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门的人物

九斤老太

鲁迅诞生时，家中辈分最高的是六十七岁的曾祖母戴氏（1814—1893）。因为鲁迅的曾祖父在本族同辈中排行第九，人称“九老太爷”，因而戴氏也就成了“九老太太”。戴氏出身于殷实的官宦之家，嫁到周家之后赶上了家道的败落。原因之一是丈夫虽中过秀才，捐过监生，但除了栽种兰花之外，别无长处和爱好；原因之二是太平军在绍兴一带跟清军激战，导致农田大片荒芜，周家的租粮几乎颗粒无收，在城内开设的商行、当铺也大多歇业。幸亏戴氏治家严正，好不容易保住了四五十亩水田，全家得以维持生计。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六日，正值春节前夕，年近八十岁的她死于中风一类的突发病，当时鲁迅只有十二岁。正是在为曾祖母隆重操办丧事的过程中，鲁迅结识了短工章福庆的儿子运水——这位能在雪地捕鸟和在夏夜刺猹的英武矫健的少年，当时前来帮助周家看守办丧事的祭器。二十八年之后，少年运水成为了鲁迅短篇小说《故乡》中闰土的人物原型。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曾祖母去世那年秋后，新台门周家传来了衙役的呼叫声：“捉拿犯官周福清！捉拿犯官周福清！”

仕途坎坷的祖父

周福清（1838—1904）就是鲁迅的祖父，字震生，号介孚。他长着一张“同”字形的脸，算命的说是富贵相，果然在一八六七年中了举人，又在一八七一年中了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经过三年培训，外派到江西省金溪县当知县。如今在金溪县还留下了一块长一点二米，宽零点四米的石碑，记录了他在当地稳定社会秩序的政绩。当时金溪贫穷，富人少，乞丐多。每当有人办红白喜事，都有不少丐帮前来任意索讨，行同敲诈。为此，周福清跟各丐头谈判，规定了办红白喜事的人家接贫济困的钱数，上交专门设立的救济场所，合理分配给周边十三村的孤贫户，各丐帮不得无理坐索。这块石碑立于光绪二年（1876）五月，是周福清上任一年后办的一件实事。但是周福清性情耿介，恃才傲物，尤其敢于顶撞上司，因而好景不长，于一八七八年即被参劾。为了保住原来的品级，周福清只好花银子捐了两次官：一次是在陕甘局买了一个“同知”的官衔，当然不会真去走马上任；另一次是买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官衔，于一八七九年进京做了一个专事誊录、校对、协修的七品小京官。一八九三年他母亲去世，必须回绍兴丁忧三年，此时他五十七岁。不料刚办完丧事之后，他又摊上了另一桩大事——“科场行贿”。

平心而论，科场行贿在腐败透顶的清末官场司空见惯：花三四百两银子即可雇“枪手”代考秀才，花一两千两银子即可雇“枪手”代考举人。拜帖中夹带银票行贿主考官的事情，当时也常有发生，见怪不怪。周福清行贿一事完全是受他姐夫章介千等人鼓动，以为当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跟周福清是同榜进士，请他关照周福清的亲友章、孙、陈、顾、马五姓子弟，以及周福清的儿子，原本是件易如反掌的事情。更何况送去的那张银票是空头支票，只有在事成之后才会兑现。但周福清却倒霉在以下三件事上：

一、替周福清办事的听差陶阿顺送拜帖和一万两银票时大声吆喝要回条，而不巧副主考郁昆恰恰在现场，逼得殷如璋只好当场拆信，装出公事公办的样子，将陶阿顺扣留，迅即递解苏州府；又把鲁迅的父亲暂时拘留，革除了秀才资格。

二、周福清跟绍兴知县俞凤冈、苏州知府王仁堪及其幕僚陈秋舫均有过节，所以事情败露之后，无人替周福清遮罩，让奏章顺顺当当递到了皇帝手上。

三、不知怎地，不能称之为政界铁腕人物的光绪皇帝偏偏重视周福清一案，接连下了好几道批谕：先令浙江巡抚崧骏“严切根究，务得确情，接律定拟具奏”；崧骏禀明案情之后，光绪又批谕：“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相忧内阁中书周福清着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这份批谕的交办部门就是刑部。刑部鉴于周福清行贿未遂，又主动投案，如立即问斩，似属过严，便建议在“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真流放三千里，那就该流到新疆去了。光绪在刑部的奏章上又作了批示：“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敬效尤。”“斩监候”，也就是死刑缓期执行。这样一来，周福清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钦犯”。

晚清政治腐败，官场的状况也就必然匪夷所思，周福清案即为一例。被判决“斩监候”的周福清被羁押在杭州监狱。因系“官犯”，便享有种种特权，不仅免加刑具，能住单间，有男女佣人；甚至还买了一个比他小三十二岁的潘姓女子为妾，能入狱服侍，狱卒并不干涉。除了没有自由之外，周福清在狱中可以读书、散步，跟狱卒和其他犯人聊天，还教小儿子周伯升和二孙子周作人读书。不过，每年临近秋季，监狱都会提醒周福清可能会被斩决，但使点银子也就会很快逢凶化吉。

时光荏苒，周福清不觉在狱中待了八个年头。一九〇一年，光绪皇帝早已被软禁，慈禧太后推行所谓新法令，赦免八国联军入京时监狱中的所有犯人。援引这条法令，周福清也得以假释，于这一年的四月九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重返故里。三年后，周福清病逝，终年六十八岁。

当然，读者关心周福清坎坷的仕途，但更想了解他对鲁迅的具体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周作人就对钱玄同说过：“祖父是一个翰林，滑稽似豫才。”除此之外，周福清对鲁迅的影响还有两方面：一、特立独行，不巴结上司，不攀附权贵。二、学习方法，如治学应以历史知识为基础，学诗应从明白易晓起步。特别是他对通俗小说的肯定，更培养了鲁迅最初的文学爱好。鲁迅曾对友人说，直到读了《西游记》，他才第一次对书籍发生兴趣；而促使他对《西游记》发生兴趣的，则是祖父曾给他讲孙悟空败逃，变身为破庙，尾巴无处安置，就化为旗杆竖立在庙后门的故事。

鲁迅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写道：“我们从幼小以来，就受着对于意外的事情，变化非常的事情，绝不惊奇的教育。那教科书是《西游记》，全部充满着妖怪的变化。例如牛魔王呀，孙悟空呀……就是。据作者所指示，是也有邪正之分的，但总而言之，两面都是妖怪，所以在我们人类，大可以不必怎样关心。然而，假如这不是书本上的事，而自己也身历其境，这可颇有点为难了。以为是洗澡的美人罢，却是蜘蛛精；以为是寺庙的大门罢，却是猴子的嘴，这教人怎么过。早就受了《西游记》教育，吓得气绝是大约不致于的，但总之，无论对于什么，就都不免怀疑了。”

在《花边文学·化名新法》中也写道：“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口，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但哪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庙宇的呢？它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

在《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少女》中，鲁迅还从《西游记》里魔王吃童男和童女引发联想，揭露富户豪家以童女为侍奉，甚至作为纵欲采补的材料，为陷入险境的中国少女伸张正义。

周福清对晚辈的家训主要体现在他的一篇《恒训》中。这篇文章作于“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元月十八日”。折合成公历就是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其时介孚公还被囚禁在杭州监狱。同年十月上旬，在南京陆师矿路学堂就读的鲁迅工工整整地抄录了一份《恒训》珍藏，可见他对祖父教诲的重视。鲁迅手迹的原件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

《恒训》内容十分广泛。先讲三条家诫：“力戒昏惰”，“力戒烟酒”，“力戒损友（即绝不结交坏朋友）”。后讲“养生法”，与之并列的是“病勿延西医”。最后谈“家鉴”。周介孚在这一部分回顾了绍兴周氏家族从兴旺到败落的过程。概括了三条“败家之鉴”，即“纵容孩子”“信妇言”“要好看”（按：即讲排场，好奢靡）；又提出了三条“成家之鉴”，即“有良心”“有恒心”“有积蓄”。

今天看来，《恒训》中的有些内容是错误的，如“病勿延西医”，但他的“养生法”中也有不少可取的保健知识，如“每日咽唾沫三十六次。临睡摩手心、足心。摩肚腹数遍。用两手自头至足，周身摩一次。晨用大指节擦两眼角数次。两手按耳，中指敲脑后十余次。左右顾，用手摸掌至肩，伸缩数次……”这种自我按摩法又是周介孚的祖父口授的，可谓“会稽周氏秘传”。此公八十三岁时，仍耳目聪明，手足便利，可见是行之有效的保健方法。

当然，周福清教给子孙的大多是修身齐家法，其中有的鲁迅遵循得很好，有的则不尽如祖父之意。做得好的有“事事认真”。《恒训》写道：“去昏之法，在事事认真。看书写字，用静细功夫。心不二用，神气自清。……所闻所见，关学问者，关家务者，一一记簿，时时细看，切勿怠惰。凡有作为之官宦，成家立业之士民，无不有日记帐簿。平生阅历，逐年事务，及一切用场，了如指掌。”鲁迅遵祖父家训，养成了记日记和记账的好习惯，这些日记和账簿如今成为了研究鲁迅及研究同一时期社会文化史和经济史的珍贵史料。鲁迅还告诫读者“要认真”：“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1]。在日本军国主义对华进行侵略的危急时刻，鲁迅仍然认为日本民族性中的“认真”这一点是可以效法的。

鲁迅有悖《恒训》教导的是“力戒烟酒”。周介孚一生不猜拳赌酒，他写道：“如水旱烟，有损无益。至酒之为害，不殊鸦片，非特废时误事，且易伤生。试看盛酒锡壶，用久底烂，酿酒房屋，梁柱速朽，况血肉身躯乎？”鲁迅虽然不是高阳酒徒，但却嗜烟成癖，这对他身体的损害是众所周知的。

《恒训》中的关键字是“恒”。《恒训》开篇写道：“有恒心，有恒业，有恒产。有恒心得见有恒善，圣之基。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2]持恒能久视此训辞。”

“恒”，就是持久不断；具体到鲁迅身上，就形成了一种“韧”的战斗精神。鲁迅认为，就个人而言，没有“恒”就不能成就任何事业。他举例说，收集民间花纸（即年画），只要持久有恒，也能保存一大笔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就改革而言，因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3]，所以更是一个持久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一代人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4]

周福清有一自撰挽联：“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生原无补，世间何时立纲常。”“世间何时立纲常”当然有愤世嫉俗的意思，但他若在地下与鲁迅这位“骨肉”相逢，想必会引这位长孙为荣吧。

擅讲故事的继祖母

鲁迅在作品中曾多次提及他的祖母，但这位祖母并不是他的亲祖母，而是他的继祖母。

鲁迅祖父有一原配，姓孙（1838—1864？）一八五八年生一女，乳名德官，一八六一年生一子，名凤仪，字伯宜，是鲁迅的父亲。鲁迅诞生时，她已去世十七年，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鲁迅作品中提及的祖母准确地说是他的继祖母，姓蒋（1842—1910），绍兴鉴湖边的鲁墟村人。她疼爱孙辈，常给他们讲述一些诙谐有趣而又寓含人生哲理的故事，培养了鲁迅儿时对文学的爱好。《朝花夕拾》所收录的《狗·猫·鼠》有一段温馨的回忆：“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接着，祖母给他讲述了老虎拜猫为师的故事。老虎自以为本领都学到了，就想杀掉猫，没想到猫还没有教老虎上树的本领，所以侥幸逃生。鲁迅杂文集《坟》中还有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又回忆了祖母跟他讲的“水漫金山”的故事，激起了他对白蛇娘娘的同情和对法海和尚的憎恶。一九一〇年五月十一日，继祖母病逝，终年六十九岁。当时鲁迅的祖父、父亲均已去世，小叔父在兵船服务，不知去向。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无法赶回。家里就电召在杭州教书的鲁迅速回，主持继祖母蒋氏的葬仪。这一人生经历，鲁迅写进了他的小说《孤独者》中。

然而，这位慈祥而又诙谐的继祖母却跟祖父感情不和，甚至常年受到祖父的怒骂。最根本的原因是太平军攻占绍兴期间，这位继祖母一度与家人失散。祖父怀疑她被太平军俘虏失贞，因误会而产生裂痕。另一个原因是祖父多次纳妾；先纳薛氏，后纳章氏，再纳潘氏。祖父亲近妾而疏离蒋氏，夫妻更加不和。

鲁迅和周作人的同情明显是在继祖母一边。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鲁迅为那些在战乱中失贞的女子辩护：“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周作人也写过一篇《抱犊谷通信》，文中直接谈到了这位继祖母：“她的最后十年我是亲眼看见的，她的瘦长的虔敬的脸上丝丝刻着苦痛的痕迹，从祖父怒骂的话里又令我想见她前半生的不幸。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命运便是我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象。祖母死了，上帝安她的魂魄！”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还明确表示，严厉监督女性是不是处女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做父母的不必管，更用不着其他人来管。因为“这身体是女性自己的，一切由她负责去处理”。

继祖母蒋氏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她唯一的女儿康官一八九四年因产褥热去世，终年二十六岁。周氏兄弟跟这位小姑母感情都很好，她常给孩子们讲故事，猜谜语，说童谣，唱山歌。据说，小姑母临终前发高烧，说谵语：“红蝙蝠飞来了，来接我了！”鲁迅便写了一篇祭文，问这只红蝙蝠究竟是神还是魔？如果是神，为什么不让好人长寿呢？

懦弱多病的父亲

跟祖父、祖母相比，父亲对鲁迅的影响反不明显。父亲叫周伯宜（1861—1896），本名凤仪，又名文郁，中秀才后又名仪炳，以“伯宜”这个字行于世。其实他还有一个字，叫用吉。周福清案发后他被革除了秀才身份，埋怨“用吉”这两个字太不吉利，把“周”字拆卸了。

据说周伯宜的字和文章都写得不错，但仕途多乖，二十岁中秀才后，三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他性格懦弱，身体柔弱，但偏好喝烧酒，还抽鸦片，也许是为了缓解心中的郁闷吧。不过喝酒后发脾气，又应了“借酒浇愁愁更愁”这句俗话。他存世的文稿，有一本《入学试草》，收录他中秀才时的诗文，是他春风得意时之作；另一份是一张借据，是用一份田契作抵押，托族兄周慰农向高家借英洋二万元，月利一分二厘。这是周家衰败之时的历史记录。他病逝时才三十五岁，如今看来正是青壮年时期。

据周作人回忆，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周伯宜曾表示要送儿子出国留学；一个去东洋，一个去西洋，表现出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之心。但在鲁迅作品中留下的大多是他生病时庸医误诊的记忆。这些情况见诸鲁迅的回忆散文《父亲的病》，为广大读者所熟知，故不赘述。总之，鲁迅留学日本时期一度选择学医，显然是深受父亲被误诊所刺激。

母亲与母爱

对于鲁迅的母亲，一般鲁迅传记中介绍颇多，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史料，重写起来颇感困难。但新近有论者认为鲁迅的母亲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鲁迅童年生活中缺失母爱。主要论据就是鲁迅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中写到了“长妈妈”，写到了“衍太太”，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唯独“母亲的形象苍白而脆弱”。另一个论据就是鲁迅的母亲爱读书看报，却从来不读鲁迅作品。这位论者还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一个为母亲所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这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可以导致真正的成功。”这位论者认为鲁迅性格中有自卑、绝望、孤独的成分，这就更说明鲁迅生活中母亲是个“缺席者”。这些新论虽不能成立，但为介绍鲁迅母亲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一般来说，回忆文章多是写逝去的人们，久远的事情，在父母生前就为其写回忆文章的子女比较罕见。鲁迅写《父亲的病》等回忆文章的时候，父亲已去世三十年，长妈妈、衍太太也都已作古，而他母亲那时还健康地活着，直到八十六岁才去世，鲁迅却比她早七年就离开了人间，是名副其实的“白发人送黑发人”。

鲁迅的母亲叫鲁瑞（1858—1943），祖父和父亲都是举人，但她幼小时只在私塾旁听过一年功课，因此她不读鲁迅作品跟是不是有母爱并无必然联系。至于弗洛伊德的那句话，也并不是普遍真理。即使鲁迅没有被母亲钟爱，又有谁能否定鲁迅是“真正的成功者”呢！

鲁迅的母亲一八七九年嫁到周家，一八八一年鲁迅的父亲就中了秀才，家人都夸她有“旺夫命”；三十一岁即成了当家媳妇。但好景不长，五年后公公入狱，八年后丈夫去世。她生下五个子女，有两个夭折：第三胎是个女儿，叫端姑，生下十个月即患天花死去；第五胎是个儿子，叫椿寿，六岁那年也病亡。这些变故都使鲁瑞备受煎熬，感情上受到重大打击。在众多孩子中，鲁瑞最爱的是鲁迅，所以举家北迁之后愿意跟鲁迅居住，鲁迅离京之后她也不愿跟二儿子周作人共同生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描述过十八岁那年离开故乡到南京求学的情景，说当时社会上一般人认为他是走投无路，将灵魂卖给了洋鬼子。“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自便；然而伊哭了……”寥寥几笔，既写出了母亲当时承受的巨大压力，又写出了母亲对儿子远行的无限眷恋。

鲁迅虽然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但对母亲却极尽孝道。蔡元培先生晚年以“周子余”为笔名，是因为他的母亲姓周，以此表达对母亲的爱戴。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也是因为母亲姓鲁，同样以此表达对母亲的爱戴。如果鲁迅认为他的生活中母亲的席位缺失，他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个通用笔名。鲁迅在日常生活中对母亲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在婚姻问题上鲁迅即使对母亲有腹诽，甚至怨怼，但也完全屈从，就是因为他觉得身处乱世，母亲身边需要有人陪伴，自己则宁愿陪着做一世的牺牲。

鲁迅虽然并不否认他承受了母爱，但也认为母爱有着盲目的一面。在《华盖集·杂感》一文中鲁迅写道：“死于敌手的锋刃，不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这些话当然是有慨之言，有感而发。一九一八年五月中旬，鲁迅友人许寿裳丧妻，留下了五个子女。鲁迅致函吊唁。他在信中说：“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幼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因为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这也道出了母爱的两重性。

长妈妈与衍太太

在新台门周家的女性中，鲁迅最感亲和的是勤劳淳朴的长妈妈，而最感厌恶的是挑拨是非的衍太太。

长妈妈是鲁迅儿时的保姆，家住绍兴东浦，夫家姓余。她身材矮胖，睡觉时常叉开腿在床上摆出一个“大”字。只因为先前那个保姆个子高，出于习惯，沿用了“长妈妈”这个称呼；有时也叫“阿长”。她常教给鲁迅一些民间习俗，也讲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最让鲁迅感激万分的，是她替鲁迅买了一部《绘图〈山海经〉》，成为了鲁迅“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培养了他儿时对文学和绘画的爱好。然而，出于封建迷信，她也拆散过鲁迅的一桩婚约。据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回忆，鲁迅小舅父鲁寄湘的大女儿叫琴姑，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能读医书。按绍兴习俗，姑表可以通婚，所以有人为鲁迅向小舅家提亲。但长妈妈认为两个人的八字犯冲，向鲁瑞进言，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后来鲁寄湘将琴姑许配他人，琴姑抑郁感伤，英年早逝。临终前她对贴心的保姆说：“我有一桩心事，在我死前非说出来不可，就是以前周家来提过亲，后来忽然不提了，这一件事，是我的终生恨事，我到死都忘不了。”但是，没有证据证明鲁迅了解这件事。如果鲁迅为这些事对长妈妈心存抱怨，他绝不可能写出那篇文情并茂的回忆散文《阿长与〈山海经〉》。

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一文写到过衍太太，原本也不必特别介绍。但有一位博士新近运用弗洛伊德学说分析这篇文章，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琐记》一文中的“衍太太”在鲁迅少年时代的生活中，兼具了“母亲”和“情人”的双重身份。

“衍太太”是何许人？她的人物原型是鲁迅的一位叔祖母。在绍兴覆盆桥周氏房族中，鲁迅所属的“智房”一系又分为“兴房”“立房”“诚房”三个分支。“衍太太”就是“诚房”叔祖周子传的太太。周子传有一个大哥叫周子林，所以人称“衍太太”为“二太太”，或“子传奶奶”。鲁迅一生同情妇女，但他生活中起码有两个厌恶的女人：一个是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这从鲁迅笔名“宴之敖”[5]中就能得到证明；另一个就是这位“衍太太”，这从鲁迅的《琐记》一文中也能得到证明。

鲁迅在《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中写道：“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鲁迅还指出，流言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只配当作狗屁”。“衍太太”就是伤害少年鲁迅的“流言家”。她教唆鲁迅去偷母亲的钱。鲁迅说他母亲没有钱。“衍太太”又教唆他去偷家中的首饰变卖。鲁迅从此不到“衍太太”那里去了，但很快就传出了鲁迅偷家里东西的流言，使鲁迅“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鲁迅讲述这一人生经历之后接着写道：“好，那么，走罢！”说明他之所以要走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是因为看透了“衍太太”之流的嘴脸和心肝。

既然如此，“衍太太”怎么又会兼具了“母亲”和“情人”的双重角色呢？这位论者的论据是：“衍太太”怂恿小孩子打旋子，（一连转八十几个圈），如果跌倒，头上起了包，她会用烧酒调水粉，擦在疙瘩上。这种恶作剧，在这位论者的心目中，竟成了崇高母爱的流露。《琐记》中说，父亲去世后，十六岁的鲁迅常去找“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这样一句普通的话，被这位论者隐去了“或她的男人”这五个字，又把“谈闲天”说成是鲁迅“在潜意识中渴望与衍太太独处的隐秘愿望”。这样一来，一个比鲁迅长两辈的老女人，就兼备了他“情人”的身份。可见，一知半解地套用弗洛伊德学说，会得出多么离谱的结论。

[1] 引自《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2] 语出《论语·子路第十三》。

[3] 引自《坟·娜拉走后怎样》。

[4] 引自《华盖集·忽然想到（十）》。

[5] 意思是被日本女人从家里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