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語源”一詞的使用情況

完成了對“語源”和“語源學”的新定義，我們還想關注一下“語源”一詞的使用情況，本節就對“語源”這一名稱的使用情況進行簡單的介紹，從而對語源學的歷史有一個初步卻直觀的瞭解。

“語源”這一名稱的歷史相對“詞源”“字源”來説要短得多，最多不過一百小幾十年的歷史，關於這一點任繼昉《漢語語源學》一書在區分“詞源”“字源”“語源”三者時已經有較爲詳細的介紹，兹不贅述。我們只想對“語源”一詞的歷史再做一點深入的介紹。

“語源”一詞雖然看上去是一個漢語詞，但其實最早把“語”“源”和在一起，並成爲現在這個意義，應當是從日本開始的。换句話説，“語源”是一個日本詞（単語）。它在日文文獻中最早的使用據《日本國語大辭典》記載出現於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和森鷗外的小説，記載爲：吾輩は猫でめる〈夏目漱石〉一〇「此ばぶなる語は如何なる意義で、如何なる語源を有して居るか、誰も知ってるのがない」*ヰタ·セクスアリス〈森鷗外〉「希臘拉甸の語原を調べて、赤イソキぺエジの緑に注して置く」[25]。（夏目漱石《我是貓》：“ばぶ這個詞是什麽意思，語源是什麽，没有人知道。”森鷗外《性慾的生活》：“查了希臘拉丁的語原，用紅墨筆在書頁邊上記了個注解。”）

《我是貓》是夏目漱石（1867—1916）於1905年發表的，《性慾的生活》是森鷗外（1862—1922）於1909年發表的，一做“語源”、一做“語原”，它們的意義是一樣的，都代表某個詞的音義來源。這是日文工具書中對日文文獻中最早使用“語源”（語原）一詞的舉例，距今亦不過一百一十幾年。而中國較早使用的是“語原”一詞，《中國語言學論文索引》（甲編）裏收録署名“寶雲”的一篇名爲《國文語原解》的論文，發表於1907年的《學報》[26]。名叫《國文語原解》的論文共有兩篇，除署名“寶雲”這篇外還有梁啓超的一篇，發表於1916年的《大中華》。1907年的《國文語原解》恐亦是梁啓超所作，只是梁署了“寶雲”這個名，因爲在1907年，梁啓超的《國文語原解》正式單獨出版。另外梁啓超寫過一首詞，名爲《憶江南·寶雲樓夏日即興》，是他1906年率全家遷往日本神户郊外須磨時所作，而寶雲樓正是須磨之一樓（見此詞題注）[27]。可見，署名“寶雲”的《國文語原解》即梁啓超的《國文語原解》當無疑。另外，在《國文語原解》中除了“語原”一詞外，梁啓超亦使用了“語源”一詞，如文末有“世有好治小學者，試取《説文》指事會意字而悉求其語源”[28]等言。

梁啓超使用“語原”（語源）一詞肯定是受到了日語的影響，原因有二：首先梁啓超作《國文語原解》的時候，人在日本，肯定是看到了不少關於語源學的材料，然後借用了日語中“語原”一詞的書寫形式；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晚清的知識份子，尤其是擁有新思想的知識份子，都爲救國救種有過深入的思考和積極的實踐，而梁啓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但他和當時所有的有志之士都面臨同樣一個問題，就是在面對新的學術概念（也包括一些舊的學術概念）卻没有準確的詞去表述時該怎麽辦？而這一問題又可以簡化成兩種選擇，一是採用日本人翻譯時所使用的漢字，二是採用以嚴復爲代表的翻譯西方學術著作時所用的詞。而梁啓超採取了兼用的態度，既在大量採用日語的同時，又採用嚴復翻譯的詞語，從而更好的爲宣揚國粹進行服務，正所謂“其於國粹之發揚，與國弊之矯正，或能間接以生效力”[29]。而梁啓超的這種以語源來發揚國粹的思想正與章太炎不謀而合，雖然兩人在政治觀點上就保皇還是革命發生了巨大的分歧，但在學術問題上，梁啓超卻撇開政治分歧，托蔣觀云請章太炎爲《國文語原解》賜序，並説“若太炎肯爲敘，亦學問上一美談”，“政見與學問固絶不相蒙，太炎若有見於是，必能匡我不逮而無吝也”。

而我國較早使用“語原”一詞的學者除了梁啓超以外，就是章太炎了，在他的著作及演講中，多次提到“語原”，如在《國故論衡·小學略説》談到“語原”：

余以寡昧，屬兹衰亂，悼古義之淪喪，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語原，次《小學答問》以見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30]

又如章太炎在國學講習會演講時亦談到“語原”：

所謂“建類一首”者，同一語原之謂也。同一語原，出生二字，考與老，二字同訓，聲復疊韻。[31]

特别注意的是第一例，《國故論衡》作於日本，1910年出版，書中最早的《語言緣起説》《一字重音説》作於1906年，最晚的《原道》作於1910年，而《小學略説》亦作於1906年。是年9月，日本東京國學講習會出版《國學講習會略説》，爲鉛字排印本，日本秀光社收録了《論語言文字之學》《論文學》《論諸子學》，而名爲《論語言文字之學》，後收入《國故論衡》，分爲兩篇，一爲《小學略説》、一爲《語言緣起説》。這樣一來，章太炎使用“語原”一詞要早於梁啓超一年（1907年），但這只是從可見的文獻上進行考證，但真正孰先孰後，還不能妄下論斷，而且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意義。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日文中的“語原”（語源）一詞對以章、梁爲代表的清末民初的一批試圖研究漢語之起源、從而達到救國救種之目的的知識份子是影響深遠的。而“語原”（語源）這個原來用漢字寫作的日語詞已爲我國的學術界所接受，我們完全没有必要再新造一個詞來表示“語源”這個外來語所代表的概念，因爲它指向明確、一目了然、約定俗成，同時在百年中它也不斷地被我國學者所提及、所研究，並且獲得了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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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New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5Edition），Volume 4，587.

[2] 《牛津高階雙解英漢詞典》（第四版增補本）（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商務印書館，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

[3] “語源義”雖不源自於殷寄明，但在其《漢語語源義初探》一書中，關於“語源義”的研究已進入較爲成熟的階段，故這裏我們説是“殷寄明總結的‘語源義’”。

[4] 新村出編，《廣辭苑》（第五版），岩波書店，1998年，783頁。

[5] 藤堂明保編，《學研漢和大字典》，學習研究社，昭和55年（1980年）。

[6]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2006年，67頁。

[7] 詳見威廉姆·斯多基著作《用手表達的語言——爲何手語先於口語出現》。William C. Stokoe. Language in Hand.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Washington D.C. 2001。

[8] 《漢語大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年，11卷225頁。

[9] 《漢語大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年，11卷124頁。

[10] 任繼昉著，《漢語語源學》，重慶出版社，2004年，1頁。

[11] 殷寄明著，《語源學概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4頁。

[12] 殷寄明著，《語源學概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2頁。

[13] 李孝定編述，《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5年，495頁。

[14] 這裏所舉擬音皆來源於嚴學宭《談漢藏語系同源詞和介詞》，載《嚴學宭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6年，59頁。

[15] 嚴學宭《談漢藏語系同源詞和介詞》，載《嚴學宭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6年，60頁。

[16] 索緒爾著，《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2009年，264頁。另，原文無著重號，此爲筆者所加。

[17] 《牛津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第四版增補本）（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商務印書館，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年。

[18] 新村出編，《廣辭苑》（第五版），岩波書店，1998年，783頁。

[19] 金田一春彦、池田彌三郎編，《學研國語大詞典》，學習研究社，昭和52年（1977年）。

[20] 任繼昉著，《漢語語源學》，重慶出版社，2004年，8頁。

[21] 何九盈著，《中國現代語言學史》（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08年，574—575頁。

[22] 《辭海》（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443頁。

[23] 《辭海》（第六版彩圖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第一卷，335頁。

[24] 殷寄明著，《語源學概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20頁。

[25] 日本大辭典刊行會編集，《日本國語大辭典》（第二版），小學館，2000年。

[26] 詳見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中國語言學論文索引》（甲編），商務印書館，1983年，110頁。

[27] 《憶江南·寶雲樓夏日即興》（寶雲樓乃須磨之一樓），載梁啓超，《飲冰室全集》（四），中華書局，1989年，91頁。

[28] 梁啓超著，《國文語原解》，載《飲冰室合集》（二），中華書局，1989年，378頁。

[29] 《飲冰室合集》（二），中華書局，1989年，353頁。

[30] 章太炎撰，龐俊、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小學略説》，中華書局，2008年，25、26頁。

[31] 洪志剛主編，《章太炎經典文存》，上海大學出版社，2003年，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