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过秦火的儒家

公孙弘当政时期，恰好西汉王朝经过了几十年的“原始积累”，已经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西汉前期，以黄老之术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社会的主流思潮，但随着经济发展和老一辈的死去，黄老之术遭遇危机。

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支持黄老之术的人相继去世。最后一个黄老之术的支持者是汉文帝的皇后、在汉景帝时期和汉武帝初期主政的窦太后。窦太后经过汉初的混乱，知道社会最需要的是稳定和发展，以及朝廷放手让民间处理自己的问题。

窦太后死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她死后，汉武帝开始完全掌控朝政。汉武帝出生于文景时期的太平盛世，对于汉初的动荡没有任何感受，由于生长在深宫大内，对曾祖父刘邦充满了崇敬之情并将其神化。在汉武帝的心目中，他已经把刘氏当皇帝当作理所应当的事。

但是，不管是法家还是黄老之术，都不能在理论上提供刘氏必当皇帝的依据。黄老之术只是告诉汉武帝：做到“无为”就对人民有利，对人民有利就是好皇帝，好皇帝就不会被赶下台。在它们暗含的条件中，刘氏的皇帝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成分，并且有可能在未来不称职时就被免掉。

年轻的汉武帝没有曾祖父的军功，也没有祖父的宽容，年纪小小的他当上皇帝更缺乏合法性基础，他需要人们给他编造一套新的理论，将皇帝神化，来证明这个皇帝是注定的，而且这个要求变得越来越迫切。

当黄老之术无法满足其要求时，汉武帝发现一个在野的派别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在野派别在汉武帝之前已经吸引了无数的公子哥儿的注意，他们出身于官宦家庭，沉浸在斗鸡走马的玩乐之中，希望能够永远占有众多的社会资源。据《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这些公子哥儿以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为代表，他们分别是汉文帝皇后窦氏和汉景帝皇后王氏的娘家人，只是由于窦太后的压制，暂时无法取黄老之术而代之。

这个在野的派别，就是儒家。

在叙述儒家在汉朝得势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儒家是如何熬过秦朝的毁灭性打击，在汉初流传开来的。

在非洲，许多部族的历史是靠口口相传而留下来的，在部落中选择聪明的小男孩，让他从小开始背诵部族史，到他年纪大了，再把历史传诵给下一代男孩。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实现历史的数百年记忆。这种方式在中国早期学术史的传承中可能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战国时期的许多亚流派的观点也是依靠口口相传而留存下来的。比如，孔子的著作（以及他参与整理的典籍）都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但是对孔子著作的再解读，也就是他的嫡传弟子、再传弟子的著作，则可能只有口头流传。前面提到的《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著作，它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口授给自己的弟子公羊高，公羊高则把这个解释当作宝贝背下来，再在家族内部流传，就这样传了五代，传到了公羊寿。公羊寿又把它口头传给了弟子胡毋生，胡毋生这才将《公羊传》变成文字，记在竹简上。此时已经到了汉朝。不过，口口相传往往会带来不准确的问题，随着每个人的记诵，文本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失去了原来的面貌。

口口相传的传统之外，对于先秦文化影响最大的，是秦始皇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在李斯的建议下，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几乎将民间所有的学术典籍都烧毁了，只留下了几种技术性的实用作品（医学、占卜、农业等），在秦始皇看来，研究学问是没有必要的。

焚书之后，儒家的典籍已经彻底零散了。

孔子之前的周代已经有了完善的教育体系，对于学生的要求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主要的教学内容包括六艺，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4]，这些技能是国子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掌握的，即行礼和奏乐、射箭和驾车，以及书法和算术。

孔子对于六艺非常精通，他的弟子们也接受了完整的六艺教育。到了晚年，孔子根据周代的文字，将经典进行整理，又形成了另一个体系——“六经”。

从本质上说，六经只是六艺的一个子集，六艺的内容涵盖了现代教育中“德、智、体”三个方面，其中礼、乐对应着“德”，书、数对应着“智”，射、御对应着“体”。六经则更加局限在“德”这一个方面，只专注于将这一方面深化。

六经包括《诗经》《尚书》《礼》《乐》《易经》《春秋》。六艺之中的礼、乐被保留了下来，但内容加深了，六艺的礼、乐只要求掌握一定的生活礼乐规则，而六经的礼、乐要求对社会中的礼仪和乐理进行完整的学习与研究。除了《礼》《乐》之外，《诗经》和《尚书》都是记载人们言行的书籍，《诗经》记载各地的诗歌，《尚书》是古代重要政治文献的结集。此外，《易经》研究世界运行规律，《春秋》通过历史来探讨人类社会的规则。

在六经当中，又有难易程度的差别，其中《春秋》是最简单入门的，也是人们学习最广泛、影响最大的，之后按照《乐》《礼》《诗经》《尚书》《易经》的顺序，由易到难，而《易经》则被认为是最难学的。

从六艺变成六经，可以看作儒家形成的标志。六艺是周代留下的教育体系，也是儒家出现之前的教育体系。孔子采取了新的课本，加强了理论学习，强化了“礼”的地位，也弱化了读书人的动手能力，将儒和武士、匠人区分开来，专门从思想、文化等方面来培养人才。

秦朝是以法家为基础构建的统治体系，对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不感兴趣，将儒家的书籍也和其他家的一起烧掉了。由于古人的书籍是竹简，昂贵且册数有限，秦始皇又可以下令让地方官员到各地的读书人家去搜缴，所以焚书之后，许多书籍只有少量的残卷躲过此劫。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到了西汉时期，儒家的六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失。其中关于《乐》的典籍已经彻底亡佚，不可恢复，从此以后，六经就变成了人们熟知的五经。

《诗经》由于其传唱特性，保存得较为完整。在西汉时期，有四个人通过记忆将其保存下来，并进行传授和解读。这四人分别是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和赵人毛苌，他们分别培养弟子，形成各自的派系，后人将他们传承的诗经和解释分别称为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诗经》四家依据的经文都是孔子的《诗经》，虽然由于流传的关系，在文字上有些微的区别，但真正不同的只是他们对经文的翻译和解读。就像现代人翻译《诗经》，出了数个版本一样。这些版本，有的注重直译，有的注重含义，有的还存在大量的误读，有的更可能只是借《诗经》的题随意发挥。在汉朝，每一个版本都有人追随，并将各自的不同放大开来，形成了门派之争。

《易经》由于用于占卜，秦朝时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易经》也有不少传承人，最著名的是齐地的田氏。

《尚书》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秦火之后，人们以为《尚书》彻底失传了，后来发现有一个叫作伏生的鲁国人保存了半部《尚书》。当初秦朝官员来搜缴书籍时，伏生在匆忙之间将一部《尚书》藏在墙壁内。经过楚汉战争的混乱，伏生回到位于济南的家乡，发现房屋已坏，他连忙查看藏书的墙壁，从中清理出二十九篇残卷。后世所使用的就是这部残缺的《尚书》。

至于《礼》，也损毁得非常严重。西汉时期，鲁人高唐生传下一部《士礼》，这可能只是孔子所用教材中最不起眼的部分。

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士礼》只是一部流程指南。如果一个厨师要写一份菜谱，他会对每一道菜注明材料的分量、调料、如何用火，以及先放什么、再放什么。《士礼》记载的就是士人在各种礼仪场合应该做什么、流程应该如何进行。它不进行解释，只写流程，现代术语称之为脚本。

但由于没有其他更好的著作来替代，这部脚本就被人们奉为经典，改名为《仪礼》，也称《礼》。

在孔子的教学体系中，《春秋》是最简单的，也是最被广泛学习的科目。但《春秋》流传的情况也出现了混乱。按照班固的记载，传习《春秋》的一共五家，但只有三家（《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流传了下来。

三家中，以《左传》写得最好。剩下的两传如同刻板的教书先生，逐字逐句地向读者解释难点、段落大意，或者语句背后隐藏的义理，枯燥无趣，只有《左传》像写故事一样娓娓道来。

《春秋》经文写得过于晦涩，在汉朝已经需要讲解才能看懂。《左传》采取的讲解方式是：既然经文太简略，讲解时就将经文丰富起来，讲成声情并茂的小故事，读者自然就理解了经文的意思。而《公羊传》和《穀梁传》的传人却总是相信《春秋》除了记录历史之外，实际上还隐含了各种各样的人间至理、微言大义，他们不断地琢磨着词句，寻找语言背后的意思，结果发挥来发挥去，反而失去了对“真”的把握。

在汉武帝时期，《左传》由于流传不广，人们知之甚少，而《穀梁传》也缺乏有力的官方支持，无人问津，只有《公羊传》突然间“暴得大名”，成为西汉前期最著名的书籍。再加上五经之中，以《春秋》最为基础，于是《公羊传》就代表了人们普遍知晓的儒家学问。

那么，为什么《公羊传》如此受重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