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学概述

一、国学的定义

1.国学定义的历史梳理

国学一词始见于《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此后，随着朝代的不断更迭，国学逐渐演变成为国家高等学府，不过其基本含义仍然是指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国学逐渐成为与“西学”相对的“中学”代名词。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较多地使用了国学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此后，随着国内时局的变迁，研究者对国学的理解也出现了差别。

章太炎认为国学的范畴是“经史子集”，并提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章太炎一生重视国学的倡导和研究，认为国学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名词，而是与民族命运相联系的、国魂重塑的基础。邓实、刘师培等人“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创立了国学保存会，同时在报刊上对国学、儒学、君学、官学等概念做了区分。邓实等人也被称为“国粹派”，他们对国学的定位，是借鉴了西学的，是以国学所在地域来决定“学”的归宿和认同的。1906年，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一文中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强调了国学“经世致用”的层面。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表宣言》一文中对国学进行了阐释：“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他认为要理性地去对待传统文化，既要注重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又要从传统的儒学枷锁中寻求解放。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对国学的阐释具有很大的影响，不过在他之后，假借“国学”之名行儒学重构之实的不胜枚举。如马一浮提出了国学的四个特征：“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是活泼泼的，不可目为骨董；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是自然流出来的，不可同于机械；此学不是凭借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认为国学就是指“六艺之学”（此处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同时指出要以六艺作为国学的价值象征，显示出其在儒学重构上的用心。20世纪初，面对外来侵略者的压力和本国学术文化式微的局面，国学论者理所当然地将国学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对国学定义的探讨，反映出我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文化命运的思考，倡导国学的论者多关注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试图从中找寻到能够满足特定时代的文化资源。这一时期的国学定义，饱含着知识分子对国家文化乃至民族命运的担忧，具有明显的时代担当意识。

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末，国学处于长期沉寂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学界开始从传统文化中谋求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精神支撑，国学再度进入学界研究视野，但是其定义有了新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辽宁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国学丛书》，张岱年在其总序中说：“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其中自然科学又包括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认为国学不仅包含人文社会科学，还包括自然科学。张岱年对国学的定义，不仅折射出西方学科分类思想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还大大拓宽了国学的范畴。赵吉惠（1996）认为，国学作为一个文化系统，应当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并主张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对国学进行定义，认为国学除了包括“国故学”之外，还包括本是外域之学而逐渐被中华民族所消化、吸收、认同或再创造的那部分文化。王富仁（2005）提出“新国学”的定义，认为旧的国学定义将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和“五四”以来发展起来的学术都抹杀了，应当将国学定义为由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两个因素构成的学术整体。“新国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遭受冲击的事实予以承认，强调了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时代，中国文化与学术更应当保持对自身独立价值的清醒认知。“新国学”定义强调国学研究应当更具有时代性和独立性，为学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国学研究，主要就是对过去的学术文化进行整理和挖掘。如果想要保持文化的鲜活性，就必须要考虑文化所具有的当下意义。所以，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挖掘，就成了近些年来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杨海文（2008）认为，国学的当代形态是无法避免“大国学”范畴制约的，所以只有以“分析”的态度去区分国学中的精华和糟粕，以“开放”的态度处理好中外文化的关系，以“前瞻”的态度对待古今文化的关系，国学才能真正实现其现代价值。除了学术界对国学的定义进行探讨外，近些年来我国一些高校的国学学科建设也颇为引人瞩目。例如，深圳大学于1984年创立了国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于1992年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后改名为国学研究院，并于200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于2005年设立国学院；武汉大学于2007年对各文科院系进行整合，增设国学专业博士点，以“经史子集”为教学内容，并与西方分科教育体制互补，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在国学定义的讨论上，现代学者不仅为国学赋予了更大的延展意义，还注意到了历史文化的流动性。在国学研究的意义阐释方面，无论是“新国学”还是“大国学”，无论是强调学术研究的整体性还是提倡“古为今用”，研究者们都着眼于国学的当代实用价值。同时，高校的国学学科设置，也在学术研究、文化传统、社会需求和西方教育体制四者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教育改革创新。

纵观近现代中国百年学术的发展，国学的命运与时代背景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国学的定义、范围和意义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从“一国固有之学”到“一国所有之学”，再到“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从“经史子集”到“六艺之学”，再到涵盖了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庞大体系；从保存国粹经典、激发民族自强心，到国际视野下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再到中西学术文化交融互补。种种变化，反映出的不仅仅是研究者学理上的思考，更是他们对本国文化的态度，并且这种态度是与时代精神紧密相连的。换言之，国学的兴衰历史就是本国文化和民族命运的兴衰史。

2.对国学定义的质疑

1923年，陈独秀对当时的国学定义予以辩驳，认为“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曹聚仁也认为，“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他们辩驳的焦点主要是国学的定义是否具有清晰的内涵和外延。许啸天认为，世界各国都有其固有的文化及历史，换言之，每一国都有它自己的“国故”，但并未有英国故学、法国故学等名称，所以“国故”并不能算作一种学问。这个论断并没有看到本国历史文化和时代需求的特殊性，但由于彼时中国学术界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部分知识分子的民族自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故此不少质疑国学者均采用了这个观点。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国学的定义是与西学相对立而起的，反对国学定义者也将西学作为重要的理由，换言之，就是无论是国学定义的支持者抑或是质疑者，他们都看到了西学的重大冲击力，所不同的是，前者力图在国学定义的指引下，重新审视和整理本国学术文化，以此来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后者则是认为国学的定义不正确，因为西方国家并没有国学的概念。其实，我们应当看到我们国家学术文化的特殊性，作为被动接受外来文化的体系，国学得到提倡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整理国故”这个词最初是由傅斯年提出的，不过在留学欧洲后，他对国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22年，他在给李石曾、吴稚晖的信中说：“见到中国之大兴国学、大谈其所谓文化，思著一小书，姑名为‘斯文扫地论’，其中章四：一、绝国故，二、废哲学，三、放文人，四、存野化。”1928年，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认为，“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强调指出科学研究方法虽然具有普适性，但是如果生搬硬套，就很难产生好的效果。该观点注意到了获取研究材料的地域优势，但是并没有将本国学术文化视为一个研究整体，故此在学术研究视野上并不开阔。何炳松在学术思想上倾向于“整理国故”，但是其目的不在于国学的振兴，而是在于引进西学来改造传统文化。1929年，何炳松在《论所谓“国学”》一文中指出，国学概念界限不清、来历不明，对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也多有违背，对待本国历史文化的态度也很糟糕，极力提倡“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1935年，以何炳松为代表的10名大学教授签署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方文化，必须以中国的需要来决定取舍。”值得一提的是，何炳松对本位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明确的区分，他认为恢复传统文化和提倡本位文化之间并不对等，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改造传统文化。何炳松有关国学的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是也体现出对国学定义和研究缺乏系统性的担忧，故此也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钱穆在《国学概论》一书中以思想史的变迁为线索探讨了传统的经学、子学和考据学，虽然在国学范围上基本与章太炎的定义无甚差别，但其开篇表明：“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亦难别。”钱穆认为，国学的定义仅仅是权宜之计，是否能够统摄“经史子集”，这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当代学者中，也有对国学定义持有质疑的。舒芜在《“国学”质疑》一文中认为，“‘国学’完全是顽固保守、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抗拒文化变革这么一个东西。”刘梦溪也认为国学的概念“将恐不立”。综合当代学界对国学定义的质疑，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认为国学定义的内涵和外延不清晰，故此定义不成立；二是认为国学的定义无法与西方学术分科相衔接，或是认为国学研究仅仅是为了更便捷地获取材料，没有必要诉诸某个特定范畴；三是认为国学主要还是陈旧的文化知识，不值得提倡。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国学的提倡者和质疑者在国学的定义上存在截然不同的态度，而且即便是两种观点的内部，依然存在着不同的支持或是反对的理由。但是，不管是国学的提倡者也好，反对者也罢，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对“国”与“学”关系的深刻思考。

3.新时期国学的定位

在新时期，我们应当对前人关于国学的定义进行批判性的继承，立足于本国文化建设，对国学进行合理的定位。首先，需要对国学定义的正当性进行讨论。国学定义对我国学术研究是极为必要的，原因如下：一是从逻辑上来讲，他国没有国学，不能够成为我国也不能有国学的理由；二是国学定义的提出，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虽然它的被提出是权宜的、特殊的，但是不能由此忽视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被提出所具有的重要性；三是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新国学”等观点对本国学术的完整性进行倡导，这对于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学术界而言，是具有警醒意义的。其次，国学定义的提出是具有很大价值的。一些学者认为提倡国学就是因循守旧，不可否认国学中确实有渣滓，但更多的是精华，不应当对其价值进行全面的否定，我们所提倡的作为传统文化的国学，是应当与时俱进的，是强调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的，是具有现代实用价值的。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提倡国学，不但不是守旧，反而凸显出了浓浓的关注现实的情怀。最后，国学定义达成一致是可能的。虽然国学体系庞大，但是其内涵和范围是可以确定的。无论是清末民初学者所理解的“本国之学”“本国固有之文化”，还是近年来学术界所认为的“广义的传统文化”，这些都是国学定义建构很好的尝试。所以，只要我们从大处着眼，具有全局观念，具有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同时对本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刻的洞察，是可以在国学定义上达成共识的。

第一，国学定义的特定内涵。纵观清末民初至今学者们关于国学定义的争鸣，国学范围的扩大是一个很显著的趋势。李宗桂教授在《国学与时代精神》一文中指出，“近年所谓国学，本质上就是传统文化”。这个论断是符合近些年来有关国学范围论争事实的。国学，即广义上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我们在讨论国学时，可以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进行把握，也就是将周秦至清末中国社会整体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作为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二，国学的地域性。有的学者对国学的地域性并不认同，认为“国”对“学”进行了限制，不利于国学研究的发展。何炳松在《论所谓“国学”》一文中认为，“就是国学的国字，表现出一种狭小的国家主义的精神”。赵旭东认为，如果国学具有地域性，就很可能使研究者丧失了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创造能力。事实上，国学对外来文化并不排斥，相反，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创新是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例如，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并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之前，国学仅包括子学和经学，在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并发展到隋唐鼎盛时期时，国学已经囊括了儒释道文化，至清末民初时期，国学既可以指本国的传统文化，又可以指融合了西方文化在内的国学新体系。任何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兼容并蓄，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外国的文化流入进来，被我国传统文化吸收、融合，最终实现本土文化系统的先进性和实用性的创新变革，构成了当下国学的基本内容。

第三，国学具有生命力和日用性。从先秦诸子学说到汉儒经学，由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无论哪种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出现，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随着历史的不断推演，国学研究的内容逐渐增加，研究者研究的视角也不断增加。所以说，国学并不是“国故之学”，而是具有动态变化的学问。清末民初时期，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体系瓦解后出现的特有词汇，自身具有极其强烈的时代特色。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的国学在内容和时间范围等方面已经大为不同。作为民族精神的支撑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内驱力，国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必然会起着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作用。

第四，国学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是人们身份认同的客观基础。一方面，国学与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共同构建了“民族”的定义域；另一方面，国学在不断发展变化中也被打上了鲜明的民族烙印。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其历史传统不同，故此区域文化也就有所差异，这也使得不同民族人们的学术研究路径有所不同。比学术更具有外延性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体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国学定义的使用和国学研究的复兴，是对本国学术文化的振兴。

第五，国学具有世界性。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但并不是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世界性。一些学者将能够反映出社会发展潮流方向的文化视为高势能文化，并认为很多情况下文化是从高势能向低势能流动。文化势能的高低，取决于这种文化的先进性及其是否能够成为另一种文化乃至全人类都需要的文化。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唐宗宋祖”时期，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品位居世界领先地位，处于先进地位的中国，孕育着领先的高势能文化。隋唐时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中华文化圈的核心是儒学，并致力于传播中国化的佛教文化，以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模型为基本范式，接受并吸收汉语语言文字范式。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对世界文化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8世纪前后，随着西方传教士先后来到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在欧洲实现了初步的传播，不少欧洲的思想家试图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影响并用于本国文化的改革创新。但是，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文化的对外辐射式微。其后的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并在冲击中不断地探索和完善。在新的时期，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如何利用国学加强本国文化建设和推动民族发展，还要注意对国学中的普遍意义和价值进行挖掘。

近百年来，学界有关国学定义的争论始终不断，如果从学理上进行分析探讨，就将会使我们对国学的定义趋向一致。国学定义的明确，能够使我们的学术真正地扎根在文化自觉土壤中，不断吸收借鉴，兼容并蓄，最终实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