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最可爱的人[1]

弗吉尼亚一生都对“我父亲那个老家伙”的个性着迷。她觉得自己更像父亲而不是母亲，这也让她对父亲更加挑剔，“但他是个惹人喜欢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个了不起的人”。她常常指责他：在她的青春期，父亲就像一位暴君。后来，当她上了年纪，才能理解是什么使莱斯利·斯蒂芬在同时代人和亲朋好友的眼中如此富有魅力。她翻阅父亲的书信和回忆录，从中寻找自己的镜像：“挑剔又敏锐的思维，有教养，坦诚。”然而，他们之间的矛盾从未得到解决，直到人生末年，她仍能同时从两个角度看待父亲：“作为子女，我想谴责他；而作为一个五十八岁的女人，我能够理解——或者应该说，容忍他。两种视角都是真实的吗？”

莱斯利·斯蒂芬是一个文人，这构成了他与弗吉尼亚之间坚不可摧的纽带，也让她和他的距离比其他孩子更近一些。弗吉尼亚对父亲的所有美好记忆都保留在海德公园门那栋高大住宅的顶楼里——这位学识渊博的绅士正在书房里仔细地擦干一篇文章上的油墨，接着又开始写另一篇。莱斯利·斯蒂芬想要成为一位哲学家，但人们更多地把他看作批评家和传记作家，主要是因为他编写了《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和《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莱斯利·斯蒂芬能长久地停留在小女儿的想象世界，部分原因是他对她的教育，不过，早在弗吉尼亚成为他的学生之前，父女之间就有一条更为单纯的情感纽带，它比通常的亲子纽带更为牢固。那是莱斯利·斯蒂芬身上某些特质的天然魅力，它们在他的著作中并未凸显，反而更多地呈现在他的私人信件和回忆录中。

他写了两本完全不同的回忆录。第二本《早年印象》（Some Early Impressions）是在1903年他快要去世时完成的。这本书为出版而作，只记录了一些外在事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剑桥大学的经历——三十岁之前，他一直是这所学校一位气概坚定、身强力壮的老师；他在度假期间登上了阿尔卑斯山；1863年，他公开宣扬不可知论，并因此失去教职；随后，他在伦敦成了颇有影响力的编辑和记者。然而，莱斯利·斯蒂芬人生中的所有私人事件都记录在了《陵墓书》（Mausoleum Book）这本更为私密的回忆录里，它比《早年印象》早八年写成，并不是为出版而作。

“我希望，”他对孩子们说，“通过努力修复某些记忆，我能帮到你们一点儿，我相信，这些记忆将是你们一生的财富。”

他在（他称之为）“写给朱莉娅的孩子们的信”中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笨拙、乏味的老教师，他几乎不适合婚姻生活，只是一具长着修长四肢的可怜躯壳。他很诧异，自己竟然能得到两位优秀的女性的爱：1867年，他与哈莉雅特·玛丽昂·萨克雷（Harriet Marion Thackeray）结婚，八年后她去世了，他又娶了朱莉娅·达克沃斯。莱斯利·斯蒂芬过分夸大了自己的缺陷，不过，事实上，他的确没有什么外表上的优势。他长着一双山羊似的蓝眼睛，头顶异常扁平，最显眼的是他蓬乱的红胡子，胡子里的嘴会低声说出让人不舒服的真话。他总是哼着鼻子，举止粗鲁，这被朱莉娅称为“糟糕至极”。孩子们按照表面意思接受了父亲对自己的夸张描摹——老年的他的确很接近这种形象，而那时正是孩子们形成持久印象的阶段——但他写给同时代人的信却显露出极多的可爱之处。“可爱”是种很难定义的特质，但我认为它出于一种善于表达且毫不扭捏的从容，有了这份从容，这个总是沉默又易怒的男人也能表达他的温柔。

在莱斯利·斯蒂芬对米妮·萨克雷的简短描述中，他必须直面这个沉默寡言的女人的性格，而沉默正是他的女儿在《远航》和其他小说中关注的问题。在米妮去世的二十年后，他想起她那张小狐狸似的脸庞，感到自己必须走到她平淡的表面背后——这位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少女在信中写下的都是平淡无奇的情感。米妮的天真、自然和纯洁并没有让她变成一个幼稚的妻子，但她的确拥有孩子般的无畏和率直。她的纯真与心胸狭隘的假正经完全相反。从一开始，米妮·萨克雷就以她无畏的坦率吸引着丈夫。她似乎没有什么想要隐藏的感情，也没有什么需要遮掩的爱意。在他们一起生活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们“仿佛相互看一眼就能了解并分享彼此的想法和感情”。

莱斯利·斯蒂芬在青年时代有过一段成熟的感情，而他中年时代的爱情则充满浪漫色彩。他对第二任妻子的爱慕更加盲目。他把她当作女神一样看待，而作为回应，他也被她溺爱纵容。他日渐老去，变得越来越孩子气地依赖她，没有她就“失魂落魄”、“怅然若失”。

当朱莉娅·达克沃斯的姨母、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摄影师朱莉娅·玛格丽特·卡梅伦（Julia Margaret Cameron）离开英国去锡兰时，朱莉娅曾经恳求她“向上帝祷告让我快点死去吧。这是我最渴望的”。朱莉娅年轻时曾受过打击，此后从未完全恢复。在她的成长环境中有许多前拉斐尔派的艺术家，她曾拒绝了霍尔曼·亨特和托马斯·伍尔纳[2]的求婚，而嫁给了一个她无比崇拜的英俊而平凡的男人。然而，婚后仅四年，当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即将诞生时，赫伯特·达克沃斯（Herbert Duckworth）就去世了。弗吉尼亚听说，这个沉默的女人常常躺在他的坟墓上。后来，当朱莉娅的朋友米妮去世时，她去慰问了莱斯利·斯蒂芬。莱斯利看出，朱莉娅自身遭受的打击让她拥有“更深切、更敏锐的同情心，这让她能够理解所有悲伤痛苦的人”。他还意识到，她那种沉湎于过去的忧郁情绪不仅仅是对打击的回应，更是与生俱来的。那是家庭留下的印迹，比他自己那种极度情绪化的性格有更深的根源。

在这一时期，莱斯利·斯蒂芬给朱莉娅写的信展现了他大方得体的态度和细腻的情感。1877年2月2日他第一次对朱莉娅求婚的那封信展现出了弗吉尼亚感受到的那种讨人喜欢的坦诚：

我最亲爱的朱莉娅：

我必须要跟你说一件事，这件事让我心神不宁——对你来说却无关紧要。不久前，我意识到我爱上你了——是一个男人爱他想娶的女人的那种爱……现在，直觉明确地告诉我，你对我并没有这种感觉。对此我没有丝毫幻想。我也确信你永远不会对我产生这种感觉。不仅如此，我相信，即使你爱上我，我也很难让你因为做我的妻子而感到幸福……不过，不管发生什么，只要我还活着就会一直爱你（在某种意义上）……我边写边感到自己又疯狂又邪恶，但对于那些遥远的记忆，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不忠的。

莱斯利·斯蒂芬并没有藏起他那些明显的缺点：他对于金钱的“焦虑”，他想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意愿，他的粗鲁，以及除了彻底抱怨一通没有什么能让他打起精神的事实。他写道：“我是那种不会伤害别人的厌世者，当你稍微了解我时，你可能会想打我一顿……”

朱莉娅的犹豫不决和这个男人本身无关，也和她自己的意愿无关，她只是在考虑两个现实问题。她在寡居期间做着看护工作，她告诉斯蒂芬，自己绝不能放弃这份事业。

“我可能会被叫去护理病人长达几个星期，也有可能要把残疾人带回家里照顾，”她说，“我可能会很忙，即使我很想，也不能常常见你。”

这并不是闲来无事的慈善事业。1883年，朱莉娅出版了一本关于病房管理的书，这是一部专业作品[3]。她只专注于一个目标，那就是病人的身心健康，她没有受到风靡一时的护理方法或灵丹妙药的干扰，因此，人们能从她的实际操作中看到护理病人这项工作的纯粹原则。这本书非常注重细节：要用手掌轻轻托起病人的头部；在病人洗浴时要保持安静，因为这是他们少有的享受之一；仔细倾听病人说的话，哪怕他们说的是错的。许多年后，伦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重印了这部书。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被用于护士培训中，但它应该被选用。这本书富有人情味和幽默感，读起来很有趣。

莱斯利·斯蒂芬让她放心，说只要她愿意，就可以自由地工作：“如果你必须去照顾病人或做什么其他事情，你完全可以离开家几个星期，我不会抱怨的……”他信守了承诺。在朱莉娅频繁外出工作的时候，他负责做家务和照顾孩子。1881年4月，他给她写信说：“人们都觉得我让你离开是个错误，但我自认为这是正确的。”不论朱莉娅·斯蒂芬去哪，甚至是在圣艾夫斯的时候，她都曾被叫去照顾病人。弗吉尼亚回忆，当母亲走出穷人们的房间，路过孩子们的板球场时，脸上显露出严峻的神色。

虽然朱莉娅和莱斯利·斯蒂芬从不像他们的女儿们那样公然藐视传统，但从他们的写作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和情感都非常直白、坦率和清醒，因而并不完全是循规蹈矩的。1877年4月，在他们结婚之前，莱斯利·斯蒂芬的沮丧情绪爆发了，因为传统观念阻碍他们经常见面。他愤怒地说，自己只能和她“隔着修道院的栅栏”聊天。如果朱莉娅尚不能同意与他真正结合，她愿意接受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吗？朱莉娅拒绝了，因为她相信，只有一个女人能以“足够的激情”接受一个男人，她才应该结婚。

除了工作的问题，朱莉娅在情感方面也提出了难题。1877年8月，在莱斯利·斯蒂芬短暂来访之后，她写了两封加急信件寄到了湖区的科尼斯顿，当时，莱斯利正在那里度假。她坦承，自己并不适合婚姻，因为她已经如同“死水一般”。她长期处于麻木消极的状态之中，也不觉得自己能够恢复。

这些信件很容易被误解为朱莉娅对自己的性冷淡的坦白，但莱斯利·斯蒂芬并没有被唬住。他回信让朱莉娅放心，说自己不会用任何方式强迫她答应，如果她下定决心，可以随时来找他。终于，朱莉娅同意开始一段新生活，这是在头脑清醒的状态下做的决定。他们在1878年3月26日结婚。弗吉尼亚·斯蒂芬在《回忆录》（“Reminiscences”）里证实了二人婚姻中堪称典范的“平等原则”，而科尼斯顿的通信很可能构成了这种“平等”的根基，这也是弗吉尼亚渴望在自己的婚姻中获得的。

莱斯利·斯蒂芬和弗吉尼亚以丈夫和孩子的不同视角描述了这段婚姻，但他们的叙述中有两点是相通的。丈夫在《陵墓书》中写道：“我可以自信地说，我的爱人重新拥抱生活了。”而在《到灯塔去》第一部分的结尾，女儿也通过父母一起阅读的场景展现了他们之间爱情的活力。与此同时，丈夫和女儿都认为，朱莉娅寡居的那些年让她变得格外严肃、忧郁。“哦，我亲爱的，”莱斯利·斯蒂芬在1885年自责地写道，“为了让你更快乐一些，我愿意付出所有。”

忧郁又清醒的高贵气质让朱莉娅·斯蒂芬如此美丽，然而，她在四十九岁的时候就早逝了。孩子们认定，母亲是被父亲过度的情感需求耗尽的。但她其实死于风湿热病，病情可以追溯到1879年，在她难产生下孩子的几个月后，她又去照看一位高烧的病人。1895年4月，莱斯利·斯蒂芬在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担忧，信件清楚地表明，尽管朱莉娅已经反复出现流感症状，她还是离开家照顾病人去了，并且，像往常一样，他让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朱莉娅去世两年后，她的女儿斯黛拉也过世了，年幼的孩子们把父亲当成替罪羊，认为他是吞噬女人的食人怪。

《陵墓书》和他们之间的通信表明，朱莉娅·斯蒂芬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孩子们想象的那样糟糕。她的丈夫那富于人性的理解力让他们之间的通信能够异常敏锐地截获某些信号。他相信，温柔也是一种男子气概，而女性的力量一直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我能，我也不愿容忍你违背自己的判断行事”，莱斯利·斯蒂芬在早期写道。或许，斯蒂芬对待女性不落俗套的方式给了女儿一张重要的许可证，但与此同时，这也使他的认知盲区格外地让人恼火。

这位父亲的回忆录并没有提到太多关于斯蒂芬夫妇的事，要看到更完整的画面，女儿的证词也应该拿来补充。莱斯利·斯蒂芬曾向朱莉娅坦白，说他会放大自己的忧郁情绪（“恐慌”）来索取她细致入微的关爱。对莱斯利·斯蒂芬来说，这只是个小缺点，但对他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个大错。他的无病呻吟让他们气愤不已。

弗吉尼亚·伍尔夫把父亲刻画为拉姆齐先生，这个形象呈现出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多变，他从最可爱的人飞速变成“饥饿的猎狗”，之后又变回原样。他极具人性关怀——他一想到渔民和他们的工资就睡不着觉——但当他发现牛奶里有一只小虫时，又会把整个盘子嗖的一声扔出窗外。他的举止冷漠又伤人，但偶尔也会展现出超越单纯的客气的体贴善意。他把真理当作武器，嘲笑儿子詹姆斯，向他证明天气会阻止他渴望已久的灯塔之旅。不过，他对事实的尊重也标志着他带给孩子们的那种智性勇气：

他说的是事实，永远是事实。他不会弄虚作假；他从不歪曲事实；他也从来不会把一句刺耳的话说得婉转一点，去敷衍讨好任何人，更不用说他的孩子们，他们是他的亲骨肉，必须从小就认识到人生是艰辛的，事实是不会让步的……

弗吉尼亚学会了公正对待那些微小的事实，到最后，它们可能会比其他事实更加重要。作为一位小说家，她需要收集自相矛盾的事实，从而以斯蒂芬家族祖辈们的那种审慎态度来看待笔下的人物——自十八世纪末以来，斯蒂芬家族每一代人都曾在法律界获得卓越成就。在《到灯塔去》中，她对拉姆齐先生的审视就像是证人的发言，述说着他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她推出一个又一个证人，让他们指控、辩护，在争论中一次又一次地权衡。

在《到灯塔去》的手稿里，有一部分删去的内容是青春期的女儿凯姆在想象中对父亲的审判。这场审判由于过于私人化而不宜出版，不过，与“猎狗”这样流于表面的讽刺相比，审判中所包含的复杂事实更有说服力。凯姆的弟弟、六岁的詹姆斯渴望乘船去灯塔，但他的愿望落空了，因为拉姆齐先生粗暴地断定，恶劣的天气会阻止这次旅行。就这样，父亲持续用他对事实的强势断言刺激着孩子们，尤其是他的儿子。十几岁的詹姆斯控诉父亲是个尖酸刻薄的野蛮人，对此，凯姆提出“辩护”，她描述了这位安静的、穿着灰白衣衫的老绅士认真地阅读和写作的场景。在书房的灯光下，“嘲讽和苛刻都不复存在，他也不再发脾气，不再恼怒，不再有极端的虚荣、武断与专横（她望着他，一一核实了这些特质）”。

凯姆还以年龄为由为父亲辩护：“很难想象他已经有多么老，他们根本不知道，他过去经历了什么。”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斯蒂芬家族的孩子们成长在一个足可以做他们的爷爷的男人的家中。（弗吉尼亚出生时，莱斯利·斯蒂芬已经五十岁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名人，他的额头宽大，鼻梁高挺，他留着长长的灰白胡须，浓密的眉毛垂下来遮住眼睛。在家庭聚会前后，他会穿着巨大的登山靴，挥着他的登山杖跳来跳去，哼着小曲，“就像一只鸣叫的蚂蚱”。

凯姆最终承认，父亲“逃过”了审判。“你想抓住他，但他就像一只鸟儿一样展开翅膀，飞到我们到不了的地方，飞到远处某个光秃秃的树桩上停了下来。”当她回忆起父亲摘下一朵小黄花，而母亲把花别在裙子上时，她那种因为父亲“逍遥法外”而产生的“怨气”突然消散了。“她也放过了他……即使在那时也是一样的。他在海上有个小小的栖息地，她微笑着想，就像有时她想象自己是母亲时那样笑着。”

对于妻子的护理工作，莱斯利·斯蒂芬的态度很开明，但他从未意识到女人也是需要假期的。他常在英格兰长途旅行，每年都去阿尔卑斯山登山度假，但朱莉娅似乎只在照顾病人时才能离开家。只有那么一次，当莱斯利动身去阿尔卑斯山时，朱莉娅看起来格外疲倦，于是，他提议去酒店度假。不过，当朱莉娅大胆提出建议时，他又觉得那些地方太昂贵了，最终，他们留在布莱顿和亲戚们待在一起。莱斯利有时会离家“远行”，把八个孩子都留给她照顾，其中还包括他和前妻米妮生下的让人费神的孩子劳拉。“想起你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就觉得欢喜，”1884年，他在康沃尔海滩浑然不觉地写信给她，“他们一定很开心。”

在斯蒂芬家的四个孩子中，弗吉尼亚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最勇敢，最热情，也最喜欢父亲。母亲去世后，孩子们感到他们就像树苗一样被父亲“狂风”般无休止的叹息吹弯了腰，但弗吉尼亚无法像其他兄弟姐妹那样去指责父亲。在他们最不愉快的那几年里（1895年到1904年），大儿子托比远离家乡去学校念书，凡妮莎和阿德里安则像叛乱者一样态度强硬，他们愤怒地坚守着对母亲的回忆。弗吉尼亚感到自己痛苦地分裂了。在《到灯塔去》的手稿里，她描写了年轻的凯姆在课堂上目睹父亲和弟弟争执时那种“完全的、彻底的痛苦”：“他们在屋子里横冲直撞，而她只能靠在窗边，望着宁静的草坪。”凯姆再现了弗吉尼亚内心的冲突：她被拉姆齐先生阅读时的专注姿态、灵巧的双手、简洁直白的语言和年龄赋予他的那种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尊贵气质所吸引，但她不得和其他孩子们站在一边反抗父亲。

很明显，在莱斯利·斯蒂芬生命的最后十年或者更早的时候，他与家人的关系剧烈地恶化了，但这只针对家人，在同时代的其他人眼中，他仍是最可爱的人：他继续写着动人的信件，凭借餐后演讲的机敏才智吸引着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的人们。1901年，伦纳德·伍尔夫在剑桥遇到他，他看见“一个蓄着胡须、英俊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老绅士，他有着优雅的绅士风度，形貌和头脑都出众，在他的脸上，全世界的悲苦留下了无法展平的、痛苦而高贵的皱纹”。然而，在家的时候，即便是最小的挫折也能让他大发雷霆。甚至朱莉娅还在世时，卧室的房门也会在清早砰的一声关上。在女儿眼里，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妻子圣母般的纵容，父亲的喜怒无常愈发严重了。

十七岁的弗吉尼亚第一次充满感情地描绘了父亲的夸张肖像。在1899年的沃博伊斯日记里，她把他古怪的行为归结为遗传的作用，而很明显，她很高兴自己拥有同样的基因。斯蒂芬家族的人都身材修长，行动笨拙，好像每迈出一步都在愤世嫉俗似的。他们可能会一言不发地坐着，但他们清楚地知道外面天气阴沉，飘着细雨，而他们的客人正感到郁闷又无聊。这种冷静沉着的心态极其适合登山探险，却无法“让茶话会顺利进行”。

莱斯利·斯蒂芬对同情心的过量渴求主要源于他的挫败感。他自我贬低，但他的语气中仍有熟悉的令人喜爱的坦率，这可以从他1893年对朱莉娅的抱怨中看出：

我真希望自己能更自信些……我已经放弃了一件又一件事情，尝试了不同的路，几乎变成无所不能的人，但我所做的事却只表明我或许可以做得更好……你啊，可怜的人儿，几乎听尽了我所有的抱怨：我不常向其他人抱怨，当然也不怎么对自己发牢骚。

他把自己比作一事无成的卡苏朋[4]，就像朱莉娅那位不幸的大姐的丈夫哈尔福德·沃恩（Halford Vaughan）一样。在他看来，阿德琳·沃恩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一个自命不凡的学者，后者一心扑在无谓的猜想上，失败感让他变得倔强又暴躁。

弗吉尼亚出生的时间正好是父亲事业的转折点。1882年，《伦理学》（The Science of Ethics）一书遭遇失败，在这本书里，莱斯利·斯蒂芬试图证明“善”对于社会仍有价值，但对个人来说却未必如此。他希望通过此书建立起作为一名思辨哲学家的声名，然而，读者的反应让他很失望，于是，他在1882年接受了出版商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的建议，开始编写后来让他成名的《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他主编的第一卷是在1885年出版的，最后一卷是1900年，并且，虽然莱斯利·斯蒂芬1891年就退休了，但他仍在继续撰稿。在弗吉尼亚整个童年时代，她的父亲写出了大量的传记作品。人们惯于称赞他“精炼”、“简洁”的辞典式写作风格，然而，虽然他的文笔依旧辛辣，却缺少了早期作品中的激情。莱斯利·斯蒂芬晚年放弃了他在阿尔卑斯随笔中那种风趣活泼的风格，转向枯燥无味的“学究式”文风。在卡莱尔的词条下，当他写到卡莱尔于1840年开始研究克伦威尔时，他突然爆发了略带挖苦的同情。斯蒂芬写道，卡莱尔“初次结识了无趣的‘老学究’。他从未被一部传记辞典奴役过；收集沉闷的记录这种索然无味的工作让他唉声叹气，时常感到绝望”。以同样夸张的方式，莱斯利·斯蒂芬把《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的办公室（位于滑铁卢街15号）称作“我的受难地”。

他在后来给朱莉娅的信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幽灵或一只冬眠的野兽，当朱莉娅外出时，他便断绝一切人际关系。在《到灯塔去》中，那位失败的哲学家也需要妻子来滋养他的生命。拉姆齐夫人必须让所有房间充满生机，以便“他能把自己贫瘠的生命浸润其中”（见手稿），她用闪光的毛线针棒和倚靠在她膝间的小儿子“英勇地创造出了整个世界”。那个小男孩意识到父亲荒谬的需求，他感到语言就像翻涌、跳跃却又被完美控制的海浪一样从母亲身上涌出来。为了让丈夫振奋精神，拉姆齐夫人用尽辞藻夸赞他，细数着邀请他去讲学的各个美国大学。只有这时，他才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困在蜘蛛网里的孤苦伶仃的旁观者”。毫无疑问，这段充斥着怒火的草稿对莱斯利·斯蒂芬的形象刻画存在一定程度的歪曲。事实更清晰地呈现在1887年莱斯利给朱莉娅的一封信中，他在信里承认自己的过错，但也表达了让他们的婚姻如此特别的丰沛的情感：“……你知道的，尽管你无法给我一套全新的神经系统，我所有的怒气、不耐烦、咒骂和哀叹都是（相对而言）微不足道的；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拥有巨大的满足感。”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弗吉尼亚的愤怒有正当的理由。在《陵墓书》中，莱斯利·斯蒂芬坦言，他常常夸大自己的自怨自艾，以便“[从妻子那里]获得她甜美的赞誉。那实在是太美妙了，即使包含错误的判断，却也蕴藏着最温暖的爱意”。对他来说，这种夸张只不过是让自己振奋的一出戏，但事实上，这对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的诚实品性来说是一种负担。“（那种说了谎的压力）”，弗吉尼亚在《到灯塔去》的手稿空白处潦草地写下。

朱莉娅去世后，莱斯利·斯蒂芬的性情立即恶化为最糟糕的状态。按照弗吉尼亚的描述，一种“东方式的”悲伤让他变得盲目，他无法理解孩子们也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感情，这最终使他失去了他们的同情。他年轻时登山的精力如今都化为剧烈的悲叹。他的女儿觉得他“很像一位希伯来先知”，让整个世界都充满可怕的痛苦。当这个男人步履蹒跚地离开朱莉娅的病床时，十三岁的弗吉尼亚伸出双臂，但他不耐烦地与她擦身而过。这一幕永远地留在她的记忆里，它象征着从1895年到1904年莱斯利·斯蒂芬去世的这段时间里，始终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情感僵局。

注释

[1]莱斯利·斯蒂芬的美国朋友詹姆斯·罗素·洛厄尔曾用这个词语形容他。

[2]霍尔曼·亨特（Holman Hunt）和托马斯·伍尔纳（Thomas Woolner）都是英国前拉斐尔派的重要成员。——译注。

[3]《病房笔记》（Notes from Sick Rooms）。

[4]爱德华·卡苏朋是乔治·艾略特的长篇小说《米德尔马契》中的人物。他是一位学问渊博的老学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