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

1949年3月，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70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2]。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是基于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进行深刻分析作出的重大论断，彰显了百年大党对新时代执政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一 “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规定下，经过长时间的作风建设实践形成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3]，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环境中凭借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一路走来，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也必须在执政的环境中保持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开拓未来。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革命力量过分低估。大革命的失败导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受重创。此后，虽然注重对右倾错误的预防，但忽视了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1929年到1930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逐渐复苏的形势。伴随着革命局势的好转，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错误估计，国内爆发了国民党军阀之间的混战。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由李立三起草，他对革命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一方而（面），统治阶级继续削弱崩溃，另一方面，群众斗争日益逼近革命高潮，极明显的指示出这一军阀战争的前途，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4]。他批评“以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主张唤起广大群众拼死斗争的决心，因此要求全党和红军“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5]。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严重脱离当时的革命实际，急于求成，使党和红军力量受到很大损失。

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进行批判，认为只有亲身参加实践斗争才能形成直接的认识，而“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6]。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党内存在缺乏党性的倾向，党组织的某些个别党部和个别党员干部“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7]，为克服这些缺点，“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8]。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在中央党校所作的讲演《学习和时局》中重点针对党的历史上1931年到1934年路线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性总结与准确定性，他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9]，主要包括“陈独秀路线的错误”、“李立三路线的错误”、抗日战争之初的错误和抗日战争统一战线中的错误，因此他要求全党同志放下包袱，“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10]。1949年，毛泽东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他分析党领导的革命形势，认为我们将很快取得全国的胜利。他也正确预见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11]。

急躁冒进、骄傲自满是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大敌，也是导致党员干部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既是对待中国革命事业的正确态度，也是党员干部增强自身修养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并不能成为党沾沾自喜的功劳簿，也不能成为党永葆先进的凭证书。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十分弱小并长期处于环境艰苦的农村地区和边远山区；同时又因党未能取得合法地位而处于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军事封锁之下。这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革命条件极为艰苦，艰苦的环境考验着每一位红军指战员。

1929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地区，并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这期间，红军第四军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和流寇思想等，党内有些同志总是希望到大城市去享乐而不愿意到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去工作，甚至有些党员为此产生了离队思想，他们“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12]。中央苏区时期，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大力发展经济建设，重视农业生产发展逐步恢复和发展苏区经济，与苏区外界进行商品流通。

1935年，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回顾了长征的艰难险阻，指出：“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13]1936年，毛泽东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回顾从1921年建党到1936年的革命战争历史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14]，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奋斗中取得的成就使党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政治领导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斗争，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15]。

1938年3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革命实践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实现三民主义、扩大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16]是孙中山留给我们的遗产。同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讲话，他说为保证学习抗日的正确政治方向，“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得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17]。193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为振奋全体党员及全国民众抗日精神，提出必须厉行精神上的改造以养成“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伟大的抗战时代中，如果不养成艰苦奋斗的作风，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不能养成，而醉生梦死，苟且偷生，自私自利的恶习必不能除掉。”[18]

解放战争初期，党内一小部分党员干部一时沉醉于抗战胜利，对国民党必然要发动内战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他们不愿意继续艰苦奋斗，甚至极少数人产生了贪污腐化的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十分警惕这种错误倾向，并对这些错误进行了纠正。解放战争时期，党派大批的军队和干部到东北地区，有些干部不满于在艰苦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产生厌烦和懈怠的情绪，因此毛泽东提醒“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19]。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经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之后的路程更长、更艰难，因此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政治方向正确的基本保证。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凭借艰苦奋斗的作风攻坚克难，在极度困难的革命环境中不卑不亢带领中国人民同反动势力英勇斗争，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中国社会最黑暗的时刻以艰苦奋斗的作风孕育革命力量，促使其成长发展，“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20]。终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中国迎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而之后的道路更长、更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继续艰苦奋斗，赢得了更大的胜利。

二 从“两个务必”升华到“三个务必”，是对党的创新理论和光荣传统的传承和发展

2022年10月16日，在党的二十大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三个务必”的重要论断，即“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是对党的创新理论和光荣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不变的是一脉相承的自觉和清醒，我们党完成了更新、更高标准的时代使命。

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三个务必”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对未来的启迪。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和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中去深刻把握“三个务必”的丰富内涵。

第一，几千年治乱兴衰历史规律的深刻借鉴。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党持续探索的重大课题，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反复强调的重大问题。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彼时，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我们党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征程。如今，我们党已走过百年历程，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两个答案”从人民和党自身的双重角度形成一个权力监督制约的完整闭环，为我们党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三个务必”充分体现了“两个答案”的目标要求。

第二，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传承升华。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是党跨越70多年时空的对话，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遵循的宗旨、优良的作风以及一脉相承的自觉和清醒。一方面，“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对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的传承；另一方面，“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则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使命任务，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新征程上更新、更高标准的政治要求。

第三，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智慧结晶。当今，中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新时代赋予了意蕴更加丰富的历史智慧。“三个务必”是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宝贵经验，揭示了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内在秘诀，同样诠释了我们党在过去十年间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奋斗密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面临形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的情况下，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是因为其成功密码蕴藏在“三个务必”的时代智慧中。

“三个务必”言简意赅、字字珠玑，既强调“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与“船”的问题，体现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凝结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华，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新发展。

首先，“三个务必”的理论根基统一。马克思主义是“三个务必”形成的理论基础。“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是人民性这个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的深刻体现，反映出历史唯物主义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洞察，是对中国发展与政党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指向要永远将人民置于心中的最高位置。“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的内在要求，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时代要求，是坚持自我革命、提高执政能力的永恒课题。“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生动展现。

其次，“三个务必”的整体辩证统一。“三个务必”是相辅相成、联系贯通的有机整体。“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目标，体现了党的宗旨，决定“为了什么”，是“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目标归宿。“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保障，体现了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决定“为什么能”，是“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必要条件。“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方法路径，决定“怎么干”，是“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实践行动。

最后，“三个务必”的内部自成体系。初心是使命的价值本源，使命是初心的实践归宿，初心为使命提供价值指引，使命为初心提供实践支撑和实现形态，两者是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有机统一。谦虚谨慎主要指向主体自身，艰苦奋斗则主要指向客观对象。谦虚谨慎是艰苦奋斗的思想前提，艰苦奋斗是谦虚谨慎的内在要求，两者是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有机统一。敢于斗争是鲜明品格，是一种精神状态，善于斗争体现的是能力、本领，是敢于斗争的实践要求，两者是历史规律性与自觉能动性的有机统一。

时代考卷常出常新，赶考永远在路上。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唯有做到“三个务必”，才能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夺取新胜利、创造新辉煌，努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

其一，体现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洞察。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如果缺乏忧患意识、底线思维，不能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就难以战胜各种风险挑战，难以领导人民不断前进。只有做到“三个务必”，才能深刻洞察面临的任务挑战，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其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只有做到“三个务必”，才能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更好地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在新征程中不断攻克一个又一个堡垒、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其三，开辟事业发展新天地的现实保障。百年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风骨、品质已深深融入党的基因血脉，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我自岿然不动”，这是我们未来牢牢掌握历史主动的强大力量。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党面临的“考场”越来越大，“考题”越来越难，“答题条件”越来越难以预料。只有做到“三个务必”，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才能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才能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〇）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〇）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一—一九四二）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一—一九四二）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18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

[1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1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1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九—一九四〇）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1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