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和各种力量的艰难探索

鸦片战争以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但是，由于没有找到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动员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的各种斗争，都没能取得决定性的成果。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做了简括而深刻的总结，指出：“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倒下去了，有些觉悟过来了，有些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一）国际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世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列宁所称的“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时代，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争夺更加激烈，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并最终引发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之一，就是欧洲由原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逐步走向衰落，而与此同时，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则作为世界大国而迅速崛起。战争期间欧洲各国忙于战事，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美国和日本则乘机加强了对华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获得了短暂的发展的“黄金时期”。不过，战争结束后，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马上卷土重来，加紧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引起了战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又引起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之际，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从此以后，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经不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而是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共产国际（亦称“第三国际”）成立，其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国际条件下展开的。

（二）国内环境：救亡图存的社会心理与国家出路的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清政府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中国领土主权不断丧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图1-1）。1910年，上海《神州画报》主编马星驰根据当时的社会现象，创作的漫画《官与民之负担》（图1-2） 就十分形象地刻画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漫画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流着血汗的人民，身上背着一个写着“外债赔款及一切捐税”的包袱；另一部分则是在包袱上站着的手抱“责任内阁”的清政府官员。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都在思考和探索“怎么办”的问题。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艰苦探索。鸦片战争后，从农民群众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了早期的探索，提出了各自改革社会的方案。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和崩溃。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载，转战18个省，并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坚持斗争长达14年之久。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如东南沿海各省有天地会及其支派的起义；北方有捻军起义；西南、西北有各族起义。天京失陷以后，太平天国余部仍然坚持了4年之久。他们的斗争动摇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运动把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愿景用《天朝田亩制度》的形式完整地表达了出来。在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碰撞的新格局下，《资政新篇》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寻求出路的一种新努力。因此，太平天国运动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太平天国运动鼓舞和推动了当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运动是持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总而言之，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的基础，有力地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充分显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无法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单纯的农民战争无法担任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

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以抵抗西方侵略者。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领导了广州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他一改清朝官员“鄙薄夷人、惟我独尊”的观念，了解西方情况。他组织翻译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而编成《澳门月报》，还特别组织编写了《四洲志》以了解世界形势。为了满足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林则徐还组织选译了《各国律例》等书和大炮瞄准法、战舰图式等资料。通过了解，林则徐认识到外国的船炮技术远远高出中国，必须学习西人长技，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基于这种认识，他曾购买洋人大炮来武装清军，并研制、改进中国大炮。他甚至上奏道光皇帝，建议用官银的1/10做经费仿造外国船炮。他还对俄国彼得大帝微服出行、学习西方技术的行为表示了赞赏。林则徐后来把自己收集的资料和《四洲志》书稿交给好友魏源。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其内容除涵盖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并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祈、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兴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兴办近代企业。首先兴办的是军用工业，这些企业都是官办的，如安庆军械所。另外还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等。二是建立新式海陆军。一些地方（如京师、上海等地）军队纷纷改用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后又建设海军，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三是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包括翻译学堂、工艺学堂、军事学堂。同时，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和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总之，洋务派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发展民用企业，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

洋务运动时期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逐渐上升。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当作“奇技淫巧”，而被视为模仿、学习的对象。这一切都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但是由于洋务运动的强国方案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即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用”维护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的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体”，也就注定了这一方案失败的必然性。（图1-3）

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1895年，严复写了《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这一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康有为闻讯，即从上海赶赴北京，在当年12月和第二年的1月和2月，连续3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在书中，他向光绪皇帝分析了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同时再次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这对光绪皇帝的震动很大。此时的光绪皇帝，一方面深感民族的严重危机，不愿做亡国之君；另一方面也企图通过变法摆脱慈禧对他的控制。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变法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没有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而是希望通过改良，与封建统治阶级分享政治权力，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在经济上，维新变法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但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思想上，维新变法虽提倡西学，但仍然抬出封建思想的权威——孔子作为旗帜，以实现“托古改制”。

辛亥革命中的“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将这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从而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为之后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任何以帝制自为、封建复辟的企图必将破产。（图1-4）

但是，由于辛亥革命发生于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列强决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致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剥削奴役对象和市场。因此，他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他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帝国主义列强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齐勾结起来，联合绞杀了这次革命，篡夺了革命果实。

综上所述，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先进分子曾经企图通过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掀起“自强求富”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并进行“百日维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并发动辛亥革命，实现了中国在20世纪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但无情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改变。“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中国革命要胜利，中国社会要有光明的前途，就必须依靠新的革命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时代条件下应运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