天竺的实际距离，并不是十万八千里。历史上的玄奘西行求法，行程约五万里。但毕竟中国离印度太远了，远到两者之间的里程谁也说不清楚，于是大概在唐代，出现了两种说法。

说法一：中国离印度有十万八千里。这个说法什么时候出现的，没法考证。就我所见，记载了此种说法的较早文献，是唐李华《东都圣禅寺无畏三藏碑》。

碑文记载那烂陀寺高僧法护有大神通，在中国白马寺受了斋供，顷刻返回天竺。有人就惊叹：中国去此十万八千里，怎会如此神速！所以说，至少在唐朝就已经有这个说法了。

说法二：大约在同时，出现了另外一种说法，即我们这个世界到极乐世界的距离，是十万八千里。这是慧能大师说的。

《坛经·决疑品》刺史韦璩问慧能大师：

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

慧能说：

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

慧能大师的意思，是我们离西方极乐世界并不遥远，只要发心想去，就一定能往生。但是表面上看（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就好像我们凡人都有十恶八邪，假如被这些十恶八邪束缚住了，那极乐世界就离我们很远很远了。

佛教的十恶指：杀、盗、淫、妄语、绮语、恶口、两舌、悭贪、嗔恚、痴愚。

八邪，是对应“八正见”说的，分别是：邪见、邪思惟、邪语、邪业、邪命、邪精进（一作邪方便）、邪念、邪定。

也就是说，慧能大师这里是“当机说法”。用“十万八千”这个数字来比喻“十恶八邪”。大概在慧能大师看来，“恶”到底是比“邪”要更坏一些，所以给它们分配了不同的数字单位，说“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

极乐世界是净土宗信仰的阿弥陀佛的佛国土。在《阿弥陀经》等经文里，是这么表述的：

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

可见，从我们这个世界（也未必是中国）到极乐世界的距离，是“十万亿佛土”，就算一个佛国土是一个地球这么大，中间也得有十万亿个地球。这就是一个不可想象、不可估量的数字。假如和“十万八千里”产生关联，充其量只有个“十万”相同而已。

《坛经》流传相当广泛。而《西游记》也借了《坛经》说事，这在陆扬先生的《中国佛教文学中祖师形象的演变——以道安、慧能和孙悟空为中心》里讲得非常明白。就连须菩提祖师打了孙悟空三下，都由慧能大师的事迹而来。

所以须菩提祖师传授给孙悟空筋斗云，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正是对慧能大师这句话的注脚——只要心念一到，瞬间就可以行过十万八千里的路程。而唐僧取经，还得千山万水地走过去，中间要降妖除怪，正是凡人克服“十恶八邪”的象征。

其实极乐世界是极乐世界，印度是印度。佛祖之所以出家修行，也是看到了人间的各种痛苦。印度也是一片“五浊恶世”，根本不是极乐世界。然而慧能大师之后，人们开始混淆印度和极乐世界。至少《西游记》里就明确说，佛祖住在“西方极乐之乡”，甚至如来见到孙悟空时还自称“南无阿弥陀佛”，这是把两个佛祖都混淆了！

慧能大师比李华要早。所以，到底是先有了中国到印度十万八千里的说法，慧能大师才混淆了呢，还是后人误解了慧能大师的讲法呢？因为缺少逻辑推理链条，此处无法给出确切结论。

但是明代莲池祩宏大师《阿弥陀经疏钞》就说，是慧能大师搞错了。“《坛经》又言西方去此十万八千里。是错以五天竺等为极乐也。”因为他觉得慧能大师没读过《大藏经》，把印度误作极乐世界了。

《西游记》有没有借鉴慧能大师“十恶八邪”的说法呢？答案是有的，至少有那么一点痕迹，这在百回本的《西游记》里没记载，但在早期的西游故事里可以见到。

今天《西游记》里说的“八十一难”，在有些民间故事里叫“九妖十八洞”。比如黄天教《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称：“灵山十万八千程，暗藏九妖十八洞众。”这里明确地将“十万八千”和“九妖十八洞”牵扯在了一起。弘阳教宝卷《弘阳后续天华宝卷》“行过九妖十八洞，降伏魔王众妖精”。“十八洞”是不是以“十恶八邪”为原型编出来的？十恶是十洞，八邪又是八洞？这些都不可考，仅供大家继续研究。

唐僧的行头

古代小说里，但凡不平凡的人物，总要有不平凡的行头。要获得这种神奇行头，一是靠送，二是靠梦，三是靠碰，四是靠弄，简直就是一个通例。薛丁山征西，王禅老祖一下子就送他“十宝”，什么方天戟、昆仑剑之类，不费吹灰之力尽入囊中。然而这种一夜暴富的土豪，往往也容易被本主收回财富，所以王禅老祖不满薛丁山时，就把他的十宝收回了。广成子的番天印，赤精子的阴阳镜，都曾送给两个徒弟，但也都默默收回。这就是“送”，获得行头的方式里最直接、最轻易的一种。

宋江被公差追赶，跑到九天玄女庙躲避，梦中得了三卷天书。其实也是变相的送，但毕竟不那么直接，这就是“梦”。

《封神榜》里杨戬追赶妖精，那妖精就变作三尖两刃刀，杨戬本是使长枪的，原无换兵器的意愿，这就是“碰”。《白兔记》里刘知远斗瓜精，得了兵书和宝剑。《说岳全传》里岳飞自去取水，发现一条大蟒，那蟒就化作一条长枪，这都是“碰”。碰的技术含量，比送和梦都要高。

而孙悟空一不靠碰，二不靠送，三不靠梦，而靠自己弄，所以《西游记》的不平凡之处，正是孙悟空自己下了东洋大海，弄到了金箍铁棒和盔甲穿戴。除了这个，他拜师学艺，强勾死籍，哪一处不透露着为自己设计命运的精神？这在古典小说里实在不多见！

许多国人，莫说争取真实的权利和利益，就算是凭空想象这种不上税的宝物行头，也不敢轻易“望天讨价”，只敢编个“送”或“碰”。这足见《西游记》于吾国吾民，具有多么可贵的价值了。

唐僧作为《西游记》的二号人物，自然也该有一套不平凡的行头。这套行头虽然也是观音菩萨和太宗送的，却送得不傻。这套行头是：袈裟、锡杖、钵盂、通关文牒。还有一匹白马和两个随从，此处暂不细表。

锡杖、钵盂、袈裟这三样东西都有来历。《西游记》里，袈裟、锡杖是如来给菩萨的。菩萨原本要价袈裟五千两、锡杖两千两，见太宗诚心想买，便一分钱不要。正所谓“心到神知”。

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三藏法师遇到猴行者，猴行者作法，带他去了毗沙门天王的宫殿。法师讲了一遍《法华经》。天王就送他隐形帽一顶、金镮锡杖一条、钵盂一只，说：“有难之处，遥指天宫大叫‘天王’一声，当有救用。”

此后，钵盂用过一次。过火类坳的时候，“忽遇一道野火连天，大生烟焰，行去不得，遂将钵盂一照，叫‘天王’一声，当下火灭，七人便过此坳”。可见钵盂具有智能手机语音拨号的功能，只要一说“天王”，就自动拨号到毗沙门天王的宫殿，天王立即前来相助。

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锡杖倒是用过很多次，而且这锡杖是法师和猴行者公用的。比如“前去遇一大坑，四门陡黑，雷声喊喊，进步不得。法师当把金镮杖遥指天宫，大叫：‘天王救难！’忽然杖上起五里毫光，射破长坑，须臾便过”。

除了和钵盂一样具有手机的功能外，锡杖还有变化的功能。在白虎岭，“被猴行者将金镮杖变作一个夜叉，头点天，脚踏地，手把降魔杵，身如蓝靛青，发似朱砂，口吐百丈火光”，降了白虎精。

隐形帽用过一次，过九龙池的时候，九首龙大声哮吼，火焰毫光，喊动前来，被猴行者隐形帽化作遮天阵，钵盂盛却万里之水，金镮锡杖化作一条铁龙，无日无夜，二边相斗。猴行者骑上怪龙，抽了它一条背脊筋，给法师做了腰带。所以《封神演义》里哪吒抽了龙王三太子的筋，要给李靖做腰带，也不是原创。

但是，锡杖从来没有真正当兵器用过。它也不适合作为兵器，所以，高老庄高太公还说了一句：“二位只是那根锡杖，锡杖怎么打得妖精？”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在寺庙里宣讲，是为宣扬佛法用的，所以猴行者和法师一路上很省事，只要拿起锡杖、钵盂，呼唤一声，天王就来救难了。即便只靠自己的力量，锡杖也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出各种合用的东西。这种开外挂式的故事，到后来就难以见得到了。

综合来看，唐僧的这几件宝物，后来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菩萨说这袈裟：“但坐处有万神朝礼，凡举动有七佛随身。”“不遭恶毒之难，不遇虎狼之灾。”吹得这么玄乎，我们等着看这两件东西到底能有多神，谁知都成了累赘！袈裟还丢了一回。锡杖更是半点儿作用没有起过——就是玉华州有收藏癖的黄狮精把孙、猪、沙三人的兵器偷走，也不曾打过锡杖的主意。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法师亲自拿着锡杖作法的情节，是完全看不到了。

紫金钵盂在早期西游故事里是毗沙门天王给的，是一件极为厉害的法器。但是唐太宗给的这个钵盂，一路上只有“捧着金饭碗讨饭”的份儿，唯一起到作用的事，就是当作“人事”，送给了索贿的阿傩、迦叶。

在《西游记杂剧》里，袈裟、锡杖是唐太宗赐的。唐僧自己说：“至京祈雨，感天神相助，大雨三日。天子大喜，赐金襕袈裟、九环锡杖，封三藏法师，着往西天取经。”这几件东西既然是皇帝赐的凡间之物，所以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只是几件身份的标志。

所以，这些东西，尽管都大有来头，也在百回本《西游记》故事里继承下来了，但似乎都没有大写特写，只是作为推动情节的道具：袈裟、锡杖，是如来让菩萨考验太宗的心是否真诚的，钵盂是唐僧当“人事”送如来的——其实相当于太宗考验如来的经是否如法。如来送出袈裟、锡杖，手下的二尊者不动声色地收下了钵盂；太宗送出了钵盂，手下的玄奘不动声色地收下了袈裟、锡杖，相当于如来和太宗交换了一次礼物！双方会心一笑，各自掂量出了对方的分量。

袈裟、钵盂、锡杖都是老物件，百回本《西游记》继承下来了，但继承归继承，百回本怎么写好，实在挠头。唐僧行头里最有意义的，其实还是通关文牒。

历史上的玄奘法师，是偷渡出大唐的，当然不可能携带什么通关文牒。他回程的时候，还给太宗皇帝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但是后来的取经故事，为了让这件事变得更合法，就全都编成奉旨取经了。

实际上通关文牒的原型，不是唐太宗送的，而是高昌国国王麹文泰送的。玄奘法师到了高昌国后，受到了麹文泰的热情招待。麹文泰希望玄奘能留下来，但玄奘坚持不肯，甚至绝食。麹文泰无奈之下，只好派出一支队伍，护送玄奘继续前行，还给沿途的各国国王写了二十四封信，请求他们放行。这二十四封信，其实就是通关文牒的原型。

麹文泰还与玄奘法师拜为兄弟，这大概也是“御弟哥哥”的来历。所以说，“御弟”未必是唐朝皇帝的御弟，反倒是高昌国王的御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