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路易斯·沃什坎斯基：心脏移植
希腊神话里的奇美拉，头是狮子，身体是山羊，尾巴是一条巨蛇；游荡于克里特岛的米诺陶是半人半牛的牛头怪；半人马则是半人半马。神话故事中由不同动物部位组成的怪兽让我们既着迷又害怕，全球第一例心脏移植则引起了相同的反应——出于相同的原因。
博伊德·拉什状态糟糕。这位六十八岁的聋哑退休室内装潢师多年来独居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郊区的月桂拖车公园。高血压使他出现心力衰竭。由于血液循环不畅，他的左腿因坏疽发黑，脸上布满血斑。1964年1月21日，拉什因心脏病再次发作被送至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陷入昏迷，脉搏微弱。医生将呼吸管的一端插入他的气管，另一端连上机械呼吸机。1月22日，住院第二天，拉什接受了左腿截肢手术。（放到现在，博伊德·拉什绝不可能符合心脏移植的条件。）
医学中心的心脏外科医生詹姆斯·哈迪（James Hardy）博士一直在等待这一刻。哈迪是亚拉巴马州纽瓦拉人，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是美国成功移植人肺的第一人。他在200多只实验动物身上实施过心脏移植手术，已经做好准备，进行历史上第一台人类心脏移植手术，但问题出在寻找捐献者。“一开始，”哈迪说，“我们预计可能要等上数月甚至数年，才会出现捐献者和接受者同时死亡的情况。”
哈迪知道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有一名外伤患者；他还知道，这名患者虽然已经脑死亡，但是心脏还在跳动。哈迪唯一的选择是移除生命支持设备，等待心脏停止跳动，但是他拒绝这样做，因为这不道德。（四年后，医生才有权关闭被诊断为脑死亡但是仍有心跳的患者的呼吸机。）“既然我们不愿意关闭呼吸机，”哈迪说，“那么结论就是，有可能只能用低等灵长类动物的心脏做移植手术。”哈迪在拉什隔壁的手术室里备好了一只名叫比诺的大体型黑猩猩——当时美国还没有针对猴子和黑猩猩买卖的监管条例。
1964年1月23日，詹姆斯·哈迪将比诺的心脏缝进了博伊德·拉什的胸腔，给予除颤电击后，比诺的心脏重新开始跳动。不幸的是，比诺的体重只有96磅（约44公斤），心脏太小，不足以支持拉什体内如此大量血液的泵血。两小时后，博伊德·拉什去世，去世前没有恢复过意识。
哈迪原本计划在两周后的一次医学会议上把这件事公之于众，但是有25人挤在手术室里想要见证即将到来的历史时刻。显然，其中有人把消息泄露给了媒体，媒体误将人类接受黑猩猩心脏移植报道成了人类心脏移植，医院不得不发布更正公告，这下全国各地的媒体都原原本本地知道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手术室里发生了什么。
1964年2月8日，第六届国际移植大会在纽约市豪华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詹姆斯·哈迪在业界同仁面前讲述了手术全过程。“感觉就像我最近刚有亲人过世，”哈迪回忆道，“我说完以后完全没有掌声，真是令人沮丧的一天。”
参加那场大会的还有诺曼·舒姆威（Norman Shumway）博士，也就是后来被称作“心脏移植之父”的外科医生。舒姆威呼吁克制，他认为，外科医生需要改善供体心脏的保存，最重要的是研究清楚如何避免受体免疫系统排斥供体心脏。对于如何看待哈迪使用黑猩猩心脏的问题，舒姆威给出了机智的回答。“也许心脏外科医生应该先停一停，”他说，“给社会一点时间，适应神话中奇美拉的复活。”
尽管诺曼·舒姆威发出了警告，1964年至1977年间，仍然有至少4人接受了绵羊心脏、狒狒心脏或黑猩猩心脏移植，并且都在手术几天后死亡。1980年代——距离第一例成功的人类心脏移植手术近二十年后，在南加州某小医院里进行的一场手术为人体移植动物器官画上了句号。
1984年10月26日清晨，洛马琳达大学医学中心的伦纳德·贝利博士将一颗小狒狒心脏移植给十二天大、有严重心脏缺陷的女婴斯蒂芬妮·费·博克莱尔——公众称她为“费宝宝”。贝利有着给新生山羊移植绵羊心脏的丰富经验，处理起小心脏来得心应手。手术成功了，上午11点35分，新心脏开始在费宝宝小小的身体里快速跳动。狒狒的心脏只有核桃般大小，但是可以为斯蒂芬妮的身体提供维持生命所需的含氧血液，这是她功能异常的心脏无法做到的。
1984年11月15日，移植后第二十天，斯蒂芬妮·博克莱尔去世。贝利原本指望女婴的免疫系统尚未成熟，也许还无法识别出狒狒心脏是外来异物，也就不会排斥它。结果并非如此，她的身体产生了白细胞，确切来说是淋巴细胞，攻击并摧毁了心脏，导致死亡。外科医生对人体移植动物器官的最后一丝希望随着费宝宝的去世而破灭。
动物权利活动家把矛头指向伦纳德·贝利。“我的家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回忆道，“我们别无选择，只得让警察住在家里，整整一年多，我们家的私人邮件都是警察打开的。我但凡在公共场合露面，衣服里必须穿好防弹背心。”虽然洛马琳达大学医学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贝利使用狒狒心脏再做4次移植，医学中心里也养着7只狒狒，但是他再也没有做过移植手术。
费宝宝实验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十年后，1993年动画片《辛普森一家》有一集叫《我爱丽莎》，其中一段剧情是学校食堂供应牛心庆祝情人节。巴特拿起一只牛心放到衬衫下面说道：“我的狒狒心！我在排斥它。”说完便把牛心扔回桌上。保罗·西蒙的专辑《雅园》里有一首歌名叫《泡泡里的男孩》，其中有这么一句歌词：“神奇的医学，艺术般神奇/想想那泡泡里的男孩/和有着狒狒心的宝宝。”
1964年詹姆斯·哈迪在纽约第六届国际移植大会上发言时，心脏成功移植面临的三大挑战中有两项已经得到解决，还剩一项挑战未能彻底解决。
挑战一，外科医生必须确保，从摘除到移植之间大约一小时的间隔时间内，供体心脏状态良好。1952年，费城哈内曼大学医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大幅降低狗的体温后再将狗杀死，心脏便能完好无损。在此之后，移植前给供体和受体降温成为标准流程。
挑战二，外科医生必须找到将新心脏与受体大血管连接的最佳方法。1960年，斯坦福大学的诺曼·舒姆威和理查德·洛尔（Richard Lower）解决了这一问题。
挑战三，外科医生必须找到方法防止受体排斥新心脏。外科医生给实验动物做心脏移植做了几十年以后开始做人体心脏移植。舒姆威和洛尔是其中最成功的两人。他们首度证明接受移植的狗可以正常存活一年，但是很不幸，尽管手术成功，所有的狗心脏移植案例，最终都是同一个结局——狗的免疫系统排斥新心脏。“如果可以防止受体免疫机制破坏移植器官，”舒姆威在1960年说道，“那么很有可能（心脏）可以继续正常工作，让动物活到正常寿命。”科学家和外科医生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防止免疫排斥反应。几年后，首例人类心脏移植手术获得成功，但是医生们真正解决受体排异问题又花去了二十年。
舒姆威的观点并不新鲜，外科医生努力克服移植排异问题已经有大约四百年的历史。16世纪，一位名叫加斯帕雷·塔利亚科齐的意大利外科医生发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把某一部位的皮肤移植到另一个部位，新皮肤生长一切正常，整个移植过程轻而易举；但是，如果把某个人的皮肤移植给另一个人，新皮肤就会变灰、萎缩，继而坏死。
1930年代，里奥·勒布用啮齿动物做实验时发现，只要基因相同，不同动物间的皮肤移植就能成功，但是如果它们的基因不同，移植物就会被排斥，而且基因的差异越大，排斥反应越强烈。勒布推断，如果供体器官来自同卵双胞胎，人体移植可能可以成功。如他所料，1954年12月23日，罗纳德·赫里克给他的孪生兄弟理查德捐献了一只肾脏，人体肾脏移植手术首次成功。但是大多数人没有同卵双胞胎，因此，防止身体排斥移植器官的唯一方法是使用免疫系统抑制药物。
1955年，第一种免疫抑制药物泼尼松上市；1963年，第二种药物硫唑嘌呤上市（其发明者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这两种药物都能降低心脏移植患者排斥反应发生的概率，但是不能完全消除排斥反应，而且药物削弱了人体抵抗感染的能力，这在意料之中。因此，心脏移植外科医生总是需要竭力保持平衡，一边是防止致命的排斥反应，另一边是可能引发致命的感染。这般操作好比走钢丝，其中的艰难，第一台人体移植人类心脏手术最能说明。因为这台手术，主刀外科医生在之后许多年都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医生；但也是因为这台手术，后来他饱受非议。
克里斯蒂安·巴纳德（Christiaan Barnard）出生于南非西博福特，西博福特地处广袤的大卡鲁地区，是南非的沙漠中心地带。克里斯蒂安的父亲是个贫穷的荷兰归正会牧师，是母亲不断教导他和兄弟们，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做成任何事情。童年时，克里斯蒂安创造过赤脚跑1英里（约1600米）的纪录，穿着用纸板补洞的运动鞋赢得过学校网球比赛冠军，这个农村男孩借着火光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完成了学业。1945年，巴纳德从开普敦大学毕业，获得奖学金，前往明尼苏达大学深造，在那里，他开始着迷于心脏移植。（很巧，和巴纳德同龄的诺曼·舒姆威同期也在明尼苏达大学受训。）回到南非后，巴纳德被任命为开普敦格鲁特舒尔医院实验外科主任，后来他带领建立了南非第一个重症监护室。1967年，巴纳德在弗吉尼亚医学院待了三个月，进一步学习器官移植。回国后，他成为南非肾脏移植手术第一人。
巴纳德此人是个矛盾综合体。在南非种族隔离期间，他无视种族隔离法，允许手术室的混血护士治疗白人患者，但是他又常常对员工十分蛮横。巴纳德的一位同事形容他“以自我为中心、勤奋、聪明、雄心勃勃、盛气凌人，还有点傲慢”。“我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巴纳德曾经在采访中说，“我的自我必须得到满足，否则我会痛苦，不快乐。”
1967年12月，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得偿所愿——他的自我将充分得到满足，而后将他摧毁。
路易斯·沃什坎斯基（Louis Washkansky）五十四岁，是出生于立陶宛的犹太裔杂货商。二十八岁时，身患糖尿病的老烟枪沃什坎斯基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三十八岁，第二次；四十三岁，第三次。每次心脏病发作都使他的心脏严重受损，到最后，心脏变得像一只畸形软塌的气球，微微颤动着。心力衰竭致使沃什坎斯基腿部大量积液，必须定期排出；他稍微用点力就会上气不接下气。“我知道，只要我一合眼，”他的妻子安妮说，“他深深地呼吸一次，就会断气。”左心室承担着向全身泵送富氧血液的功能，沃什坎斯基三分之二的左心室基本坏死，为心脏供血的两条动脉也几乎完全堵塞。沃什坎斯基的主治医生巴里·卡普兰说，这是他见过的最大的心脏。
1967年9月14日，呼吸困难、濒临死亡的路易斯·沃什坎斯基被送至开普敦格鲁特舒尔医院，一个月后出现肾衰竭和肝衰竭。照顾他的护士说：“他呼吸极度困难，翻个身都喘得不行，完全无法自理；皮肤发青，整个身子是肿的，双腿需要不断排出积液。他病得很重，真的病得很重很重。”克里斯蒂安·巴纳德看到沃什坎斯基的心脏X光片，不敢相信这个人的心脏肿大成这样，居然还能活着。
巴纳德找到了他的移植候选人，剩下的就是寻找捐献者。
丹妮丝·安·杜瓦尔二十五岁，在银行工作，和父亲爱德华还有母亲默特尔住在一起。1967年12月2日，丹妮丝和父母还有弟弟基思一起，开着她的新车去拜访朋友。他们先去了伦施镇面包房。“我妻子想给朋友们买个蛋糕，”爱德华回忆道，“我们就去了盐河的这家面包店，车子停在面包房马路对面。”下午3点35分，丹妮丝和妈妈拿着蛋糕走出面包店。不幸的是，一辆停在面包店前的大卡车挡住了她们的视线，两人从卡车后面走出来过马路，没有看到飞驰而来的白色轿车——司机叫弗雷德里克·普林斯，他喝了酒。“我们先是听到一声闷响，紧接着是‘砰’的一声和轮胎急刹车发出的刺耳声响。”爱德华说。基思回头看发生了什么事。“爸爸！”他大叫，“妈妈和丹妮丝被撞了！”两位女士被撞飞到马路对面。五十二岁的默特尔当场被撞身亡。丹妮丝的头部严重受伤，鼻子、耳朵和嘴巴都在流血，但是医生赶到时，她还有呼吸，心脏还在跳动。
巧的是，事故发生时，安妮·沃什坎斯基和她的妯娌格蕾丝正驱车驶出医院停车场，准备回家。她们看到一群人聚集在面包店前的马路上，安妮放慢了车速。“天呐，”她说，“出车祸了。有个女人躺在路上。”“是两个女人。”格蕾丝说。
丹妮丝立即被送往格鲁特舒尔医院，经检查发现颅骨多处严重骨折，瞳孔扩大，没有光反射，是脑死亡的迹象。脑电图（EEG）检测不到大脑活动。南非当年还没有定义脑死亡的法律，每家医院各行其道。“我们的（医院）律师说，只需有两名医生宣布某人死亡，且其中一人的行医资格满五年，”巴纳德说，“患者就可以成为捐献者。至于医生使用什么标准，他们没说，这部分的医学判断留给了医生。”
巴纳德征求爱德华·杜瓦尔的同意，取出他女儿的心脏。“如果你救不了我女儿，”杜瓦尔说，“那你一定要救活那个病人。”巴纳德随后和安妮以及路易斯·沃什坎斯基进行了沟通。“没什么好考虑的，”路易斯说，“我想尽快试一试。”巴纳德回忆那一刻：“垂死之人做这个（接受心脏移植）决定并不困难，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到了绝境。如果一头狮子追着你，把你逼到河边，河里全是鳄鱼，你会抱着自己可以游到河对岸的信念跳进水里，但是如果没有狮子在后面追，任谁都不肯冒这个险。”
路易斯·沃什坎斯基把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当成偶像，称他“有一双金手”，但是安妮不信任巴纳德。她询问巴纳德手术风险，得到的回答是她的丈夫有80%的生存率。安妮想不通，既然巴纳德以前没有做过这种手术，也没有任何其他人做过，他怎么知道生存率有多少。
1967年12月3日凌晨00点50分，路易斯·沃什坎斯基和丹妮丝·杜瓦尔被分别推进两间相邻的手术室。“我想回头，但是没有回头路，”巴纳德说，“他们两个的心脏还在跳动，但是都跳不了多久。到了这个关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切下他们两个的心脏，把其中一颗心脏——女孩的心脏——放进路易斯的空胸腔，否则他绝对不可能活着出手术室。”
首先，巴纳德关闭了丹妮丝的机械呼吸机，巴纳德同为心脏外科医生的弟弟马吕斯站在他身旁。“我们等待着，”巴纳德说，“心脏继续奋力跳动了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直到最后，屏幕上出现代表死亡的绿色直线。‘现在开始？’马吕斯问我。‘不，’我说，‘要确保没有复跳。’”从他的叙述来看，巴纳德不想事后给任何人机会指责他杀死了丹妮丝，这确实很快成为美国心脏外科医生面临的问题。但是那天早上手术室里真正的经过其实和巴纳德讲述的版本有所出入。四十年后，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已经去世，马吕斯透露，他的哥哥其实在撤下丹妮丝的生命支持后，立刻给她注射了一种钾溶液使心脏停跳。丹妮丝的心脏一直靠呼吸机供氧，巴纳德不想心脏因为缺氧受损，所以强行加速了进程。
巴纳德在马吕斯的帮助下打开丹妮丝的胸腔，取出心脏，冷却到50华氏度（即10摄氏度），然后在凌晨2点20分打开了路易斯·沃什坎斯基的胸腔。巴纳德手捧丹妮丝较小的心脏，说：“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心想这能成吗？它看起来那么小，那么不起眼，这么小小一颗，怎么承担如此庞大的功能，而且沃什坎斯基的心脏（取出后在他的胸腔里）留下了一个两倍于正常大小的空腔。这颗小小的心脏孤零零地躺在那么大的空间里，看起来实在太小了，而且好孤独。”巴纳德运用斯坦福大学诺曼·舒姆威和理查德·洛尔开发的技术，将丹妮丝的心脏缝合进沃什坎斯基的胸腔。起初，心脏毫无反应，于是巴纳德为沃什坎斯基的新心脏给予电击除颤。“心脏一动不动，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巴纳德说，“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一点一点地，心脏终于跳出了美妙的生命节奏。”手术时间来到五小时，克里斯蒂安·巴纳德终于喘了一口气。“Dit werk，”他用南非语对马吕斯说，“成功了。”巴纳德紧接着给沃什坎斯基使用了免疫系统抑制药物，希望尽可能久地防止排斥反应。
早晨5点43分，沃什坎斯基被推回自己的病房，早晨9点，他醒了。“你们答应给我换一颗心脏，”他和护士说，“看来你们做到了。”沃什坎斯基的恢复情况近乎奇迹。“他所有的心衰迹象几乎都消失了，真是惊人。”巴纳德说，“双腿肿胀消失，肝脏肿胀消失，肺积水消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很不错，所以一开始我们都很乐观。”
路易斯·沃什坎斯基成为第一位术后恢复意识的心脏移植接受者，立刻名扬天下。内阁部长、摄影师、记者和各大广播公司代表涌入他的病房。有一次采访让人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通过电话采访沃什坎斯基，问他作为犹太人，移植异教徒的心脏是什么感受。“这，我从来没有这么去想，”他回答，“我不知道……”一位在场的医生博西·博斯曼博士掐断与伦敦的通话，愤怒地朝BBC现场技术人员吼道：“你的公司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作为员工，你是什么感受？”
1967年12月15日，手术两周后，沃什坎斯基病情恶化，肺部积水严重，呼吸困难。巴纳德判断，肺积水有两种致因：排斥反应引起的心衰，或是细菌性肺炎。巴纳德选择前者，大幅度增加了免疫抑制药物的用量。很不幸，他选错了。12月21日，全球首台人类心脏移植手术十八天后，路易斯·沃什坎斯基去世。尸检结果显示，仅有很轻微的排斥反应症状，而肺部充满细菌。身患严重细菌性肺炎的患者，免疫系统正在奋战，此时抑制他的免疫系统是巴纳德能做的所有选择中最差的一种。“本来我女儿至少还有一部分活着，”爱德华·杜瓦尔哀叹，“但是现在她彻底不在了。”
全世界的心脏外科医生都很惊讶，克里斯蒂安·巴纳德，默默无闻，来自一个刚刚建立重症监护室的国家，竟然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移植人类心脏的外科医生，享有盛名。所有人都觉得，接受鲜花和掌声的会是诺曼·舒姆威。“舒姆威一切都按照规章流程进行，”詹姆斯·哈迪说，“结果青史留名却被人抢了先。”
巴纳德成了国际名人。这位外科医生给沃什坎斯基动完手术不到两周，便登上了《时代》周刊《生活》和《新闻周刊》杂志的封面，但是他对移植结果不满意，患者才多活了十八天，他想证明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一个月后，他的第二次机会来临。
维尔瓦·施莱尔博士是格鲁特舒尔医院的时任心脏科主任。巴纳德告诉他可以用丹妮丝·杜瓦尔的心脏进行移植时，施莱尔问了一个问题：“她是有色人种吗？”这场移植手术发生在1967年，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直到1990年才结束。大多数南非白人和克里斯蒂安·巴纳德一样是荷兰裔，被统称为“南非白人”（又称“阿非利卡人”）。占南非人口多数的黑人和混血儿则被称为“有色人种”。种族隔离实行期间，白人和有色人种的住房、就业及公共服务一律分开。此外，《群体区域法》禁止黑人挨着白人坐在公园长椅上。在医疗领域，种族隔离要求两个群体的病房、救护车及输血完全分开。南非黑人或混血儿绝不可能给南非白人输血。
原本有一名“有色人种”男性比丹妮丝·杜瓦尔早两周去世，但是施莱尔不允许巴纳德将那名男子的心脏移植给路易斯·沃什坎斯基。施莱尔这么做倒不是因为种族隔离法，而是顾虑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的看法。“施莱尔教授和我决定，第一例心脏移植的接受者和捐献者必须都是南非白人，”巴纳德说，“不是怕过不去政府那关，而是怕如果接受者和捐献者有任何一方是黑人，我们会被谴责用黑人患者做实验。”
不过巴纳德的第二次移植手术没有受此困扰。菲利普·布莱伯格是一名五十九岁的退休牙医，患有心力衰竭。“他喘不过气来，”布莱伯格的女性亲属说，“他一直罩在氧气帐篷里，没有任何活下去的希望，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如果不采取什么大动作，他根本挨不过一星期。移植来得正是时候。”捐献心脏的是一位名叫克莱夫·豪普特的二十四岁南非混血儿，他在沙滩上死于动脉瘤破裂导致的大面积脑出血。在此之前，豪普特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
1968年1月2日，星期二早晨，格鲁特舒尔医院病理学家签发了克莱夫·豪普特的死亡证明。豪普特的母亲同意移植，她的想法和爱德华·杜瓦尔一致。“如果能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她说，“那就把我儿子的心脏拿去用吧。”有意思的是，菲利普·布莱伯格和路易斯·沃什坎斯基都不是荷兰裔，而是犹太人，也就没有南非白人抱有的种族偏见。
根据种族隔离法，克莱夫·豪普特永远不能进入南非医院的白人病房，但是他的心脏却可以，媒体没有放过这其中的反讽。英国日报《卫报》写道：“《群体区域法》中并无允许黑人心脏在白人社区跳动的规定。毫无疑问，豪普特先生在死后犯了罪。”多年后，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将一位白人女性的心脏移植给了黑人男性。
接受手术后，菲利普·布莱伯格活了十九个月。他把自己原本的心脏保存在罐子里，一有人问起就自豪地拿出来展示。后来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看着我的心》。
全球首例儿童心脏移植手术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例人类心脏移植手术。主刀医生阿德里安·坎特罗维茨博士来自纽约布鲁克林迈蒙尼德医疗中心，为了解决脑死亡问题，他选择没有大脑（无脑儿）的捐献者。美国每1万名新生儿中约有1例无脑儿，大多在出生时夭折，有些无脑儿可以存活几天或一周，这已是极限。大脑缺失是致命的病症。
杰米·斯库德罗出生于1967年11月18日，患有先天心脏缺陷，血液无法流向肺部获取氧气，因此她出生时皮肤青紫。1967年12月6日，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将丹妮丝·杜瓦尔的心脏移植给路易斯·沃什坎斯基三天后，一个名叫拉尔夫·森茨的无脑儿从俄勒冈州波特兰飞抵布鲁克林，他将为杰米捐献心脏。早晨5点20分，坎特罗维茨完成了手术。“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历历在目，”他回忆道，“那个画面永生难忘。我们取出了缺陷心脏，必须迅速用新心脏填补老心脏留下的大洞。难怪别人吓死了，难怪别人觉得我们疯了。”杰米只有三周大，坎特罗维茨指望她尚不成熟的免疫系统不会排斥新心脏。他认为手术可以让杰米多活几年，最少也能多活几个月。
然而杰米·斯库德罗只活了七小时就去世了。坎特罗维茨没有宣称手术成功。“我觉得你们肯定清楚，”他告诉记者，“也应该向你们的读者、听众、观众清楚地传达……这台手术彻底地失败了。”
1968年，全球进行了100多例心脏移植手术，尽管早期有多例死亡，这一年仍被称为“心脏移植之年”。
到这个阶段，是否接受心脏移植的决定已经相当好做。如果不做移植，所有的早期移植接受者全都活不过几周。他们没有拿自己的生命赌博，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诺曼·舒姆威和理查德·洛尔在斯坦福大学（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合作，是现代医学史上意义极为重大的联手。两人都来自密歇根。洛尔毕业于康奈尔医学院，1958年搬到帕洛阿尔托。舒姆威毕业于范德堡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在明尼苏达大学接受一段时间的外科实习后，加入美国空军在朝鲜战争中服役两年，服役结束后回到明尼苏达完成了培训。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克里斯蒂安·巴纳德。两人从未成为朋友。“舒姆威是天生的外科医生，”一位传记作家回忆道，
“他永远那么沉着冷静，哪怕是在最黑暗最艰难的境况下也能保持幽默感，与巴纳德形成了鲜明对比。巴纳德的性格令人不悦，他目标明确，在许多方面具有悲剧色彩。他对待周围人的态度十分糟糕，常常将错误和坏结果归咎于他人。前同事们认可巴纳德的才华和毅力，但是觉得他很讨厌，看不起别人，而且有点虚伪。再者，巴纳德没有舒姆威的天赋，他有些笨手笨脚，手术途中出现问题便会焦躁紧张。巴纳德患有类风湿关节炎，一直忍受着双手疼痛和颤抖之苦。”
诺曼·舒姆威和理查德·洛尔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联合开发的技术成为日后心脏移植的黄金标准。他俩率先证明，当给予适度的免疫抑制，（接受移植的）狗可以存活一年以上。他们还率先熟练掌握了降低供体和受体动物体温的技术。到1960年代中期，舒姆威和洛尔已经成功实施了300多例狗移植手术，比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多250例；而且他们的狗可以活一年多，巴纳德的狗通常在术后十天内死亡。
1968年1月6日，巴纳德完成全球第一例和第三例人体心脏移植手术五周后，诺曼·舒姆威实施了全球第四例人体心脏移植手术。移植接受者是迈克尔·卡斯帕雷克，一名五十四岁的钢铁工人，病毒感染导致他的心脏机能衰弱。捐献者是一位名叫弗吉尼亚·怀特的四十三岁女士，她和克莱夫·豪普特一样死于脑部大出血。手术持续了五个小时。十五天后，迈克尔·卡斯帕雷克去世，死因并非严重感染或排斥反应，而是胃溃疡出血。四十年后，诺曼·舒姆威就没能成为人体心脏移植第一人做出了谨慎回应。“关于成为第一人，人们是怎么说的来着？”舒姆威回忆道，“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到达北极和南极或是在月球上迈出第一步的人；第二人、第三人，只是大家记不住名字罢了。‘成为第一人’的一整套效果我都明白。”
最后，在两人之间的这场赛跑里，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成了兔子，诺曼·舒姆威则成了乌龟。
巴纳德能成为人体心脏移植手术第一人，并不是因为他的技术最精湛或经验最丰富；他成为第一人，是因为在他生活的国家，只需要两位医生的判定即可确诊脑死亡，而在美国，脑死亡的概念直到1968年底才有正式定义并被接受，到1981年才正式入法。在此之前，死亡的定义就是心脏停跳，即诺曼·舒姆威口中的“童子军定义”。地方检察官威胁逮捕任何胆敢从心脏仍在跳动的脑死亡患者身上摘取器官的外科医生。
最终，脑死亡的定义由哈佛大学的伦理学家小组一锤定音，而就在几个月前，现就职于弗吉尼亚医学院的理查德·洛尔卷入了一场诉讼——因为那场诉讼，心脏移植手术差点在美国被禁至少十年。
1968年5月24日，五十三岁的非裔美国人布鲁斯·塔克摔了一跤，头部撞击水泥地。他是弗吉尼亚州里士满一家鸡蛋包装厂的工人，跌倒当晚正和朋友一起喝酒。塔克被送到弗吉尼亚医学院时，脑电图已经检测不到大脑活动，他的病历上写着：“预后很糟糕，康复机会为零，即将死去。”
四十八岁的小约瑟夫·克莱特需要心脏移植。洛尔拜托里士满警察局寻找布鲁斯·塔克的近亲，以获得家属移植许可，然而警方一无所获。根据法律规定，无人认领的尸体可被用作医学目的，因此5月25日下午2点30分，心脏仍在跳动的塔克被撤下机械呼吸机，然后洛尔取出他的心脏，移植给了小约瑟夫·克莱特。一周后，克莱特死于严重的排斥反应。但是实际上，塔克有一个姐妹和两个兄弟就住在里士满，其中一个兄弟工作的修鞋店距离医院只有15个街区，真是想不通，警方为什么一个亲戚都找不到。
塔克的兄弟格罗弗前往殡仪馆告别遗体，一个在那里工作的男孩对他说：“你知道医生把你兄弟的心脏拿走了吗？”“这，非常令人震惊，”格罗弗回忆道，“未经我们允许拿走了他的心脏。”
1972年，塔克去世四年后，他的家人起诉弗吉尼亚医学院和理查德·洛尔，索赔10万美元。道格拉斯·怀尔德担任他们的律师，后来他成为弗吉尼亚州历史上第一位非裔州长。怀尔德认为，撤掉布鲁斯的呼吸机并不是为了结束他的痛苦，而是因为他“不幸地在有人需要心脏的时候进了医院”。伦理学家约瑟夫·弗莱彻出庭作证。“当（大脑）功能丧失，”弗莱彻说，“剩下的充其量只是生物现象。哪怕躯体还在，哪怕一些重要功能还维持着，病人其实已经死亡，也许理论上还算‘活着’，但是他已经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人。”
七人陪审团审议一个多小时后作出了无罪判决。“我认为这个（判决）很重要，”洛尔说，“要是法院裁定我们必须遵循死亡最初的定义，那我觉得几乎不会有外科医生愿意摘取仍在跳动的心脏做移植。病人将死去，进展将停滞。而有了这个判决，移植可以继续进行。”如此一来，脑死亡有了判决先例。
两年后，脑死亡的概念又一次被搬上公堂。1973年，诺曼·舒姆威取出一名枪击受害者的心脏用作移植。在法庭上，袭击者的辩护律师称舒姆威才是凶手，因为是舒姆威而非枪手，撤下了脑死亡受害者的呼吸机。最终，舒姆威被判无罪，枪手被判处过失杀人罪。
1968年1月，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实施全球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一个月后，哈佛大学麻醉学家亨利·比彻找到哈佛医学院院长。不久前，比彻就他观察到的不道德人体医学研究撰写了一篇揭露报告。院长任命他领导委员会“研究不可逆昏迷的定义”。委员会于1968年7月27日公布研究结果，认定脑死亡需要具备三大条件：（一）深昏迷；（二）离开机械呼吸机无自主呼吸；（三）特定反射消失，例如瞳孔对光无收缩反应，压舌板按压后咽部无呕吐反应，棉签触碰角膜无眨眼反应，受到疼痛刺激无刺痛反应。患者不再需要满足诺曼·舒姆威提到的“童子军死亡定义”。脑死亡有了明确定义，美国外科医生摘取跳动的心脏时不必担心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起诉。
天主教会对脑死亡的定义也表示支持。教皇庇护十二世在题为“生命之延长”的演讲中指出，一个意识完全丧失、依靠人工手段维持生命机能的人，“其灵魂可能已经离开肉体”。教皇同时认为，死亡只能由医生判定，此事“不在教会的权限范围之内”。
脑死亡的定义一经明确，心脏移植狂热开始在全球蔓延。1968年，各家医院争相设立心脏移植科。1968年至1970年间，17个国家的52个移植中心开展了166例移植手术。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法国、德国、印度、波兰、南非、西班牙、瑞士、土耳其、美国和委内瑞拉纷纷组建心脏移植团队。如此一来，各个中心都可以宣称自己站在了现代医学的前沿，但是结果却令人堪忧。到最后，移植手术和移植中心的数量逐年减少：
● 1968年，全球进行了102例移植手术。一半患者在一个月内死亡，仅有10%的患者存活超过两年。生存期以小时和天计算，而不是年和几十年。媒体口中的“开普敦奇迹”逐渐黯淡。
● 1969年，全球进行了48例移植手术。存活超过一个月的患者约占四分之一，两年后还活着的患者仅剩6%。
● 1970年，全球仅进行了16例移植手术。存活超过一个月的患者约为10%，两年后还活着的患者仅剩3%。移植中心的数量从52个减少到10个。1970年12月，美国心脏协会统计发现，截至当时接受过移植手术的166名患者中，依然在世的仅剩23人。
● 1971年，全球仅进行了17例移植手术。有医学报告发问：“心脏移植究竟怎么了？”1971年9月17日的《生活》杂志封面题为“心脏移植惨史”，封面照为6名移植患者——他们在留影后八个月内全部死亡。
到了这个阶段，不考虑大量的移植案例和移植中心，是否要做心脏移植的结论并没有太大变化。对于预计只剩几天或几周可活的患者来说，值得放手一搏，但是对于理性预期还有几年可活的患者，心脏移植可能只会缩短他们的寿命。公开的死亡率数据有助于人们做出明智的决定。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接受心脏移植的患者本就命不久矣，因此他们糟糕的生存率恐怕称不上悲剧。人们在这一时期学到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外科医生意识到，移植成功的终极要素是找到预防排斥反应的方法，因为排斥反应是移植后最常见的死因。在更先进的排斥反应诊断及治疗方法问世之前，心脏移植狂热只得消退，事实也的确如此。还有一些早期成功案例为人们带来了希望，比如心脏移植术后活了十三年的多萝西·菲舍尔和活了二十三年的德克·范·齐尔。
没有人比诺曼·舒姆威更努力地解决排斥反应问题。1971年，舒姆威和斯坦福团队发表了他们积累的26例移植数据：42%的患者生存期长于六个月，37%长于十八个月，26%长于两年；这一数据明显好于其他医疗机构。舒姆威依靠观察患者心电图（EKG）上细微的心跳变化以及检测血液中是否含有心肌酶（心脏损伤的标志），尽早发现排斥迹象，这使得他能够在正确的时机使用正确的免疫抑制药物组合。不过舒姆威的移植成功率是在他招募到北爱尔兰年轻外科医生菲利普·凯夫斯之后才有了显著提升。
凯夫斯来到北加州后，前几个月都没有怎么进过手术室，而是花大把时间泡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这大大出乎舒姆威的意料。凯夫斯有一个想法。他提出，要确定移植后的心脏是否出现排斥反应，最好的方法是对心脏进行活检。如果活检结果显示轻度白细胞浸润，则说明早期排斥迹象已经出现——此时患者的心脏尚未开始衰竭，心电图没有起变化，心肌酶也还没有释放入血。难就难在，需要找到一种不会对患者造成伤害的心脏活检方法。
1973年，凯夫斯与一位名叫维尔纳·舒尔茨的乐器制造商合作，发明了活检钳——由一根细细的琴钢丝和末端的小钳子组成。外科医生可以将这根钢丝穿入颈内静脉，夹取一块极小的心内膜心肌，然后在显微镜下检查。凯夫斯又与病理学家玛格丽特·比林厄姆合作，建立了一套标准评分系统，以判断早期排斥反应的发生。患者存活率得以飙升。截至1970年代末，在斯坦福接受移植的7名青少年中，有4名存活已超过十年。
但是，心脏移植领域还缺一项突破。
1969年，瑞士制药公司山德士的一名员工在挪威南部的山区度假。他知道公司有意探寻一种新的抗生素，他还知道，土壤是最有可能发现抗生素的地方。土壤中的细菌和真菌为了争夺养分互相灭杀，这类被称为抗生素、具有杀灭作用的物质能够帮助微生物生存。这位山德士员工装了一小塑料袋土壤带回实验室，结果从中发现一种真菌，并生成了一种物质，代号24-556。让山德士研究团队失望的是，24-556对所有测试细菌均无杀灭作用。显然，它无望成为下一个重磅抗生素，但是该药却具备一种出乎他们意料的特性。
1977年，一位名叫让-弗朗索瓦·博雷尔的比利时医生发现，24-556能够抑制小鼠和兔子的免疫系统，而且与现有免疫抑制药物（如泼尼松和硫唑嘌呤）不同，24-556不会全面抑制免疫系统，而是选择性地抑制排斥移植物的特定免疫细胞。山德士研究团队发现，做过肾脏移植的兔子使用这种药物（现称环孢素）后，几乎可以一直存活；给猪做心脏移植的结果相同。看来环孢素能够显著减少排斥反应。到1983年，该药已在全球范围内用于心脏移植手术。移植总数从1982年的182例飙升至20世纪末的9200多例。现代心脏移植的时代由此开启。
随着捐献者招募的改善、手术技术的精进、器官保存的突破、排斥反应早期识别的进步，再加上更优质免疫抑制药物的研发，心脏移植患者的寿命不断延长。然而在这一切发展进程中，某人的名字却缺席了：他是全球著名医学事件的核心人物，短短一周内便享誉全球——这个人就是克里斯蒂安·巴纳德。
发生了什么？
1968年12月3日清晨，巴纳德走出手术室。几天后，媒体向他蜂拥而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邀请他做客一小时特别版《面对国家》，超过2000万美国观众收看了这集节目。节目录制完成后，巴纳德前往得克萨斯州，在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农场与总统会面。数千人等候在机场请他签名。巴纳德如同政治家一般，亲吻递到他手中的婴儿，还被盛赞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有记者评论巴纳德“从伟大的科学家跌份成青少年流行偶像”。巴纳德对此颇为自豪，此时他已经聘请了自己的宣传负责人。“我不觉得当偶像有什么不好，”他说，“不是流行歌星、演员、运动员或拳击手，而是科学家成为偶像，这大概是历史上头一回。”成了明星的巴纳德没有参加路易斯·沃什坎斯基的葬礼，安妮·沃什坎斯基为此记恨了他一辈子。沃什坎斯基的葬礼在全球进行了电视转播，南非除外。
巴纳德继续沉浸于盛名当中。他的自传被开价10万美元，巴纳德还邀请意大利导演卡洛·庞蒂拍摄一部讲述自己人生故事的电影，主演人选包括保罗·纽曼、格利高里·派克和沃伦·比蒂。他与索菲亚·罗兰共进午餐，受邀到迪恩·马丁的好莱坞豪宅和彼得·塞勒斯的游艇做客，还和电影明星吉娜·洛洛布里吉达谈了一场高调无比的婚外恋。“我们一晚上开香槟庆祝了好几次，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巴纳德说，“她开着她的捷豹送我回酒店，貂皮大衣里头一丝不挂。”《巴黎竞赛画报》曾将他评为“全球五大最佳恋人”。巴纳德前往摩纳哥会见兰尼埃三世和格蕾丝王妃，还去了巴西、英国、德国、伊朗、秘鲁、西班牙、意大利，在意大利他获得了教皇保罗六世的接见。“我想说，这么一个来自卡鲁、出身卑微的男孩，”巴纳德说，“一夜间成了名人。所有人都想和我对话，所有人都想见我，哪儿哪儿都给我发邀请。这一切令人兴奋，令人目眩神晕。我承认，我特别享受曝光，有时候失去了平衡……（但是）说不喜欢掌声和赞扬声的人，要么是傻子，要么是骗子。”
巴纳德的所作所为毁掉了他和阿莱塔·卢之间二十年的婚姻。卢是一名护士，他们于1948年结婚，育有二子：迪尔德雷于1950年出生，安德烈于1951年出生。1969年5月，两人离婚。几个月后，1970年，四十八岁的巴纳德迎娶十九岁的芭芭拉·佐尔纳，她是家族财产继承人，与巴纳德的儿子同龄。两人也育有二子：弗雷德里克于1972年出生，小克里斯蒂安于1974年出生。1982年，两人离婚。1988年，六十六岁的巴纳德与三十八岁的模特卡琳·塞茨科恩结婚，两人同样育有二子：阿明于1989年出生，劳拉于1997年出生（巴纳德最大的儿子此时已四十七岁）。2000年巴纳德七十八岁时，这段婚姻同样以离婚收场。
1975年10月，500名顶尖心脏病专家和心脏外科医生受邀参加在底特律举办的亨利·福特国际心脏外科研讨会，巴纳德不在受邀名单之列。他的同事们无法原谅他的傲慢和摇滚明星般的胡闹行为，也无法原谅他拒绝承认他人贡献的做法——巴纳德拒绝承认第一次心脏移植背后其他人所做的工作。
1983年，巴纳德彻底退出外科手术界，转而担任一家“回春中心”咨询顾问，报酬高达数十万美元。这家诊所用流产羊胎帮助客户“回春”。他还亲自推广一款“神奇抗衰面霜”。后来，巴纳德被美国外科医师学会和美国心脏病学会除名。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在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医学界的耻辱。
2001年9月2日，七十九岁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独自一人在塞浦路斯度假时因哮喘逝世，到死都没放下第三任妻子离他而去的事实。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给我一个英雄，还你一出悲剧。”
如今，美国的医学中心每年进行大约2300例心脏移植手术，90%的患者生存期超过一年，平均生存期为十五年。心脏移植已经变得和心脏搭桥一样普遍。从庆祝路易斯·沃什坎斯基存活十八天到现在，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虽然更好的免疫抑制药物进一步改善了心脏移植患者的预后，排斥问题却依然存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患者仍然可能出现严重感染，偶尔还会致命。此外，心脏移植患者必须终生服用免疫抑制药物。最糟糕的也许是，目前还有4000多名严重心脏病患者在等待捐献者的出现，他们之中约三分之一将在等待中死去。
不过有一个办法可以同时解决移植排斥和漫长等待这两个问题。随着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的出现，现在有希望通过猪获得源源不断的心脏供应。这个想法并非痴人说梦，想想全世界最著名的绵羊多莉。多莉出生于1996年7月5日，由单个成年体细胞克隆而来。使用猪心也许又会勾起人们对于奇美拉的恐惧，还会激怒动物权利活动家，但是属于这项技术的时代可能终于已经到来。
对于心脏移植等待名单上的患者来说，是否要首批尝试猪心移植，其实又是一个权衡相对风险的决定。出于以下几个原因，患者也许可以理性地做出接受的选择：（一）心脏外科医生几十年来一直用猪、牛和马的瓣膜（称为异种移植物）替换受损的人类心脏瓣膜，因此已经积累了许多人类移植动物器官的经验；（二）猪心可以通过基因工程进行改造，躲过人体免疫系统的识别，患者也就无需服用会增加感染风险的免疫抑制药物，而接受人类心脏移植的患者则必须服药；（三）心脏移植等待名单上三分之一的人将在等待中死去。
下一章将讲到，除了心脏移植以外，使用动物拯救人类的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