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回顾近现代中国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就不得不提及在百余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学科发展历程。与19世纪末期美国在工业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农村社会学研究理路有所不同，在20世纪前半期，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曾出现过一股关注农村社会、注重农村社会调查研究的热潮。1918年，中国社会学奠基人陶孟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社会调查》一文，向学界传递了社会学学科关心调查实证研究的重要信号。随后，由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师生组织开展的广东凤凰村（溪口村）调查成为我国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学调查研究尝试。此后，顾复、杨开道、冯和法、言心哲等社会学者相继出版了关于农村社会学的专门性理论研究著作。尤其是顾复在1924年出版的《农村社会学》一书，不仅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农村社会学著作，顾氏还将当时农村社会的研究领域系统划分为“农村状况之研究”“农村改良之方法”“农村问题”三个方面，这一观点至今看来仍颇具启发意义。同时，在当时的社会上还逐渐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较具代表性的如晏阳初在河北农村推广的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在山东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卢作孚以北碚为中心的乡村现代化实验等等。尽管他们对于乡村建设具体路径的思考并不一致，但这种为中国农村社会寻找发展出路的行动探索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同一时期开展了湖南农村社会调查，并为此后的中国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及至20世纪30至40年代，陈翰笙、李景汉、费孝通等一批社会学者在全国各地陆续组织开展了农村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工作，为我国农村社会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学术根基。

忆昔抚今，农村社会学或者说更广泛的农村社会研究，在当代已然成为一门“显学”，近些年国内有关农村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学术成果。说句实在话，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我始终是存有一份敬畏之心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与农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还缘于我对农村社会与现代文明之间或者更广泛的中国城乡关系之间互融共生问题的持续思索。我曾经撰文系统分析过此种社会现象，并提出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当前许多国家都面对着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乡村”（new countryside）。现代化进程并没彻底消解乡村，乡村的发展反而极大地彰显了传统村落对于现代化力量的多元反应方式，并由此带来了“乡村性论争”（rurality debate）。事实上，学界无论是对近现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组织方式的深入理论剖析，还是对当下农村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问题的具体实践探究，都离不开农村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进一步说来，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等诸多问题，尤其是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性研究，一直以来我是保持着较大的研究兴趣的。加之本书的作者之一季中扬教授数次邀我为他们有关当代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研究的新作写一段序言，盛情难却，大致翻阅下来，我认为书中主要有三点内容更容易引发我们的学术思索。

一是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乡贤文化的历史传统与传承发展脉络。作者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中国古代乡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逻辑。他们将古代乡贤文化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乡贤积极主导、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自觉以德行引导、教化乡村社会的行动及其精神；二是国家推选、祭祀乡贤的制度安排及其影响，其与宋代以来绅士阶层的兴起密切相关。实际上，对于这种“自觉性”与“制度性”乡贤文化的两分法，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古代中国对于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基本逻辑问题，即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基层社会，如何从国家和民间的视角来有效引导社会精英参与乡村治理事务。在此基础上，作者也敏锐地注意到，当下基于农村社会的现代性视角生发出的对新乡贤话语的集中讨论，首先应当明确的概念是，新乡贤并非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而应把它看作整合乡村社会资源的一种荣誉性称号。因为农村社会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有机体，基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的现代科层制管理未必完全适合村庄社区；在现代社会，乡村自治逻辑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恰恰可以利用该群体的地方性知识和资源输入来促进当代乡村发展。作者对于古代乡贤文化历史脉络的爬梳，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乡贤文化的古今衍变逻辑。

二是较为全面地开展了对当代乡贤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除了对中国社会的乡贤文化传统等内容进行梳理之外，本书中作者还充分利用社会学和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方法，对我国各地的新乡贤文化当代实践状况进行了比较扎实、细致的田野调查研究工作。必须承认的是，农村社会学研究天然地要求我们要亲近农村、贴近农民、走进乡土，在以村落为基本单元的田野研究过程中，方能深切地感知到这些来自乡土且十分鲜活的田野素材的文化力量。例如，作者从新乡贤的“名”与“实”两个维度分析，发现从各地推选新乡贤的具体实践来看，虽然往往强调德能兼备、以德为先，但实际上村庄社区也存在主要看重新乡贤的“能”及其社会影响力的情况。他们还提出新乡贤群体可以成为沟通现代文明与乡土文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中间人的观点。与施坚雅从基层市场结构的“掮客”视角讨论这些农村社会中的精英群体有所不同，尽管这些精英群体在一定意义上也发挥着“掮客”的作用，但该书的作者主要使用了“文化中间人”的概念去解释新乡贤群体的时代价值。因为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倡导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注意到了新乡贤能够成为“文化中间人”，他们的权力获得与运作可以依托于乡村内部固有社会资本中的“文化网络”，而不是“悬浮”在民间社会之上。借助微观视角的村落田野观察，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下农村百姓的所思、所为及其日常生活实践，还能够进一步阐释清楚当代新乡贤文化传承发展的多元表达和实践机制。

三是凝练与深化了当代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性问题的学术思考。众所周知，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的各种社会现象，关键在于如何明确和处理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及其边界问题，尤其是在乡村治理和建设过程中对于农村优秀人才资源的挖掘利用问题。作者在书中抛出了“消极村务”与乡村“内聚性”发展、新乡贤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强关系”与“弱关系”、新乡贤与乡村文化治理、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等几个有意思的话题，无疑是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当代农村社会治理主体问题的思考的。例如作者指出，“消极村务”并非不重视乡村发展，只不过其相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主要倾向用于村庄文教、村庄环境和村民生活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乡村“内聚性”发展主要是指从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情形来看，即使其在经济层面出现停滞现象，但是由于受到现代城乡互动发展新格局之影响，乡村社区内部往往在村庄环境改善、村民生活保障等领域仍然可能不断获得内聚式发展。此种背景使得各地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实践工作具备了现实基础。又比如作者提出，“在村”新乡贤群体所借助的社会网络属于一种“强关系”，而“在外”新乡贤群体所借助的社会网络则属于一种“弱关系”。对比这两种关系形式的运行机制，新乡贤关系网络的“强关系”存在着不受规范约束的风险，而其“弱关系”则面临难以深入其中的治理困境。此类问题，其实与我近期集中讨论的“不确定性风险”及其治理的概念不谋而合。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充分理解农村社会新乡贤文化的传承逻辑过程中，更应该注意并回应这一参与治理的主体的能动性和异质性特征。

梁漱溟先生在论述乡村建设问题时曾指出：“我们的乡村建设，是建设社会组织；而此社会组织，我常爱说他是一个生长的东西、慢慢展开的东西，从苗芽而生长，从端倪而开展。其苗芽端倪在乡村，从乡村慢慢开展成一个大的社会。”的确，中国乡村社会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理念和治理实践智慧，它是一个外在空间结构与内在行动、人文社会与自然环境共生发展的新型共同体。从季中扬教授团队目前聚焦新乡贤文化话题所做的努力和探索成效来看，我是乐见于这一研究成果能够在广阔的乡村社会空间中发芽、成长的。在未来，我也十分期待着他们能够在农村社会学或者乡村研究领域结出更多的硕果。

是为序。

文 军

2022 年 9 月 10 日

于上海丽娃河畔, 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