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学
《文心雕龙·史传》第一节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刘勰的时代，欲接通古今，惟有文献一途。然而现代考古学的创立以及逐步走向成熟，却为我们走进古代世界揭示了更多的可能，因此很有必要使几乎被遗忘的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所谓“名物学”，二十年前专业以外的人知道它的还不很多，即便在学界也变得有点陌生，虽然它曾经是古代经学中重要的一支，在近代学术史上也还发挥着作用。名物学差不多可以说是随着科学考古的兴起渐趋式微，而二者本来应该是“同谋”。它不仅能够解决历史研究中的问题，还能够解决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沈从文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虽然有着特殊的原因，但从文物与文学的关系来说，这种转变其实也很自然。我对名物学的解释是：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所用的方法说来也很简单，即文献、实物、图像三头对案，让失散的名和物重新聚拢，然后拼镶起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若干生活细节，而它们本来是相互依傍的真实存在。那么这也可以说是选择一个角度进入历史，而在一事一物之微中作一点点侦破工作。
前面已经说到，我在遇安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诗经名物新证》，紧接着写作了《先秦诗文史》和《诗经别裁》。后者至今仍在不断重印，前者则很少有人提及，不过六年前采访过我的张定浩却注意到了这本书，并由此想到了我的读书和治学路径。他说：“《先秦诗文史》是一本很有特点的文学史著作，它‘欲从文史哲不分的浑然中抉发独特的文心文事。所谓史，却既非纵贯也非精通，而只是用了“笔削”的办法在选择中体现出评价’。但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您对此有何看法？这是不是和我们当下的学科体制有很大关系？联系起您读书从《管锥编》入门，这也迥异于大学中文系的通常读法。是否可以说，您的读书和治学路径，更接近于传统的中国古代学者而非受西方人文学科洗礼过的现代学者？”我的回答是：“《先秦诗文史》本来是集体项目中的一册，但完稿之后却发现它成了一首乐曲中的不谐和音，因此另外单独出版了。当时有朋友转告我网上的评论，道是书名不通，书也不是史的写法。我想读者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合乎常理的。我既没有进入文学史写作的规范体系，也没有（其实是不会）使用理论术语，当然怎么看去也‘不像’……我只能说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运用自己既有的知识储备，去努力贴近那个时代，去认识那一时代作者的文心，然后把自己的认识写下来。不必说这种认识是很个人化的，但它是否也可以算作文学史写作的别一种呢。”
在那一次采访中，张定浩又问道：“《先秦诗文史》完成之后，您的治学兴趣似乎就开始转向两宋乃至明代，仿佛被吴小如先生言中，‘从先秦入手，后来顺流而下’，是不是这样呢？然而当代学者似乎另外一直还有一种治学途径，就是逆流而上，从民国、晚清至明，进而再上溯唐宋先秦，您是如何看待这两种方式的？”我的回答是：“这一转变，得自老师送我的半部《全宋诗》。《诗经名物新证》完成之后不久，孙先生送了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北宋部分二十五册，书装满了一纸箱，当年老师是从北大骑车驮来直接送到我家，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岁了。孙先生说：这部书你以后会用得着。不过我可没这么想，因此连箱子都没打开就放起来了。直到《先秦诗文史》交稿之后，才忽然想起翻一翻，翻阅之下立刻有了兴趣，于是把南宋部分也全部买来，七十二册通读一过，从此就走出先秦时代了。”在通读《全宋诗》的过程中，我整理了几类感兴趣的问题：一是两宋香事，一是两宋茶事，一是宋诗中的日常生活。自二〇〇二年起，陆续写作并发表了相关文章，十年前出版《棔柿楼集》，这部分文章分别收入《香识》《两宋茶事》和《宋代花瓶》中。
我的金银器研究，则始于对《金瓶梅》中诸多名物的好奇。入手之后，才发现金银首饰的研究实在太少了，因此益发有了探索的动力。十年前出版了《中国古代金银首饰》，近日五卷本《中国金银器》终于问世，可算作自己二十年研究心得的一个总结。李旻在此书的《序》中说道，“考古揭示古人的做法，包括器物的制作流程与使用场景。名物探究古人的说法，在‘物’与‘文’之间架设桥梁。两者共同构成扬之水的研究方法”。“这部中国金银器研究巨作是一个文化史意义上的考古发掘——从尘封多年的出土金银器中发掘关于设计、制作、使用、传承的信息，进而考察它们的发展脉络”。他近日又进一步申说道：“巴米扬那种破坏性的断裂，金银器的销熔，都是剧烈且不可逆转的断裂，非名物研究所能阻挡或重建。然而，物与文的脱离也是社会大断裂的产物之一，至少这一部分可以通过名物研究使文明达到重生。”
当然任何研究方法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我以为最有意思的是用拼对的办法，找回在历史中失散的名和物（一面是文献中有这样一个名称，可是原本和它对应的物找不到了，或者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一面是考古发掘中出土某物，却不知道它原本叫什么名字）。通过拼对，名与物在文献、实物、图像的契合处一旦重逢，这便是最教人兴奋也最有成就感的时刻。然而这三部分材料都各有自己的偶然性，因此求证过程中，不免处处有陷阱，不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是方法的局限。再有便是个人的局限。老友李零的一句话我以为表述最诚恳：“我们每一个人的知识都是百孔千疮。”正所谓“生也有涯，无涯惟智”。读书，求知，所以一生不可懈怠，而人生的乐趣，也就在此。
欧阳修与蔡君谟论书道：“学书如泝急流，用尽气力，不离故处。”读书，治学，也有同样的感觉。《诗》曰“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放眼看去，目标仍然是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