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章太炎對“互訓説”的批判

章太炎對“互訓説”的批判主要是針對戴震和許瀚的轉注學説展開的，在蘇州國學講習會上章太炎對此有過詳細的批判：

戴東原謂《説文》“考，老也”“老，考也”，轉相訓釋，即所謂“同意相受”。“建類一首”者，謂義必同耳。《爾雅》：“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此轉注之例也。余謂此説太泛，亦未全合。《爾雅》十二字，雖均有始義，然造字之時，初爲裁衣之始；哉（即才字）爲草木之初。始義雖同，所指各異。“首”爲生人之初，“基”爲築室之初。雖後世混用，造字時亦各有各義，決不可混用也。若《爾雅》所釋，同一訓者，皆可謂同意相受，無乃太廣泛矣乎？

於是許瀚出而補戴之闕，謂：戴氏言同訓即轉注，固當；然就文字而論，必也二義相同，又復同部，方得謂之轉注。此説較戴氏爲精，然意猶未足。何以故？因五百四十部非必不可增損故，如烏、舄、焉三字，立烏部以統之，若歸入鳥部，説从鳥省，亦何不可？況《説文》有瓠部，瓠部有瓢字，瓢从瓠省，實則瓠从瓜，瓢亦从瓜，均可歸入瓜部，不必更立一部也。且古籀篆字形不同，有篆可入此部，而古籀可入彼部者，是究應入何部乎？鴟，小篆从隹；雕，籀文从鳥：應入鳥部乎？隹部乎？未易決也。轉注通古籀篆而爲言，非專指小篆。六書之名，先於《説文》，貫通古籀篆三，如同部云云，但依《説文》而言，則與古籀違戾。故許氏之説，雖精於戴，亦未可从也。[12]

以戴震、許瀚爲首的“互訓説”是轉注學説中非常有影響的一派，除了戴、許以外，持此觀點的還有段玉裁、桂馥、王筠等人。戴震在《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中闡述了自己的轉注觀：“震謂‘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之體；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爲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互訓云爾。轉相爲注，互相爲訓，古今語也。《説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是以《序》中論轉注舉之。《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其六書轉注之法歟？别俗異言，古雅殊語，轉注而可知，故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數字其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卬、吾、台、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曰轉注。”[13]戴震認爲考、老，一爲形聲、一爲會意，這是“字之體”，而言轉注，當爲“字之用”，這就是戴震著名的“四體二用”學説，認爲前四書是造字法，後兩書是用字法。此理論一出，立刻受到極大的反響，支持者甚眾，他的學生段玉裁也師承了他的學説，段對轉注有這樣的闡述：“建類一首，謂分立其義之類而一其首，如《爾雅·釋詁》第一條説‘始’是也。同意相受，謂無慮諸字意恉略同，義可互受相灌注，而歸於一首，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其於義或近或遠，皆可互相訓釋而同謂之始是也。”[14]可見，在轉注方面，段玉裁完全繼承了戴震的學説。裘錫圭在《文字學概要》中把戴、段二人合在一起，作爲這一學説的代表，定義他們是“以訓詁爲轉注”[15]。

許瀚發展了戴震、段玉裁的轉注説，他認爲光互訓還不能滿足轉注的條件，還必須同部。他在《轉注舉例》中對“轉注”有這樣的闡述：“總之求轉注，必求諸《説文》本部，許所謂‘建類一首’也。部不同，非轉注，必求諸同部同義。許氏所謂‘同意相受’也。義不同，非轉注，同部同義，則其字必可以相代。”[16]另外，他對戴、段的“四體二用”學説也是持肯定態度的，他認爲：“轉注不更造字，弟取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字用之。假借係乎音，轉注主乎義。……假借必同音，轉注必同義。假借一字可當數字，轉注數字可當一字。……有轉注假借，而後文字之用乃推廣於無窮。”[17]可以説許瀚對轉注的貢獻不在於理論的創新，而是在於實踐，從而概括出“同部互訓”的七種情況。當然對於“異部互訓”許瀚没有進行深入的探索，這是很可惜的[18]。

針對戴震、許瀚的“互訓説”，章太炎有過詳細的批判，除了上文所引的蘇州國學講習會上的材料之外，章太炎早在《轉注假借説》中已有涉及，内容如下：

休寧戴君以爲：考，老也；老，考也；更互相注，得轉注名。段氏承之，以一切故訓，皆稱轉注。許瀚以爲同部互訓然後稱轉注。由段氏所説推之，轉注不繫於造字，不應在六書，由許瀚所説推之，轉注乃豫爲《説文》設，保氏教國子時，豈縣知千載後有五百四十部書邪？[19]

結合蘇州國學講習會上對“互訓説”的批判，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章太炎並没有全盤否定“互訓説”，對於戴、段的“互訓説”，章是有選擇性的認可；對於許的“同部互訓説”，章是基本否定的。下面一一分析之。

（一）對於戴震、段玉裁的“互訓説”

總的來説，互訓説是有它的道理的，對於這點，章太炎也是認可的，在他的《轉注假借説》中就存在著大量的相互爲訓的轉注例子，如：

（1）䔰，葍也；葍，䔰也。同得畐聲，古音同在之類。

（2）蓨，苖也；苖，蓨也。古音同在幽類。

（3）走，趨也；趨，走也。古音同在侯類。

（4）譸，詶也；詶，譸也。古音同在幽類。

（5）刑，剄也；剄，刑也。古音同在青類。

這些互訓的字不僅在後世文獻中可以混用，而且在造字時意義也是一樣的，可以看做是真正意義上的同義詞，這類是符合轉注條件的。但是如果互訓範圍過寬，那麽“一切故訓，皆稱轉注”，那些雖然後世亦能混用，但造字之時決不能混用的字也都成了轉注，這樣的轉注是没有意義的。如《爾雅》中的“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雖然都訓爲“始”，但是它們造字時的“始”義所指是各不相同的。這些就不能稱作轉注。

（二）對於許瀚的“同部互訓説”

章太炎是不認可許瀚的“同部互訓説”的，一從邏輯上進行批判，二從字形發展上進行批判。邏輯上：轉注先有而《説文》五百四十部後有，但按照許瀚的邏輯，轉注反而是爲五百四十部服務，被五百四十部約束。“六書”一詞最早見於《周禮·地官·保氏》：“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較早見於班固《漢書·藝文志》言：“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鄭眾注《周禮》言：“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許慎《説文》共五百四十部，於漢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命其子許沖進上《説文》十五篇。保氏掌教國子，按照章太炎的説法早於許沖上《説文》千年；班固卒於漢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是年許慎約三十四歲，還未開始著手《説文》的寫作（《説文》創稿於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即公元100年）；鄭眾卒於漢安帝元初元年（公元114年），是年《説文》還未寫成，鄭眾是看不到《説文》的。保氏、班固、鄭眾都看不到《説文》，那他們所言之“轉注”怎麽會符合許慎的五百四十部呢？字形發展上：字形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這就意味著部首也會不斷地發生變化，那麽“同部”就出現了問題，可能某幾字以前同部後來不同部了，也有可能以前不同部而後來同部。章太炎針對此進行了批判：

又分部多寡，字類離合，古文、籀篆，隨時而異。今必以同部互訓爲劑，《説文》鵰鷻互訓也，互訓也，强蚚互訓也，形皆同部，而篆文鵰字作雕，籀文字作鴟，强字作。是篆文爲轉注者，籀文則非，籀文爲轉注者，篆文復非。更倉頡，史籀，李斯，二千餘年，文字異形，部居遷徙者，其數非徒什伯計也。苟形體有變而轉注隨之，故訓焉得不凌亂邪。[20]

文字發展，部首隨之發展，許慎《説文》五百四十部是較晚出現的字體，與造字之時的字體肯定已有較大的區别了，如果以許慎時的“同部”去臆想造字時的“同部”，顯然是本末倒置的。經過章太炎的分析，許瀚的“同部互訓説”無論是從邏輯上、還是字形發展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另外，章太炎認爲六書皆是造字法，而非戴、段認爲的“四體二用”，這一點將在下文分析章太炎的轉注理論時作詳細的説明，兹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