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化、反叛和回归

人们可以将西汉之后的中国哲学看作思想的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它分为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从西汉开始，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才宣告结束；第二个周期从宋朝一直持续到清朝。

每一个周期又都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分别是：建立期、庸俗期、反抗期和变异期。

在第一个周期中，西汉前期是儒教哲学的建立期。经过初期的探索，汉武帝建立了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哲学体系，并通过教育系统和选拔系统将这套哲学强行灌输给整个社会。到了昭、宣时代，西汉的社会已经儒教化，人们不再用其他方式思考社会。

汉宣帝之后的西汉和东汉时期，属于儒教哲学的庸俗期。在这个阶段，人们已经放弃了思考能力，依靠被灌输的几个观念将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的所有现象强行塞入儒教框架之中。这个阶段还有两大特征。第一是充斥着大量的学阀和门派偏见，人们不再以学问论短长，而是以关系和地位决胜负。把持高位，产生足够的徒子徒孙，成了每一个学者梦寐以求的目标，所谓学问，只是一块遮羞布。第二是对于谶纬、比附的滥用。看到闪电之后，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接下来要打雷，而是有人做错了事，惹恼了老天爷；发现一只白色的野鸡首先想到的是祥瑞。人们辩论时，总是想从伪造的古书中发现预言的蛛丝马迹，以比附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件。汉朝哲学是最缺乏思辨的哲学，也主要是由于人们更习惯使用比附而不是逻辑。

第二个阶段末期，这样的哲学不仅无法指导人们的生活，还成了整个社会的累赘。于是，一群人开始挣扎着脱离儒教的控制，运用另一种工具——逻辑和思辨，来重新构造世界观。于是第一个周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反抗期。

反抗期从魏晋时期开始，持续到南朝。这个时期发展出一种叫作玄学的哲学体系。玄学并没有构造出统一的世界观，而是提倡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主要工具是怀疑和逻辑。

由于汉代儒教缺乏逻辑，只是通过思想控制让人们去相信一些无法证实的“宇宙真理”，于是玄学就首先从怀疑这些真理入手，强调人们首先要将所有的成见清除出思想，再利用逻辑的力量重新构建可以相信的东西。

玄学的外在表现是对于道家“无”“自然”等观念的推崇，反对执迷于功名利禄，斩断对于官场的留恋。玄学的怀疑精神发展到极致，导致人们可以推翻一种世界观，却无法建立另一种世界观。

随着政治对哲学的干预，玄学也开始庸俗化，有的人学着用逻辑的方式为政权服务，另一些人则倒向享乐主义。

但幸运的是，玄学之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逐渐接管了思辨一脉，这种更加强调逻辑和辩论的学问使得中国哲学继续远离腐臭的汉代儒教，于是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一个周期进入了最后阶段：变异期。

在变异期内，中国哲学实现了三教并存、互相竞争的格局。儒教虽然仍然居于政治的正统地位，但在社会思潮上是佛教占据优势。另外，唐朝兴起的另一种思潮—— 实务精神，让只注重灌输的儒教显得无法适应政权的需要。唐朝的高官除了富有文采之外，也往往都是治国理政的好手，他们注重具体的政策治理，对于经济的关注也让他们无法在儒教经典中寻找到现成答案。这个变异期，成了中国哲学最活跃，却最不受研究者重视的时期。研究哲学的人都提倡一个统一的架构或者世界观，但这个时期并不需要统一的架构，从而让学者感到无所适从。 

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二个周期从宋朝开始。唐朝缺乏统一的思想也造成了另一个弊端：中央王朝显得过于松散。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以韩愈为首的文人将社会的散架归结为思想的不统一。到了宋朝，文人们再次追求起统一的哲学体系。

北宋前期仍然继承了唐朝的实务精神，但随着王安石将实务精神引向计划经济，保守主义逐渐获得了政治的同情，并在南宋成为主流。

中国哲学发展第二个周期的建立期持续到南宋，形成了以朱熹为首的道学体系。道学与汉代儒教的区别在于，汉代儒教认为所谓的宇宙真理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而宋代道学则将这个宇宙真理替换成了对“天道”的崇拜，这里的“天道”已经不是汉代那样的一个拥有意志的天，而是没有意志的客观真理。

虽然显得更加“客观”，但在道学家眼中，人同样不是人，只是必须强行绑定在天道之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即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第二个周期的庸俗期从元朝持续到明朝前期，随着科举考试将朱熹的理论树为正统，道学开始影响人们的方方面面，社会再次失去了思考能力。

到了明朝，随着心学的诞生，中国哲学再次进入反抗期。人们提倡遵从内心，来反对那无所不在的天道。没有外在的客观真理，人只需服从内心，这个观点成了反抗的依据。但将“客观”的天道替换为主观的内心，同样产生了庸俗化的问题，人们以顺应内心为借口坠入享乐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窠臼。

到了清朝，中国哲学发展再次进入变异期。这次变异期的特征，仍然是逻辑的力量。清朝实学的兴起，让很多人不再对那些大道理感兴趣，而是只研究可以证伪、可以进行逻辑推理的事物。一时间考据学派兴起，这些人开始将所有可以观察的东西，不管是一件文物还是一段历史，都放在逻辑的放大镜下一一考察，将那些无法证明的东西排除出去。

清朝的变异期又可以视为对中国哲学体系的彻底反叛，学者的研究方法与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极其类似。因此，可以说，虽然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到了清朝，已经有了强大的思考工具，并在逐渐改写中国的历史与学术。

本书叙述了中国哲学发展两大周期之中政府的格式化、民间的抵抗，以及每一个在哲学史上留下姓名的学者的贡献。

本书与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有以下两大区别。

第一，传统哲学史大都以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主要叙述点，而本书则从西汉开始讲起，只叙述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的思想流变。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寻找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由于都处于大一统时代，西汉时期对现实的影响要比之前的更加显而易见。

第二，很多传统哲学史作品以罗列每一家的具体观点为主。由于哲学家的许多观点都是类似的，因此，大量的篇幅浪费在相同观点的罗列上，读者无法轻易从中找到思想演化的轨迹。这样的书大都只能当资料查阅，无法让读者获得足够的有效知识。本书则注重讲解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让读者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哲学如何演化和为何这么演化，理解政治与哲学互动的奥秘。

与本系列的第一本书《财政密码》一样，本书虽然是在寻找古代哲学的发展线索，却同样是一本对现代社会充满启发的书。阅读完本书之后，读者在思考问题时，会拥有更加广阔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