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皇帝神化运动[1]

从汉武帝开始，朝廷注意提拔身份卑微的“书呆子”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最典型的代表是犯过罪、放过猪，年近七十才入仕的公孙弘。这类人缺乏实务经验，却善于把持权力，以皇帝的需要来解释司法，成了神化皇帝的主力军。

窦太后死后，作为汉初指导思想的黄老之术迅速让位于儒家，儒教时代到来了。

西汉的儒家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最初的儒教建立在一本对《春秋》有歪曲解释的书上，这本书叫《公羊传》。

由于提倡“微言大义”、“大一统”、政治进化论（早期儒家总是向往古代政治的清明，《公羊传》却推崇现世，不注重古代），这一切都符合西汉王朝的需要，《公羊传》成了西汉的圣典，孔丘已经变成了公羊。

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是阴阳学说杂入儒家学说，提倡“天人合一”，试图利用儒教解释从宇宙天地到人体发肤，再到社会政治的一切学问。他试图寻找终极真理，再用这个真理束缚住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幸福地生活在这个真理之中。

按照“天人合一”理论，人类社会的规律与天的运行规律是合一的，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遵从天的意志。皇帝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是天选定的，是不容置疑的，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既然天选择刘氏作为天子，那么所有对皇帝的反抗就是非法的。通过这种方式，董仲舒解决了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的问题。

儒教诞生的同时，作为道家集大成者的淮南王刘安却死了。他主持编撰的《淮南子》虽然代表了道家思想的高峰，在当时却没有产生现实影响力。道家从此退出了统治哲学。

一个叫作公孙弘的小人物可能永远也想不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飞黄腾达。

公孙弘生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前后，出生时刘邦还在位。据《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记载，他曾经担任过小吏，但由于犯罪被免职，迫于生活压力只能到海边去放猪。他与著名的大才子贾谊同岁，但贾谊三十三岁去世时已名满天下，而此刻，公孙弘还只在猪窝旁挣扎。

到了四十多岁，这个一事无成的小人物眼看就要卑微地度过一生，他决定开始另一段冒险：去读书。

当时已经是汉文帝执政晚期，各地的儒家学说有所抬头。西汉时期人们对书籍的占有与现代不同，现在，我们随时可以接触琳琅满目、品种齐全的图书。但在汉代，书籍都是手工抄在竹简上的，因此往往意味着“富人专供”，许多穷人可能终生都见不到一本书。

在这种情况下，读什么书也充满了偶然性。一个学习《道德经》的人可能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老子，而是他只见过这一本书，没有机会接触别的。当他把这一本书背得滚瓜烂熟时，就成了一个有学问的人，可以到官府混饭吃了。

由于竹简运输不便，许多人传授学问都是靠背诵完成的，他们以口述的方式，帮助学生把全书背下来，解释一遍，就算完成了传授。

公孙弘住在齐地，在战国时期，齐国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中心，以研究各家学说而出名，号称“稷下学”。

孔子出生于鲁国，因此，鲁地保存了较完整的孔子学说。为什么齐国也成了研究儒家的学术中心呢？这是因为齐国比鲁国更强大，其国君更倾心于称霸，想以齐国为中心重建诸侯国之间的秩序。在齐王的周围聚集了大量学者，他们希望为齐王量身打造一套称霸天下的理论体系。这些学者不仅有来自儒家的，也有来自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学派的。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学者荀况、道家学者田骈、阴阳家邹衍，都曾经在稷下学宫做研究。这些不同学派的人使原始的儒家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历史上也把这一派儒家称为“齐学”，而直接继承了孔子理论的鲁地儒家被称为“鲁学”。

在齐地，公孙弘有机会接触了一本叫作《公羊传》的书。《春秋》由孔子整理后，学习者对其加以解释，并在私下传授。对《春秋》的其中一种解释，就是《公羊传》。

在这些文人中，最著名的一位叫作胡毋生，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此人曾经在汉景帝的手下当过博士，年老后回到齐地传授学问。胡毋生的学问是从一位叫作公羊寿的人那儿学来的，而公羊寿的学问得自家传，他的祖先公羊高是子夏的弟子，而子夏又是孔子的嫡传弟子之一。

在胡毋生之前，公羊家族传诵的《公羊传》是靠口口相传来延续的，胡毋生第一次把它变成了文字，记在竹简上。记载的方式是这样的：首先，孔子整理的《春秋》被称为“经”，由于经文写得过于简略，不解释就不容易懂，人们如果直接读《春秋》，就会像现代人读古代文献一样难以理解，所以，公羊家族的人会对经文进行一定的解释，这些解释被称为“传”。由于胡毋生的“传”是公羊家族流传下来的，所以他写出的解释就被称为《公羊传》。

公孙弘师从胡毋生之后，将《公羊传》背得滚瓜烂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文人。

他到了六十岁，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当年，年幼的汉武帝新上台不久，执政的窦太后决定从地方上征召一批有学问的人。当地官员把老头子公孙弘也举荐上去，白发苍苍的他第一次离开故乡，去了京城。

执政的窦太后没有嫌他老，授予他博士的头衔。他的第一项差事就是出使匈奴，然而，事实证明，这个放猪的老头子虽然背了一本书，却缺乏处理实务的能力，他搞砸了使命，被太后免了职，打道回府——他向着一事无成地死去又迈进了一步。

六年后，窦太后已经去世，汉武帝开始亲政。他再次下诏征集儒家人才，地方官员再次将公孙弘上报。公孙弘已经心灰意懒，不想再去碰运气，但还是被劝说着上路了。到了都城，负责选拔的太常也看不起他，在策问时给他评了个下等。随后，这样的成绩被送给汉武帝过目，谁知汉武帝出乎大臣们的意料，立刻被这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子迷住了，不仅大大赞赏一番，还将他留下伺候自己。

此后，公孙弘的晋升进入快车道，从金马门待诏到左内史，直至御史大夫、丞相，最后以八十岁的高龄死在了丞相任上。

由于吃过一次亏，公孙弘对于自己的学问知根知底，他变得谦恭多礼，做事首先把个人态度藏起来。当皇帝询问时，哪怕他之前有不同意见，最后也总会无条件地支持皇帝。大臣们对他的希旨承颜感到不满，他就用谦恭的态度笼络下级，再偷偷地排挤那些比他学问大、能力强的人。

在所有学习《公羊传》的人中，他的师弟董仲舒的成就远胜于他，于是他就把董仲舒送到胶西国去当国相，原因是胶西王刘端以残暴出名，当他的手下很可能不知什么时候就“挂”了。

以编撰《淮南子》出名的淮南王刘安喜欢道术，杂以百家，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而公孙弘只会背诵一本《公羊传》，对于其中的意思还老是吃不透。但他感觉到皇帝担心这位堂叔的权威，就开始着手调查淮南王谋反的迹象，为此后汉武帝查办淮南王拉开了序幕。

在公孙弘办理的荒唐事中，最荒谬的要算两个案子。其一是《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载的，当时的名臣主父偃曾经担任齐厉王的国相，由于齐厉王与姐姐通奸，主父偃对他晓之以理，齐厉王却担忧主父偃是汉武帝派来查办他的，自杀了。

这件事本来与主父偃无关，但公孙弘认为，根据《公羊传》的精神，有一条原则叫作“诛首恶”，一件事情哪怕不是他干的，但是因他而起，他就是首恶。如果主父偃不劝说齐厉王，齐厉王就不会自杀，所以主父偃就是首恶。公孙弘以这样的借口杀掉主父偃，并灭掉其家族。这件事也开启了滥杀的先河，汉朝的法律由此可以不根据人的行为来断案，而是根据事情的后果，甚至可以牵连无辜的人。

另一件案子与一位叫作郭解的游侠有关。游侠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产物，他们游历在各个国家，不依附于任何政权，不属于任何已有的社会等级，独立于现有的体制。随着汉朝大一统的到来，产生游侠的土壤没有了，他们成了集权政府的敌人，成为被消灭的对象。

读惯现代武侠小说的人都会对侠客赞不绝口。郭解就是实际存在过的侠客，他年轻时曾经杀人作恶，遇到大赦之后痛改前非。据《史记·游侠列传》记载，郭解在乡里甘居贫困，却又仗义执言，身边聚集了大批仰慕他的高义的人。他虽然只是布衣，在家乡却比官员都有威望，调解人们的矛盾、维持社会正义，不作恶、不杀生。

但郭解这样的人却是集权政府最怕的，担心他成为政权的竞争者。汉武帝在建立自己的陵墓茂陵时，从郭解的家乡迁移了一批富户到茂陵居住。郭解由于家贫，并不在移民之列，但有人故意将他列入名单。随后，一批官员纷纷请愿说他不应该被迁移。事情传到汉武帝耳中，汉武帝大怒，坚持要他迁移。因为这件事情，有人替郭解打抱不平，查出将郭解列入名单的是本地人杨季主当官的儿子，于是将此人和杨季主先后杀死。另外，在一次打抱不平的事件中，另一个郭解的支持者把骂郭解的一个人杀掉。

但这两件事郭解并不知情，也绝不赞成人们互相残杀。

当官府将郭解抓住后，经过调查，发现没有办法判他的刑，因为他不知情。

眼看郭解就要再次被释放。这时公孙弘充分了解皇帝对于游侠的恐惧，他出面的时候到了。公孙弘拿出《公羊传》一查，表示：根据“诛首恶”原则，郭解作为平民百姓却总想做官府的事情，导致人们因为他而杀人。郭解虽然不知情，但这比知情更加可恶。

郭解最终死于公孙弘刀下。

上述这两个案子典型地反映了汉朝所谓的“春秋决狱”，即根据《春秋》的精神来断案。在公孙弘时代，由于《公羊传》是最受重视的官学，所谓利用《春秋》的精神来断案，其实就是利用《公羊传》被歪曲的解释来断案。

在“春秋决狱”中，汉朝经常使用的原则除了“诛首恶”之外，还有“责知诛率”[2]“原心定罪”[3]等。人们只要知情不报，就与犯罪者同罪，由于怕人们结社，领头的人必定诛杀。而在断案时也不看结果，而是根据人们的意图定罪，只要意图是恶的，哪怕没有引起后果，也要重判。

公孙弘时代，正是“春秋决狱”兴起的时期，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制造出来。而他本人的飞黄腾达，也反映了汉朝儒教兴起时期的混乱现实—— 一个毫无实务处理经验的人凭借一本书当上丞相，并轻率地行使着权力。

但是，人们心头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答：为什么汉武帝会这么喜欢公孙弘，他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这就要提到汉武帝时期儒教的兴起，以及公孙弘学习的那本《公羊传》如何成了汉朝的“客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