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對現代語源學研究的意義_章太炎语源学理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QQ阅读男生科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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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現代語源學研究的意義

先秦的聲訓是漢語同源詞研究的萌芽階段。漢末劉熙的《釋名》是先秦、兩漢聲訓的集大成者，雖然牽强附會處甚多，可以説此書是把聲訓推向了極端，但是它也通過聲訓揭示了漢語部份詞語之間的語源（同源）關係，並開“右文”之先河。西漢揚雄的《方言》，對因時地不同而音有轉變的詞語進行研究，始創“轉語”一説，開“語轉説”之先河。後來南唐徐鍇的《説文解字繫傳》，北宋王聖美的“右文説”，宋末元初戴侗的《六書故》，清段玉裁的《説文解字注》，黄承吉的《字義起於右旁之聲説》都是沿著“右文説”這一路子進行的。而晉代郭璞的《方言注》，明末清初方以智的《通雅》，黄生的《字詁》《義府》，清戴震的《轉語》二十章，程瑶田的《果臝轉語記》，王念孫的《廣雅疏證》則是沿著“語轉説”這一路子進行的。“右文説”“語轉説”可以視作同源詞研究的兩條腿，缺一不可，不能有所偏廢。但古人研究往往顧此失彼，一條腿走路，這樣同源詞的研究就不可能十分科學。自章太炎《文始》開始，我國的漢語同源詞研究才開始慢慢走上康莊大道；也是從《文始》開始，我國傳統的同源詞研究漸漸進入到現代語源學的研究。章太炎對現代語源學研究的意義大致可以分爲兩點：一在系統性上有所加强；二在理論性上有所加强。下面一一論述之。

（一）系統性上的加强

乾嘉學派是我國小學研究的黄金時代，成果之豐、水平之高，都令人歎爲觀止，而其中又以段玉裁、王念孫爲集大成者。而如果章太炎沿著段、王的路子繼續走下去，毋庸置疑，依然會成爲一名傑出的語言學家，但是要想在傳統的訓詁學上整體超越此二人，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只有另闢蹊徑，而且這條蹊徑必須是正確的且具有跨時代意義的道路。只有這樣，章太炎才能對段、王有真正意義的超越，而不僅限於在對於某幾個字的訓詁上超越了段、王。章太炎成功地找到了這條道路，那就是在同源詞的研究上（亦可看作詞的訓詁方面）注重對系統性的加强，使得同源詞從一盤散沙變爲一個整體，而找到這條道路的地圖就是對漢字形、音、義的有機統一。

黄侃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就談到章太炎對形、音、義的統一：

小學必形、聲、義三者同時相依，不可分離，舉其一必有其二。清代小學家以聲音、訓詁打成一片，自王念孫始，外此則黄承吉。以文字、聲音、訓詁合而爲一，自章太炎始。由章氏之説，文字、聲韻始有系統條理之學。[82]

楊潤陸在《〈文始〉説略》中也談到了章太炎對詞彙系統性的加强：

太炎先生突破了字形的束縛，吸收了聲訓的合理部份，從音義聯繫的觀點上進行字族的研究，從而闡述語源。……古代的聲訓，不論是劉熙，還是鄭玄、許慎、顔師古、孔穎達等經學大師，他們的聲訓雖然或多或少地揭示了訓釋字與被訓釋字在字源上的關係，但與《文始》講字族的學問根本不同。太炎先生開闢的是一條新路，這就是從聲韻的通轉來考證字義的通轉，它以聲音爲線索展示了詞彙的系統性，指出了訓詁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歷史方向。可以説，《文始》的問世，標誌著新訓詁學的開始。[83]

以上是其他學者對章太炎加强詞彙系統性的評價。可以説章太炎在進行小學研究時，形、音、義相結合的原則是貫徹始終的 [84]。他在1922年上海公開講學時，曾談到治國學的方法，共有五點：一爲辨書籍的真僞，二爲通小學，三爲明地理，四爲知古今人情的變遷，五爲辨文學應用。其中在第二點“通小學”中就談到了形音義的結合對小學研究的重要性：

研究小學有三法：一、通音韻。……二、明訓詁。……三、辨形體。……歷來講形體的書，是《説文》；講訓詁的是《爾雅》；講音韻的書，是《音韻學》。如能把《説文》《爾雅》《音韻學》都有明確的觀念，那麽，研究國學就不至犯那“意誤”“音誤”“形誤”等弊病了。[85]

如果説1922年的這次講學是章太炎較晚時對形、音、義三者必須統一的總結，不能證明這個原則是一以貫之的，那麽1910年時在日本出版的《國故論衡》中的例子應該代表了章太炎早期的思想，而其中的《小學略説》亦談到形、音、義三者統一的必要性：

言形體者始《説文》，言故訓者始《爾雅》，言音韻者始《聲類》，三者偏廢，則小學失官。……大凡惑并音者，多謂形體可廢。廢則言語道窒，而越鄉如異國矣。滯形體者，又以聲音可遺。遺則形爲糟魄，而書契與口語益離矣。[86]

可見在對小學的研究中，形、音、義的結合是章太炎一以貫之的原則。而從他對段玉裁的評價中也體現了他對這一原則的重視。他認爲“段玉裁深通音訓，幼時讀朱子《小學》，其文集中嘗言：小學宜舉全體，文字僅其一端”[87]，“段氏爲《説文注》，與桂馥、王筠並列，量其殊勝，固非二家所逮。何者，凡治小學，非專辨章形體，要於推尋故言，得其經脈。不明音韻，不知一義所由生，此段氏所以爲桀”[88]。段玉裁之所以高於他人，章太炎認爲正是因其“通音訓”“興全體”。故治小學，章太炎的原則即“括形聲義三者而其義始全”[89]。

以上爲原則，下面我們看看在實踐中，章太炎是如何打破字形的束縛，並貫徹形、音、義統一這一原則的。

（1）錢一：待，竢也。待从寺聲，竢从矣聲，寺、矣皆在第一部，故待、竢實可算是一字。待在之部，等在蒸部，之蒸對轉，故今有“等一等”之語，實即待字。（《筆記·彳部》，89頁）

按：章太炎認爲待、竢當爲同源詞。音上，章太炎從兩字的聲符進行分析，聲符寺、矣都在第一部，即段玉裁的第一部“之部”；而聲紐方面，待上古爲定母、竢上古爲崇母，定、崇鄰紐。義上，待、竢本義皆爲等待。待，《易經·歸妹》：“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左傳·隱公元年》：“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竢，《説文·立部》：“竢，待也。从立，矣聲。”《國語·晉語四》：“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漢書·賈誼傳》：“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竢，同“俟”，《廣韻·止韻》：“竢，同俟。”《玉篇·人部》：“俟，候也。”《字彙·人部》：“俟，待也。”《詩經·邶風·静女》：“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鄭玄箋：“俟，待也。”待、竢音近義近，是一組同源詞。章太炎打破字形的束縛，從音出發，因聲求義，證明待、竢同源。

（2）朱二：堋與封古音誼同。封窆爲本字，堋爲雙聲假借。堋淫乃倗淫之借。（《筆記·土部》，570頁）

按：章太炎認爲堋、窆、封當爲同源詞。音上，章太炎認爲堋、封古音同，其實只能説音近，堋上古爲幫母蒸部，封上古爲幫母東部，而窆上古爲幫母談部。蒸、談、東在章太炎的成均圖中均爲陽侈，根據成均圖相轉的原則，“陽侈與陽侈爲同列”，其中蒸、談同列相比，符合“凡同列相比爲近旁轉”；蒸、東或者談、東同列相遠，符合“凡同列相遠爲近次旁轉”[90]。義上，堋本義爲葬時下棺於土。《段注·土部》：“謂葬時下棺於壙中也。”宋王溥《唐會要》卷三十六：“若壞其室，即平旦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封，本義爲推土植樹爲界。由推土義引申爲“聚土爲墳”之義。《廣雅·釋丘》：“封，冢也。”《正字通·寸部》：“封，又築土爲墳。”窆，本義爲葬時下棺於墓穴。《説文·穴部》：“窆，葬下棺也。”《小爾雅·廣名》：“下棺謂之窆。”《周禮·地官·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鄭玄注引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後漢書·獨行傳·范式》：“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91]章太炎打破字形的束縛，從音出發，因聲求義，證明堋、窆、封同源。

（3）朱二：擣與築古音同，一字也。（《筆記·手部》，503頁）

朱一：築，擣也。段氏加“所以”二字，未是。“築煮”者，擣煮也，引申爲所以擣也。（《筆記·木部》，244頁）

按：章太炎認爲擣、築當爲同源詞。音上，章太炎認爲擣、築古音同，其實只能説是音近，擣上古爲端母幽部，築上古爲章母覺部。端、章上古皆爲舌頭音，幽、覺對轉。義上，擣，本義爲捶，舂。《説文·手部》：“擣，手椎也。一曰築也。”《詩經·小雅·小弁》：“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漢書·外戚傳下·孝成趙皇后》：“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户柱。”顔師古注：“擣，築也。”築，本義爲搗土用的杵。《廣雅·釋器》：“築謂之杵。”由杵引申爲“擣土使堅實”。《説文·木部》：“築，擣也。”《釋名·釋言語》：“築，堅實稱也。”《儀禮·既夕禮》：“甸人築坅坎。”鄭玄注：“築，實土其中堅之。”章太炎打破字形的束縛，從音出發，因聲求義，證明擣、築同源。

（二）理論性上的加强

不論是傳統的小學研究，還是現代的漢語言文字研究，理論的缺乏一直都是令學界較爲尷尬的問題。傳統小學包括文字、音韻、訓詁，三者中，音韻研究的理論性强於文字研究的理論性，文字研究的理論性又强於訓詁研究的理論性；現代漢語言文字學包括語音、語法、詞彙，三者中，語音研究的理論性强於語法研究的理論性，語法研究的理論性又强於詞彙研究的理論性。作爲語源學（同源詞），隸屬於傳統小學的訓詁（當然它和音韻、文字的關係也是非常緊密的）和現代漢語言文字學的詞彙（當然它和語音的關係也是非常緊密的）範疇，所以它亦是缺乏理論指導的一門學科。有人認爲，我國典籍浩如煙海，幾千年來對它們的研究，在没有什麽理論指導下依然獲得了豐碩的、令世人矚目的成果，小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小學的成果在乾嘉時期已經到了頂峰，如果想超越乾嘉學派，有兩條路：一是出現新的材料，一是出現新的理論。新的材料，比如後來的甲骨文、敦煌文獻、出土簡牘等等。這些材料發現靠運氣、研究靠機遇，而這樣的研究又往往是不成系統，雖然可能會有顛覆性的發現，但更多的是對以往的研究進行補充。而利用新的理論來指導研究，則是打破瓶頸、超越前人的一條捷徑。在理論的指導下，訓詁不再是隨文釋義，詞彙不再是一盤散沙，而且會更加系統、更加深入。其實語源學也是一門非常需要理論指導的學科，這是由於它研究的目標以及所處的層次所決定的。

語源學的目標是弄清語言的起源和發展的規律，而語源學在訓詁學的各子學科中又是占據較高的地位（地位的高低不代表研究價值的高低，這是由本身屬性所決定的）。任繼昉在《漢語語源學》中談到：“可以説，探求語源，系聯詞族，是訓詁學向縱深發展，走向系統化的必由之路；語源明，詞族清，這是訓詁學的最高境界。”[92]是否爲“最高境界”我們不作討論，但語源學卻的確對其它相關研究起到指導性的作用，黄侃就在《訓詁學定義及訓詁名稱》中指出語源學的重要性：

真正之訓詁學，即以語言解釋語言。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93]

這樣高屋建瓴式的學科，應該有强大的理論作爲支撐，但事實上卻並非如此，這使得語源學並没有達到它應有的高度。雖然成果豐碩，但卻不成體系；雖然材料豐富，但卻没有像樣的理論。這樣的局面到了章太炎爲之一變，尤其是《文始》的出現，它的突破就是全篇皆以理論指導實踐。雖然王寧認爲“《文始》的價值，如果從理論方面的和實踐方面的來比較，應當説，實踐方面的價值要更大一些”[94]，但是《文始》用理論指導實踐的初創之功是不能磨滅的。《文始》理論爲何？簡單地説就是：從語根出發，以轉注和假借兩大規律來研究漢字的變易與孳乳。

黄侃在《聲韻通例》中用精闢的語言總結了《文始》的理論性：

《文始》之爲書也，所以説明叚借、轉注之理。……《文始》總集字學、音學之大成，譬之梵教，所謂最後了義。或者以爲小學入門之書，斯失之矣。若其書中要例，惟變易、孳乳二條。[95]

可見在黄侃看來，《文始》的理論依據在於轉注與假借，《文始》一以貫之的條例是變易與孳乳，抓住它們，就抓住了以《文始》作爲代表的章太炎語源學的精髓。而汪啟明也曾經寫過一篇長文《章太炎的轉注假借理論和他的字源學》，來探討轉注與假借在章太炎語源學思想中所占據的核心地位，其中談到章太炎與其他訓詁學家在對待轉注與假借上的不同：

清代曹仁虎作《轉注古義考》，輯録晉代衛恒以來數十家説法。他們研究轉注假借，都没有脱離“引筆畫篆”的“《説文》學”範疇，只有我國語言文字學的奠基人——章太炎，才從語言學理論的角度，把轉注假借改造爲漢字運動的兩大規律，在系統化理論化的研究基礎上，以之考察漢字的發生、發展和演變，從而開闢了字源學的研究領域。[96]

《文始》是章太炎轉注與假借理論的實踐著作，如果的確像王寧所説的“《文始》的價值，如果從理論方面的和實踐方面的來比較，應當説，實踐方面的價值要更大一些”，那麽章太炎的《轉注假借説》則是一篇徹徹底底的理論性論著，它比起《文始》來，理論方面的價值要更大一些，它可以看作是章太炎語源學的理論基礎。

章太炎在《轉注假借説》對轉注、假借以及它們對漢字演變的影響有非常經典的論述：

余以轉注、假借悉爲造字之則，汎稱同訓者，後人亦得名轉注，非六書之轉注也。同聲通用者，後人雖通號假借，非六書之假借也。蓋字者孳乳而寖多，字之未造，語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聲，方語有殊，名義一也。其音或雙聲相轉，疊韻相迆，則爲更制一字，此所謂轉注也。孳乳日緐，即又爲之節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義雖少變，則不爲更制一字，此所謂假借也。[97]

轉注者，緐而不殺，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節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負相待，造字者以爲緐省大例。知此者希，能理而董之者鮮矣。[98]

同時在《轉注假借説》中，章太炎根據轉注理論，例舉了201組轉注字，按照義同、義近、義相反或相對分成三類，每一類中又按照聲韻關係進行歸納，其中義同類爲133組、義近類爲12組、義相反或相對類56組。義同類如蓨：苖，蕭：萩，走：趨，逆：迎，遺：遂，幺：幼，晄：曠，晏：曣。義近類如“穀不孰爲饑，音變則疏不孰爲饉”“地氣發天不應爲霚，音變則天氣下地不應爲霿”“娣从弟聲，音變則爲姪”。義相反或相對類如“先言天，從聲以變則爲地”“先言昜，從聲以變則爲侌”“先言始，從聲以變則爲冬”。

《轉注假借説》對章太炎在日本講授《説文》以及後來《文始》的寫成影響深遠，可以説，在日本講小學時，章太炎經常有意識地圍繞著《轉注假借説》來講授《説文》，而《文始》更是在《轉注假借説》的理論指導下進行寫作的。經統計我們發現：《轉注假借説》中201組轉注字中，章太炎在日本講授《説文》的課堂實録《筆記》中直接出現的有158組，占78.6%；義同類133組轉注字中，《筆記》中直接出現的有100組，占75.1%；義近類12組轉注字中，《筆記》中直接出現的有10組，占83.3%；義相反或相對類56組轉注字中，《筆記》中直接出現的有48組，占87.2%。比較如表一：

（表一）

另外經汪啟明統計：“《轉注假借説》中義同、義近類145組轉注字中，除其中12組未系入《文始》，4組只系其中的一字或二字，6組是系而不同源，其他的每組轉注字在《文始》中都是同族的字。”[99]這樣《轉注假借説》中義同、義近類145組轉注字中，《文始》中直接出現且皆爲同族字的有127組，占87.5%。

章太炎的轉注假借理論除了在《轉注假借説》《文始·敘例》中有詳細的闡述，在《文始》中進行理論實踐以外，在《與丁竹筠先生書》《正名略例》《正名雜義》中也皆有論述。另外在這些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章太炎的轉注假借理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改進的，這些都將在下文進行詳細論述，兹不贅述。

正是因爲在理論上有所突破，並且用理論來指導實踐，所以章太炎在語源學上才獲得了如此大的成就。雖然説他的理論還有待完善，他的實踐還有不少問題，但初創之功不可没。在章太炎的努力下，語源學的研究走上了康莊大道；而他的弟子黄侃、沈兼士，再傳弟子陸宗達，三傳弟子王寧等人正是在這條正確的道路上不斷地前行著，使得學術界對漢語語源學的研究蒸蒸日上，從而不斷結出豐碩的成果。或許我們可以用何九盈在《中國現代語言學史》（修訂本）中對章太炎“轉注”的總結來作爲這一章的總結：

總之，章氏認爲“轉注一科，爲文字孳乳之要例”，“轉注者，繁而不殺，恣文字之孳乳者也。”這種造字理論的提出，將傳統詞源學的研究與文字學上的“六書”理論緊密結合起來，將字原與語根冶爲一爐，使本世紀早期的語源研究前進了一大步，至於章氏這樣解釋“轉注”是否與許慎的本意相符，我以爲用不著去計較。我們感興趣的是章氏利用“轉注”這個概念建成了文字孳乳、語根演變的理論體系。[100]

[1] 《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説辭》，見馬勇編，《章太炎講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7頁。

[2] 朱希祖《本師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蹟筆記》，載《制言》半月刊第25期，1936年9月16日。

[3]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7頁。

[4] 同上，9頁。

[5] 見《自述治學》，其全稱爲《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諸祖耿記，載《制言》半月刊第25期，1936年9月16日。

[6]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9頁。

[7] 俞樾《重修詁經精舍記》，《春在堂雜文》卷一。

[8] 俞樾《詁經精舍四集序》，《春在堂雜文》卷七。

[9] 引自《章太炎答朱希祖古疑事書》（《朱希祖年譜長編》此文實作《答朱逖先問古文疑義書》，《文獻》2013年第4期作《章太炎答朱希祖古文疑事書》，爲統一計，本書皆引作後者），詳見朱元曙、朱樂川編，《朱希祖先生年譜長編》“1910年”條，中華書局，2013年，47頁。關於此信札的考釋，詳見朱樂川《〈章太炎答朱希祖問古文疑事書〉考釋》，《文獻》2013年第4期。

[10] 爲行文簡明、流暢計，本書一般不再稱“先生”。

[11] 陸宗達、王寧，《訓詁與訓詁學》，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333頁。

[12] 有人認爲這四部書只是章太炎語言學思想的集中體現，與國粹無關，其實不然。正如上文所説“章太炎認爲國學乃國性之所繫”，章太炎正是以中國獨有之語言文字學來振興民族之文化，唤醒愛國之熱情，正所謂“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

[13] 章太炎撰，龐俊、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小學略説》，中華書局，2008年，26頁。

[14] 章太炎撰，龐俊、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出版説明”，中華書局，2008年，1頁。

[15] 《國故論衡》是關於章太炎學術的一部綜合性著作，共分三卷，上卷爲語言學論著，中卷爲文學論著，下卷爲諸子學論著。概括起來，這是“一部有關中國語言文學和哲學思想的概括性著作”。《國故論衡》有兩個版本，一爲初版本，一爲《章氏叢書》本。初版本中的文章不是完成於一時，最早在1906年就已出版，如《語言緣起説》《一字重音説》，最晚的在1910年才出版，如《原道》。最後，章太炎把諸多文章集結成書，於1910年在日本出版，書最後言“庚戌年五月朔日出版，定價日幣七十錢”，此版爲《國故論衡》初版，日本秀光舍以鉛字進行排印。初版共分三卷，上卷小學十篇：《小學略説》《成均圖》《一字重音説》《古今音損益説》《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説》《古雙聲説》《語言緣起説》《轉注假借説》《理惑論》《正言論》；中卷文學七篇：《文學總略》《原經》《明解故》（上下）《論式》《辨詩》《正齎送》；下卷諸子學九篇：《原學》《原儒》《原道》（上中下）《原名》《明見》《辨性》（上下）。初版印行後，章太炎對《國故論衡》又進行了增訂修改，此工作於1915年5月完成。是年7月，增訂修改完畢的《國故論衡》收進上海右文社出版的《章氏叢書》，故稱右文社《章氏叢書》版。此版本在内容上與初版本有所不同，其中中卷、下卷内容一致，上卷則去掉了《古今音損益説》，另增《音理論》和《二十三部音準》。但是右文社版錯字太多，章太炎對此很不滿意，於是年12月19日致其學生（亦爲女婿）龔寶銓的信中説道：“聞彼又擬再版，而此書錯亂百出，校亦難清，已書致通一，令將原稿歸足下處。”（《致龔未生書十四》，《章太炎書信集》[馬勇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未收，此信可見於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1915年”條，中華書局，1979年，509頁。）並叮囑龔寶銓將《章氏叢書》設法由浙江圖書館刊印。1919年，浙江圖書館出版了《章氏叢書》，當然原來右文社版中的《國故論衡》也得到了精心校勘，此版本和之前右文社《章氏叢書》中的《國故論衡》比起，文字有所修改，錯字也少了很多，但是，因爲所收内容與右文社版没有區别，故亦稱《章氏叢書》版，但因浙江圖書館出的《國故論衡》質量高，刊印精良，所以後人多用此版本。

[16] 章太炎撰，龐俊、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小學略説》，中華書局，2008年，8—10頁。

[17] 《論漢字統一會》，載《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321頁。

[18] 章太炎撰，龐俊、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小學略説》，中華書局，2008年，12、25頁。

[19] 陸宗達、王寧，《訓詁與訓詁學》，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330頁。

[20] 章太炎撰，龐俊、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小學略説》，中華書局，2008年，25—26頁。

[21] 我們以朱希祖日記爲例，一窺太炎先生在這段時間的授課過程：“（1908年）4月4日下午至清風亭，請章先生講段注《説文》，先講《六書音均表》，爲立古合音之旁轉、對轉、雙聲諸例”；“4月8日下午至帝國教育會聆章先生講《説文》序，先生之講轉注、假借，與許稍異，因舉例數條。燈下，閲章先生所著《論語言文字學》一篇”；“7月25日下午，至大成中學聆講《説文》，至‘亥’部完畢”；“ 7月28日上午，至太炎先生寓重上《説文》，自‘一’部講起”；“8月5日上午，講《莊子》第一次”；“8月22日上午，講《莊子》畢”；“8月26日上午，講《楚辭》第一次”；“9月5日上午，講《楚辭》畢”；“9月9日午後，第一次上《爾雅義疏》，在大成學校”；“10月31日午後起，講《廣雅疏證》”。而朱希祖1908年7月11日的日記最爲詳細，其言：“7月11日八時起，至太炎先生處聽講音韻之學，同學者七人。先講三十六字母及二十二部古音大略。先生云：音韻之繁簡遞嬗，其現象頗背於進化之理，古音大略有二十二部，至漢則僅有六、七部，至隋唐則忽多至二百六十部，唐以後，變爲百七部，至今韻亦如之，而方音僅與古音相類，不過二十餘部。又北方紐正，南方韻正，漢口等處則當十八省之中樞，故其紐韻皆正。午後，至大成中學校聆講《説文》，至‘女’部完。”（以上日記詳見朱元曙、朱樂川整理，《朱希祖日記》“1908年”條，中華書局，2012年，60—84頁。）

[22] 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57—58頁。

[23] 詳見《章太炎全集》（三）《訄書》（重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03—207頁。

[24] 詳見《章太炎全集》（三）《訄書》（重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07—231頁。

[25] 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76頁。

[26] 詳見《章太炎全集·書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264頁。

[27] 鄭振鐸編，《晚清文選》，西苑出版社，2003年，368頁。

[28] 《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頁。

[29] 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94頁。

[30] 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95頁。

[31] 以上具體期數和頁碼引自孫畢《章太炎〈新方言〉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21頁。

[32] 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00頁。

[33] 朱元曙、朱樂川整理，《朱希祖日記》，中華書局，2012年，79頁

[34] 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135頁。

[35] 引自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302頁。

[36] 引自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344頁。

[37] 孫畢，《章太炎〈新方言〉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21頁。

[38] 載《制言》半月刊第25期，1936年9月16日。

[39] 《小學答問·序》，載《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415頁。

[40] 《魯迅書信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10頁。

[41] 逷先，即朱希祖，其字逖先，亦作逷先。

[42] 《魯迅書信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12頁。

[43] 詳見《章太炎答朱希祖古文疑事書》，朱元曙、朱樂川編，《朱希祖先生年譜長編》“1910年”條，中華書局，2013年，47頁。

[44] 本人在作博士學位論文的時候，將信札《章太炎答朱希祖古文疑事書》的時間定在1910年5月24日，所以當時認爲早在1910年，章太炎就讓朱希祖牽頭組織刊印《小學答問》一事，但同時也提出了疑問，即“但不知爲何直到1911年才完成刊印，於史已不可考”。後經北京師範大學董婧宸老師的指正，得知朱希祖對牽頭刊印《小學答問》之時的回憶在時間上有誤，朱希祖在1937年1月19日日記中回憶道：“整理太炎先生於宣統元年、宣統二年在日本時寄至杭州、嘉興的論學書札八通，抄録寄蘇州《制言》半月刊。”宣統二年爲1910年，而《章太炎答朱希祖古文疑事書》信後的落款時間爲“陽五月二十四日”，故本人將此信札定爲1910年5月24日，然董婧宸老師在查閲了錢玄同相關日記和書信，特别是書信的郵戳後，證明章太炎讓朱希祖牽頭組織刊印《小學答問》其實是在1911年。至此才解決了我之前的疑問。在此特别感謝董婧宸老師的指誤。

[45] 詳見《章太炎答朱希祖古文疑事書》，朱元曙、朱樂川編，《朱希祖先生年譜長編》“1910年”條，中華書局，2013年，47頁。但其實當爲1911年，其原因詳見上條腳注。

[46] 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290頁。

[47] 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470頁。

[48] 《魯迅全集》（十四），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72頁。

[49] 《魯迅全集》（十四），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74頁。

[50] 《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中華書局，2008年，618頁。

[51] 《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中華書局，2008年，25頁。

[52] 《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中華書局，2008年，10頁。

[53] 《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267頁。

[54] 見《制言》半月刊第25期，1936年9月16日。

[55] 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586頁。

[56] 經楊潤陸認定其實《文始》定447字爲語根，這裏採用的是章太炎自己的説法，即《文始·敘例》：“都五百十字，集爲四百五十七條。”楊潤陸的論證詳見其論文《〈文始〉説略》，《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43—52頁。而經本人統計爲463字次，詳見本書“附録”。

[57] 在以下行文中，《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多省寫作“《筆記》”。

[58] 《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中華書局，2008年，1頁。

[59] 關於三位記録者筆記的詳細情況，可見王寧先生爲《筆記》所作前言。

[60] 《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中華書局，2008年，11頁。

[61] 這裏我們只舉例，在本書第六章“章太炎語源學理論實踐”中將對《筆記》中的語源學思想有詳細闡述，例子也會有詳細分析

[62] 爲區别各套筆記，每一字頭下分别標以“朱一”“朱二”“朱三”“錢一”“錢二”“周一”“周二”，排列的次序朱希祖三套按記録時間先後爲次；錢玄同兩套無法考定記録時間，則以完整的一套放在前面；周樹人（魯迅）兩套以始於“一”的一套放在前面。

[63] 《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中華書局，2008年，198頁。

[64] 《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中華書局，2008年，193頁。

[65] 《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中華書局，2008年，89頁。

[66] 《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中華書局，2008年，328頁。

[67] 《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中華書局，2008年，308頁。

[68] 關於對《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中同源詞的具體系聯詳見本人的碩士學位論文《〈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同源詞研究》，2011年。

[69] 詳見章太炎紀念館編，《先驅的蹤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280—288頁。

[70] 陸宗達、王寧，《訓詁與訓詁學》，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333頁。

[71] 義素分析法是王寧將西方詞義學的義素概念引入漢語詞源學研究中而形成的一種新穎的、可操作性强的同源詞詞義關係的分析方法。

[72] 本書採用的是王力先生的聲韻系統，主要是因爲作爲考古派的章太炎，他的韻部系統入聲韻是不獨立的，而“原屬考古派，後來變爲審音派”的王力則把入聲獨立，我們認爲陰陽入三分的韻部劃分對我們處理同源詞音韻上的系聯是更爲準確並且更容易操作的。

[73] 其實，許慎對“多”的解釋是錯誤的，而段玉裁、章太炎都沿襲了許慎的這一錯誤。許慎認爲“多，从重夕”，其實這裏的夕不爲“夕陽”之夕，而爲“肉塊”，王國維認爲：“多从二肉，會意。”（引自《甲骨文字集釋》，2287頁）徐中舒認爲：“多，從二，象塊肉形。……古時祭祀分胙肉，分兩塊則多義自見。《説文》以爲從二夕，實誤。”（引自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2006年，752頁），王國維、徐中舒所言甚是。而肉，甲骨文作（《甲骨文字集釋》1503頁，《甲骨文字典》468頁），“多”可視作刀從肉中切開，一分爲二，成爲兩個肉塊。此例也可以看出章太炎從傳統的《説文》學入手得出的本義和引申義有時是值得商榷的。

[74] 《筆記》中各記録者的尾批、旁批，且與正文無直接關係的，皆置於“○”符號後。

[75] 關於藩、屏同源，章太炎在《文始》中已有所論述，《文始一·陰聲泰部乙》：“《説文》：‘巿，韠也。从巾，象連帶之形。篆文作韍。’……對轉寒又孳乳爲藩，屏也。藩旁轉清變易爲屏、庰，皆蔽也。”見《章太炎全集》（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88頁。

[76] 許寶華、宫田一郎等編，《漢語方言大詞典》，中華書局，1999年，7388頁。

[77] 許寶華、宫田一郎等編，《漢語方言大詞典》，中華書局，1999年，7388頁。

[78] 朱元曙、朱樂川整理，《朱希祖日記》，中華書局，2012年，61頁。

[79] 關於“史”字的論述，朱希祖已有詳細論述，見朱希祖，《朱希祖先生文集》，（臺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633頁；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中華書局，2012年，5頁。兹不贅述。另，關於“史”字，有人認爲史、吏、使、事爲同源關係，王國維認爲：“龜板金文不見吏字，吏即事字。事古作，即由史字中之直畫引長而成形。史作叓，故譌爲吏。尋字之孳乳次序則一、二、三、四也。”（《劉盼遂記説文練習筆記》）徐中舒亦持此種觀點：“，實爲事字之初文，後世復分化孳乳爲史、吏，使等字。《説文》‘史，記事者。’‘吏，治人者。’治人亦是治事，‘使，令也。’謂以事任人也，故事、史、吏、使等字應爲同源之字。”（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2006年，316—317頁）而持這一觀點的還有李孝定，他認爲：“殷人卜辭皆以史爲事，是商無事字。”（李孝定編述，《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5年，960頁）同時李還舉出大量文獻進行佐證。可以説，徐、李的觀點是正確的，章太炎的觀點雖然没有從甲骨文出發，但我們也不能認爲他是錯誤或牽强的，如果把兩者結合起來，那麽對“史”字的理解將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