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早期意大利与罗马的奠基
第1章
介绍早期罗马
公元前9世纪，罗马只是在拉丁姆发展起来的若干定居点中的一个。[1]它可能比许多邻居大，但即使在该地区内部，它也并不特别突出，遑论在该地区之外了。这一时期意大利中部最强大和最有活力的共同体位于台伯河以北的伊特鲁里亚。不过，到了公元前3世纪，罗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城邦，确立了对意大利其他地区的控制，并准备好了去征服一个横跨地中海的帝国。本书将探索罗马从起源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发展，它对意大利的控制的性质，以及它能够达到这种控制程度的原因。虽然在时间上非常遥远，但意大利和罗马最早期的历史回应了一些特别现代的问题。这些社会面临的问题包括多种族共同体中存在的压力和矛盾，如何处理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法律上的不平等，以及普通公民社会和国际精英圈层之间的交流。公元前3世纪时，罗马也在努力应对国家迅速扩张带来的道德和现实问题。
罗马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想要理解它离不开更广泛的意大利背景。本书的目的之一是介绍更宽广的意大利历史、它的诸民族和文化，以及探索它们与罗马的关系。当然，我们有关罗马的证据要比有关意大利其他共同体的复杂得多，因为我们拥有关于罗马早期发展的大量古代记录和许多考古学证据，尽管需要对两者进行解读。本书的组织原则是各章交替地讨论意大利和罗马，前者介绍更普遍的主题，后者专门研究罗马，并最终探究罗马与其邻邦之间的关系。
这个早期阶段的材料问题重重。我们拥有来自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丰富考古资料，但罗马本身的考古记录支离破碎，难以评判，因为自古以来那里就不断有人生活。文本材料造成了同样的难题。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文本中提到了一些同时代意大利和罗马历史的情况，但最早的罗马历史学家——他们的作品只有残篇存世——在公元前3世纪末和前2世纪写作。[2]一些共和时代中晚期和帝国时代的作者有作品流传下来，比如波利比乌斯（前2世纪）、西塞罗和瓦罗（均为前1世纪），他们的作品中包含了对早期罗马的评论，但对那个时期最早的叙述来自李维和哈利卡纳苏斯的狄俄尼修斯，他们在公元前1世纪末写作。缺乏同时代的文本证据，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现存史料的作者对公元前12—前4世纪这段时期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限的，而最坏的情况是他们缺乏真实的信息。罗马人保存有官方的国家记录和档案，但我们不清楚系统性的记录是何时开始的，在共和时代开始之前，私人或公共记录和档案很可能是有限或根本不存在的，而且它们很容易遭到毁坏。我在“材料说明”中介绍了有关早期罗马的古代记载，并讨论了它们带来的一些问题。
古代意大利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地区，拥有一系列截然不同的气候、自然资源和地形：从最北面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到拉丁姆和坎帕尼亚的平原，再到卡拉布里亚（Calabria）的干旱山地。沿海地区和一些河谷中（特别是波河河谷）有土地肥沃的平原，其间夹杂着更加多山的地带。作为意大利的脊梁，亚平宁山脉是一条高耸的、不适宜居住的山脊，它贯穿了整个半岛，将意大利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半。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海岸之间的这一天然交通障碍造成了这些地区不同的文化和经济发展轨迹。意大利在其他方面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位。它处在历史悠久的贸易路线的交会点：海路方面从希腊和东地中海到西班牙、法国和北非，陆路方面穿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欧洲腹地。它漫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大量天然港口，对于从希腊西部和达尔马提亚海岸出发的人员和货物，以及穿梭在西地中海的岛屿间的人来说，意大利都提供了一个既不遥远而又方便的交会点。意大利及其居民与一个范围广泛的联系网络相连，它从中东和埃及延伸到中欧，这一事实不仅体现在来自希腊和东方的进口物品上，还体现在与希腊和东方的接触对意大利文化产生的许多影响上。一个生动的例证是，罗马愿意借鉴和改造来自意大利和地中海各地的文化风格和习俗，同时又从未忘记自己基本的罗马身份。
沿海平原人口稠密，其特点是：城邦很早就发展成主要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且城市定居点的密度很高（地图1）。公元前9—前7世纪，原始城市定居点便已经建立。不过，与每座城市的天然领土边界都相当清晰的希腊不同的是，亚平宁山脉是这里唯一的主要地形屏障。一些地势较低的地区被丘陵地形分隔开来，但还有大片地区没有明显的天然边界，导致很有可能发生领土争端和国家之间的摩擦。大多数低地区域都拥有大量肥沃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因此随着不断发展的城市为自己争夺更多的土地和财富，战争在这里或多或少成了家常便饭也就不足为奇了。
城市化进程是理解意大利发展的一个关键概念，但它很难定义，而且学界有形形色色的观点。甚至在古代世界，这方面就有过相当大的变化：在古典希腊时期，城市的特点是由城中居民的特点和它物质形式的性质定义的，后来的希腊作家以拥有某些实体特征定义城市，而罗马人则以法律术语定义城市，即由罗马授予特许权利的共同体。[3]现代人对此同样众说纷纭，最新和最全面的尝试是哥本哈根城邦项目（Copenhagen Polis project），它将古代城市定义为人口不少于1000人，所控面积不小于30平方千米的定居点，拥有共同的名称，共同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结构。所有这些观点都认为，古代城市是城邦，包括一个中心定居点和由它控制的周边领土，后者为其提供经济支持。想要被认定为城市，定居点必须足够大，具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多样性和专业化程度，使其超越生计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或译自给经济，即仅能维持基本生存条件的经济状态）的水平，还要有政治组织和社会等级，以及超越家庭成员或亲属群体成员身份的公民身份或国家成员的概念。城市布局的正规化或纪念性建筑等特征不是城市的基本属性，但往往构成城市发展的一部分，而且是有用的判断标准，因为它们表明存在经济盈余和政治权威，以及利用它们开展大型项目的集体意愿。在意大利的许多地区，定居点的发展要早于城市化，它们显然比村庄更大也更富裕，但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核心，尚未达到城市所要求的复杂性水平。这些定居点由互相有联系、共享公共空间（经常是宗教用途）的住所群组成，他们被称为原始城市定居点，被认为是城市发展的前身。
由于崎岖的地形，意大利亚平宁地区与意大利低地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高海拔谷地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人口的大量集中。山区民族生活的共同体要比低地民族的小，前者依靠小规模农业和牧业的混合经济为生。该地区偏僻孤立，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和文化身份，在压力面前展现出非比寻常的韧性。虽然亚平宁地区拥有大量小型定居点，但在被罗马征服之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非城市化的。其本土政治和社会组织建立在由小共同体松散组成的联盟组织的基础上，非常适应该地区的性质。该地区的发展速度与意大利低地区域不同，但这些差异是源于对当地环境的适应，而不是落后或野蛮造成的。它们能够有效地抵抗罗马扩张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亚平宁地区的共同体发展出了一种在许多方面与城邦相似的国家形式，但没有大型人口中心。
相比地理上的多样性，古意大利的民族和文化多样性同样引人注目。那里生活着许多不同的群体，拥有各自的语言、宗教崇拜和物质文化，他们大多是原住民，只有定居在意大利南部和坎帕尼亚的希腊人（地图5和6）例外。古代作家认为，意大利中部两个最重要的群体是我们所称的拉丁人（Latini）和伊特鲁里亚人［拉丁语中称为Etrusci，希腊人称其为图瑞尼人（Tyrrhenoi），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可能叫拉森纳人（Rasenna）］。在拉丁姆中部以及台伯河和阿尔诺河之间的地区，很早就可以找到与这些群体相关的文化。伊特鲁里亚人的起源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源于他们独特的语言，它与其他任何意大利的语言几乎都没有相似之处，很可能不是印欧语。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他们是来自小亚细亚的殖民者，尽管这与其他古代史料相矛盾（希罗多德，1.93—1.96；哈利卡纳苏斯的狄俄尼修斯，1.30；斯特拉波，《地理学》，5.2.2—5.2.4）。[4]现在，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原住民族，尽管对古老的DNA样本的研究揭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发现。这些发现显示，古伊特鲁里亚与小亚细亚中部的人口有相似点，而伊特鲁里亚人的DNA与中世纪和现代托斯卡纳人的不同。不过，不能认为这印证了希罗多德关于伊特鲁里亚人是来自小亚细亚的殖民者的观点，对伊特鲁里亚人的DNA研究——至少可以这么说——仍有争议；其他研究表明，不同时期人口的DNA之间的不连续性在欧洲很常见，这应该归因于人口的长期流动，而不是希罗多德设想的那种短期内的殖民。
在意大利南部和山地，民族和文化特征更为复杂。对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定居点的位置，以及关于萨伦蒂纳（Salentine）半岛居民的文化和族群状况，史料中的说法大体上是一致的。除此之外，我们无法绘制出准确的公元前4世纪之前意大利的民族地图。古代史料大多写于这些文化早已不复存在的时候，对于谁生活在哪里，甚至半岛的哪些部分可以被界定为意大利，它们意见不一。[5]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一段大规模迁徙期，让一些群体从历史和考古记录中消失，而另一些新的群体则出现了。尽管从考古记录和铭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意大利有许多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共存，但要确定其民族的概念则困难得多。古代作家们经常将意大利描绘成一个部落社会的区域，并为它们打上民族标签，但我们完全不清楚，意大利人是否认为自己属于某些定义明确的民族群体。考古证据表明，城邦是该区域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主要形式。许多人可能把自己视作他们的家族、村庄或邦国的一部分，而不是属于范围更大的民族，集体性的身份认同似乎很不稳定。公元前5世纪的迁徙催生了新的群体，另一些群体则扩张到新的地区。沃尔斯基人（Volsci）、赫尔尼基人（Hernici）和埃奎人（Aequi）都是给罗马带来过麻烦的邻居，他们在这个时期出现，但在公元前4世纪被罗马征服后，他们又同样突然地消失了。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凯尔特人在意大利北部定居，伊特鲁里亚人转移到波河河谷，来自亚平宁山区中部的民族则集体迁徙到坎帕尼亚和意大利南部。[6]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意大利的文化地图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公元前4世纪期间，更清晰的民族身份开始出现，但即使在当时，大多数人仍然可能认为自己首先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政治国家或共同体，而不是民族群体——比如，塔尔奎尼人（Tarquinian）或沃拉特雷人（Volaterran），而不是伊特鲁里亚人。
在罗马崛起的时期内，它仅有一座城邦规模的行政机关能够使用。尽管公元前4—前2世纪内，罗马行政机关在复杂性上有所发展，但行政资源仍然有限。罗马的权力并非通过直接统治来维持，而是依靠一系列保持着距离的关系组成的网络，其间点缀着一些控制更为严密的地区。许多意大利共同体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尽管罗马能够得到它们的部分资源，特别是兵源。虽然到了公元前270年，罗马已经是意大利人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并非常坚决地回击了对这一地位的任何挑战，但罗马治下的意大利并不是一个直接统治的帝国。地区和民族认同仍然重要，但也是不稳定的。希腊、伊特鲁里亚和罗马文化都对意大利的其他民族产生了影响，就像罗马文化本身受到伊特鲁里亚和希腊文化的影响一样。直到公元前2世纪末和前1世纪，这个半岛才开始了文化上的罗马化；在此之前，意大利其他地区保留了自己当地的语言和文化，而有时被称为罗马化的文化融合现象还不显著。考虑到我们大部分材料的日期较晚，以及我们依赖从罗马观点撰写的材料，我们很容易忘记，直到公元前3世纪初，罗马才在整个意大利确立了主宰地位，而这种主宰地位的确立绝非一种预料之中的结局。即使在布匿战争期间，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罗马的意志只是决定其他意大利人行动的众多因素之一，直到汉尼拔战败后罗马重新确立了权威，罗马才完全确立了对意大利的统治。在这本书所涵盖的时期里，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崭露头角的过程，从众多意大利邦国中的区区一员发展到独占鳌头的地位，但更广泛的意大利背景对于理解这一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1]关于对罗马年代和纪年的讨论见附录。
[2]希腊史学家们提供了一些年代和事件的证据，比如塔克文被逐（波利比乌斯，3.22.1），并对一些同时代的意大利文化和事件做了评价。最早的罗马史学家法比乌斯·皮克托尔在公元前3世纪末写作。
[3]修昔底德（7.77）完全按照民族来定义城市，而柏拉图（《法律篇》，788—789）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30b）同时提到了人口和形式。相反，公元2世纪的作家保萨尼亚斯（10.4.1）表示希腊小城帕诺派俄斯（Panopaeus）很难配得上城市之名，因为它缺乏设施，而像塔西佗这样的罗马人也认为，城市需要具备特定的一系列建筑和法律地位（《阿格里古拉传》，21；《日耳曼尼亚》，16）。
[4]尽管他的主要关注点是希波战争的历史，但希罗多德的作品中包含了很多关于地中海其他地区的信息，包括西地中海。他对民族起源特别感兴趣，加入了许多建城神话。
[5]一些更早的希腊作家用Italike特指南意大利的一小部分。直到公元前4世纪，Italia（拉丁语）和Italike（希腊语）才被持续用来表示整个半岛。
[6]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凯尔特人的命名传统存在分歧。虽然考古学家偏爱“凯尔特人”，许多（尽管并非全部）古代史学家则称他们为“高卢人”，但事实上他们是同一个民族。这种分歧源于希腊人（Keltoi）和罗马人（Galli）对他们的不同称呼。在一些地方，甚至作为身份概念的凯尔特人也存在争议，被认为是现代人构建的，尽管这种观点相当极端。方便起见，本书中将用“凯尔特人”来称呼这一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