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集权洗脑术：政教合一体系的建立（公元前202—公元200年）
第一章 汉初的皇权危机[1]
集权王朝的首要问题是皇帝的合法性。由于依附于政治，中国哲学要解决的是统治问题。如何才能赋予统治者合法性？皇帝为什么是皇帝？臣民为什么是臣民？
西方哲学没有受到大一统国家的束缚，最初要回答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宇宙？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世界？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解答，产生了诸多的流派。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前朝的一个混混打扮成众望所归的皇帝？如何从人心所向的分封制转变成人们普遍认为失败的中央集权制？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叔孙通强调用礼仪来固化统治者的地位——通过对礼仪的刻意强调，去贬低每一个臣民的人格，以此来彰显皇帝的权威。他的尝试虽然短期有效，长期却失败了。
法家和道家认为，皇帝的合法性建立在人们的适应性之上，只要经过几十年，人们适应了新的社会秩序，就会接受刘氏做皇帝。但在如何维持政体上，法家采取了加强权力的做法，而道家采取了放松控制的做法。
法家和道家在汉初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却无法解答“为什么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别人不能当皇帝”这个问题。于是，儒教登场的时机到了。
儒教早期的代表人物是陆贾和贾谊，陆贾初步创造了“天人合一”的儒教理论，却由于强调无为，仍然归于道家；贾谊综合了陆贾的“仁义”与叔孙通的“礼法”，希望积极干预社会，但由于汉文帝采纳了无为而治的做法，贾谊最终因怀才不遇而英年早逝。
任何一条狗都有属于它的那一天。
这句话在一个叫作叔孙通的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叔孙通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他的故乡位于现在的山东枣庄滕州。在秦汉时期，虽然春秋战国的各个诸侯国已经被统一，可是人们仍然习惯于把那些诸侯国当作自己的籍贯，而各个诸侯国也仍然保留着鲜明的特色。比如，叔孙通出生在当年鲁国的薛县，鲁国是孔子的家乡、儒学的发源地，这里的人一直保留着礼仪之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哪怕身陷战争的险境，人们也习惯于慢条斯理地奏着乐、讲着礼，从容地等待战争的到来。[2]
叔孙通在鲁地接受教育后，终于获得了人生第一次机会。此时，秦始皇已经统一了中国，需要各地的人才帮助他治理国家，叔孙通受到征召，前往秦朝都城咸阳担任待诏博士，相当于皇帝的候补智囊。
数年后，秦始皇驾崩，他的儿子秦二世无力治理如此庞大的王朝，秦朝进入了崩溃的节奏。陈胜在楚地的大泽乡打出反秦的大旗后，秦二世慌了，连忙召集几十人，开了一次智囊团扩大会议，叔孙通也有幸列席。
智囊们议论纷纷，出谋划策。但吊诡的是，他们并不急于告诉皇帝如何镇压反叛，而是为了两个词吵了起来：陈胜反秦到底是一次谋反大乱（“反”），还是普通的盗贼小乱（“盗”）？
在现代人看来，得知陈胜起事后，朝廷不首先发兵，而是争执这是一次“反”还是一次“盗”，如此唯名论显得很荒谬。但在秦朝，这样的区分和法律有关，根据规定：如果是谋反，那么秦朝必须从中央调兵去镇压；如果只是盗贼，那么中央就不用调兵，而是由秦朝的地方政府（郡县）组织“地方警察”一捕了事。区分“反”还是“盗”，关系到中央和地方的职权划分。
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次谋反，需要从中央调兵去镇压。只有叔孙通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这只是一群盗贼，地方政府对付他们绰绰有余，不需要动用中央军。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现在的理解，需不需要动用中央军要根据陈胜军队的规模而定，如果估计地方政府对付不了陈胜，就要赶快动用中央军。
但当时不管持有哪种观点的儒生，都没有去考察“陈胜军队的规模”这个事实，而是从教条上寻找支持。比如，认为这是一次谋反的人是这么论证的：凡是人臣，就不应该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所以，只要有此种行为，就是谋反。而陈胜的行为已经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所以应该被认定为谋反。既然是谋反，就要动用中央军。[3]
叔孙通的论证则是：秦朝统一后已经天下一家，连全国的兵器都被没收了，中央政府也早已宣布天下再用不着兵器，已没有战争。既然没有战争，皇帝又如此英明，法令又这么明晰，官员这么称职，怎么可能会有谋反？既然不是谋反，就只能是盗贼而已。既然是盗贼，那么就交给地方政府处理，皇帝仍然吃喝玩乐就是了。[4]
秦二世本来就不愿费神处理政务，叔孙通的说法正好符合他的本意，于是皇帝大喜过望。这时才摸准皇帝心思的人纷纷改弦更张，赞同叔孙通的观点。到最后，所有认为是“反”的人都被抓起来坐牢，所有认为是“盗”的人都没事。叔孙通则获得一件衣服和二十匹帛的赏赐，还从候补博士转正了。
叔孙通离开皇宫后，预感到秦朝已经风雨飘摇，连忙逃走。而听从其计策的秦二世稀里糊涂地丢掉了江山。就这样，叔孙通的第一次机会灰飞烟灭。
离开了咸阳的叔孙通试图寻找其他的机会。他首先回到家乡，家乡人民已经投向了起义军。这时首倡起义的陈胜已经是强弩之末，起义军最强大的人物变成了项梁（项羽的叔父）。
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梁立了一个傀儡，是楚国王室的后代熊心，项梁尊他为楚怀王。叔孙通决定撞大运，跟随了项梁。
但不久，项梁在战争中被秦国将领章邯打败身死，叔孙通只好卷起铺盖投靠楚怀王。后来，项梁的侄子项羽击溃秦国主力军队，成了西楚霸王。楚怀王这个傀儡失去用处，他被迫迁徙到现在的湖南郴州，最后被杀死在那儿。[5]叔孙通只好再次寻找下家，又投靠了项羽。
但不幸的是，叔孙通投靠项羽不久，项羽的老对手刘邦就趁着项羽进攻北方齐国的空当儿，率军直捣项羽的老巢，占领了西楚的国都彭城。
叔孙通此时看准时机，认为项羽已成末日残阳，又转身投靠刘邦。
更不幸的是，这次叔孙通又看错了局势。当项羽听说刘邦偷袭彭城后，立刻挥兵南下，直指彭城。而刘邦此刻却在彭城整天饮酒作乐，不思进取，结果兵败如山倒，刘邦仓皇逃出彭城。一路上危险重重，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为了加快逃窜的速度，甚至要将自己的孩子孝惠、鲁元从车上推下去。
刚刚投靠刘邦的叔孙通此刻傻了眼，他不可能再投靠项羽一次，这可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跟随刘邦逃走。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这次他投靠的主子是个来自楚国的痞子，尤其见不得读书人，一见穿着儒生袍子的人就厌烦。叔孙通整天长袖阔带，高髻大履，自然没有好果子吃。为了迎合刘邦，他只好换上楚国的短衫，来讨得刘邦的欢心。
此刻，叔孙通已经跌到了人生低点，如同丧家之犬一般不断地更换主子，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块好肉。当年，他出来时耀武扬威带来的弟子百余人，都希望通过他获得一官半职，但被他打消了念头：如今人家需要的是能打仗的，你们这些文弱书生靠不上边。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本人在刘邦的心目中也人微言轻，只不过混口饭吃而已。
就在此时，这个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五姓家奴（甚至有人说他侍奉过将近十位主子[6])却突然转运了，因为战争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