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财政制度的战役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一场发生在马邑（现山西朔州）的战役[2]决定了中国未来两千年的走向。

这场战役的一方是汉武帝的大军，主要策划者是一个叫作王恢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匈奴的军臣单于。与后来汉匈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相比，马邑之战显得异常平淡，双方甚至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但它成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产生的连锁反应导致了一场影响中国财政的大变局。

这次战役彻底破坏了汉匈的信任关系，双方从和平跌入连绵不绝的战争。战争又破坏了汉初财政的健康，迫使汉武帝不得不建立一套特殊的财政体系。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经过秦朝末年的群雄并起，刘邦脱颖而出，结束中原的分裂，建立了汉朝。

刘邦统一中原后，随即与匈奴发生战争。谁知大汉皇帝敌不过草原霸主，刘邦在白登山（现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团团围困，差点儿成了俘虏。从此以后，汉代的皇帝大都保持和平姿态，不惜利用和亲的手段来安抚匈奴，以避免战争。和亲的女子并非真正的公主，而是从刘姓家族中找一个女孩，由皇帝认作干女儿，嫁给匈奴。

然而，上述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议。随着汉代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和是战”已经成为君臣之间激烈讨论的问题。

到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军臣单于再次要求和亲，汉武帝认为这是一次改变政策的时机，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争论的两极以两个人为代表，主和的一方是御史大夫韩安国，主战的一方是大行令王恢。

王恢的籍贯是燕地，即现北京、河北一带，与游牧民族活动范围接壤。他本人也曾担任边吏，又参与过对南方闽越的军事行动，是个坚定的主战派。他认为，匈奴单于喜新厌旧，和亲后往往很快就背信弃义，制造新的麻烦，所以不如直接拒绝，准备打仗。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认为，匈奴的土地过于贫瘠和广阔，如果要打仗，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即便打胜了，也没有太多的好处，得不偿失，不如继续和亲政策。

汉代实行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僚制度，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拥有监察百官的权力，是朝廷最有话语权的官员之一。而大行令（最早称典客，汉景帝时改称大行令，汉武帝后期改称大鸿胪）属于九卿之一，比御史大夫地位低，但他的职责是管理归附朝廷的外国人，“分管”的领域与匈奴事务直接相关。

一个是三公，一个是直管官员，两者的话语分量不相上下，也不难看出汉武帝时期朝廷内部对匈奴态度的分歧之大。

这一次，御史大夫韩安国的意见占了上风，汉武帝许诺与匈奴和亲。汉匈和平又维持了一年。

到了第二年春天，一位生活在马邑，名叫聂壹的富豪求见大行令王恢。他认为，此时刚刚和亲，匈奴对汉朝警惕性降低，恰是攻击匈奴的最佳时机。

聂壹的话与王恢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把聂壹的意见上呈汉武帝，于是朝廷里又展开了一次讨论。汉武帝首先给此次的讨论定了调。他说，朝廷不仅与匈奴和亲，还赠送给他们大量的礼物，但匈奴态度傲慢，屡屡犯边，有人建议使用武力教训他们，请大家讨论可否。[3]

主要的争论仍然在御史大夫韩安国和大行令王恢之间。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汉书》列出了双方争论的三个回合，直到王恢第四次发言后，皇帝才拍板决定使用武力。

根据聂壹的计谋，他本人偷偷逃到军臣单于处，获得信任后，向单于建议：他有把握砍下马邑令守的人头，并将匈奴放入城中，夺取城池。

单于轻信了聂壹的话，把他放回马邑。聂壹将一名死囚的人头砍下来，挂在城外，匈奴的使者误以为这就是马邑令守的人头，回去禀告单于可以进军了。单于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前往马邑。

与此同时，汉朝派遣了三十万汉军（《史记·韩长孺列传》记载是二十多万），并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这四位将军由御史大夫韩安国（他被任命为护军将军）统领。

汉军人马都埋伏在马邑周边的谷地里，一旦单于到来，就由王恢、李息、李广等人击其辎重，其余人马与其大部队作战。

如果此计成功的话，可以全歼匈奴单于带来的十万骑兵，对匈奴造成致命打击，使其丧失与汉朝对抗的能力。

然而，军事行动进展得并不顺利。

匈奴单于在进军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好的兆头。

首先，匈奴进攻马邑并无长期占领的打算，而是以劫掠为主。在进军的路上，距离马邑还有上百里（1里合0.5千米），骑兵已经开始了劫掠。他们发现，虽然路上有不少的牛羊可以抢劫，但是连一个牧人都没有碰到。

这时他们正好经过一个烽燧，单于临时下令将其占领。此时，有一个武州的小官恰好在这个烽燧上，他被匈奴抓住，供出了汉军的计策。单于大呼上当，引军撤退。埋伏的汉军得到匈奴撤退的消息，连忙追了上来，但由于距离遥远，没有追上，只得撤回。

唯一有机会和敌人接触的是大行令王恢的部队。他率领三万人马负责拦截匈奴辎重。就在他率军杀向敌人的辎重部队时，却得到消息：匈奴主力已经回撤，要和辎重部队会合。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三万人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于是率军撤退了。

这次战役以匈奴的撤退和汉军的无功而返告终。由于动用了三十万军队，消耗了大量的粮草，汉武帝大怒，要惩罚当初坚决主战的王恢。他认定王恢临阵退缩。与其他将军追不上敌人不同，王恢是可以赶上并攻击敌人的辎重部队的，然而他却选择了退军。在军法上，擅自撤退要判处斩首。

王恢则辩解说，他的人马太少，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撤退保全了汉军的三万人马。暗地里他还贿赂时任丞相的武安侯田蚡，希望田蚡为他说句好话。田蚡本人不敢对皇帝明言，就找太后去说情：反对匈奴最坚决的人是王恢，杀了他等于是替匈奴出气。

但汉武帝不为所动，坚持认为王恢的临阵退缩让汉军失去了获胜的机会。出于面子考虑，汉军急需的是一场胜利，哪怕只是对辎重部队的小胜，也比什么都没捞到要好得多。

整个事件以王恢自杀而告终。马邑之役落幕。

既然过程平淡无奇，而且由于错失时机，对敌人没有产生任何威胁，那为什么还说这次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呢？

原因在于：此次战役标志着汉朝和匈奴的彻底决裂。此后，匈奴再也不相信汉朝，弃绝和平之念，双方进行了连绵不绝的恶战，[4]就算想停都停不下来了。

一场场恶战对于汉匈双方来说都得不偿失。匈奴人口少，战争消耗大，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到东汉中期终于瓦解；而战争给人口众多的汉朝带来的影响，则是中央王朝财政的崩溃。为了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汉武帝不得不放弃汉初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另辟财源。于是，一整套官营垄断、控制经济的制度被建立起来。

一场小小的战役改变了汉匈关系，进而改变中央王朝的财政结构，影响了中国约两千年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