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王朝的重建

秦代轰然倒塌后，它的失败让当时的人们认为庞大的中国无法承载统一之重，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这个“怪兽”还没到出笼之时。

在这种流行的思潮下，群雄起兵的目的不是重新恢复六国，就是寻求割据一方。至于重新统一，谁都不想也不敢去尝试。项羽顺应这种思潮，按照战国时代的模式分封了众多的诸侯王。最具野心的刘邦虽然也被封王，但被放置在西南方的死角里，远离中原地区。

在秦代，刘邦的蜀地和汉中是距离中原最遥远的地方。一个人如果要从中原去四川，必须首先走函谷关，到达秦所在的关中地区，再从关中地区走一条架着栈道的山间小路（褒斜道）到达汉中，最后从汉中走另一条小道（金牛道）去往四川盆地。[18]

项羽又把秦地（现陕西境内）分封给了三位投降的秦国将领，由这三位将领守住关中平原，这就彻底断绝了刘邦和中原的联系。

由于绝大多数受封的诸侯王没有兼并天下的野心，所以，这个分散的新体系似乎会长久地维持下去。

然而，有一个人想尝试与“项羽秩序”完全不同的模式，继承秦代的正朔，这个人就是刘邦。

秦末的起义者中，包括两类最主要的参与者：六国的贵族和各种对强秦不满的亡命之徒。项羽属于楚国的贵族后代，而刘邦则是一个典型的亡命者。

在起义没有爆发时，刘邦曾经担任过沛县的亭长，在为县里押送犯人去骊山时，由于逃跑的人太多，他思量自己免不了被追究责任，便也逃亡了。如果不是秦末起义的到来，刘邦就要做一辈子的亡命者。

当别的诸侯王都因为获得了封地而感到满足时，只有刘邦心中充斥着不满。由于没有历史和身份的包袱，他眼中看到更多的是秦朝的威仪，他不想作为一个诸侯统治汉中这个小地方，而是想作为皇帝君临整个秦朝的疆域。

于是，所谓楚汉相争，就成了到底是项羽的“诸侯王加霸王”模式，还是刘邦梦想中的“中央王朝”模式能够胜出的斗争。

对刘邦有利的是，项羽所建立的新分封制度并不稳定。十九个诸侯中，大部分人虽然并不想兼并天下，却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野心。他们总想将领地扩张一点，从邻国手中抢几座城市。还有的诸侯领地内迅速发生了争位。这些问题每一个都看似不大，但如果纠纷同时在四处爆发，新分封制度就会迅速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

作为制度的建立者和一国霸主，项羽有责任保证制度的稳定，秩序一旦出现混乱，项羽就必须出马来恢复。于是，不需要刘邦反对项羽，其他的诸侯王就已经让这位西楚霸王疲于奔命了。

首先让项羽感到愤怒的是齐的形势。齐国原本被项羽分成三份，封给了原来齐国王室的后裔，这却引起一位名叫田荣的将领的不满，他起兵杀掉了三位诸侯王，合并了三齐。赵、代等也随即出现了诸侯王更替的情况。

汉王刘邦在这时兼并了关中三个秦降将获封的诸侯王，将原本属于秦国的领土合并起来，并向关外扩张。

项羽突然发现他从反秦的革命者变成了旧秩序的维持者，从“革命党”变成了“保守党”。为维护自己设计的秩序，他必须出兵征战。但每一次诸侯王的叛乱，都是一次对新秩序的嘲讽。

刘邦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采取兼并、联合、替换的方法，逐渐将诸侯王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曾经的西楚霸王。

在战争中，刘邦的将领韩信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位能够忍辱负重的将军在北伐中灭掉魏、代、赵、齐，并降伏了燕，这些曾经最强大的诸侯王要么灭亡，要么与其结为同盟。

韩信对刘邦的态度也决定着汉王能否掌控全局，如果韩信在灭了旧诸侯之后，立即取而代之，不听从号令，那么他只不过是在旧秩序的牌局里洗了一下牌而已。韩信虽然争取到了齐王的位置，却仍然对刘邦保持忠心，如此一来，汉王才有了建立新秩序的可能性。

战争结束时，项羽建立的体系随着他的死亡而崩溃。但是，当初为对付项羽，刘邦不得不分封了许多新的诸侯。这些诸侯并没有意识到未来的秩序会有什么变化。他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思维来考虑问题，以为刘邦战败了项羽，只不过意味着刘邦代替项羽担任“霸王”的角色，而每一个诸侯还都拥有独立的封地，可以行使独立的权力。如果刘邦想要废除诸侯，他们会用全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项羽倒台之后的政治秩序仍然接近于诸侯模式，刘邦充其量只是另一个霸主，而非一个皇帝。

令诸侯没有想到的是，刘邦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他知道，哪怕有诸侯存在，他仍必须首先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在谋臣的帮助下，刘邦在关外就迫不及待地导演了皇帝登基的大戏。在这出戏中，最想当皇帝的是刘邦本人，但他装作不情愿，由谋臣们劝说诸侯劝进三次，他才同意加皇帝尊号。

在汉王加皇帝号时，诸侯们仍然没有意识到秩序的改变。他们还以为回到了周朝的秩序，所谓皇帝只是一个称号而已。哪怕是皇帝，也无法干预每一个诸侯领地内部的事务。

但他们不知道，刘邦之所以封他们为诸侯，只是因为没有办法一下子掌控全国而已。

如果在剿灭项羽后立即废除分封制度，建立中央集权制，那么新建立的汉朝立即会和秦朝一样，遭到激烈的反抗而崩塌。刘邦不愿冒这个风险，他更擅长于慢慢剥夺诸侯的权力，把项羽建立的新诸侯体制在温水中煮死。

刘邦加皇帝号之后，他的手下包含了三种人：第一种是仍然醉心于旧秩序的旧诸侯，这些人希望尽快回到自己的领地，享受当统治者的乐趣，并不尊重所谓皇帝的权威；第二种是已经理解了新秩序的中央官员，以丞相萧何、陈平等为代表；第三种则是刘氏的宗室子弟。

刘邦的任务是消灭第一种人，将其领地一部分拆解为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交给第二种人，另一部分则交给第三种人。

而此刻汉朝最大的功臣韩信，由于被封为楚王，已经被汉高祖当作第一种人——旧秩序的代表。

在后人的眼中，韩信是一个矛盾的角色。战争中，他手握重兵却对刘邦忠心耿耿。项羽曾经劝说他反叛汉王，许诺天下三分，但韩信拒绝了项羽的美意。然而在攻克齐国之后，韩信却向汉王申请做代理齐王，这令刘邦感到不满。后世接受了大一统思想熏陶的人们因此认为，他申请代理齐王的举动就是对刘邦不忠。

但实际上，韩信与项羽一样，是一个旧秩序的信奉者。他认为战争结束之后，世界仍然会恢复到分封制的旧轨道上，刘邦代替项羽成为霸主，负责维持天下的秩序，但是并不剥夺其他诸侯的生存权。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拥护霸主的诸侯角色，帮助霸主维持国际秩序。“对汉王忠心耿耿”与“当上齐王”，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韩信没有想到的是，刘邦要颠覆整个分封制度，建立一套新的集权制度来代替它。韩信也没有看到，刘邦对他的防范有多深。

《史记》中记载的一件小事反映了刘邦对韩信的戒心：在消灭项羽之后，刘邦在称皇帝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亲自前往齐王韩信的军中，夺走他的军权。只有这样，汉王才敢于称帝。

汉王称帝后，作为皇帝制度的绊脚石，韩信先从齐王被贬为楚王，又被剥夺王的封号，贬为淮阴侯。最后，刘邦仍然不放心，借助妻子吕后之手杀掉了韩信。

除了韩信之外，异姓诸侯中的彭越、英布、臧荼、卢绾等人也一一被剥夺封号或者被杀。

但是，在剥夺异姓诸侯的同时，刘邦却无法完全废除分封制。他意识到，自己还不具备一下子建成全国铁板一块的中央集权制的能力。

和秦始皇一样，刘邦没有足够多的能理解皇帝真实意图的帮手，也不可能一下子任命如此之多的中央集权官吏。更何况，可以维持国家稳定的财政制度是一片空白，如果强行往下推行，必定遭到抵制而导致失败。

在异姓诸侯曾经统治过的地方，他必须再树立一个诸侯来代替原来的角色。作为妥协，他将刘姓宗室子弟扶上了诸侯的位置，并立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规矩，希望通过家族的力量来补充集权制的不足。

登基八年后，还没有完全剪除诸侯势力的刘邦去世。他留下了一个逐渐恢复稳定、带着新秩序雏形的中央王朝。但这个国家的统治模式是否已经成功，仍然没有人说得清楚。

在人们看来，这个中央王朝太脆弱了。

汉高祖本人的死就源于与淮南王英布的交战，刘邦在战斗中被流矢所伤，再也没有康复。他死时，燕王卢绾正准备逃往匈奴所在地。异姓王中，长沙王吴臣尚在。

甚至皇帝的军队也对中央王朝构成了威胁。汉高祖死去时，陈平、灌婴在荥阳统率着十万人马，樊哙、周勃在燕、代等地有二十万大军。汉高祖一死，吕太后甚至担心这些将领造反，密谋将他们都杀掉。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审食其劝说太后，若诛杀将领，必天下大乱。这件事从侧面反映了汉朝仍然风声鹤唳，就连吕太后也处于对失败的恐惧之中。

更重要的是，中央王朝虽然完成了武力征服，具有表面的形式，但在更深层次上，却没有完成政治征服，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

第一，在经历如此众多的动荡之后，如何保证社会的经济发展，让人们对中央王朝产生信心，不再想回到过去。

第二，如何建立一套符合中央王朝需要的财政制度，使这套制度能够控制同姓诸侯王的野心，又能满足中央王朝稳定的需要，同时不干扰民间的繁荣。

汉高祖死去时，中央王朝连统一的财政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各诸侯除了对其领地内的土地征税之外，还对属下的自然资源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几乎丧失了诸侯辖区的所有税收，只能在直属领地征税。诸侯王可以有独立的军队，设置几乎和中央政府一样的官僚系统和财政系统。他们统治着真正的国中之国，只是依靠亲属关系维持着与中央政府的合作。

在这样的架构下，中央只不过是比诸侯的领地面积更大一些的诸侯国罢了，仍然是一个“霸主”，而不是中央王朝。必须把诸侯的财政权拿回来，在诸侯领地内为中央征税，才能解决最终的控制权问题。

汉高祖本人对经济并不精通。他仇视商人和商业，采取了许多抑制商业的措施。[19]如果继续采取抑商的做法，民间就感受不到统一带来的好处而离心离德，中央政府也获得不了足够的财政收入，诸侯势力觉醒之时，就是汉政权分崩离析的时刻。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个由汉高祖的狂妄无知所建立起来的巨大怪胎，到底会走向何方，仍然是个未知数。它会像强秦一样，由于政府抑制了民间发展而崩塌，还是像周朝一样，由于诸侯的强大而逐渐解体？这个问题必须留给刘邦的后代们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