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物无声的越文化

鲁迅曾以“身为越人”而深感自豪。他的笔名中，就有“越丁”“越山”“越侨”“越客”等，在潜意识中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故土之情。

“越”是一个古老部族的名称，秦汉前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以南，部落众多，史称“百越”。“越”同样是一个古国国名，从河姆渡文化算起，至少有七千年生息繁衍的历史。长期以来，史学界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距今三千六百多年，现在这个看法已被颠覆。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六年，浙江省文物界对位于平湖市林埭镇群丰村的古墓进行发掘，在越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最早的原始文字，将中国的文字史向前推了一千多年。[1]由于越地滨江临海，生存环境险恶，因而使越人养成了一种强悍刚烈、抗争复仇的民风。这也就使得越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谱系中具有了独特的风格。

越文化开拓期的始祖无疑是神话、传说中的大禹。在“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尚书·尧典》）的洪水为患的时代，舜帝任命大禹治水，功成，葬于会稽。因此，会稽（越）成为了大禹神话的中心点。神话中大禹“胼手胝足”，“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古越先民卓苦勤劳、人定胜天的顽强拼搏精神。大禹用疏导的方式取代堙堵的传统旧法，又体现了古越先民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遍布绍兴境内的禹山、禹井、禹穴、禹陵、禹祠、禹庙、禹碑，表达了绍兴人民对大禹的忆念。禹同时也是鲁迅心目中的英雄。一九一一年春，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的鲁迅带领全校学生祭扫禹陵，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绍兴府中学堂辛亥春季旅行於禹陵之纪念”。照片中的鲁迅穿着黑马褂、长袍，胸前佩戴着一朵醒目的白花，表现他是在十分庄重地凭吊一位民族英雄。逝世前一年，鲁迅又创作了《理水》，收入新编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作品中的禹因治水而得上了“鹤膝风”（结核性关节炎的一种），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体现了作为中国脊梁的艰苦奋斗精神。

承续了大禹精神的首推勾践。相传勾践是禹的后代。《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明确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勾践之所以名垂史册，主要是源于他灭吴兴国的故事：

勾践于公元前四九四年与吴王夫差战于夫椒（今浙江绍兴北），败后求和，入吴为人质三年，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终于博得吴王的信任重返故国。他卧薪尝胆，与民共苦乐，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不仅营造了“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仇”的社会氛围，而且积蓄了报仇复国的实力，终于在公元前四七三年灭吴。鲁迅崇仰勾践报仇雪耻的“坚确慷慨之志”。他在临终前不久写的《女吊》一文中，引用了明末王思任的名言：“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并接着写道：“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他笔下的“女吊（女性的吊死鬼）”，就是一种“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鲁迅进一步指出：“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

第一个鲜明体现了越文化精神的思想家是东汉的王充，他著有《论衡》一书，反对“天人感应”说和鬼神迷信。鲁迅继承了他那种“嫉虚妄”的现实批判精神和对真理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友人许寿裳之子许世瑛开蒙，鲁迅给他开的书单中，《论衡》一书赫然在目。

跟王充比较起来，对鲁迅影响更大的是三国时代魏国的思想家、文学家嵇康。嵇康的籍贯是谯郡铚，在今安徽宿州西南。但鲁迅始终把他作为会稽先贤崇敬。据鲁迅早年校录的虞预《晋书》记载：“（嵇）康家本姓奚，会稽人。先自会稽迁于谯之铚县，改为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为姓，盖以志其本也。”嵇康反抗礼教、愤世嫉俗的精神和清峻通脱、师心遣论的文风，对鲁迅的杂文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四年六月，鲁迅穷十年之力精心校勘了《嵇康集》，成为了鲁迅在辑校古籍领域的重大成果。

影响鲁迅的古越文人，还有晋代书法家王羲之。鲁迅多次观看王羲之书写的“鹅池”石碑，游览右军祠[2]、墨池、御碑亭、流觞亭。鲁迅尤欣赏志高词壮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认为他是国步艰难岁月中的“慷慨党”。此外，明代徐渭的水墨花卉，张岱的小品散文，陈洪绶的人物绣像，也都成为了浸润鲁迅的艺术滋养。

跟越文化中的精英文化相比，越文化中的民俗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也不能低估。鲁迅崇敬有造诣的文学家，也崇敬那些置身于社会底层的“不识字的作家”，认为他们虽然目不识丁，但创作的民谣、山歌、渔歌等等，刚健清新，往往为士大夫所不及。“社戏”就是对童年鲁迅影响颇深的一种越地民俗文化，一种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作品。

“社”是古代地区的一个小单位：或曰方六里为社，或曰二十五家为社。“社”中常有庙，祭祀社神，一般为土地神。但农村的社庙有多种用途，除祭神外，平时也寄存农家的水车及其他大型农具。每年夏秋还以此为舞台上演“年规戏”，以酬神祈福，也叫野台戏。每年扫墓完毕之后，鲁迅常随母亲到安桥头的外婆家住几天，那时他盼望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五里地外的皇甫庄去看社戏。

其实，这里所说的社戏，是绍兴戏的一个总称，包括越剧、绍剧、新昌腔调、绍兴目连戏及诸暨西路乱弹等剧种。绍兴民间还有许多曲艺品种，鲁迅为母亲祝寿时就请艺人来家唱过绍兴平湖调。鲁迅儿时爱看的是绍兴戏中的目连戏和大戏（“大”俗音如“陀”，去声）。大戏白天演折子戏，从黄昏至次日黎明则演整本戏。大戏的精采部分是剧情中间出现的“跳吊”（“跳”俗音如“条”）和结尾出现的“勾魂使者”活无常与恶鬼。鲁迅在《朝花夕拾·无常》中描写“活无常”：“他不但活泼而诙谐，单是那浑身雪白这一点，在红红绿绿中就有‘鹤立鸡群’之概。只要望见一顶白纸的高帽子和他手里的破芭蕉扇的影子，大家就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了。”又写道：“在许多人期待着恶人的没落的凝望中，他出来了，服饰比画上还简单，不拿铁索，也不带算盘，就是雪白的一条莽汉，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着，不知道是笑还是在哭……”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中，他又描写了绍兴戏中另一种具有特色的“鬼”——“女吊”：“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这是一种因衔冤横死而复仇的鬼魂，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

在看大戏或目连戏的时候，十余岁的鲁迅还扮演过“义勇鬼”。他跟其他十余名孩子，都在脸上涂几笔油彩，手持一柄钢叉，一拥上马，跟在蓝面鳞纹的鬼王后面，疾驰到郊外的几处无名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地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算是完成了演出任务。

除了爱到皇甫庄看社戏，鲁迅还喜欢到距离城东约六十里的东关去看五猖会。这是他童年罕逢的一件盛事。五猖也就是五通神，神像是五个男人，后面列坐着五位夫人。虽是凶神，但面貌却并不显猖獗之状。南方农村有五通神出巡的习俗，每次出巡就有“跳五伤”的演出：跳小娘，跳小棺材，跳活无常，跳大头鬼，跳吊。观众最爱看的还是其中的跳活无常，只不过迎神时在广场演出。活无常只有动作，没有语言，配合着一定的锣鼓伴奏。除了在皇甫庄等郊外有野台戏，鲁迅儿时也在城里看过绍兴戏。周家老台门对面有一大片空地，是附近居民的娱乐场。每年约七月半，常由覆盆桥周家发起，请戏班子来演出：文戏叫高调班，武戏叫乱弹班。相传七月酆都城的鬼门关开启，故常演出目连戏，演给到阴间玩耍的鬼魂看。鬼的形状各异：套个假头套的是大头鬼，把衣领拉到头顶装上小头的叫小头鬼，那手不释卷但榜上无名因失落而上吊的叫科场鬼。

在中国的文化名城中，绍兴以“水乡泽国”著称。这里湖泊密布，拥有鉴湖、曹娥江、浦阳江三大水系。俗语说：“文化如水，润物无声。”绍兴纵横交织的文化系统，就像润物的甘霖，滋润着童年鲁迅的心田。

[1] 见《光明日报》2013年7月9日09版《中国最早原始文字在浙江发现》。

[2] 公元350年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