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太学和门阀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刚刚担任丞相的公孙弘上奏，要求建立官方的教学机构——太学。[2]

公孙弘认为，为了提高人们的教化水平，惩恶扬善，必须将读书与人们的官运结合起来，有意识地去培养民间聪明的孩子读书，等他们学成之后，再将他们提拔到官僚岗位上，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的提议开创了中国中央集权王朝的教育先河，也将儒教成功地输入社会的骨髓。在汉初，官员大都是跟随皇帝打天下的人以及功臣的后代，还有一部分来自皇帝和诸侯们的宠臣。这时，政府与民间缺乏必要的通道，无法让民间的优秀分子进入政府。时间长了，就会产生政府的圈子化和阶层固化，与民间分离，引起巨大的民怨。公孙弘提议开办官方学校，培养人才，的确是解决阶层固化的好办法。而且，他的方法也是控制社会思想的好方法，只要控制学者们的教学内容，就可以控制读书人的思想。读书人当官之后，就会将他所学的东西再灌输给全社会。而民间一旦知道学什么才能当官后，就会对其他的内容降低兴趣，整个社会也就会进入思想格式化的状态。

在公孙弘之前，汉武帝初期，就已经有人不断地提醒汉武帝，只有把儒教人才和政权打通，才能让儒教规范所有人的头脑。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武帝刚当上皇帝那一年，思想偏向儒家的丞相卫绾举荐贤良时，向皇帝提议不考虑法家、纵横家等，间接“罢黜百家”。当时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还没有死，不久找个错便把卫绾免职了。

但儒教势力正在逐渐掌控局势。窦太后死前一年，即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儒家的支持者就已经在朝廷设立了五经博士。

博士并非汉朝才有，秦朝就曾经设立了数十个博士。所谓博士，就是掌通古今，为皇帝提出参考意见的人才，相当于现代人说的智囊。博士的职位不高，到汉宣帝时也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这个职位起初是专门为读书人而设的，汉初则把这个职位保留下来。在秦朝和汉初，博士对一切哲学学派开放，并没有门户之见。

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尚书》《春秋》《诗经》已经有了博士。不过，当时人们看重这些书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属于儒家经典，而是把它们当作历史和文学作品。《尚书》和《春秋》中保留了不少历史资料，在缺乏书籍的汉初，皇帝自然要对它们表现出尊重，而《诗经》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历史资料，其中的每一首诗歌都有一定的背景，反映了古人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到了汉武帝时期，《礼》和《易经》也设立了博士，到此刻，儒家的五经都已经有了博士。董仲舒创立儒教时期，劝说汉武帝将其他学派的博士废除，就形成了五经博士统揽天下的局面。

所谓五经博士，并不是一个人要通晓五本经典，而是每个人只要能背诵一本就足够了。一个人即便能够通晓五经，也不会受到欢迎，因为这等于抢了别家博士的饭碗，让人难堪。五经博士每一家都认为自己的学问是独一无二的，别家不可比拟，不愿意让别人来掺和。

汉武帝时期，一共设了七个博士，《春秋》《易经》《礼》《尚书》都有一个博士，而《诗经》有三个博士。《诗经》有三个博士是有历史原因的。如前所述，在汉初，有四个人躲过了秦朝的迫害，他们精通《诗经》，分别是鲁人申培、毛亨，齐人辕固和燕人韩婴。他们各自对《诗经》的解释有所不同，又固执己见。他们各自将学问传给自己的弟子，弟子再传弟子，就有了所谓的门派之争，形成了四个门派：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毛诗由鲁人毛亨开创，由赵人毛苌传播）。

汉朝设立《诗经》博士时，先是汉文帝设鲁诗、韩诗博士，后来汉景帝时增设齐诗博士，后文提到东汉今、古文经之争时，作为古文经的毛诗地位上升。无论是哪一经，每一家的博士都只在门派内部流传，外人不得觊觎，而在学习时，学生只能死记硬背老师的知识，不得质疑，不得发挥，以免受到其他门派观点的影响而被“策反”。

这就是汉朝儒学门派之争的起点，各个门派互不相让，互相攻击。

门派之争在公孙弘提议建立太学之时变得激化了。公孙弘建立太学的目的是为政府提供儒教知识分子，并将儒教变成社会思维的根基。

他的具体建议是这样的：每年各个地方官都要去自己的辖区查找十八岁以上的青年，看有没有适合读书的，一旦发现了，就上报郡守，再由郡守上报中央负责礼仪的官员太常，太常则负责考察都城附近的青年，与地方上的人才汇集在一起，从中选择五十人送入太学。这五十人将分配给五经博士做弟子。在做五经弟子期间，这些青年都被免除徭役和赋税。一年后经过考核，合格的人就可以被授予中央低级小官，并逐渐递升，不合格的人就被淘汰回家。另外，官员的递升也要考查其文化水平，水平高的人才能高升。

通过这种方式，经过几十年，那些非儒老官僚纷纷离开人世，朝廷就会被儒教子弟们占据，他们担负着保卫皇权的重任。

不出公孙弘所料，他的提议迅速起到作用。提议的成功反映在汉朝太学的扩张上。汉武帝之后，太学里的学生名额大大增加，汉昭帝时增加到百人，汉宣帝末期又增加到两百人。汉元帝因为喜好儒教，规定地方上能够通晓一本经书的人，都不用服劳役，一时间，人人都争着读书。几年后，由于减免成本太大，只好下令废止这个政策。但是，此时太学的规模已扩大到千人，在各个郡国也设置了五经卒史，俸禄是一百石，负责传播儒教知识。汉成帝末年，太学规模扩大到三千人。但这个规模只维持了一年多，就因为养不起，缩回到一千人。[3]即便按照一千人计算，比起汉武帝时期太学的人数也已经膨胀了十九倍。

这些太学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会成为官员，所以，汉朝的朝廷里就充斥着能够背诵儒家著作的人才，整个社会被儒教化了。

几十年后，随便拉出一个汉朝人询问宇宙的真理是什么，他都会给你讲述，“宇宙的真理是天人合一，皇帝是老天爷的儿子，宇宙是阴阳五行的变化”，这一切就和现代人谈论牛顿、爱因斯坦一样自然。

对于大部分现代人来说，牛顿、爱因斯坦之所以是真理的代表，不是现代人思考和理解的结果，而是被灌输的结果。汉朝人受到如此大规模的灌输，当思维已经天人合一化的时候，就再也逃不出这个框架了。《公羊传》和《春秋繁露》俨然已经成了西汉的金科玉律。

随着太学机构的扩大以及中央官僚儒教化，五经博士们的门派之争也日益激烈。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背后都对应着巨大的利益。一旦一个门派的掌门人成了五经博士，就由政府来帮助他招学生、养学生，并让他的学生当官，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教师，而是一个学术门阀。

在《汉书·儒林传》中，列举了五经博士内部各个学术门阀的变迁情况。

首先是《易经》，一个博士变成了三个博士。

汉朝的《易经》最早出自鲁国的商瞿（字子木），他直接受教于孔子，接下来的传承人是鲁国的桥庇（字子庸）、江东（吴地）的馯臂（字子弓）、燕国的周丑（字子家）、东武的孙虞（字子乘）、齐国的田何（字子装）。

田何时期，就是秦朝焚书坑儒之时。但《易经》是筮卜之书，没有被禁。汉朝时，田何从齐国迁徙到关中地区的杜陵，他的学问继续传授开去。徒子徒孙有东武的王同（字子中），洛阳的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加上淄川的杨何（字叔元）、广川的孟但、鲁地的周霸、莒地的衡胡、临淄的主父偃等人。

其中杨何、孟但、周霸、衡胡、主父偃等人都担任过高官。于是，田何的徒子徒孙们遍布于汉朝廷。

丁宽的学孙中又有三个人，即施雠、孟喜、梁丘贺，这三个人又各立门派，将《易经》分裂成三派。到了汉宣帝时期，这三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汉宣帝只好将三派分开，各立了一个博士，于是，如同《诗经》立了三个博士一样，《易经》也有三个。

另外，《易经》三个博士内部也是门派林立，从施《易经》中又分裂出了张（禹）《易经》和彭（宣）《易经》，从孟《易经》中又分裂出了翟（牧）《易经》、白（光）《易经》和京（房）《易经》，从梁丘《易经》中又分裂出了士孙（张）《易经》、邓（彭祖）《易经》、衡（咸）《易经》。由于皇帝没有再新设《易经》的博士，这些小的门派只好共用博士。

《易经》博士一分为三，《尚书》博士也分裂了。

汉朝的《尚书》出自伏生，伏生曾经是秦朝博士，后来在焚书时偷藏了一卷《尚书》，等发掘出来后只剩下残卷。伏生有两个著名的弟子：济南的张生和欧阳生。

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欧阳生的曾孙欧阳高成了《尚书》博士。

《尚书》学派的分裂，源自张生的徒子徒孙。张生有个弟子叫夏侯都尉，夏侯都尉选择传给家族的侄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给夏侯胜，夏侯胜又传给哥哥的儿子夏侯建。其中夏侯胜和夏侯建各自写了《尚书》的专著，形成两派，被称为“大、小夏侯”，和欧阳生的一派，形成了《尚书》的三派。[4]到最后，汉宣帝再次扮演和稀泥的角色，为《尚书》设立三个博士，分别由欧阳以及大、小夏侯三派的传承人担任博士。

除了《诗经》《易经》《尚书》各有三个博士之外，《春秋》也立了一个新的博士，原本只有《公羊传》一家，现在加了一家《穀梁传》，关于这个博士，我们将在后面介绍。

没有增加博士的，只有《礼经》。这样，到汉宣帝时期，五经博士已经有十二个，而学生人数增加到两百人，一套以儒教为中心的教学和传承体系建立起来了。

任何一个博士的设立，都意味着残酷的斗争，但在表面上，所有的人又必须维持儒教要求的君子风度。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始，到太学体系的完成，汉朝人的思想迅速被以《公羊传》和《春秋繁露》为代表的集权理论所禁锢，又由十二家学术门阀形成了组织上的垄断。到此时，西汉的政治神学就接近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