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之巍峨:林则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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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恰书生少年 背着行囊出发

一 左营司巷里新来客

那是个暗黑的夜,你悄悄出生。并无祥瑞之光闪现,也无凤鸟在屋檐上鸣啼,连离天亮公鸡叫尚有几个时辰。少了伟者帝王大人物出场的阵势,丝毫不耽误你趁着夜深人静抓紧出世,倒是似乎冥冥中知道自己这一生要做很多事情一样。家书记载这时刻是:公元一七八五年八月三十日,清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夜,子时。

十二时辰中,子时乃隆夜,最黑暗。闽省侯官城万家熄灯。

当然,你的出生为侯官左营司巷的这个黑暗子夜增添了亮点,那一户穷秀才林宾日烟熏火燎的小屋,往油灯里更是加了几多麻油。在此之前,老婆已为他养了五六个千金,那分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穷秀才等的就是这样一个子夜迎子的美好时刻。儿子呱呱落地的啼哭声,顿时让这一介寒士的心里充满暖意,为祖灵上香的手,也在激动中颤抖。三十七岁得子,在重男轻女的那个时代这是何等大的事情!

林氏,在福建算是大姓。追溯先祖可到两晋南渡时期,中原八姓入闽,就有林姓一族。那时候该是闽地浩淼水泽渐退,进入适宜人类居住的耕桑时期了吧。最初林氏移民之地在晋安郡,不断繁衍发展,支脉繁多,渐渐散布到各地。隋朝初期,入闽林氏第十代林茂迁居莆田北螺村,再传至十六代林坡生有九子,唐贞元间做九洲刺史,史称“九牧林氏”[1]。到了宋代,林坡第九子后人林高德迁徙福清县杞店乡定居,他就是林则徐这支脉的祖先。相传至林则徐这支脉先祖为林荣山,自六祖林存素开始定居福建省治地侯官即福州,那会儿正好是康乾时期。从五祖林学弢起,经林则徐高祖林启寀、曾祖林廷癸、祖父林正澄、父亲林宾日,正好见证了大清朝由盛世到衰落的二百多年历史。

林氏虽说福建大姓,但林则徐这支脉也没出过什么正经人物,不像明成化万历年间濂浦的林瀚一门“三世五尚书”那般荣耀。自林则徐上溯四代,都未曾在官场登科觅得一官半职,只不过是少有地亩的中等农户而已。他的曾祖母郑氏“将祖遗田宅匀作五股,均分五男”,林则徐的爷爷林正澄是第五子,分到“稻谷三十挑住屋数间,另有书田十担”[2],由此可见林则徐的曾祖父林廷癸也算是有农田产业的一户中等地主了。可惜,林正澄不够争气,苦读经书只混了个闽县廪生,无法再跨越一步进入官僚阶层,只好抛家舍业随叔父去中原一带河南山东等地教书为生,把家庭丢给老婆胡氏一人操持。虽在外游荡教书十余年,却收入微薄,祖产田地又不够多,生的五个孩子都无正当糊口职业,加上家口多有老有小,这日子就一天比一天紧巴了。其间老母及妻子胡氏、还有五儿相继离世,所花的费用不低,无奈举债高利贷,即便两个儿子林天木、林宾日也出外教书还是抵不上债务。当他从河南返回侯官时家里已经债台高筑,高息滚利,加上给二儿子天轩娶媳又借贷,最后无奈把祖产房屋也卖掉抵债了。走投无路的林正澄第二年便抑郁而死,家人把余下的田产变卖,仍然未能还清债务。一个中产地主家庭就这么破落了。这是林则徐出生前十余年发生的家族巨变,当时他生父林宾日二十七岁,是个穷困潦倒的小教书匠,还没娶上媳妇。

几笔高利贷扼杀了一个中产地主,也可映照出清中晚期社会矛盾趋于纷杂,土地田产兼并侵吞变得激烈,生存容不得半点闪失。林正澄不好好在家经营土地田产,把如此大事丢给老婆妇道人家去管理,自己游走四方教书谋仕途,问题显然出在这里。想靠孔孟书出头结果忽略了打点家业,丧失了根基,理想和现实未能得到合理结合,苦了自己和一家人。林宾日受此牵累,父亲长年不在,自己幼小失学,十三岁开始勉强读一家私塾受启蒙,家道中落,对他刺激很大,他发奋勤学,苦熬出头之日。也许,父亲游历天下的血液依然在他身上滚动,自青年起他也出入敦社结交士友,进出山堂求学谈艺,也曾参加乡试等。显然,他比父亲精明了好多,几乎赤手空拳,靠自己依然是教书舌耕起早贪黑精心用功,在他父亲辞世后两年便娶塾师陈时庵之女为妻,“时庵先生以宿儒讲学于乡,为都人士所崇仰”,其妻也是书香门第之女,显然是位贤内助。后来他在侯官左营司巷里租得小屋,彻底离开乡下,断绝了与农耕土地的经济链条,走上一条完全不同于其父的道路。

林宾日身上体现出闽人那种“耿”和坚韧,务实,又不放弃追求。

也许,父亲的经历使他清醒,成为教训,与其远游求道,还不如从脚下开始。路,其实就在脚下,在你生活的周围现实中,只需要你用心一点点积累和觅得属于自己的机会就行。林宾日,就是这么做的。他一面教书,一面苦读经书武装自己,甚至终夜不眠害了眼疾。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三十岁上县试第一,考上秀才,第二年经过岁试,补为廪生。廪生既是廪膳生员,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名额有定数,明初期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每人月给廪米六斗。清沿明制,经岁、科两试一等前列者,方能取得廪生名义,供米外每年发廪饩银四两。林宾日从此拮据的生活有所缓解,虽仍需妻小做女红、剪扎“象声花”之类以佐家计,“半饥半寒,迁就度日”,但生活总算也为他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对此,林则徐后来也回忆说:“时先大父母已弃养,家无立锥,不使家君知之。逾年,家君入学,旋食廪饩,此后官谷虽稍充,而食指挥渐繁,贫如故。先妣工针黹,又善剪彩为草木之花,大者成树,其小至于一茎一叶,皆濯濯有生意,岁可易钱数十缗,遂资其直,以佐家计。”[3]

林宾日在人世间艰难拼争,儿子林则徐的出生,无疑点燃了他心中无限的希望之火。

几代书生,号称“累传皆儒业”,该有个光宗耀祖之人出现了吧?轮也轮到了。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头生儿子鸣鹤早夭,使他一直渴望着这胎儿子早日到来,以继承香火,实现自己心中夙愿。

饱读诗书,望子成龙,为儿子取什么名号?这使得林宾日颇费心思。

古来书门取名都很讲究,不能随便叫个阿猫阿狗就算了。冥冥中,人名会伴随气运,那里暗含着不为人知的神秘符号,起好与八字相符会辅佐一生,起不好犯“克”,会带来霉运。此时,他忽然想起前日“梦中亲见凤凰飞”,由此马上联想到南朝才子徐陵,被世人赞誉为“天上石麒麟”的徐陵,字孝穆。平素他心中十分钦佩徐陵,文采横溢和为官刚正清廉,被后世颂扬为楷模。于是,穷秀才林宾日怦然心动,毫不犹豫,脱口提笔,给儿子起名曰:则徐[4]。

顾名思义,当然是期盼儿子效法徐孝穆,文采出众,出入相阁,也如他清廉刚正,名留百世。后来,林则徐自己也取字少穆,又字石麟,都和这位南朝才子徐陵拉上了关系,显然心中十分认可父亲的期许,看得出也非常推崇这位先贤。

“学而优则仕”,是他们林家几代人追求的梦想。

也许,此时的林宾日已经感觉自己去实现这一梦想,颇为困难,人到中年拼取功名谈何容易?考个秀才都如此艰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三十岁才成功,几年过去没有太大发展,勉强混个廪生,养家糊口都很困难,再上一层实在难为自己。还不如把心思往儿子身上多用一用,多下些功夫,甘为儿子当铺路石更为实际,更有盼头。

想好了思路,就马上付诸行动。显然,林宾日是个很有智慧、志存高远之人。

现在看来,林则徐的确有一位好爹。

拼爹,拼的不是社会地位和财力,而是智商,是智力投资。

注释

[1]林英《林氏族谱序》。

[2]林宾日《析产阄书》。

[3]林则徐《先妣事略》,载《云左山房文钞》卷二。

[4]程恩泽《题林旸谷年丈饲鹤图遗照》,《程四郎遗集》卷三,“梦中亲见凤凰飞”句下自注解:“中丞名号与孝穆有关系”。

二 少年秀才初露锋芒

几代教书匠,祖传皆儒术,自己又半生做私塾先生,林宾日该是教子有方。

果然不假。幼年童年,是人生第一步,人之初,启蒙教育最为根本,林宾日做的就是这一基础建设。恰值此时他因眼睛患病,参加乡试落第未能取,为生计便去邻居罗姓人家当私塾先生。四岁的林则徐,由此被四十岁的父亲林宾日牵着抱着,一同去罗氏私塾,被父亲抱在膝上,听讲四书五经三字经。后来林则徐自说“自之无以至章句,皆口授之”。

咿呀学语,便听父亲一句一句亲口念授章句文藻,可见启蒙之早,这是林则徐的幸事和福分。

稚嫩的琅琅读书声,在左营司巷里传荡,伴着月朗星稀,伴着晨钟暮鼓。

帮助夫君教育孩子的,自然也有书香门第出身的母亲陈氏,她是个德惠勤劳又智慧聪颖的贤内助,平日里言传身教影响培植着儿子幼小的心灵,为其长大后的优秀人品,打下良好的基础。对此,林则徐自己在《先考行状》里回忆:“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肤粟手皲恒至漏尽。”

啊,这情景,是个多么令人感动的场面!

一幅栩栩如生的面画。和谐而温馨,孜孜不倦的生活中进取的一家。

林则徐又写道:“府君之教,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使人自乐于向学——讲授书史,必示以身体力行,近理著已之道,罕譬曲喻,务使领悟而后已,然未尝加之笞挞,即呵斥亦绝少。”

显然,林宾日教子十分有耐心并且得法。性格温和不急躁,对孩子教育从不心急,讲究循序渐进,也不惩罚孩子。在这样的细心培育下,加上林则徐本人天资聪颖,枯燥的读书便成为很愉快的事情,他在七岁便开始学习作文。

林则徐当时受教育和成长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环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清康雍乾时期,一向被史界誉为盛世。林则徐踩着这盛世的尾巴来到人间时,可这盛世已显出疲态,这点从他这个中产地主之家没落便可看出端倪。他出生于乾隆晚期,受教于嘉庆年代,入仕于道光初期,辞世于咸丰首年,整整赶上清朝四个皇帝的执政时期。

再看看这时期,世界上主要是西方世界,究竟发生或正在发生着什么吧。

十四世纪之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人本思想冲击中世纪宗教的黑暗,那里已诞生了莎士比亚、达·芬奇、但丁等标志性的伟大文学艺术家,成为社会的旗帜;之后,是席卷欧洲的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新思维不断涌现,与理性主义等一起构成一个较长期的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运动,实质是反封建、反教会、批判君主专制等,是一场为资产阶级革命做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近代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涵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出现了一大批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众多哲学家、思想家、文学艺术家。

那么,回过头看看这个时期的中国,在发生着什么?

其实,地球上的人类活动大多有共同点。

各种信息的传播即便是缓慢绕远,但人类各个地域状况尤其东方西方的社会发展状况,都会出现大致相近的现象。如果说,马可·波罗从东方带去的一本游记《东方见闻录》,会引发文艺复兴,蒙古铁骑带去的东方火药术、印刷术等又可触发西方工业革命及启蒙运动,那么西方这场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反过来又对万马齐喑的中华大地难道没有一点影响或冲击吗?应该说,是有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剥茧抽丝般细细研判,人们就不难发现,整个清朝社会虽处在皇权统治下,但也处处暗波涌动,酝酿着历史性的暴风骤雨。嘉庆年间,“盛世”已入末期,乾隆刚驾崩他儿子嘉庆就把和珅这大贪官给办了。虽然如此,也无法挽救清廷朝政到处弥漫的腐败,漕务盐政地方官吏纲纪败坏,而由此引发的大小规模的反抗起义接连不断,川鄂陕甘白莲教起义已经持续九年,河南天理教起义直接潜入京师攻打紫禁城,迫使嘉庆皇帝降“罪己诏”,惊呼“突遭此变,实不可解”。这一系列的反封建反君主色彩的运动,在社会思想上也激起了一阵阵的浪花,那些有识之士开始认真思考“事变之亟”,探讨社会问题的根源,以寻求治世良方,并开始大胆放言,提出改革弊政。在皇权统治如磐石的环境下,这种声音极其难能可贵。

在这时期,中国逐渐崛起的代表性社会思潮,就是“经世思想”。

这个思潮,最早产生于明末清初,政治上的主张是“除弊兴利”,思想核心则是“经世致用”。其实这也是一场对传统儒学的“否定之否定”,在提倡儒学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否定其“理学”脱离现实的弊病。这个思潮的代表人物王夫之说:“尽废古今虚渺之说而返现实。”同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三大儒的顾炎武则认为“理学偏离孔孟之道”,主张“务本原之学”,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和“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王、顾等人以此宣告晚明时期的空疏学风之终结,同时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他们大胆怀疑君权,顾炎武说“善为国者,藏之于民”,提出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主张,尤其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更具有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成为激励中华民族一代代人永远奋进和承担使命的精神力量。

林宾日正是这种“经世思想”的追随者,并深受其影响。

他把这一思想也传授给了儿子林则徐。

食儒学之士,对儿子的教育上更为注重灌输先进理念,抛弃空洞无物之说,给儿子打下坚实的为民为社会努力进取的思想基础。他发现儿子天资聪颖,“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而施者耳”。林则徐自己也回忆说:“其论诲人曰:《易》以蒙养正为圣功,养之时义大矣哉!养其廉耻,使远于奇邪;养其天真,庶免于浅薄,夏楚收威,特其偶耳。”[1]足见,林宾日因材施教于儿子,启蒙教育中强调“正”“义”,知“廉耻”远“奇邪”,固其“天真”,力免“浅薄”,几乎是进行着一场“根红苗正”式的幼年童年教育。他自己也为人师表,做人作文被人赞颂道:“视人之急犹己家,虽至贫再三,党疾病死葬,靡不竭力解推,忘乎其为窭空也。”林则徐小时曾亲眼见父亲把米送给一贫如洗的三伯父天策,自家此时也已停炊挨饿。后来把过继给三伯父的弟弟霈霖又接回,自此林则徐也有了弟弟陪伴在左右。林宾日去正学书院任主讲时,“其贫不能赴省试者,解囊为助,由是士气奋兴,科目复盛,士皆感服,相率为府君立像,府君以其近名,力止之。”[2]林宾日的这种助人为乐提携弱势的情操,无不影响着成长中的林则徐。

父亲兼老师林宾日,知书达理的母亲陈氏,手把手地教育和细心呵护,林则徐的童年少年时代还算是顺畅,生活在虽清贫但也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环境中,身心健康地成长。他的聪颖天分,没有被扼杀,反而获得充分开发,小荷渐露尖尖角,开始受众口称赞了。游光绎在《送林少穆庶常入都》中写道“以童年擅文名”,显然他自小作文卓尔不群,已获认可。也许后人为推崇他之故吧,收集整理或编写了许多他的聪慧出众的趣闻,如郭白阳《竹间续话》稿本等,在此摘录几条:传说乡邻长者为试他文采出对曰:“鸭母无鞋空洗脚”,林则徐立刻回称:“鸡公有髻不梳头”;还有一次,塾堂学友相携游山,先生向他们出“山”“海”二字,造一对七言联句,当其他同学还在默默思考时,林则徐出口成章:“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如果,这句子果真出自林则徐之手,那么足见他小小年纪业已流露出宏大的抱负,志存高远。总之,无论这些后来的传说美谈是不是出自林则徐,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从小已显露出不凡的才华。

林则徐在成长,而他的父亲林宾日,也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哪怕微小的改变,都牵涉到林则徐的成长。按俗话说,他好,林则徐才会好。就是那会儿,也是个“拼爹”的时代,人类任何时代任何种族,基本都大同小异。当然拼不了爹的和无爹可拼的,就靠自己打天下了,这样的现象,开国者创世者中比较多见。林宾日,在林则徐十二岁时(1796)正式执教于“文笔学院”,这是一次很大的改变,离开家庭小私塾,于府衙认可的大型书院任教,对他来说这是一次人生的飞跃。

这一年,十二岁的林则徐参加乡试,中佾生。在清代,佾生指朝廷及文庙举行庆祀活动时充任乐舞的童生,文的执羽旄,武的执干戚,合乐作舞。又叫“乐舞生”,简称“佾生”。显然,这对青少年来说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愚钝笨拙的孩子肯定不行,获得佾生对孩子名声的提高和未来进取,还是颇有裨益的。

过了一年,林则徐十三岁时参加郡试。据记载,当时的考官钱学彬,经面试后大为称赞他,擢拔其为第一名。还流传这样一个趣闻:此次郡试,林则徐正好与一位老童生成绩齐肩,两人难分伯仲,考官加一次面试决胜负,当时出对曰:“童子何知”,林则徐抢先应对:“大人利见”。而那位老童生一时应对不上,无奈认输,愧曰:“老夫耄矣。”后来考证,这其实是个谬传,与林则徐一起参加郡试的那位所谓“老童生”名叫林靖光,人并不老,林则徐在自己诗文注解中也曾言“仆十三岁与君应童试,曾共冠曹”[3]。

再过一年,林则徐步入十四岁,出落得亭亭一少年。

这一年,他迎来人生第一次飞跃。在鬓白父母的期盼与鼓励下,一弟六姐妹相送的嬉闹中,林则徐大胆参加清朝科举考试,并一举拿下,中了秀才。对一个少年来说,这是何等的大事,何等的辉煌!严酷的科举考试,击倒过无数饱学之士,有人一辈子苦读奋斗不成,最终饮恨而去,《范进中举》的悲剧演绎了一代又一代,而这位才十四岁、稚气未褪的孩子,却得来毫不费功夫!其父林宾日,也算是个智慧之人儒学扎实,那也奋斗到三十岁才中秀才,而林则徐比他父亲整整提前了十六年。这是个多大的空间啊,为自己走上社会获得功名提前了很多年,为自己人生进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筹备了足够充裕的时间。

林则徐,可谓少年得志。

林宾日,这位一介寒士,肯定为祖灵上香时双手再次激烈颤抖,心中也肯定没少感谢祖灵惠顾,祖坟冒青烟。老人家后来擅丹青,最有名的就是一幅《饲鹤图》,父亲去世后林则徐一直把此画带在身边。画中,一老翁饲养两只鹤,一只放飞高空蓝天,一只守护身边,安详惬意,极富寓意。显然林宾日对自己培养出林则徐这样的好儿子,内心里十分满意,不乏自豪。生活中,老人就饲养着几只仙鹤,以应和当初梦见凤凰高飞之景。

那么,光宗耀祖的林则徐,凭什么考中的秀才呢?

一篇文章。一篇命题八股文章。

历史记载中,人们能够看到的林则徐遗留最早的文章也是这篇,他首次参加科举考试的应试文章,篇名曰《仁亲以为宝》。追随时风,受历代传统八股文影响,他这篇文章辞藻华丽,议论激荡,也不乏自己独到的见解,如水澎湃。别看年少,对世事针砭有据,行文纵横老成。篇中有不少流传的名言警句,如:“表里山河,天下有失而复得之国;墓门拱木,自古无死而复生之亲”等,当时被广为传诵。在未来的岁月中,成为他至交好友的同窗梁章钜,十分喜欢此文,把其中四段文字收入他所编纂的《制义丛话》卷十七里。

一个人的流年好运,一旦打开大门,连城墙都挡不住。

人间事,还往往都好事成双。中秀才后的第二年,声名鹊起的他,迎来了人生第二件好事,也是终身大事,婚姻。也许都是冥冥中的安排,他一生相濡以沫的伴侣,此时也如期出现。曾经做过河南永城县知县大人的名儒郑大谟,相中林则徐做乘龙快婿,许配大女儿郑淑卿为他做妻,并举行了订婚仪式。那会儿,郑淑卿才十岁,定的几乎是娃娃亲。

显然,这位大儒慧眼识珠,选到人中俊杰。

这些似乎又都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其实,还是应了当下一句流行语: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人生功课,第一步做好了,一切就随着来了。只要抓住就行。

注释

[1]林则徐《先考行状》,载《云左山房文钞》卷二。

[2]林则徐《先考行状》,载《云左山房文钞》卷二。

[3]《云左山房诗钞》。

三 这只天鹤,即将放飞

这样来看,林则徐一切很顺利,人生之路一步步都如愿前行。

然而,大地上并没有直线流淌的河流,天空中没有不回转的旋风。

何况生活在复杂甚至残酷的皇权社会底层,一介书生想出人头地,挤进那讲究门第的上流官僚阶层,岂可那么容易成功?考中小小的科举秀才,只是证明开步还算不错而已。

唐诗人白居易在《放言》诗中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他这名句,似乎不光是说给诗人听的,香山居士也曾经历几多官场起伏,何不深知其甘苦深浅。

能不能成材,还看林则徐在接下来若干年如何加以修炼,再看本人造化了。

订完婚,林则徐凭借秀才资历,顺利进入福州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继续深造。他踌躇满志,顺风顺水,将在这里读七年书。这七年,相当于如今的中学大学连读一样。这里既是继续参加科举考试的预备阶段,也是未来打入官场的基础打造和奠定过程。

先说说这所鳌峰书院。

那时候,鳌峰书院颇风光。它位居清代福州四大书院之首,社会地位和办学能力可与如今的厦门大学比拟。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闽省巡抚张伯行改建九仙山麓原一所尼姑庵鳌峰坊而创立。这个张伯行也有来头,康熙曾赞誉其为“天下清官第一”。当初张伯行任江苏按察使,级别属巡抚之下。按照官场流行惯例新任官员要给巡抚总督等上司送礼白银四千两,以求关照提拔,但张伯行秉性耿直,从不巴结上司,对此腐败风气深恶痛绝,拒绝送礼,并在任内尽力革除地方弊病整顿吏治,因而得罪总督和巡抚,常受排挤。康熙南巡到江苏,在人才举荐名单中没有看到已闻名朝野的张伯行,就训斥总督巡抚:“朕听说张伯行居官清廉,是个难得的国家栋梁之材,你们却不以举荐!”说完转向张伯行:“朕很了解你,他们不以举荐,朕举荐你。将来你要居官而善,做出些政绩来,天下人就会知道朕是明君,善识英才;如果贪赃枉法,天下人便会笑朕不识善恶。”遂当场破格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

张伯行没有辜负康熙期望,在福建办了不少好事,著作甚丰,雍正时被提拔为礼部尚书。他开办的这所鳌峰书院,校址风景幽静而秀丽,书院内有书舍一百二十间,后院有几亩荷花池,水清照人,水中立一座日鉴亭,上写“澜清学海”四字,也是康熙御笔亲题。书院内一座藏书楼,收藏御赐各种法帖,如《淳化阁帖》《渊鉴斋法帖》、御撰《古文渊鉴》、御批《资治通鉴》、钦定《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等等,还存有数量颇大的经、史、子、集。书院里另辟一座正谊堂,广泛搜集先儒名士的遗著,组织院中师生按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等六部,将其刊印成《正谊堂全书》,凡五十五种,被世人称颂为“宋儒理学之著作,此为渊海已”。

书院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官帑和洲田数千亩土地。由官府每年从洲田收取租谷或现银,分配供给鳌峰、凤池、越山三所书院,而鳌峰所得独多。雍正十一年(1733),把鳌峰书院扩建为省城书院,考选全省九府一州学行优秀士子入学,提供全部食宿,几乎是学费全免。在每月初或月半中讲学,“由山长主持,高坐堂皇,命题宣讲,或讨论经文,或演绎济世之学,诸生环列侍听,肩背相望”。山长,是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一贯尊称,自五代名士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时受业者称之为山长起,被后世沿用。书院,自宋代将建于南唐的庐山白鹿洞“白鹿国学”改成白鹿洞书院作为藏书讲学之所后就如此叫起,元代亦于各路、州、府都设书院,设山长,明清则沿袭元制,乾隆时期曾一度把山长改称院长,清中后期仍叫回山长。民国废除科举之后,书院改称学校,山长的称呼终被废止。山长的地位在乾隆时期就有所下降,讲学而兼课士,以八股文和试帖诗为主。鳌峰书院先后历任山长为林枝春、朱仕琇、孟超然、陈寿祺等人,都是当时名士。学生士子中,有梁章钜、廖鸿荃、蔡世远、蓝鼎元、林则徐等,后都功成名就,为书院扬名增光添彩。鳌峰书院在光绪末年改为校士馆,接着又改为福建法政学堂,现在是福州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的校园。

在这所当时算是赫赫有名的鳌峰书院,林则徐整整读了七年书,真应了那句“辨材须待七年期”。

那么他在这里究竟修炼了哪些高深学问?也让咱们来瞧瞧。

林入学前的前任山长叫陈寿祺,他在道光五年(1825)为鳌峰崇正讲堂定下八条规则:一曰正心术;二曰慎交游;三曰广学问;四曰稽习业;五曰择经籍;六曰严课规;七曰肃威仪;八曰严出入。

以上诸条规则,都有详细要求、阐释。

此外,陈寿祺还一再明示诸学子:重廉耻而敦礼让;辨义利;早立志(入学之初,即当立定志向);尊经书;秉持守约、虚心、乐群、敬业、课文等严格的具体书院规则。

在这样的学习环境,读通那么多经典名著,还有那么严格的管理规矩,如果还学不成个人样,那只能怪自己实在没有天分,不是成材的那块料。毕竟优秀的出类拔萃之人,永远是少数。

林则徐入学时,当时出任鳌峰书院的山长是郑光策(1759—1804)。

这位郑光策,也并非凡人,初名天策,字宪光、琼河、苏年,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举人,名列第二,次年成进士。后回归闽地,主讲泉州,喜读“经世有用之书”,《通鉴》《通考》、唐宋名师、明清顾炎武等人著作,无不熟读精思,“靡不贯串,如数家珍”。乾隆五十二年(1787),陕甘总督福康安奉命前往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途经泉州时召郑光策任幕僚,提出十二条建议均被采用。翌年正月,巡抚徐嗣曾前往台湾处理善后事宜,郑光策再提出八条改革台湾吏治,“设官庄”“举吏职”而“善择守令”。后来他主讲福清书院和龙岩书院,嘉庆二年(1797)主讲福州鳌峰书院,主张改变“所用者非所习,所习者非所用”的积习,提倡“经邦济世”之学,主张“立纲纪,明法度”“重内治而略远图,开诚以任贤,知人而善使”,并提出改革漕政、盐政的设想。这些思想后来被门人林则徐、梁章钜所丰富和发展。著有《西霞丛稿》十余册。由其婿梁章钜选编为《西霞文钞》上下两卷,刊行于世。

郑山长还有一番经历,更令人惊诧。传说乾隆游江南(1784),恰值闽浙诸子会试于杭州,大臣和珅为献媚皇上,把试卷有意“于御座下脚几坐收试卷”,逼迫众“纳卷者必屈膝”,郑光策正好参加本次会考,他是个耿介正直之人,对和珅的借机施淫威十分不满,“侧目之,愤形于色”,然后,相约闽籍士子林乔荫等几个人,“以长揖退”“洒然返里,益肆力于学,尤喜读经世有用之书”[1]。那时期,社会文人学子普遍惧于文字狱迫害,精神苦闷而不敢出声,只是埋头读书,开口闭口程朱理学,回避现实不问政治,而学术上更是盛行繁琐拗绕,内容又空洞无物,虚意浩帙,于世事丝毫没有意义和用处。郑光策对此腐朽风气,大不以为然,甚至愤慨,直言“近日学者,气习污下,奔竞卑鄙”。自他主讲鳌峰书院之后起,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要求学生“明体达用”“以立志为主”,具有“不已”的进取精神,以及“为治之术,以得民心为本”的民本思想。

这些对林则徐早期思想的形成,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可谓严学出正人,名师出高徒。任何时代都一样。

郑光策山长的为人风骨,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对年轻的林则徐来说,是敬重的楷模,仿效的榜样。在这样高师带领和其办学宗旨倡导下,林则徐在七年学院生活中受到的熏陶是深刻的,也是丰厚的。他耳濡目染,自己又刻苦钻研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研读经典史籍,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也大为开阔起来,为他未来人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为谢恩师郑光策的栽培施教,林则徐曾著《郑苏年师抱膝图遗照》诗及前序,以表示对师恩的感怀。

除此之外,林则徐视角也很广,为汲取成长的养分,他的目光始终紧盯着周围对自己学养能有帮助的饱学之人,而福建不缺这样的人才。自朱熹在福建讲学,弟子多为福建人,形成的学派也世称“闽学”。明代大儒王阳明弟子也在福建办学,在“经世致用”思想提倡之前,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口号的理学之说在福建还颇有基础,何况“程朱理学”自宋之后始终是明清的官方主导思想。刚起势的“经世致用”派,对此主导思想也只不过是改良而已,并非全盘否定。在这时期,林则徐在父亲的举荐下,结识了陈寿祺这位前任山长。此君被后人梁启超称之为“今文学之初期”“研究今文遗说者”,评价很高。陈寿祺又名恭甫,字介祥,在闽地名望很高,二人相识之后,作为前辈的陈寿祺对此好学晚辈十分赏识。林则徐也在日记中写道“比数过从,通悃愫,讨文字,欢甚”[2],并为此忘年交赋诗曰:“束发读公文,珍如观鸿宝。”显然,他与陈寿祺的交往中颇受裨益,十分珍惜。

素来有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也许是祖先和父辈的遗传吧,年轻的林则徐十分好交际结友,性情也洒脱文气,文友们都愿意与他交往。书院里,同学当中可是人才济济,汇聚了福州和闽地众多英才,如梁章钜、杨庆琛、廖鸿荃、沈廷槐等有志青年,他们都是林则徐的至交,亦称莫逆。

恰同学少年,意气风发。

林则徐对梁章钜深吟:“与君旧住屏山麓,对宇三椽打头屋。”

梁章钜衷情回赋曰:“屏麓苔痕润,钤斋烛影红。”

原来他二人不仅是同窗,还是同居一条巷子里的近邻,少年玩伴。“某未冠,受业于郑进士师,即与君习,继与君居同巷,又同馆于人,数晨夕者有年”,林则徐后来在《梁芷林方伯室郑夫人墓表》里如此重情写道。

那会儿,林家是个对学子们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林母为人和蔼善良,父亲林宾日则是恬淡涵养,又身兼家旁文笔学院主讲先生,从不严苛孩子,学子们都愿意聚集在他这里,纵论天下文章。此时的林宾日,也今非昔比,处境和心态均有变化,他效仿远祖林逋“梅妻鹤子”的美誉,也在自家园里饲养鹤,以陶冶性情。林则徐的书院同窗们,常结伴来他家赏鹤,成为一件美事。好友廖鸿荃还特此写诗云:“记曾文笔峰前过,放鹤人归楚士家。不敢轻将和靖比,一生孤冷伴梅花。”

诗中提及的“和靖”便是林逋,他是北宋初年著名的隐逸诗人,深隐杭州西湖结庐孤山,终身不仕,未娶妻室,种梅养鹤成癖,被世人称颂曰“梅妻鹤子”,逝后被宋仁宗赐谥为“和靖先生”。

同窗郭柏苍,怀旧林家情境和受业于林宾日的那段日子,在其《我私录》里记述得颇为中恳而深情:

嘉庆元年(1796),始受业于林师孟养。师讳宾日,侯官岁贡生,授徒奉父。我随师在文笔书院寝处者九年,得与师子少穆、癸酉举人梁友馥梦花、巳卯副榜陈伍畴志松辈朝夕相亲。以十九岁毫无一解之人,至二十五岁竟授知于恩雨堂学使普,至二十七岁后,以教读持家,始违师之面。

这个郭柏苍,岁数小于林则徐不少,几乎长在林家,视林宾日如父。他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捐资为内阁中书,长期里居承揽盐税。家资富有,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修建学校,兴修李纲祠堂等。酷好藏书,对天文、地理、河运、山川、风土、物产、人文、史迹等都颇有研究。考证编著《海错百一录》,另著《闽产录异》,主编《乌石山志》,辑录地方历史掌故《竹间十日话》《福州浚湖事略》《闽会水利故》等书,还有诗文手稿《鄂跗草堂诗集》。

因而,他所著述的林则徐和林宾日家事,都很靠谱。

注释

[1]《儒行郑光策》,《福建通志》卷四十。

[2]《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

四 漫漫赶考路

福建地灵人杰,人文荟萃。

清朝承袭科举制后,先后共录取进士三万余人,其中闽籍人士就占了一千三百七十七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一族五代登进士、一家三进士,都不新鲜,福建真乃藏龙卧虎之地也。

二十岁时,林则徐终于结束了长达七年的鳌峰书院读书生活。

当年(1804)秋天,他心气儿很足地参加了乡试。

一考便中第,获第二十九名举人。

这个年轻才俊,十四岁中秀才,二十岁中举人,可是一步一个飞跃。“学而优则仕”,是当时社会为读书人提供的唯一阶梯,也只有这条独木桥了。饱学之士要想一生有所作为,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必须沿着这条独木桥往前行,顺着这个阶梯往上爬,掉下来就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该干吗干吗了。

考试中第后,接着便迎来洞房花烛夜。

人生两件幸事,林则徐都赶在这年秋季的同一天给办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曾经的县太爷郑大谟的千金自十岁便与他订婚,已苦等七年整,据说就是选在发榜揭晓的“鹿鸣宴”这一天,他们拜了天地。

老秀才林宾日,还真会选日子。发榜日,必然是朝廷选的黄道吉日。

娶完媳妇,林则徐一心准备第二年的会考。举人,可不是他的句号。凭举人还进不了仕宦阶层,必须考取进士才行。这个路数,志存高远的老爷子林宾日早已为他选定好了。养鹤的目的,就是为了放鹤。

进京赶考,是个多么充满诱惑的词儿。

可又是充满了荆棘艰辛和悲酸故事的词儿。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为此奋斗一生,到头来还是一场空,不是客死他乡就是穷困潦倒,人生再也不能振作起来。这条独木桥,太拥挤,太残酷,走通者成功者毕竟古来太少数。

嘉庆十年(1805)初,林则徐离开新婚妻子,远赴数千里外的京城赶考,迈开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这一次,他名落孙山。

第一次赴京赶考,便以失败告终。长这么大,也许还是头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这些年,路子走得基本顺利,一直在众人夸赞中成长,这下对他的打击不小。不过,失望还是暂时的,毕竟年轻,日子还长着呢。

满腹经纶,才高八斗,为何会失败呢?

史家书籍里,未详细提到他这次落榜的具体缘故。

毋庸置疑,自然是命题八股文章没作好。主考判卷老师的思想,与他没有对上路数。这会儿的林则徐,基本建立了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先进思想理念,深受父亲和恩师郑光策等人影响,对儒家理学思想则持改革和批判的态度。或许主考官是个老学究,儒家理学毕竟是朝廷官方认可的主流思想,也许他从这年轻人文章里看到了离经叛道的味道。一个二十岁乳臭未干的学子考生,不可能被允许对正统思想抱有些许的不敬和质疑。

失败没关系,年方二十,从头再来就是。林则徐的心是坚定的。

现实中,他依然我行我素,活来自得。

或约学友梁章钜等吟诗作画,游览山野,纵论天下事,或常随父亲,参加一个效仿白居易“香山洛社”[1]的“真率会”文学团体活动。那会儿,福州的这一文学小沙龙颇有意思,主要由林宾日和当地耄耋名宿赵在田、谢曦、陈烺、林芳春、林雨化等人为骨干组成,几乎“月必数集,集必竟日,讨论文字,上下古今”。据记载,讨论的主要内容还都是围绕反对古板、庸俗、守旧,主张“纵谈不讲之乎者也”“说家常不及男婚女嫁”、相见“主客一揖作罢”。这些老者,居然谈论的是这样的内容!他们的思想还如此开明、解放、不守旧,真令人意想不到。在当时的福建,理学盛行之地,他们还能如此地树立清气之风,追求淡雅简约格调,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思想又是何等的活跃、开放、讲究实际!当然,这也基本吻合了当时正在兴起的“经世致用”这一先进的社会思潮。

这个文学沙龙的活动地点,平常选在当地名宿林雨化的宅邸。

此翁,字希五,乾隆末年因揭发贪官福建按察使钱史椿而含冤入狱,钱某逼他认罪,他慷慨直言“利害吾不敢知,所知者道义而已”,拒绝屈膝,最后被流放新疆。他秉性耿直,敢言时弊,不畏权贵,晚年从边疆回归故里,依然故我,丝毫没有泯灭了性情,仍旧保持着当年的锐气。青年林则徐从小听说过此前辈的事迹,心里一直十分仰慕,如今随父亲与其相识,聆听教诲纵论,耳濡目染,对林则徐的激励和人生启迪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他仔细拜读林希五所赠《林希五文集》,感慨万千,欣然命笔写下激情洋溢的一篇文章,称颂他人格如司马迁,文风似受贬谪的柳宗元,同时慷慨抨击官场污浊和恶势横行:“先生梗直独操”“身处冷官,触怒权贵,至于文致周内,下狱投荒,垂白在堂,孤身万里,士君子固有遇人不淑,守正被害如先生者乎?此固见者之所怒目,而闻之者之所扼腕也!”“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古今人不平则鸣,大率类此。”[2]

在当时,林氏父子相携参加“真率会”文学活动,也算是一桩美谈。也可想象,当时的福州文化气氛何等浓厚而自由。

读书,自然是林则徐那时候的最重要事情。他嗜书如命。

人,迷茫的原因,往往是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

现在有人曾说的这句话,也许,林则徐那时就明白了它的含义。

从其读书札记《云左山房杂录》中,人们可窥视到林则徐知识积累的大致过程。通读《老子》《庄子》《韩非子》《史记》《汉书》等典籍,再读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又涉猎历代诗文、笔记、医术,还有佛经、书法、碑帖等等,读得不可不谓广泛而庞杂,包罗儒法道佛,兼收并蓄。从《云左山房杂录》中,也可看出他做学问追求实际效用,不跟风,言行一致,反对人云亦云,与时风的开口程朱考据汉学不同,具有自己的独立学风。他杂记抄录前人名句警言,都有其独到之处和思想上的追求,如求知方面“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刘勰)、“勿苟且雷同,勿偏执臆见”“崇实行而不事虚名,秉公衷而不持偏见”,又如对现实表露批评方面“世尽思居奇之居,人竞为染指之望,徇私求索,借端凌践”等。尤其他摘录“岂为功名始读书”“以立志为先”,更是可以看出他心中立下的远大抱负和志向。也许,正是这一远大抱负志向,才是激励他崇拜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诸葛亮、岳飞、李白、白居易、柳宗元、文天祥等人的动力。

有一次,他约好友一起去越王山麓,为抗金英雄李纲修祭墓陵,心怀崇拜英雄情结,敬仰前朝名士而面对现世。

济时救世,正是他一生追求的抱负。

他在鳌峰书院读书的晚期,已经在闽县知县房永清处兼任书廪(书记员)之职,除了挣钱补贴清贫之家外,更注重的是借此早些了解官场和社会,以做人生历练的积累。自会试失败当年七月落寞回乡之后,林则徐因家境困难生活拮据,曾一度不得不步老父后尘,出门去当私塾先生,“以谋食故驰四方”。福州北库巷“补梅书屋”,便是林则徐最初教书的地方,屋内墙上有一联:屋小朋侪客膝久,家贫著作等身多。

后来,他又投房永清。这位识才的老知县房某,依然聘他为书记员,此时的房公已今非昔比,官升调任厦门海防同知职位。

这次履任,为林则徐终于打开了世界的另一扇大门。

厦门,当时是清朝海外贸易的一个窗口。自明朝时开放港口,清初曾一度海禁后解除,到了乾隆时期很兴盛,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港口和商贸城市。从这里出发的商船,北上去宁波、上海、天津、锦州等港口,南下可抵台湾、吕宋及南洋诸国,贸易往来非常繁忙。同时,这里的纸醉金迷也招来内外三教九流,社会风气日渐变坏。金钱的原罪,不小心就会引发物欲横流,娼妓、赌场、盗窃、抢劫肆行,其中尤为堪忧的是烟毒泛滥和走私猖獗,而且当时不少文武官员士子兵丁都沾染上大烟毒瘾,雷瑨的书《蓉城闲话》里称“皆有嗜鸦片之癖”。

海防同知房永清,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他的职责管辖就是,监理海口商贩、洋船出入税收、台运米粮、监收兵饷、断判官司词讼等务。

出任书记一席的林则徐,跟随房大人出行各处,记录和参与各项处理此类问题的公务活动,果然是一段人生不可多得的历练机会。尤其当时鸦片烟毒在福建沿海逐渐泛滥,使得社会上下颇受其害,不少户室已倾家荡产,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由此他内心里便开始对鸦片烟毒深恶痛绝。也许,后来他在禁鸦片问题上态度鲜明而坚决,正是从这里打下的基础。

那会儿,林则徐工作勤奋而机灵。书廪文牍,就是书写抄录文件、书信、案牍等,似如当今官场的秘书。他很快深得房公和各方青睐。曾任汀漳龙道道员的百龄御史都对他赏识曰:“目为大器,广为延誉。”百龄,姓张,字子颐,号菊溪,汉军正黄旗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督山西学政时被掌院阿桂重之曰“公辅器也”,后被乾隆提为御史。此人一贯负才自守,不轻易夸人,显然,他是最早辨识出林则徐乃“非池中之物”的慧眼之人。

其实,他还不是真正伯乐,只是识才而已。

真正发现千里马并起用林则徐的伯乐,是于第二年(1807)出现的福建巡抚张师诚也。这是他真正的命中贵人。据说,新上任的张巡抚,在一堆大小官职新年贺词类削牍文函中,发现了一篇行文流畅而颇有见地的词文,爱不释手,即刻派人查寻此文的写者是何人,并传令邀他一见。正赶上新年除夕,被查到的青年林则徐,以为出了什么事,匆匆赶赴巡抚官邸拜见张大人。

一生命运,由此改变。

缘分是“修”来的,修了一篇好文字。也证明了,是才必有用。至今无史料提供当时林则徐写了什么,无论如何,肯定是招张师诚心悦诚服了。一场深谈,又做些必要的重新测试,然后新年伊始便招入巡抚幕宾,司笔札。对于林则徐这段受张师诚知遇之德,林氏家族传说和闽士笔记等都有大同小异的记载。

张师诚何许人也,他可名头不小。当朝重臣,封疆大吏。

此人,字心友,号兰渚,浙江归安(今湖州)人,乾隆中南巡时召试赐举人,后授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吏部主事等,因得罪和珅降为中书。嘉庆元年(1796)重出,出任山西蒲州知府,历任雁平道,河南、江苏按察使,及山西布政使、江西巡抚提督等要职。曾参与平息陕甘诸省的白莲教动乱有功,深受嘉庆皇帝信赖。正值福建东南沿海海盗猖獗,以蔡牵、朱为首的匪贼祸乱海上,攻取台湾府城后称王形成势头,一再骚扰漳州等地,而福建军备废弛,官吏无能相互攻讦,便委任张师诚为福建巡抚,以期振兴地方吏治。他到任后,联手闽浙总督阿林保,亲督水师造船练兵,严防海口,追剿海匪,又加强整肃官吏,严治地方,取缔暗中勾结和接济海上贼匪的各小团体,如“刀枪会”“三点会”等具有反清色彩的民间组织。不久阿林保进京,张师诚被提升为闽浙总督,更是心无旁骛全力剿匪,坐镇厦门海防第一线,调度闽浙水师,合围几股相互配合的海盗团队,终于在广东黑水洋剿灭匪首蔡牵,令余匪朱渥、张保仔等投降归顺,以此彻底荡平东南沿海乱局,保证一方水土安宁,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

林则徐一直跟随在张师诚身边,亲历了这些惊心动魄的沿海剿匪军事活动和官场争斗,年轻的他几乎是经历着血与火的历练。他随张师诚移驻厦门,忙于文牍,同门好友梁章钜正好也在张府做事,对此见证说“张中丞筹海文移,皆出君手”[3],林则徐写下诗句:“回首闽南蹑时,行藏曾费几筹思。”张师诚十分认可林则徐做事,有一次天亮时回到书房,看到林一夜未睡端坐桌旁正完成奏折,深为感动,见他工作干练,书写文牍到位及时,曾言“是役也,僚属睹余督剿之劳,佥谓非余先得贼踪,飞檄催战,未必能如斯神速”[4]。足见,林则徐的能力和工作成效十分显著。

现在,有人总是以“农民起义”“渔民起义”的所谓“阶级斗争”观念来看待这些历史事件,而且以狭义的思路定论“只要反清就对”。窃以为,中华民族的这块版图上的各个朝代,性质上都是一样的,不能说唐宋是正确清朝是错误,也不能一概定论只要反官府反朝廷就是正确的“革命”行动,就要肯定它,然后又以此诟病林则徐帮助张师诚镇压了“农渔民起义”等等就是错误的,这都是拿今人的理念标准来套历史人物,显得幼稚而简单化了,不足取。

能够在一个有魄力有水平的长官手下做事,这是林则徐的运气。

张师诚是个十分爱惜人才的长者。他器重林则徐,如弟子般相待,平时用心栽培,林则徐在他手下也很是得心应手。金安清在《林文忠公传》里如是说:“卧阁挑灯,担毫削牍,郑亚改义山之序,昌黎定黄甫之词,经匠石之磨砻,斧如修月,奉篇之衣钵,斤亦成风。”从此段文字中可看出,林则徐当时是何等的兢兢业业,书写文牍何等认真刻苦,犹如晚唐桂州刺史郑亚给幕僚诗人李商隐(字义山)改序文,又如唐大诗人自称昌黎的韩愈,酌定门生皇甫写的词一样用心。这种评价显然不低。林则徐心里十分珍惜这份差事,跟随恩公出巡辖地,处理繁杂的官府事宜,“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金安清语),由此熟悉官场内幕套路,对他的从政能力和观察社会,都具有很大的价值。

当然,林则徐当幕宾后,受益最大的是他的家庭。

他一年薪俸可得二百两银子,这下全部还清其祖父欠下的刘氏老债,又凑钱买下了父亲林宾日现在租住的左营司那栋房屋。接着,在张巡抚举荐下,父亲林宾日携他弟弟霈霖赴将乐县主持正学书院讲席,年薪也达二百两。从此林家的家庭经济大有改观,生活也变得其乐融融,家里一帮丫头们的欢声笑语充满了左营司那座小宅子。

忙碌的文牍工作,跟随张巡抚的日日夜夜,并没有让林则徐忘了一件事,那就是赶考。上次的失败,一直使他耿耿于怀,想起来便睡不着觉,心中燃起跃跃欲试的希望之火。可恩公这里公务繁多,离不开人手,怎么好意思甩手走开。张师诚是一位善解人意的长者,岂能不知这年轻人的心思。其实他也不想把这样一个才俊,长期拴在自己身边,耽误了前程。于是,在一次饮茶闲聊中,提议林则徐再次赴京赶考。对此,林则徐内心的感动是无法言表的。受到恩公的放行和鼓励,他打点行囊再次出发,翻山越岭奔赴路途遥远的北方京都。

这是一八〇八年的十一月,当他一路辛苦第二年元月底才抵达京师时,那里正是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天气嘎嘣嘎嘣的冷。他如上次又借住前福建学政恩谱家里,做功课准备。

四月会试,如期开始。正如北方糟糕的天气,林则徐这次考试又很糟糕。

再次遭遇失败。尽管阅卷房师陈希祖尽力呈荐,还是没有被录取为进士。

会试的大铁门,再次向他关闭。黯然神伤,心情阴暗透顶,只好仰天长叹。

无心再逗留京师,匆匆离去。也没有像上次进京那般,沿途苏杭等地一路游山观水,拜谒名胜古迹,而乘上通州大运河的客船,顺水而下,直挂云帆回福建。五月底离京,七月中便回到福州,顺水下行毕竟比逆水上行快了很多日子。

无颜见父老妻小,羞愧心境唯自知。但毕竟已是二十五岁的男人,必须有勇气面对失败。老父亲林宾日自然知道朝廷礼部会试的难度,几乎是万里挑一的竞争,哪有那么容易。他安抚和鼓励儿子,来日方长。

歇息几日后,林则徐又投恩公张师诚帐下。显然,张公有言在先,不成则再回来,接着为他当幕僚。

忙忙碌碌又一年,转眼到了第二年十一月,皇上下旨召见张师诚。林则徐的机会又来了。

张师诚再次鼓动这位手下,随他一同进京,勉励他去准备参加来年的会试。为此,还为林则徐准备了盘缠,携他一同北上。

与当今秘书行多出官员相同,那会儿的书记员也容易走上此道。

张师诚相信自己的眼光,笃信不会看错。欣赏林则徐的才华,视他为“非池中之物”。

尽管两次受挫,青年林则徐还是再次鼓起勇气,背着行囊随恩公出发。韧劲十足,信心满满,去完成第三次赴京赶考。其实他人生的拼搏,刚刚启幕。

俗话说,事不过三。这次,终于成功了。

注释

[1]《唐诗纪事》:白乐天以刑部尚书致仕,集年高七旬以上者,饮于履道宅,为九老会。时游香山之龙门寺,各有歌诗。僧如满亦其一也。时秘书监狄兼谟、河南尹禄贞以年未七十,虽在会而不及列。又《霏雪录》:文璐公以太尉留守西京,直富韩公致仕,慕乐天香山之会,乃集洛中年德高者,为耄英会,就资圣院建耄英堂,命闽人郑奂图像堂中,共一十二人。时司马温公,年未七十,璐公素重之,用香山狄兼谟故事,请温公入会。道光三年(1823),道光帝为恒山大帝颁授“洛社耆英”古牌匾。

[2]林则徐《林希五文集后序》。

[3]梁章钜《送少穆携眷入都》。

[4]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