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本书的篇章结构
本书以“魔化与除魔”为题，以自由为主线考察皮柯的魔法思想，力图揭示现代性在文艺复兴与近代早期的兴起轨迹。按照主题，本书一共分为五章：
第1章 自由与神化。本章首先表明，皮柯借用柏拉图的爱欲学说和奥利金的自由意志理论，将人理解为自我塑造的主体，为整个现代哲学奠定了基础。不过，在皮柯这里，人的自由虽然没有目的，它的使用却并非没有好坏。意志的自我塑造仅仅是自由的起点，是人之为人的潜能所在。人要想实现这种自由，必须经过“道德哲学-辩证法-自然哲学-神学”的进阶之旅一步步上升，达到神人合一的“神化”境界。皮柯对“神化”的论述，将人的自由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境界的达成，除了依赖自由意志，还需要上帝的恩典。为此，皮柯在《创世七论》中转向了原罪和恩典说。不过，皮柯的原罪论与自由理论是相互兼容的。皮柯无意于通过原罪否定自由，而是在肯定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原罪对它加以限定，使之朝向它应该朝向的方向。恩典并不否定自由，而是成全自由。皮柯力图展现的，是一幅自由与恩典结合、上帝与人相爱的诗意图景。
第2章 自然魔法。自然魔法作为“自然哲学的绝对完善”，是人完善自由、最终进入神学的必要准备。基于此，本章从自然哲学与自然魔法的关系入手，考察魔法、人与宇宙的关联。我们将从谱系学的方法入手，对构成自然魔法思想的宇宙论和人性论基础进行系统的分析，澄清皮柯自然魔法思想的全貌以及它的意义。首先，我们将分析魔法思想背后的“上帝的两本书”观念，指明自然之书对于人性完善的意义。其次，我们将分析魔法的宇宙论前提——宇宙的交感。我们将指出，皮柯超出了斐奇诺对交感和“爱的魔法”的论述，大大地扩充自然魔法的理论内涵和应用空间，对文艺复兴后期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阿格里帕、布鲁诺、培根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再次，我们根据大宇宙与小宇宙的类比，澄清了人作为自由魔法师的角色。最后，我们将指明自然魔法的运作方式，以及它如何通过利用自然法则而创造“奇迹”的过程。在总结部分，我们表明：人作为魔法师，通过自然魔法提升了自由，初步实现了人的魔化。
第3章 卡巴拉魔法。皮柯虽然高度肯定自然魔法，但深知它的局限性（仅仅作用于自然世界）。为此，他将卡巴拉援引到自然魔法中，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卡巴拉魔法。本章首先分析皮柯对于卡巴拉传统的接受和消化，以及卡巴拉思想对于皮柯哲学的意义。随后，我们进入到皮柯关于卡巴拉魔法的论述中。皮柯将魔法分为理论卡巴拉与实践卡巴拉，后者运用于魔法，由此成就了一种卡巴拉魔法。卡巴拉魔法立足于宇宙的普遍交感，通过对具有象征性的希伯来字母和数的操作，援引上帝（或流溢层）和天使的力量，达到影响与改造天界和月下世界的目的。卡巴拉魔法与自然魔法的区别表现在：自然魔法所指向的，是宇宙中的有形物体（天体和月下世界）；而卡巴拉魔法运用的是卡巴拉知识，指向的是宇宙中的无形事物——天使和“上帝的显现”，甚至是上帝自身。相比于自然魔法，卡巴拉魔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作为操作卡巴拉魔法的人，将会在魔法实践中实现巨大的提升，获得完善的自由。借此，作为魔法师的人被进一步魔化，彻底凌驾于自然之上。
第4章 驳占星术：自由与除魔。本章我们将介绍皮柯对占星术的批评。首先，我们将介绍占星术的宇宙论基础——“存在巨链”思想，澄清占星术所依赖的宇宙等级制。随后，我们将分析斐奇诺对于占星术的拒斥和接受，表明他犹豫不定的立场背后，残留着宇宙等级制的痕迹。在此基础上，我们进入到皮柯对占星术的批判中。我们看到，皮柯和库萨的尼古拉一样，完成了空间的去价值化。在此基础上，皮柯彻底否定了天体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命运的可能。最后我们指出，皮柯将天体的性质还原成运动、光和热，坚持认为它们对月下世界的影响是均质的；并提倡通过数学和实验的方法对天体进行研究，以求把握其“真实原因”，孕育了一种与占星术截然不同的新天文学态度。皮柯对天体的自然化解释，开启了现代世界激进的除魔进程。魔化与除魔，表现出皮柯哲学中前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杂糅特征，为我们理解从文艺复兴到现代哲学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在本章的结语部分，我们试图从魔化和除魔这两个具有张力的概念出发，对文艺复兴时期自由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总结。
第5章 魔法、科学与神学。本章以前几章的讨论为基础，考察皮柯的魔法与现代科学以及神学的关联。本章的缘起是英国科学史家耶茨对于文艺复兴魔法的论述。耶茨认为，以皮柯为代表的文艺复兴魔法提供了一种朝向世界的新态度，一种人对于世界的操控，为现代科学的诞生提供了准备。我们认为，耶茨的研究修正了传统科学史对于科学的定义，甚至模糊了科学与非科学的边界，极大地扩充了科学史研究的范围，赋予魔法等看似非科学的要素以科学的内涵，激活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但“耶茨论题”自诞生以来，也受到学界的很多批评。本章重点介绍和回应了法默和科彭哈弗的批评，依据文本证实：皮柯的魔法思想的确具有强烈的操作特征，对现代科学的兴起必不可少；神学虽然是魔法的最终目的，但它本身并不会削弱魔法的必要性，而是反过来构成了魔法乃至于现代科学的动力。最后，我们以“操作”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了文艺复兴魔法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差异，揭示了西方世界从魔化到除魔的发展历程以及“世界的除魔”的内在发生机制。
在本书的结语部分，我们考察了“世界的除魔”所引发的三重现代性危机——“世界的消失”“自我的隔绝”“理性的神化”。
(1) 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1页。由于行文需要，我们将“祛魅”（Entzauberung）统一改为了“除魔”。
(2) 马克斯·韦伯：《科学作为天职》，李猛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9—20页。
(3) 韩升、李筱：《世界的“祛魅”与现代世界精神的重建》，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第47—50页。
(4) 李猛：《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载于《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5) 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232页。
(6) 我们把笛卡尔的主体描述为“理性主体”，这并不是说笛卡尔的主体中除了理性就没有别的成分。相反，正如《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四个沉思“论真理和错误”所展现的，理性主体中包含了大量意志性的因素。甚至，在“我思故我在”的哲学行动中，意志相比于理性起了更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强调笛卡尔的主体是“理性主体”，根本上是因为，这个主体是通过对于自身的反省而确证自身存在的；它对于世界的认知是理性而不是非理性的（信仰的、情感的或魔法的）；数学式的理性计算，是笛卡尔式主体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和最突出的特征。
(7) 本节对西方传统的梳理主要集中于西方哲学。事实上，除了哲学，神话、诗歌和宗教也是西方传统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相比于传统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神话、诗歌和宗教中的非理性主义更为突出。这种非理性主义乃西方文明尤其是前现代西方文明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比如E. R.多兹：《希腊人与非理性》，王嘉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
(8) 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载于《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00页。
(9) Plato, Timaeus, 34c-37c.
(10) Plato, Symposium, 211B-212A.
(11) Augustine, Confessions, VII. 16.22.
(12) 关于奥古斯丁对精神质料的论述，参考拙文《内在与超越：奥古斯丁的宇宙目的论》，载于《哲学研究》，2020年第11期。
(13) 关于托马斯·阿奎那的“存在巨链”思想，详见本书第4章。
(14) 皮柯的生平和著作主要参考Francesco Borghesi的年表，见Francesco Borghesi, “Chron-ology”, in 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7-44。这些材料主要来自皮柯的侄子为他所写的传记，参考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The Life of Pico della Mirandola, translated by Thomas More,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 M. Rigg, 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by Walter Pater, published by the Ex-classics Project, 2011。
(15) 关于皮柯和巴尔巴罗的这场论战，本书由于主题所限无暇处理。可参考徐卫翔：《皮柯致巴尔巴罗信中的双重面具》，载于《文艺复兴思想评论》（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44—260页。
(16) 中译本参照皮科·米兰多拉：《论人的尊严》，顾超一、樊虹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本书在引用《论人的尊严》的段落时，全部根据拉丁原文做了修订。
(17) 关于皮柯的死因有各种说法，我们这里采用了学界比较常用的“中毒说”。关于学界的讨论，可参考Francesco Borghesi的另外一篇论文，Francesco Borghersi, “A life in Works”, in Pico della Mirandola: New Essays, Edied by M. V. Dourhg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19。
(18) 关于皮柯哲学对现代的影响，参考Henri de Lubac, Pico della Mirandola. L’alba incompiuta del Rinascimento, Traduzione da Giuseppe Colombo e Adriano dell’Asta, Milano: Editoriale Jaca Book SPA, 2016, pp. 210-235。
(19)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99—400页。
(20)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564页。
(21) 卡西尔：《文艺复兴哲学中的个体和宇宙》，李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52页，引用时有细微改动。
(22) Ernst Cassirer,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Ideas”,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3, No. 3, 1942, p. 342.
(23) 关于加林和克利斯特勒的解释，可参考Brian P. Copenhaver, “Magic And The Dignity of Man: De-kanting Pico’s Oration”,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99, pp. 309-316。
(24) Henri de Lubac, Pico della Mirandola. L’alba incompiuta del Rinascimento, Traduzione da Giuseppe Colombo e Adriano dell’Asta, Milano: Editoriale Jaca Book SPA, 2016, pp. 61-73.
(25) 特林考斯对皮柯的传统派解释，可参考Charles Trinkaus, In Our Image and Likeness: Humanity and Divinity in Italian Humanist Thought, University of Notre Press, 1995。对于特林考斯的详细反驳，可参考拙文《革命与危机：皮柯论人的尊严与个体自由——兼对特林考斯的一个批评》，载于《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有关法默和科彭哈弗对现代派解释的批评以及我们的回应，详见本书第5章。
(26) 关于文艺复兴与传统既连续又断裂的关系，可参考Eugenio Garin, Italian Humanism. Philosophy and Civic Life in the Renaissance, translated by P. Munz,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65, pp. 14-17；以及拙文《意义与方法：文艺复兴哲学的观念性反思》，载于《云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27)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573—592页。
(28) 卡西尔：《文艺复兴哲学中的个体和宇宙》，第222页。
(29) France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4, p. 84.
(30) Pico della Mirandola,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117, “Cuius et interstitium et quasi cynnus natura est hominis”.
(31) 耶茨指出，“无论是与象征主义和神秘有机结合的毕达哥拉斯主义的数，还是与希伯来字母的神秘力量相关联的犹太教神秘学（即卡巴拉），本身都不会导向实际用于应用科学的数学”。见France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p. 147。
(32) 关于现代的“自然数学化”与中古文艺复兴数学传统的关系，学界存在“连续论”和“革命论”两种立场。本书采纳晋世翔的观点，主张以“革命论”立场为主，吸收“连续论”立场的合理性。参考晋世翔：《自然数学化”与“新实验运动》，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8期。晋世翔清楚地指出，“‘自然数学化’与新实验运动分别以‘心灵构造性地设立对象性实在’、‘程序性地描述和运用作用因’的不同方式一同推进了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两者既是对古典科学中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的延续，也是在新的形而上学图景中对它们做出的革命性重建”。相关的讨论还可以参考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第377—380页。
(33) 理查德·韦斯特福尔：《近代科学的建构》，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9页。