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党的作风问题的由来和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党的作风问题的由来

党的作风是党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党、评价党的重要依据。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一个政党内在品质的真实体现，既包括党员的思想作风、学风，还包括党员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党的作风不是小事，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影响着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好的作风是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基础。党的作风对社会风气具有引导、影响和制约的作用，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党风好，民风正；党风不好，社会风气就会受其影响，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就会受到损害。

重视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都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这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一个重要法宝。

一 党的作风问题的历史考察

党的作风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党的作风”这个概念最早是194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提出的。毛泽东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并强调“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1]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用新的工作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2]武装全党。这是毛泽东依据党的建设实际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任务，如何在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使党健康地发展壮大，成为当务之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初期，由于党内民主集中制不健全，滋长了家长制作风，而且出现了多次“左”倾错误，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得不到彻底纠正，还存在教条主义和狭隘的经验主义。因此，我们党通过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全面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并要求树立马克思主义作风，为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通过一系列的整党运动，清查了部分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等问题，消除了党内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为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面临稳固全国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革命的胜利导致有些党员干部革命意识淡化，过上了消极腐败的生活；有些党员干部滋长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逐渐脱离群众；有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出现了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的现象，这些都对党的作风建设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针对部分党员骄傲情绪滋生，出现官僚作风和思想、组织不纯等问题，党中央开展了整风运动、整党运动，显著改善了党的组织成分，提高了党员素质，对党领导全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起到了重大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党面临调整工作重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当时的主题。面对“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尚未完全肃清、党内存在一些严重不良倾向的局面，党中央及时作出整党的决定，并明确提出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经过三年整党，全党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方面取得较大成效，为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党又面临新形势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执政能力的历史任务。为此，党中央先后围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始终带头严格遵守八项规定。全党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党内教育，不断加强党性和党风教育，提高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执政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良好的思想保证、组织保证。然而，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形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作风建设实践中更加注重各项政策与改革举措之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通过实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强化反腐巡视利剑、完善制度保障等多项举措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使党的作风持续好转。但党风不正的问题根源仍未清除，滋生腐败的环境和土壤依然存在，作风问题仍面临反弹回潮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很多党的作风建设举措“还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病原体并没有根除；还有一些是因为不敢才有所遏制的，不能、不想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3]。

二 党的作风建设的思想基础

党大力推进作风建设实践，既需要科学理论作指导，又需要与我国本土文化相契合，这就决定了党必须一方面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作风建设的理论资源，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另一方面又要汲取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植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从而提升作风建设实践的实效性。

（一）无产阶级政党作风建设的理论资源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未能形成专门的、系统的政党作风建设思想，但他们留存于著述中的关于作风建设的观点，却可以为无产阶级政党开展作风建设指明方向。他们的一些“先见”，也是指导党的作风建设实践的一笔宝贵财富。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各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应该密切联系实际探索符合国情的斗争策略，他们指出教条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是应该摒弃的错误倾向。他们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4]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揭露无产阶级政党中的教条主义错误，并对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进行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理论需要在与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对理论的机械搬用不仅违背马克思主要理论的基本精神，而且会使其理论成为实践的严重阻碍。他们的相关论述具有鲜明的反对教条主义倾向，主张理论在应用中同实践相结合，这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作风的重要思想启发和理论来源。

列宁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展、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都需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如果在斗争期间，大多数劳动者，不仅大多数工人，而且大多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都站在我们方面，那么，我们就能真正取得胜利”[5]。为巩固政权，无产阶级政党同样应争取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只有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依靠大多数居民的政权，才能成为稳固的政权”[6]。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列宁意识到执政党角色的转换可能会导致党内滋生官僚主义，这会严重威胁党的执政地位，甚至导致和平时期的国家建设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想法，党才能实现合法的、科学的执政，“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7]。列宁指出劳动群众是苏维埃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和基础，脱离人民群众的共产党无法独自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8]。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传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之一。列宁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助于修正党内错误思想倾向，保持党的活力，“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9]。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难免会犯错误，所犯的错误可以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手段得到纠正，这样党也就得以不断地克服自身弱点，他提出应无所遮拦地揭示党的错误：“我们应当有勇气揭开我们的脓疮，以便老老实实地进行诊断，对症下药地加以治疗。”[10]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是要修正党的错误，保证党的先进性。他指出苏联共产党曾犯了大量的错误，但是“不管我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我们是在实践中学习，是在为掌握正确进行革命的艺术打基础”[11]。因此，一方面，他认为要在党的纲领的原则范围内保证批评自由，营造党内自由讨论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党内批评要讲究原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批评的形式方面应考虑党所处的外部环境，在内容方面要首先在苏维埃和党的工作实践中评判检验，而不能被无产阶级的敌人所利用。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的思想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2]中国共产党孕育于中国社会，先天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魂，在推进作风建设的实践中必然不能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割裂开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自先秦时期已有记载。当时封建社会中的民本举措本质上是统治阶级为加强自身对社会的控制力而对民众进行的安抚，事实上蕴含的安民、养民、敬民思想凸显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及密切联系人民的价值意向，这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提供了重要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思想，向全党同志倡导坚持知行合一。于知行合一处下功夫，既可提升认识水平，又切实可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思想内涵深厚，刚开始仅具考究事物之理、增强自身修养的意蕴。中国共产党深挖知行之辩中的合理内容，推进其实现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知行合一思想成为推进作风建设的重要思想。

（三）党在加强作风建设中发展

经过百年的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了优良的作风传统，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党可以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13]。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勇立潮头的坚强执政党，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不断发展的作风建设纠正了自身出现的错误。

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上下明确，导致党的革命事业举步维艰的原因不仅在于军事路线上的失误，更严重的在于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故而党内形成了“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14]的认知。在革命路线上，中国共产党摒弃固化和僵化的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弄清楚了中国的革命性质、革命道路和革命前途等问题，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路；为凝聚群众力量、保证党内步调一致和党内团结，中国共产党积极培育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处理党群关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调整党内关系。如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逐渐发展并确立了优良作风，对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提供了重要的策略供给、力量支持和精神激励的保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由于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已经被提了出来，因此，今后共产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才能负担这些任务”[15]。但当时作风方面出现的问题尤为突出：少数党员干部居功自傲、丧失革命斗志；官僚主义滋生，脱离群众现象严重；腐败堕落，宗旨意识淡薄；一部分投机分子渗透进党的队伍中。如果不能及时遏制这种错误势头，最终会危及党“进京赶考”的成功。针对于此，党展开了深刻的整党整风运动，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抑制了党内骄傲情绪和个人主义错误倾向的冒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倡导全体党员在执政的环境中保持革命时期的优良作风，继续保持高昂的革命热情，以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在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恢复了党的优良作风传统，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提出要将党的作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1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指出，党的作风问题中的“四风”问题“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17]。于是，党将纠治“四风”问题和作风建设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的切入点，坚持抓常、抓长，坚持“风气养成重在日常教化，作风建设贵在常抓不懈，时刻摆上位置、有机融入日常工作，做到管事就管人，管人就管思想、管作风”[18]，推进作风建设的各项要求和举措落地生根。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3]《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414页。

[5]《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42页。

[6]《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页。

[7]《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页。

[8]《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0页。

[9]《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4页。

[10]《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页。

[11]《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12]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1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15]《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17]《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72页。

[18]《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